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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史中，人类对死亡的观念在不断地发展演变着。
从最初盲目畏惧死亡发展到消极平静地接受死亡，最后发展到积极主动地规范死亡，人类对死亡这一自然法则的心理轨迹，反映了人类对生命价值理解的升华和对生命保护力度的加强。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是否接受死亡，而是如何接受。
“安乐死”这一社会问题正是顺应时代发展而出现的。
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个涉及到医学、伦理、道德、法律、社会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
从它一出现，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议。
这场争议在国外已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已进入了我国并日益引起社会关注。
安乐死问题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问题，其本身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才能推动其合法化。
本文以此为宗旨，对安乐死的实质、安乐死的立法理由及立法步聚、内容进行论述，以期促进安乐死在我国早日立法。
一、安乐死问题的实质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其原意为“没有痛苦的死亡”。
而安乐死的现代含义则是指“对于现代医学条件下无可挽救其生命的濒死病人，医生在患者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而采取适当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生命的行为”。
根据这一概念，笔者认为，安乐死问题实际上是接受死亡法则的生命处置问题。
这类行为实质上是以生命终结法则为基础的针对生命终结方式的处置。
故可以将安乐死的实质界定为“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而不能将涉及生命处置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安乐死主要针对如何选择生命终结方式，而不是针对生命处置方式。
因为生命处置方式包括的两层意思：
一者为挽救生命，一者为终结生命。
而安乐死不是在生命处置方式这一层面上去选择是挽救还是终结生命。
它仅仅是在已无法挽救生命的前提下去选择采用何种最佳方式去终结生命。
因此安乐死的实质是“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优死”行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明确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安乐死是一种死亡状态，不是死亡原因，故它不能与自然病亡、病理死亡和意外死亡这三种死亡原因并列为第四种独立的死亡原因；
第二，安乐死的对象是当代医学上无可挽救其生命的痛苦的濒死者；
第三，安乐死是人工控制的死亡状态，其目的重在使病人“安乐”，不在使病人“死亡”。
二、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必要性及可能性
（一）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必要性
1、国际安乐死运动的不断壮大安乐死作为一种零星的社会现象古已有之，但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被提出和研究，却是在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科技和社会的进步才开始的。
并在以后的岁月中愈演愈烈，发展成为一项新的人权运动-安乐死运动。
从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国家就有人开始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并由此引发了安乐死应否合法化的大论战。
从30年代到50年代，尽管英国、美国、瑞典等一些国家有人发起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或向国会提出允许安乐死的议案。
但是，由于对安乐死问题的认识不清，并且担心被人利用而导致“合法杀人”，社会上绝大部分民众反对安乐死。
二战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观念的更新，赞成安乐死的观点开始呈上升趋势，有关安乐死的民间运动和立法运动也日益增多。
1967年美国建立了安乐死教育学会。
1969年英国国会辩论安乐死立法法案。
1976年日本举行了“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宣称要尊重人“尊严的死”的权利。
1993年2月，荷兰通过了一项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
其后两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也通过了类似法案。
据有关民意测验统计，进入90年代，美、法两国支持安乐死的比率分别为90%和85%.荷兰立下患致命疾病时授权医生实施安乐死遗嘱的已有10万人。
而日本、瑞士等国家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人也与日俱增。
可见在一些发达国家，民众对安乐死已由不理解到理解，由反对转而支持。
安乐死作为人的权利在世界范围都具有普遍意义，为其立法的工作也是势在必行。
2、我国对生命保护法律体系欠佳的现实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社会的工具，是应社会的要求产生的。
就死亡过程而言，只要社会提出了明确要求，则法律就应该认真对待，尊重社会的要求。
而安乐死之所以在我国作为一个问题出现，就在于它已成为社会需求的强烈表现。
但是，出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对其进行规范，从而导致了对生命保护的不力。
