《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正方观点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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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正方观点1
《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理论建议
一、理论核心
建议将“人的权利生来平等，安乐死是人权的重要体现”作为正方立论的基础，也是打破反方观点的基本锐器。
这实际上是一个判断标准的争论，即站在哪个角度上来判断的问题。
建议正方紧紧抓住一点，就是赞成还是反对安乐死的判断标准，只能是安乐死对象的自主选择，因为这属于他自己的人权，而人权平等，则是法治社会的根本理念。
所有反对安乐死的基本理由，无非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通过延续患者的生命，来体现旁观者的爱心。
这一出发点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以旁观者的选择来代替安乐死对象自己的选择，从而侵害了、抹杀了、否定了安乐死对象的独立人权。
二、基本观点
1.概念
安乐死的现代含义是指，对于现代医学条件下无可挽救其生命的濒死病人，符合立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为减少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而自愿选择适当措施，提前结束生命的行为。
定义的关键点在于：
①生命无可挽救；②患者自愿选择；③立法规定一定的条件和程序。
这些是反驳反方绝大多数观点的锐器。
2..安乐死合法化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
现代社会良好的法律体系，最根本的就体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充分运用法律来实现公平公正，维护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
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而生命的自决权更是人性尊严的内涵之一。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死亡权和生存权、发展权一样，都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人活着要有自己的尊严和权利，死亡也应该有自己的尊严和权利。
面对生与死的选择，就好像选择一个人的政治信仰和成长道路一样，只有他自己才有权作出自由独立的决策，其他任何人都无权越俎代庖。
我们不能剥夺一个适龄儿童的受教育权，哪怕他患有先天性的残疾；我们不能剥夺一个公民合法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哪怕他是一个正在服刑的囚犯。
同样，我们也不能剥夺安乐死对象选择有尊严地死亡的权利。
这是个人尊严和独立人权的最后体现，是生命中自由选择的最后辉煌。
尊重这种个人选择的权利，才是对他们以往人格的尊重，才是人道。
安乐死合法化率先在欧美发达国家出现这一事实说明，法律体系仅仅“重生”、“优生”已经不够，必须还要重视死亡，重视死亡方式的选择，使每一个公民都有“善始善终”的基本人权。
3.安乐死合法化促进了现代文明道德的建设
人生自古谁无死。
人总是要死的。
但是，什么样的死亡方式才是最好的？
这个问题在时候道德中却是长期空缺。
“好死不如赖活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等传统观念依然成为大部分人关于死亡方式的判断标准。
医生“救死扶伤”的前提是生命存在着希望，然后才是不丢弃不放弃。
如果靠着维生仪器延续着毫无希望的生命，对病患还是病患的家属那都是一种巨大的折磨。
如果不能给病人生命的希望，却延长病人惨绝人寰的痛苦，请问，医生奉行的还是人道主义吗？
为什么会出现“久病床头无孝子”的现象？
因为绝症患者失去了生命的希望，忍受着身体上和心灵上的双重痛苦，长久以往性格脾气会变得暴躁，常常会伤害到家人。
有些家庭更因承受不了巨额的治疗费用而陷入了深度的矛盾中。
恶性循环久而久之，家庭关系就会崩溃。
儿女孝顺父母的本来目的是让父母享受快乐。
但是反对安乐死的所谓孝顺却违背了父母的选择意愿，加重了父母的痛苦煎熬。
请问，这种借口孝顺来长期摧残父母身心的儿女，还真的是孝顺吗？
4.安乐死合法化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安乐死既是垂死病人的个人权利，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社会权利。
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
不管投入多少资源来设法推延死亡和减少产生痛苦，仍然有无数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实际上并不能避免死亡，反而遭受着极其痛苦。
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医疗资源长时间会十分短缺。
如何把有限的医疗资源更科学合理地使用，不仅是安乐死对象对社会的最后贡献，也是社会的权利和责任。
