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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德育思想
论孔子的德育思想
陈月霞
（浙江省龙游县第二高级中学324400）
摘要：
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道德教育。
对孔子的德育思想进行深入地研究，挖掘其精华，并在当代德育中批判地借鉴吸收，是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必须重视的一项课题。
关键词：
孔子；德育思想
孔子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
他创办私学，把文化知识传播到民间，为中国古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孔子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的东西很多。
其中，孔子特别注重弟子全面发展，把德育放在教育首位。
为此，本文拟对孔子的德育思想作一简要探讨。
第一，孔子重视智育。
孔子教育学生的智育内容，体现在他使用的教材和开设的课程中。
孔子使用的教材是经过他整理的“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古代文献。
“六经”除《春秋》外，在西周时就是贵族教育子弟的主要内容。
它既传授文化历史知识，又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所以，讲授“六经”既属文化课，又是政治课。
“六艺”是孔子开设的实践性很强的六门课艺，它是准备从政的士应该具备的六种基本技艺。
“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
据《周礼》载：
“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
又说：
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
“六艺”就是六门课程：
礼，是通过学习懂得各种礼仪程序，以及不同等级的人在各种礼仪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实际是一门政治课；乐，是音乐舞蹈课；射、御是学习作战本领，是军事体育课；书，是文字书法课；数，是数学课。
通过“六经”的讲授和六门课艺的教学，把那个时代已有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都传授给弟子了。
“六经”主要传授古代文化典籍先王遗文，侧重在文化理论水平的提高。
“六艺”主要培养一个士从政的基本技能，侧重于实践和训练。
“六经”与“六艺”的名称何者先出的问题。
笔者认为“六艺”在孔子以前的西周春秋时期就已经是贵族教育弟子的课艺了。
前引《周礼》一书所述“六艺”可以为证。
《周礼》又名《周官》，所记西周职官名称，不少在西周金文和近年出土西周考古材料中都得到印证。
所以金景芳先生认为：
《周礼》成书于春秋初期，是平王东迁后见过西周王室档案资料的一位史官所作。
其说可从。
既然《周礼》成书于春秋初期，那么《周礼》一书所记“六艺”之名，至迟在春秋初期就已经有了。
孔子曾说：
“游于艺”。
何晏集解：
“艺，谓六艺也”。
可见孔子对六艺是很熟悉的，“六艺”是孔子开门设教就讲授的基本技能训练课。
至于“六经”之名，最早见于战国中期成书的《庄子·天运》中，孔子教弟子以“六经”，开始只讲诗、书、礼、乐。
从孔子晚年才学《易》和他去世前两年作《春秋》才停笔来看，“六经”中之《易》和《春秋》两经，恐怕是晚年才讲授的。
所以孔子真正以“六经”教弟子，从完整的意义上讲，是晚年才做到的。
从上述“六艺”与“六经”名称出现的先后和孔子施教的先后来看，都是“六艺”在前，“六经”在后。
用“六艺”代指“六经”，那是西汉儒家后学的事。
从孔子亲自编订“六经”作教材，亲自开出六门课艺来看，他施教是非常重视智育的。
第二，把德育放在首位。
首先，孔子“四教”，德育为主。
孔子施教的首要内容是“子以四教：
文、行、忠、信”。
四教之中，文是文化历史知识的学习，行、忠、信都是思想品德的修养。
孔子认为思想品德教育是主要的，文化知识的学习是从属的，只有先接受他所要求的思想品德教育，然后学习文化知识才有用处。
因此，他说：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他要求弟子首先培养自己具有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品德，“行有余力”，然后才学文化知识。
孔子还说：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也可以看出孔子在教育学生时，把思想品德教育是放在首位的。
其次，再以“六经”为例，看孔子是如何通过传授“六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
《诗》是一部从西周到春秋中期的贵族庙堂颂歌和民歌总集。
孔子经常给弟子讲《诗》，他在讲学《诗》的意义时说：
“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他认为学《诗》可以兴起人的好善恶恶之心，初学者必先学之。
《诗》还可以观察民情，考见时政得失，怨而不怒；在家侍俸父母，在国事君；还可以多记一些自然界里的鸟兽草木的名称。
朱熹说：
“学《诗》之法，此章尽之”。
可见孔子教《诗》，不仅在于学习《诗》的文化知识，而是把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等政治思想教育，放在学《诗》的首位。
《书》又名《尚书》，是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
它是记载虞、夏、商、周历代君臣的言论、文告和重大事件的政典。
孔子编《尚书》作教材，不仅在于传授历史文化知识，更主要的是教育弟子从中获得从政治国的历史经验，知道如何修身、从政、行道。