尽管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将安乐死作为犯罪来处理，以此防止因实施安乐死而导致的各种弊端。
但是这种“一杆打死”的做法并不符合社会要求，从而也不能使人们自觉遵守，而只是导致人们对其规避。
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半公开的或隐蔽的对病人采用类似安乐死的做法虽然比比皆是，但法律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各种制度还没有建立，故对此却显得无能为力。
例如，我国大多数医院公开规定拒收晚期癌症病人，放弃对其救治，这实际就是一种不作为的安乐死方式。
我国卫生部关于对晚期癌症病人一再放宽使用麻醉药物限度的规定也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安乐死变相的认可。
另外，我国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医院因缺乏必要的昂贵医用器械或药品而停止对病人积极地救治而导致其死亡，或者病人家属因费用太高而根本不送病人入院治疗而放任其死亡的情况也时常发生。
这些现象虽然普遍存在，但是由于社会关注不够，法律规范和监督不力，人们往往对此习以为常，很少有人对此提出疑议，至于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就更不用提了。
这种因立法空白导致的社会实际操作上对生命处置的放任不利于对人们生命的保护。
因此，在我国制定一部有关安乐死的法律，完善对生命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对生命保护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可能性
安乐死问题研究尽管在我国起步较晚，是在80年代中期因一起医疗纠纷案件引发的。
但随着社会对其越来越关注，国内理论界对安乐死的研究也在一步步深入。
这有利于人们真正认识安乐死的社会价值，并推动安乐死立法运动在我国的发展。
笔者认为，目钱我国要将安乐死合法化，理论上要先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是必须论证安乐死非罪化；
第二是须证明安乐死合理化，即符合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原则。
这两个问题奠定了安乐死立法的道德基础。
1、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安乐死非罪化是安乐死合法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只有先解决它，才能帮助司法机关正确断案，不被形式上的假象所蒙蔽，以避免公民（主要是医生）因对病人实施人道的安乐死而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从而有利于实现对公民人权的保护。
首先，我国现行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受罚”。
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或类似行为是犯罪，因此将其作为犯罪处理缺乏法律依据。
其次，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本质的规定，任何一种犯罪都必须具备三个特征：
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及应受刑罚性。
这三个特征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而社会危害性是三个特征中最基本的特征，也是犯罪最本质的特征，故一个不具备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当然不具备犯罪的其余两个特征。
笔者认为以安乐死是“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因为如果说安乐死行为是犯罪的话，则根据在于说它侵犯了人的生命权。
但是笔者在前文已提出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处置，而是对生命终结的处置，是行为人依病人承诺对病人死亡方式采取的人工调控。
它不是对生命权的侵犯，相反，它是在尊重病人生命权的基础上的对病人死亡方式采取的优化处置。
采取这种优化处置，不但可以解除绝症患者的痛苦，保持其人格尊严，而且可以减轻社会与其家属的物质、精神负担。
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安乐死不但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反而对社会有益。
基于此，实行安乐死的行为因不具备社会危害性，也就当然不具备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性。
因此，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是犯罪。
最后，根据故意杀人罪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来看，安乐死-特别是采用作为方式实施的安乐死-虽然与故意杀人罪的客观方面有某些相似，但在本质上二者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行为，不能混为一谈。
第一，二者客体不同。
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
即使是出于同情等动机而实施的帮助自杀行为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
因为被害人非必然死亡之人（不是指终极意义上的死亡），行为人可以采取规劝或其它措施去避免死亡的发生，但行为人不但没有采取措施去避免，反而主动促使其发生，故其行为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
安乐死则没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权。
因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都是特定的患有不治之症的垂危病人。
他们的生命在短期内已确定将终结。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故实施安乐死只是遵守这一法则而对病人的生命终结方式进行人工优化。
因此，安乐死不侵犯人的生命权；
第二，二者主观方面不同。