曾是安乐死合法化提案的发起人之一的北京儿童医院儿科专家胡亚美说，安乐死可以节约我国有限的卫生资源，把它用于更有治疗希望的病人身上。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数十万的绝症患者痛苦万分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维持生命。
北京一家肿瘤医院曾对800例身患癌症的垂危患者进行调查统计，其中因为不堪忍受痛苦，自愿要求安乐死者占到60％以上。
在北京卫生部门所做的、公众对安乐死合法化基本态度的历次抽样调查中，每一次调查公众对安乐死合法化的支持率都不低于80%。
5.安乐死合法化是社会生死观的重大进步
在人的生命旅程中，“不丢弃、不放弃”是一种美德，也是一个高尚的原则。
但是如果仅仅理解为“好死不如赖活”，那就失去了这一原则的本来意义。
在任何困境下都坚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当然很难，但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了尊严而放弃生命，则是难上加难。
其实，我们的前人对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好的认识。
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李清照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这种激励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死观，既是关于生命价值的社会标准，也为我们选择合理的死亡方式提供了道德依据。
乐死是一个奢侈议题
“助人‘安乐死’，帮人还是杀人”，这是《广州日报》4月26日的新闻。
江西龙南县老汉曾庆香因不堪忍受病痛，为节省安葬费用减轻子女负担，自寻“安乐死”，找老友钟义纯帮忙，现钟义纯被起诉故意杀人罪。
从报道看，这个“安乐死”案件中，两个老汉的家境都可谓贫困。
这应该显示了“安乐死”的安乐性，有着残酷的一面。
曾庆香谋求安乐死，是不堪20多年的间歇性精神病折磨。
这种病的痛苦程度到底有多大呢？
如果不是贫困，他是否还会选择安乐死？
曾庆香挖坑后吞下安眠药，钟义纯帮忙“了却心愿”，埋土助死，为此获得200元报酬。
这个案件似乎揭示了乡村老人对死亡的一种日常理解，寻死者与助死者都没有对事情摆在“特别重大”的位置。
我读到的一些调查报告，显示乡村老人“自行了断”渐趋普遍。
这个安乐死案件，也含有相应信息，特殊性只是在“自行了断”中有了他人帮助而已。
乡村老人对死亡所抱的轻易态度，以及这种态度何以形成，这应该是比“安乐死”这一特殊的死法更加值得关注的内容。
准确地说，这不是一个“安乐死”案件，而是一个自杀事件。
曾庆香选择并实施了自己的死亡，他之所以要钟义纯帮忙，是要使自己得到掩埋。
从法律上说，钟义纯填土时，曾庆香是否已经死亡，对判刑能产生重大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说，钟义纯填土是完成曾庆香不花钱全尸而葬的委托。
死亡是曾庆香实施，这是自杀。
自杀与“安乐死”，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
钟义纯填土，以两个约定来说，是“料理后事”。
只是在法律上，如果那时曾庆香未死，便足以构成故意杀人。
将这个案件作为安乐死案件，掩盖了案件的真实性质。
“安乐死”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
无论中外，安乐死是作为生命痛苦而且无力到不能自行实施结束时由他人执行的“人道助死”行为。
不治之症、临终状态、不可挽回、巨大痛苦等等，与之联系。
撤离生命支持系统任其死亡（被动安乐死）、根据本人明确意愿仁慈助死（主动自愿安乐死）或者在本人连意愿也无以表达时将其仁慈杀死（主动非自愿安乐死），是基本形式。
在这些讨论中，贫困不作为安乐死的条件，医院、医生是设想中的安乐死地点、实施者，生命伦理才是讨论的主题，在安乐死的生命伦理和社会伦理可以接受的条件下，才会产生“合法化”议题。
生命伦理包括生命价值、生命尊严、死亡权利、医学目的、决断他人生命等等，社会伦理包括接受安乐死是否造成轻易“处死”他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因种种原因而扩大生命剥夺行为的滑坡作用等等。
经济因素、社会资源消耗因素、病人对亲属造成的情感负累等等，都只是作为微弱的理由，不会被轻易论及。
在曾庆香死亡案件中，贫困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
这里没有安乐死讨论中的不治之症、临终状态、不可挽回、巨大痛苦，这些医学临床上的指标无一出现，医学、医院、医生都不在此案件中出现。
曾庆香和钟义纯是在乡村贫困生活、乡村老人死亡态度这一背景下实施了自杀和帮助料理后事的行为。
因而，这一案件被称为“安乐死”案件，甚至不无奢侈的成份。
生活现实造成了人们轻视死亡的态度，人生磨累作为日常状态降低了生命价值的一般意义，这就是曾庆香死亡案件的本质。
这与安乐死作为生命权利、生命尊严、生命质量的扩展来讨论大为不同，那确实是“优死”话题，是“优生”的延伸，而曾庆香是在“劣生”之下，选择了一种“好死胜赖活”的逃避之路。
安乐死是否在观念上被普遍接受，我没有读到足够材料，但至少在立法上，安乐死只是世界极少数地方的实践，世界主要国家无一认可安乐死的合法性。
而对于曾庆香案件来说，与其说是提出了安乐死合法性问题，不如说显示了贫困及社会救济的缺乏冲击了“乐生恶死”的生命本能，现实使主动死亡成为人们的一种选择。
中国社会固然也面临是否接受安乐死的问题，但中国社会的紧要问题，是有效解决贫困问题，确立生命无上地位，使人不致因贫困而绝望，不致因“不能创造价值”而被判断为废人；使生命的保障稳妥，生命的价值得到尊崇。