可见，他把德育仍然是放在《书》教首位的。
《礼》又称《礼经》。
现存礼书有《仪礼》、《周礼》、《礼记》，合称三礼。
《仪礼》又称《士礼》、《礼经》，是讲各种典礼仪式的。
《周礼》是讲古代官制的。
《礼记》是讨论礼制的。
礼，是西周以来的政治制度、典礼仪式和道德规范的总称。
孔子自施教后，把礼作为一门主要课程，既编教材，进行传授，提高弟子对礼的理论认识，又时时“习礼”，培养弟子实践礼的能力。
孔子对礼的言传身教，一方面在于让弟子懂得一些礼仪知识，能在各种典礼仪式上当“司仪”；更重要的方面，则是教育弟子“克己复礼”进行自身修养和培养“以礼治国”的从政能力。
这里可以看出，孔子把政治思想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放在《礼》教的第一位，则比其他科目更为突出。
《乐》是孔子施教的重要内容。
《乐经》已经失传，《乐》的教材无从得知。
乐，在三代原本指音乐舞蹈，而《乐》教本是学习音乐舞蹈的基本知识。
孔子施行《乐》教，不单是给弟子传授音乐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乐》教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所以，孔子的乐教是和诗教、礼教融合在一起的。
孔子说：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礼乐教育不限于形式，重要的是陶冶人的情操的思想内容。
礼乐教化人有着不同的功能。
孔子说：
“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
“仁政礼治”是孔子的政治思想纲领，孔子把它与礼乐联系紧密，足见他是把“仁政礼治”思想寓于乐教之中。
从这一点看出，孔子的乐教也是把德育放在首位的。
《易》是商周之际一部讲占卜的卦书，内容神秘庞杂。
司马迁说：
“孔子晚而喜《易》”。
朱熹认为孔子年近七十岁才学《易》，孔子整理《易》作教材，对学生进行《易》教，应为晚年之事。
孔子教弟子学《易》、用《易》，侧重在“言者尚其辞”方面。
孔子说：
“南人有言曰：
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乎。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子曰：
不占而已矣”。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取自《易·恒卦九三·爻辞》。
孔子教育弟子从《易》中，汲取思想品德修养的力量，要弟子学道需持之以恒。
孔子的《易》教，一方面是用书中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教育弟子掌握事物变化的规律，趋吉避凶，决定行止，以求事之成功。
另一方面，主要是从《易》辞中吸取修身行道的力量。
据此可见，孔子的《易》教，也是把思想品德教育放在首位的。
《春秋》是孔子编订的以鲁国为中心的第一部编年史。
现存《春秋》历来都认为是孔子作的。
最早持此说的是孟子。
他说：
“世衰道微，……孔子惧，作《春秋》”。
司马迁也说：
“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
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可见孔子作《春秋》一书，这是历史事实。
《公羊传》说得好：
“拔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
这是说治理乱世，返回到周礼盛行的治世去，这就是《春秋》一书的宗旨。
《春秋》一书包含了孔子定名分，寓褒贬，别善恶的社会政治思想。
它是孔子对弟子进行当代政治历史教育、了解各国国情的教科书。
孔子用《春秋》教育弟子有两个目的：
一是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留给后世效法；二是培养出一批笃信他的政治理想，并能付诸实践的人才，去完成他的未竟事业。
可见孔子教《春秋》，并非仅仅是传授近现代历史知识，更主要的是通过历史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孔子施教把德育放在首位，从古人概述孔子传授《六经》的教育意义时，也可以得到证明。
最早提到《六经》的《庄子》载：
“邹鲁之士，多能明之。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礼记·经解》和《史记·滑稽列传》也有类似记载，不过是出自孔子之口。
可见孔子总述《六经》的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时，把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放在《六经》教育的第一位的。
第三，体育和美育。
首先谈体育。
孔子教学，除用《六经》作理论教材之外，还开出“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等初级课艺，作为培养弟子基本技能的教育内容。
礼乐方面，前论及，书与数从略。
这里主要谈射、御。
射和御属于体育的范畴，而且还是军事体育。
射是射箭，御是驾车。
商周、春秋时代，车战是战争进行的主要方式。
战车上有御者居中，射手居左，持戈矛者居右，都由贵族充当。
贵族尚武，贵族子弟从小就必须习武，学会进行战争的本领。
因此，射、御就成为他们入学后必修的一门军事体育课。
孔子的弟子是来自各个阶层的士。
士学习的目的是从政，当时的士要从政，必须学会进行战争的本领。
孔子施教很重视对弟子进行军事训练，把射、御列为初学阶段的两门必修课。
孔子教射御课艺时，亲自教弟子训练。
有一次，“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射至司马，使子路执弓矢出延射”。
这是说孔子带领弟子子路等到矍相这个地方的菜地边上教射箭课，围观的人很多。
在练射箭时，他还要求学生人人都能射中靶子。
由于“射”是孔门教育的重要课艺，所以孔子死后，“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祀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