故意杀人的行为不论其杀人的动机是为情为仇或其他，其直接目的都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行为人都具备主观上的罪过，而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往往是在病人主动请求下，出于同情、怜悯等心理，按严格条件和程序对其实施安乐死，其直接目的仅是解除绝症病人不堪忍受之痛苦，因而主观上无罪过，因此，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讲，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实施安乐死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也不应当将其作为其他任何名义下的犯罪来处理。
因此，除刑法理论上应对其正名以外，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应该停止将其作为犯罪来处理，以避免错误地使有关当事人承担刑事责任。
2、安乐死符合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
安乐死合法化的最大障碍在于安乐死问题的提出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医德及人道主义原则相违背。
然而，众所周知，伦理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属于社会上层建筑，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是与非的观念和行为的总和。
在一定社会中人们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会形成不同的道德。
而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人们的道德评价标准也会发生相应变化。
因此，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当人们的道德观念不断发生变化时，评价安乐死的社会价值和道德标准也不能僵化不变。
几十年来，西方国家的民众对安乐死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由不理解到理解，由反对到支持的历程。
我国由于对安乐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有人反对，认为它不符合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传统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摒弃其中不适合时代需要的陈腐观念，吸收顺应时代发展的合理因素，按现代的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去重新评价安乐死问题。
首先，传统的道德观念认为“好死不如赖活”。
这种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因此有人不同意让绝症患者选择死亡方式，不同意他们借助安乐死寻求解脱。
这种观念以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合理吗？
不！
因为现代人的道德观念认为死亡是人生的必然现象，一个人不但有生的权利，也应当有死的权利。
人们渴望“优生”，也需要“优死”。
当一个身患绝症不久于人世的病人在病痛难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时，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为其缓解痛苦。
我们必须从病人利益出发，不应该为所谓的“社会公益和医学进步”而把病人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发现救命良方，从而忽视病人万分痛苦的客观现实。
当一个理智的绝症患者为了不再忍受病痛折磨，选择了以安静方式离开人世，从而保持其人格尊严时，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反对这样做呢？
毕竟，这种做法比那种靠人工方式维持生命从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的道德规范和人道主义啊。
其次，受传统封建道德思想束缚，许多病人的子女迫于社会压力，在眼看着自己父母倍受病痛折磨时也不支持父母实施安乐死。
因为怕被社会视为“大逆不道”或“不肖子孙”。
他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毫无效果的救治，在给自己带来巨大精神痛苦和经济负担的同时，也在浪费有限的社会医疗资源。
这种做法符合现代伦理道德吗？
显然不！
现代的道德观念认为生与死的社会价值也是道德评价的标准之一。
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是符合道德，反之则否。
将有限的资源耗费在不能治好的人身上，从而使其他更多的能够被挽救的人失去治疗的机会，这不但违背了公正原则，也不符合社会价值观。
因此，我们应当支持安乐死，从而一方面可以减轻病人家属的负担；
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宝贵的医疗资源尽可能合理地使用到有价值的地方，这种做法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
最后，传统的医德认为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对垂危病人要想方设法抢救，这样医生才尽到职责。
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常常是忽视了患者本身的需要，忽视了患者倍受病痛折磨的现实，这真是合乎医德吗？
笔者不以为然。
笔者认为医生“救死扶伤”时不但要保护病人的生命，同时也要重视减轻病人的痛苦。
“救死”的概念是指尽可能挽救可以挽救的生命，而非指挽救死亡。
对那些倍受痛苦折磨而在现阶段又拿不出有效救治手段加以解决的绝症病人，要顾及其根本利益及当前利益。
道德的做法是在病人同意的前提下解除病人的痛苦，而不是采取徒劳无功的办法去增加病人的痛苦。
传统的医德只讲义务，而现代医德则更注重价值，注重尊重病人的尊严和权利。
综上所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当我们以逐步形成的新的道德规范去审视安乐死问题时，不难发现，安乐死并不违背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