在此之前，是否接受安乐死作为一个议题，可能是奢侈的。
在中国，据称接受安乐死的人比例很高，但这到底是建立在正确理解生命真义的基础上，还是潜在地视安乐死为“消灭废人，减轻负累”的合法形式呢？
我想，在一个贫困人口和返贫可能性大量存在的社会，安乐死合法化可能使被迫安乐死成为一些人的归宿。
1如果是我们生命垂危、意识模糊，医生要对我们进行安乐死，我们的亲人会愿意吗？
将心比心，只要还有一线生机，谁都不能放弃！
217岁的少年子尤，胸腔穿刺数次，大小手术无数，承受着极大痛苦的他没有选择安乐死，而是笑着离开。
子尤从未放弃微笑，那我们呢？
3坚持下去就有希望！
很多人选择安乐死，就是因为感到现实的绝望。
然而，只要我心不死，生命就终会有所转机。
4很少听说有人在战场上自杀，也许正是因为战士们见多了生命的毁灭，比谁都更懂得珍惜。
在选择安乐死之前，请想想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否真的比战场还残酷！
5父母给了我们生命，谁忍心让白发苍苍的他们看着自己的孩子逝去？
即使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投入全部力量努力活下来，为了咱爸咱妈。
6植物人也好，绝症加身也好，只要还有一丝呼吸，就让身边的人感到希望的存在，就像黑暗中微弱的烛光一样。
别熄灭我们心中的烛光。
7街上有多少乞丐连四肢都没有！
有多少人和癌症抗争了大半生！
我不言败，不去想如何死亡，只想如何走好漫漫人生路。
8张国荣的纵身一跳和安乐死带给周围人的心灵之痛是一样的。
人们可以接受自然的裁判，却无法忍受自我的了断。
9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放弃生存的权利。
哀莫大于心死，一个心灵死亡的人，才是最可悲的。
10选择安乐死，是死亡战胜了勇气；选择坚强面对，是勇气战胜了死亡。
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史中，人类对死亡的观念在不断地发展演变着。
从最初盲目畏惧死亡发展到消极平静地接受死亡，最后发展到积极主动地规范死亡，人类对死亡这一自然法则的心理轨迹，反映了人类对生命价值理解的升华和对生命保护力度的加强。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是否接受死亡，而是如何接受。
“安乐死”这一社会问题正是顺应时代发展而出现的。
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个涉及到医学、伦理、道德、法律、社会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
从它一出现，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议。
这场争议在国外已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已进入了我国并日益引起社会关注。
安乐死问题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问题，其本身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才能推动其合法化。
本文以此为宗旨，对安乐死的实质、安乐死的立法理由及立法步聚、内容进行论述，以期促进安乐死在我国早日立法。
一、安乐死问题的实质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其原意为“没有痛苦的死亡”。
而安乐死的现代含义则是指“对于现代医学条件下无可挽救其生命的濒死病人，医生在患者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而采取适当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生命的行为”。
根据这一概念，笔者认为，安乐死问题实际上是接受死亡法则的生命处置问题。
这类行为实质上是以生命终结法则为基础的针对生命终结方式的处置。
故可以将安乐死的实质界定为“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而不能将涉及生命处置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安乐死主要针对如何选择生命终结方式，而不是针对生命处置方式。
因为生命处置方式包括的两层意思：
一者为挽救生命，一者为终结生命。
而安乐死不是在生命处置方式这一层面上去选择是挽救还是终结生命。
它仅仅是在已无法挽救生命的前提下去选择采用何种最佳方式去终结生命。
因此安乐死的实质是“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优死”行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明确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安乐死是一种死亡状态，不是死亡原因，故它不能与自然病亡、病理死亡和意外死亡这三种死亡原因并列为第四种独立的死亡原因；第二，安乐死的对象是当代医学上无可挽救其生命的痛苦的濒死者；第三，安乐死是人工控制的死亡状态，其目的重在使病人“安乐”，不在使病人“死亡”。
二、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必要性及可能性
（一）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必要性