弟子及其后学还把射箭比赛同讲礼、乡饮酒并列，作为一年一度悼念孔子的重要活动之一。
三百多年后，直到西汉中期，司马迁还亲临孔里，观乡射之遗风，足见孔子对弟子进行“六艺”教育之一的“射”，对后世影响之深远。
其次，说美育。
孔子讲美育，包括音乐和审美等方面的内容。
孔于善于欣赏音乐和评论乐曲。
他不仅极端推尧舜时代的政治，就是舜时的《韶》乐，也认为是最美好的音乐。
他“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说《韶》是尽善尽美的乐曲，对《韶》的评价极高。
在审美方面，孔子认为外表美与内在美同样重要。
他在与子夏讨论美女的外貌时说：
“绘事后素”。
何晏在注此句的含义时说：
“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
可见孔子是讲仪表美和心灵美的。
孔子主张“君子成人之美”。
他说的美，实际上也多少包含了今天所讲的“四美”的某些内容。
匡亚明先生在评价孔子施教的美育时说：
“他的诗教是结合语言美的，他的‘文质彬彬’是结合行为美的，他提出的智、仁、勇是结合心灵美的，他主张‘席不正不坐’是结合环境美的”。
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从上可见，孔子教育弟子，在德、智、体、美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时候，把德育是放在教育的首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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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孔子的德育思想
[内容提要]：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为我们留下了丰富又深刻的教育思想。
本文从德育与智育的关系|、德育的过程、原则及方法三个方面,分析了孔子对德育的认识主张,并就现实意义提出有关看法。
[关键词]：
孔子教育思想德育
孔子是我国教育思想的伟大奠基者,也是一位极富首创精神的真诚教育家。
在其自由讲学的毕生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的教育思想和经验乃是我国教育史上的宝贵遗产。
汲取其中的优秀部分对改善目前学校德育这一薄弱环节顺应教育的发展趋势,推行素质教育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德育与智育的关系
孔子非常强调道德教育,并把它放在培养人才的首要地位。
更可
贵的是主张德育要通过智育来进行,智育要为德育来服务和促进,所以他说：
“君子怀德。
”（《里仁》）。
君子经常所想的就是道德,并认为道德教育与修养是最根本的问题,君子要专力在根本方面,“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而》）,根本方面树立了,仁道之德也就由此而产生。
对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和关系他说：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存余力,则以学文。
”（《学而》）。
也就是说,第一位是道德教育及实践,第二位才是知识教育。
当然,孔子也并不完全忽视文化知识对道德的影响。
他说：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里仁》）,存仁德的人安于仁,存知识的人利用仁,因为智者认识到道德对他具有长远而巨大的利益,他便去实行仁德。
孔子还说：
“未知,焉得仁?
”（《公冶长》）,没有知识,怎样能够算得仁呢?
由此可见,他是把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统一起来,作为同一过程和同一目的两个方面;而道德教育为主,知识教育为次;道德教育通过知识教育来进行,知识教育为道德教育服务。
对照孔子的这一思想,反观我们目前的学校教育,德育的重要性虽被屡屡强调,但在实施中,却主要通过一两门课程和一些不连续不系统的活动来进行。
而不是象孔子所言,将其贯穿到整个学校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和方面。
这种德育思路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其效果多流于形式,并不太理想。
结果导致每一次加强德育工作,就多上哪几门课,或搞了多少活动,其对学生所产生的效果无人过问。
如此多次恶性循环之后,终于造成如今德育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被动局面。
二、德育的过程
现代教育心理认为,道德品质的形式是一个知、情、意、行的过程。
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在论述道德品质的形成时,也谈到由知到行的过程。
所谓“知”即道德认识阶段。
孔子强调学生要“知德”、“知仁”、“知礼”、“学道”、“适道”,还说：
“有德者必有言，”（《宪问》）,说明欲明道知德,应先从有德者之言入手,对道德规范有所认识。
所谓“情”,即道德情感阶段,孔子说：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里仁》）,只有有道德的人,才知道爱什么与恨什么人,可见仁德里包含有爱憎两种情感的。
“仁者不忧”（《子罕》）,这“不忧”也是一种子情感.“诗可以兴”,“兴于诗”,讲的也是激发人们的一种情感,“好德”与”“忧道”是一种积极情感,“好色”与“忧贫”是一种消极情感,道德教育可以促进消极情感向积极情感方面转化.“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知之”是低层次的情感,“乐之”是高层次的情感,道德教育可以促进低层次情感向高层次情感方面转化.