因此安乐死合法化有其自身的道德基础，也能够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所普通接受。
三、安乐死在中国立法的几项建议
（一）进行安乐死的宣传教育
实施安乐死因为涉及人命，必须慎重行事免出偏差。
在我国现阶段，应该在立法前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从而为立法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
宣传的内容包括：
1、安乐死本质的宣传
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处置，并不解决生死问题，它实质是对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是对死亡方式进行优化的行为。
它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
2、安乐死目的的宣传
安乐死并不是提倡早死，而是在生命已无法挽救的情况下，尊重病人的意愿，为其提供消除痛苦的医学服务。
3、安乐死价值的宣传
安乐死一方面可减轻家庭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
因此要明确研究安乐死是人类的一种文明追求，是人类死亡的文明化，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从康德的角度分析，他强调“人并不因为痛苦而获得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那么安乐死是绝对违反道德的。
然而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柏拉图就有赞成安乐死而不反对自杀的理论。
近代哲学家休姆，边沁等也有同样观点，他们认为人为改变江河流向或其他干预自然的行为不被视为犯罪。
那么，处置自己的生命也不构成犯罪。
在挑战生命神圣至上的各理论中，“值得活的生命”和“生命的质量”理论尤其引人注目，从这些理论中可以看出，持这种观点的哲学家是赞成安乐死的
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伦理道德思想。
所以有一部分人认为安乐死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医德及人道主义相违背。
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发展了，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人们的道德观念也相应的发生变化。
“好死不如赖活”的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但现在更多人认为“温柔”的加速痛苦的死亡过程，比那种靠人工方式勉强维持生命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的道德规范，也是比较人道的。
此外，人们普遍同意了安乐死，承认了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是文明的进步。
人们把选择安乐死看作是病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主动结束痛苦，坦然面对死亡的表现，这是一种勇敢行为，作为医生，为病人实施安乐死则只是帮助病人实现自己的临终选择。
（五）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实施安乐死?
论证安乐死的实施条件是必要的，因为如果安乐死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
荷兰人的做法可以很好的借鉴，荷兰的安乐死法案制定得详尽而严格，譬如规定医生实施安乐死的条件为：
病人必须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自愿接受安乐死，并多次提出相关请求;
根据目前通行的医学经验，病人所患病必须是无法治愈的;
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被认为是难以忍受的;
主治医生必须与另一位医生进行磋商，以获取独立的意见;
医生必须在“安乐死”实施后向当地政府报告等等。
对于我国荷兰的做法是个很好的典范，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国情现状给予适应的改变与添补，从而打造出我国首部“安乐死法（或条例）”。
（六）安乐死合法化符合我国立法原则吗
首先，对安乐死立法符合立法的民主性原则。
《立法法》第五条规定：
“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现阶段，安乐死合法化深入民心，前文多次以数据体现安乐死合法化是人心所向，是人民的意志，对安乐死立法，才能更好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更多的让人民参与到立法中来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和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
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
“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
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
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博士宋功德提出，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看，做到这点有点不现实。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也有专家认为：
宪法这一条款，仅仅体现了国家有帮助公民延续生命的责任，但这一点既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强制公民延续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帮助公民结束自己的生命
（一）安乐死在法律上非犯罪性