1、国际安乐死运动的不断壮大安乐死作为一种零星的社会现象古已有之，但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被提出和研究，却是在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科技和社会的进步才开始的。
并在以后的岁月中愈演愈烈，发展成为一项新的人权运动-安乐死运动。
从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国家就有人开始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并由此引发了安乐死应否合法化的大论战。
从30年代到50年代，尽管英国、美国、瑞典等一些国家有人发起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或向国会提出允许安乐死的议案。
但是，由于对安乐死问题的认识不清，并且担心被人利用而导致“合法杀人”，社会上绝大部分民众反对安乐死。
二战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观念的更新，赞成安乐死的观点开始呈上升趋势，有关安乐死的民间运动和立法运动也日益增多。
1967年美国建立了安乐死教育学会。
1969年英国国会辩论安乐死立法法案。
1976年日本举行了“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宣称要尊重人“尊严的死”的权利。
1993年2月，荷兰通过了一项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
其后两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也通过了类似法案。
据有关民意测验统计，进入90年代，美、法两国支持安乐死的比率分别为90%和85%.荷兰立下患致命疾病时授权医生实施安乐死遗嘱的已有10万人。
而日本、瑞士等国家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人也与日俱增。
可见在一些发达国家，民众对安乐死已由不理解到理解，由反对转而支持。
安乐死作为人的权利在世界范围都具有普遍意义，为其立法的工作也是势在必行。
2、我国对生命保护法律体系欠佳的现实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社会的工具，是应社会的要求产生的。
就死亡过程而言，只要社会提出了明确要求，则法律就应该认真对待，尊重社会的要求。
而安乐死之所以在我国作为一个问题出现，就在于它已成为社会需求的强烈表现。
但是，出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对其进行规范，从而导致了对生命保护的不力。
尽管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将安乐死作为犯罪来处理，以此防止因实施安乐死而导致的各种弊端。
但是这种“一杆打死”的做法并不符合社会要求，从而也不能使人们自觉遵守，而只是导致人们对其规避。
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半公开的或隐蔽的对病人采用类似安乐死的做法虽然比比皆是，但法律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各种制度还没有建立，故对此却显得无能为力。
例如，我国大多数医院公开规定拒收晚期癌症病人，放弃对其救治，这实际就是一种不作为的安乐死方式。
我国卫生部关于对晚期癌症病人一再放宽使用麻醉药物限度的规定也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安乐死变相的认可。
另外，我国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医院因缺乏必要的昂贵医用器械或药品而停止对病人积极地救治而导致其死亡，或者病人家属因费用太高而根本不送病人入院治疗而放任其死亡的情况也时常发生。
这些现象虽然普遍存在，但是由于社会关注不够，法律规范和监督不力，人们往往对此习以为常，很少有人对此提出疑议，至于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就更不用提了。
这种因立法空白导致的社会实际操作上对生命处置的放任不利于对人们生命的保护。
因此，在我国制定一部有关安乐死的法律，完善对生命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对生命保护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可能性
安乐死问题研究尽管在我国起步较晚，是在80年代中期因一起医疗纠纷案件引发的。
但随着社会对其越来越关注，国内理论界对安乐死的研究也在一步步深入。
这有利于人们真正认识安乐死的社会价值，并推动安乐死立法运动在我国的发展。
笔者认为，目钱我国要将安乐死合法化，理论上要先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是必须论证安乐死非罪化；第二是须证明安乐死合理化，即符合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原则。
这两个问题奠定了安乐死立法的道德基础。
1、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安乐死非罪化是安乐死合法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只有先解决它，才能帮助司法机关正确断案，不被形式上的假象所蒙蔽，以避免公民（主要是医生）因对病人实施人道的安乐死而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从而有利于实现对公民人权的保护。