所谓“意”,即道德意志阶段。
孔子强调学生要“志于仁”、“志于道”,还说：
“三军可夺帅也,区夫不可夺志也，”（《子罕》）,突出道德意志的重要性。
“苟志于仁矣,无恶矣”（《里仁》）,立志实行仁德,就不会去做坏事。
“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只要自己愿意实行仁德,仁德就可以达到,充分表现了他对实行仁德的信心。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
”（《卫灵公》）。
就是说道德观念虽认识了,若不能守住它,保持它,即使认识了也会丧失,换句话就是,道德如果停留在认识阶段,而不转化为信念,道德就会失去规范行为的作用;道德规范必须由道德认识转化道德信念,才能对道德行为发生指导和约束作用。
所谓“行”,即道德行为阶段,孔子说：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宪问》）,“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听其言观其行”（《公冶长》）。
他说志士必须随时随地“克已复礼”（《颜渊》）,视、听、言、动都会合于道德规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
他认为知与行是一致的,否则根本谈不上道德,言行不一是不道德的表现。
由上述可知,孔子的言谈已经对道德品质形成的四个阶段—知、情、意、行均有涉及。
由于孔子遵循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期待其对该过程的论述并没有明确地集中论述,但这至少可以推断,在孔子思想中,已对道德品质的形成过程有了完整而明确的认识。
而二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有许多教育者对此认识和实践有所不及,这也是造成德育水平下降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三、道德的原则及方法
对于如何进行道德教育,提高自我修养问题,孔子总结了一些原则和方法。
（1） 立志有恒
孔子认为人生活在社会上,不应该以个人的物质生活为满足,还应有精神上更高的要求,这就是对社会发展有自己的理想和尽自己的义务。
他总是引导学生立足于现在,面向未来,确定志向,树立崇高的理想，作为个人的努力方向。
他经常和其学生们“言志”。
一天,他对学生颜渊、子路说：
“你们何不谈谈各人的志向?
”子路说：
“我愿拿出车马、衣服、皮袍与朋友们共同使用,用坏了也不抱怨”。
颜渊说：
“我的志向是不夸耀自己的长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
”子路说：
“我们想听听您老人家的志向。
”孔子说：
“我的志向是‘老者要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公冶长》）。
通过与学生无拘无束的谈话,引导学生立志提高自己的修养。
孔子认为,“立志”是起点,若要有成就还要坚持和实现其志向。
他说他自己“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喻矩。
”（《为正文》）。
少年有志,十余岁确立志向,又经过长期不懈地学习修养,使之思想,感情和行为,达到道德的高度自觉与“不喻矩”的境界,表明了道德教育的终身性和阶段性。
对物质享受,孔子认为学生如果在这方面的要求太多太高,会妨碍精神境界的提高。
他说：
“士学于道,而耻恶衣恶习食者,未足与议也。
”（《里仁》）也即一个人总以吃穿不好为耻,心思都放在追求物质享受方面,那就很难谈得上树立远大的理想。
因此,他赞扬学生颜渊说：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苍,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雍也》）。
对于他自己,他说：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吃粗粮饮冷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在其中,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富贵,对于我就象浮云一般。
他还教导学生“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卫灵公》）,“见小利而大事不成”（《子路》）。
另外,孔子在教育学生对待志向的确立与坚守的关系时,总是引导学生重视长期艰苦的、持之以恒的意志锻炼。
他认为一个人没有恒心,甚至不能做巫医（《子路》）。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
他还教育学生应当把自己的意志锻炼得坚贞不移,“磨而不磷”、“涅而不缁”（《阳货》）,意思是坚固的东西是磨不薄的;最白的东西,是染不黑的。
对孔子的这个思想,其学生曾参说：
“坏不可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秦伯》）。
总之,志向的确立和恪守,取决于一个人的信仰和主观努力,是精神的内在的,不是依靠外力强制可以改变的。
孔子的这种强调立志的思想和经验,值得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学习。
（2） 克已内省
在人际关系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对待自己和别人,这两个方
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
孔子在这个关系上主张重在严格要求自己,约束和克制自己的言行,使之合乎道德规范,他把这称之为“克已”。
孔子所说的“道”,是指道德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具有某种客观的性质和内容;孔子所说的“德”,每时的是内心的情感和信念,属于主观方面的东西。
在对待“道”与“德”的关系问题时,重视积极开展主观的思想分析活动,强调自觉地进行思想监督,使遵循客观的“道”成为内在的自觉的要求,而不受到外来强力的限制,他把这种主观思想活动,称为“内省”。
孔子说：
“君子求诸已,小人求诸人。
”（《卫灵公》）。
所谓“求诸已”,也就是遇事反躬自问,严格要求自己,随时检查自己的言行。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即严于律已,宽以待人。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
“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颜渊》）,即对自身的缺点错误勇于批评,对别人的缺点错误要宽容谅解。
对于“克已内省”,孔子认为是学生日常必修的方法，主张贯彻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他说：
“不怨天,不尤人，”（《宪问》）。
遇到困难,不怨恨,也不责备人。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学而》）。
别人不了解自己而不抱怨,不也是有修养的人吗?