1、安乐死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我国刑法否定犯罪的社会政治评价，而安乐死只是改变了患者继续遭受因患病产生的无法忍受而又无谓的痛苦的命运，人为地将濒危的病人无法挽回的，由疾病导致的必死的结局，稍稍提前一点，而并未改变患者将死的命运。
因而是一种仁慈的行为，是对患者选择死亡方式和时间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对病人本身来说，有利无害；
对病人家属来说，能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中解脱出来；
对医生来说，可以将有限的精力放在更有生命意义和生存可能的病人身上；
对社会来说，还能减少不必要的人力药物消耗，将其用于急需的地方，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因此，安乐死不具备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是安乐死区别于故意杀人行为的最本质的特征。
2、安乐死不具有应受刑罚处罚的刑事违法性
应受刑罚处罚的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是犯罪必不可少的特征之一，首先，我国刑法并未对安乐死作出明确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因而安乐死不具备刑事违法性。
而应受刑罚处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它表明了国家对于具备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的应有立场和态度。
既然安乐死没有刑事违法性，也当然谈不上应受刑罚惩罚性。
而且我国刑罚适用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从特殊预防的角度讲，适用刑罚的目的在于教育改造罪犯，从一般预防角度来讲，适用刑罚的意义在于教育他人，防止类似主观恶性的滋生乃至犯罪，因此，要适用刑罚，必须有需要改造的主观恶性。
而医护人员实施安乐死，是基于痛苦难忍的患者的同情，怜悯，主观上并无害人及危害社会的恶性，不具有预防性的威慑力。
[3]相反，如果对施予安乐死的医护人员定罪量刑，事实上也就是对于医护人员这种对于患者的同情与怜悯进行惩罚，这是与道义背道而驰的，它所导致的结果只会是医护人员对于患者的疾苦不予理会，只是为了延续患者充斥着疼痛的生命而不断用药，而患者的病痛不能减轻却还要变本加厉。
这就是我们刑法所谓的合法权利得到应有的保护吗？
笔者认为，这是更深层次的残害，如果说这种方式对于刑法保护合法权益的目的的实现是种帮助，那也只可能是畸形的帮助，使法与道德之间出现断层。
以上均是基于刑法层面来阐述的，安乐死不符合犯罪本身各方面的特征，以及犯罪要件方面也同样存在欠缺。
（二）安乐死于社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上文已对安乐死在刑法层面的非犯罪性有所论述，同样，安乐死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1、安乐死体现了对生命尊严的维护和对生命权的尊重
安乐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体现了人道主义的价值追求。
人并不是仅仅是一个生物人，更重要的是他是社会人。
生命既是神圣的，同时生命更是有质量和价值的。
人类生命的尊严就体现在生命的质量和价值上。
因身患绝症而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且处于巨大的身心痛苦之中的病患，其生命已无质量可言，对他们来说，维护其生命意味着承受无尽的痛苦，病人的生命尊严在无尽的痛苦中丧失殆尽，更不用说生命的价值了。
死亡对于这些病患来说已不是正常人所感受的可怕和悲哀，而是一种快乐和解脱，此时，允许病患以安乐死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有利于从精神和生理上解除患者的痛苦，维护其生命的尊严，符合人类道德的要求，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必然选择。
生命权作为人的一种最基本权利，不仅包括维持生命存续，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还应包括生命自决权。
[4]自然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支配自己的生命，作出放弃生命利益，选择死亡的决定。
现代社会人们的生命的理解，不再局限于生命过程的长短，而是更加注重生命的质量及其存在的意义。
一个人由于外界条件而无法选择生命的情况下，他应当享有选择死亡的权利。
身患绝症，病痛难忍的患者所作出的安乐死选择，并非来自情绪冲击下的茫然行为，而是希望通过安乐死来摆脱痛苦的理性行为，是真实意思的表达。
从这层意义上说，允许患者选择安乐死是对他个人权利的尊重，也是对其生命权的一种保护。
我国法理学著名学者刘海年同志认为，从理论上说，安乐死应当作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一项内容。
安乐死权属于人权概念。
[5]荷兰著名人道主义学者简·
格拉道特·
范隆始终坚信，“延续一个人的生命与结束一个人的生命之间的选择与这种自我决定的权利紧密相关。
所有的人都必须被允许自我决定自己的生与死，应当有成文的法律规定保证和保护人们对自己生命做决定的权利，对于死亡不可避免而又遭受极大痛苦的病人来说，满足他们人生最后一个要求是人道的，他们应当有这个权利。
”[6]
2、安乐死有助于患者的痛苦和患者家属的负担
身患绝症的病患遭受着病痛的煎熬，可安乐死的反对者们还在高喊着不能施予安乐死，要继续这种生命的延续，再苦再累，再痛再难受也要延续，患者们能看到和感受到的也只是这种无尽的痛苦与煎熬，也是“欲罢而不能”，而我们早期唯物主义者培根曾说过：
“医生的职责是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还要减轻他的痛苦和悲伤，这样做，不但会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复，而且也可能当他需要时使他安逸地死去。
”而安乐死正是帮助解除病患痛苦的最佳方法，也是医生职责的所在之处，不对安乐死予以肯定和认可，这对于患者和家属是多大的一种残忍。
患者在忍受自身痛苦的同时，还要花费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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