首先，我国现行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受罚”。
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或类似行为是犯罪，因此将其作为犯罪处理缺乏法律依据。
其次，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本质的规定，任何一种犯罪都必须具备三个特征：
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及应受刑罚性。
这三个特征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而社会危害性是三个特征中最基本的特征，也是犯罪最本质的特征，故一个不具备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当然不具备犯罪的其余两个特征。
笔者认为以安乐死是“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因为如果说安乐死行为是犯罪的话，则根据在于说它侵犯了人的生命权。
但是笔者在前文已提出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处置，而是对生命终结的处置，是行为人依病人承诺对病人死亡方式采取的人工调控。
它不是对生命权的侵犯，相反，它是在尊重病人生命权的基础上的对病人死亡方式采取的优化处置。
采取这种优化处置，不但可以解除绝症患者的痛苦，保持其人格尊严，而且可以减轻社会与其家属的物质、精神负担。
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安乐死不但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反而对社会有益。
基于此，实行安乐死的行为因不具备社会危害性，也就当然不具备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性。
因此，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是犯罪。
最后，根据故意杀人罪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来看，安乐死-特别是采用作为方式实施的安乐死-虽然与故意杀人罪的客观方面有某些相似，但在本质上二者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行为，不能混为一谈。
第一，二者客体不同。
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
即使是出于同情等动机而实施的帮助自杀行为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
因为被害人非必然死亡之人（不是指终极意义上的死亡），行为人可以采取规劝或其它措施去避免死亡的发生，但行为人不但没有采取措施去避免，反而主动促使其发生，故其行为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
安乐死则没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权。
因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都是特定的患有不治之症的垂危病人。
他们的生命在短期内已确定将终结。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故实施安乐死只是遵守这一法则而对病人的生命终结方式进行人工优化。
因此，安乐死不侵犯人的生命权；第二，二者主观方面不同。
故意杀人的行为不论其杀人的动机是为情为仇或其他，其直接目的都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行为人都具备主观上的罪过，而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往往是在病人主动请求下，出于同情、怜悯等心理，按严格条件和程序对其实施安乐死，其直接目的仅是解除绝症病人不堪忍受之痛苦，因而主观上无罪过，因此，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讲，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实施安乐死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也不应当将其作为其他任何名义下的犯罪来处理。
因此，除刑法理论上应对其正名以外，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应该停止将其作为犯罪来处理，以避免错误地使有关当事人承担刑事责任。
2、安乐死符合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
安乐死合法化的最大障碍在于安乐死问题的提出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医德及人道主义原则相违背。
然而，众所周知，伦理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属于社会上层建筑，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是与非的观念和行为的总和。