“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学而》）,“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宪问》）。
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担心自己不了解别人和自己没有才能。
“君子病天能焉,不病人之不忆知也”（《卫灵公》）。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为可知也”（《里仁》）。
所有这些,都重在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
当自己没有能够取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时,要多检查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学问水平,勿责怪别人。
克已与内省是孔子及学生们在日常生活提高道德修养的主要途径，孔子对此也非常重视。
他说：
“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颜渊》）。
自我反省,问心无愧,那就会心安理得,还会有什么忧惧呢?
“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里仁》）。
见到别人好的道德品质,虚心学习,向他看齐,见到别人不好的表现,就要联系自己,反省检查,引以为戒。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而改之”（《述而》）,也是说要开展主观的思想分析,见善则学,不善则改。
对孔子的这一主张,其学生身体力行。
曾参说：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则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述而》），意思是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替人家办事没有尽心竭力吗?
与朋友交往不讲信用吗?
老师传授的学业没有认真复习吗?
道德修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改善的过程。
如何对待自己和别人的过错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孔子的观点是“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
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
也就是君子的过错,好比日蚀月蚀;人人都能看得见,他改正了,人人都仰望他尊敬他,他还说：
“过则勿惮改”（《学而》）,“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卫灵公》）,“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
要正确地对待自己的过错,也要正确地对待别人的过错,要容许别犯错误,对别人的错误要持谅解的态度。
“既往不咎”就是孔子说的。
孔子要人知过改过的思想,涉及到人犯错误的必然性以及人如何对待自己的错误和改正错误的问题,还涉及到如何对待别人的批评和别人的错误问题,这些思想和经验,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而言之,克已内省,讲求以理说情,自我节制,重视培养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积极开展主观的思想分析活动,自觉地进行思想监督,使遵循道德规范成为内在自觉要求。
（3） 身体力行
道德教育有知的问题,也有行的问题。
孔子对于这两方面的关系,着重强调的是道德的践履。
他提倡身体力行,要求言行相顾、言行一致,他认为道德认识的真假与深浅依靠道德践履的检验证实。
他认为言而不行的人,不是道德高尚的人。
他说：
“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花言巧语的人很少有仁德的。
一般人应该“言必信,行必果”（《子路》）,对“言过其行”应引以为耻。
孔子在教育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提出身体力行的要求。
他说：
“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
起初,他过分相信学生表态性的话,以为学生说的话都会去做的,后发现学生有言行脱节后,才又提了言行一致的要求。
他还说：
“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
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卫灵公》）,那意思是我对别人的表扬之处都是经过实际考验的。
孔子既重视立场,又强调持之以恒,既提倡克已内省,又主张迂善改过、身体力行。
并将德育贯彻到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原则和方法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四、孔子的德育思想对我们的启示
（1）加强德育研究,汲取优秀传统思想,丰富德育内容。
德育作为一种社会客观规律的反映是一个有机的庞大的体系，绝非是几个道德规范教条所能包含得了。
德育要承担得起人生观的塑造,首要的就是回答“人何以为人”这一根本问题,要科学地向人们展示,“其然及其所以然”来。
揭示出优秀的道德规范与个人、社会得益之间必然联系。
揭示出不同层次的道德规范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而使德育内容彻底摆脱僵化教条的可憎面目。
在这方面,我们的祖先已经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以一个真诚心灵和科学的精神来发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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