在一定社会中人们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会形成不同的道德。
而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人们的道德评价标准也会发生相应变化。
因此，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当人们的道德观念不断发生变化时，评价安乐死的社会价值和道德标准也不能僵化不变。
几十年来，西方国家的民众对安乐死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由不理解到理解，由反对到支持的历程。
我国由于对安乐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有人反对，认为它不符合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传统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摒弃其中不适合时代需要的陈腐观念，吸收顺应时代发展的合理因素，按现代的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去重新评价安乐死问题。
首先，传统的道德观念认为“好死不如赖活”。
这种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因此有人不同意让绝症患者选择死亡方式，不同意他们借助安乐死寻求解脱。
这种观念以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合理吗？
不！
因为现代人的道德观念认为死亡是人生的必然现象，一个人不但有生的权利，也应当有死的权利。
人们渴望“优生”，也需要“优死”。
当一个身患绝症不久于人世的病人在病痛难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时，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为其缓解痛苦。
我们必须从病人利益出发，不应该为所谓的“社会公益和医学进步”而把病人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发现救命良方，从而忽视病人万分痛苦的客观现实。
当一个理智的绝症患者为了不再忍受病痛折磨，选择了以安静方式离开人世，从而保持其人格尊严时，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反对这样做呢？
毕竟，这种做法比那种靠人工方式维持生命从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的道德规范和人道主义啊。
其次，受传统封建道德思想束缚，许多病人的子女迫于社会压力，在眼看着自己父母倍受病痛折磨时也不支持父母实施安乐死。
因为怕被社会视为“大逆不道”或“不肖子孙”。
他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毫无效果的救治，在给自己带来巨大精神痛苦和经济负担的同时，也在浪费有限的社会医疗资源。
这种做法符合现代伦理道德吗？
显然不！
现代的道德观念认为生与死的社会价值也是道德评价的标准之一。
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是符合道德，反之则否。
将有限的资源耗费在不能治好的人身上，从而使其他更多的能够被挽救的人失去治疗的机会，这不但违背了公正原则，也不符合社会价值观。
因此，我们应当支持安乐死，从而一方面可以减轻病人家属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宝贵的医疗资源尽可能合理地使用到有价值的地方，这种做法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
最后，传统的医德认为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对垂危病人要想方设法抢救，这样医生才尽到职责。
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常常是忽视了患者本身的需要，忽视了患者倍受病痛折磨的现实，这真是合乎医德吗？
笔者不以为然。
笔者认为医生“救死扶伤”时不但要保护病人的生命，同时也要重视减轻病人的痛苦。
“救死”的概念是指尽可能挽救可以挽救的生命，而非指挽救死亡。
对那些倍受痛苦折磨而在现阶段又拿不出有效救治手段加以解决的绝症病人，要顾及其根本利益及当前利益。
道德的做法是在病人同意的前提下解除病人的痛苦，而不是采取徒劳无功的办法去增加病人的痛苦。
传统的医德只讲义务，而现代医德则更注重价值，注重尊重病人的尊严和权利。
综上所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当我们以逐步形成的新的道德规范去审视安乐死问题时，不难发现，安乐死并不违背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
因此安乐死合法化有其自身的道德基础，也能够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所普通接受。
三、安乐死在中国立法的几项建议
（一）进行安乐死的宣传教育
实施安乐死因为涉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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