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发展水平与潜力比较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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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发展水平与潜力比较研究
中美两国发展水平与潜力比较研究
作者：
林兆木
来源：
《全球化》2015年第3期
林兆木
摘要：
2013年，中国GDP为94946亿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的56.6%；人均国民收入6560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的12.20/0。
从发展阶段、人均国民收入、国民财富存量、经济结构、科技教育、研发创新、生产率、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看，中国经济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
本文对中美两国发展水平与潜力进行多维度比较研究，深化对中国现阶段国情特别是经济现状的认识，深入分析美国经济各个方面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回答中国如何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缩小同美国的差距。
美国经济在全球份额虽然相对下降，仍将是21世纪最重要的全球性大国，中国经济实力、发展水平同美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
中国未来仍有巨大发展潜力，今后的发展成就将会更加辉煌。
中美双边经贸合作对于全球经济增长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中美对抗，冲突将给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巨大灾难。
关键词：
中美经济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综合实力发展水平
作者简介：
林兆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研究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014年4月29日，世界银行发布了2011年“国际比较项目”报告：
称2011年人民币与美元的购买力平价是3.506：
1，由此推算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6.22万亿美元，美国为16.8万亿美元，预测2014年中国GDP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由于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因此上述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各国媒体的热议。
英国《金融时报》2014年4月30日的一篇文章称，“中国准备在今年将美国自1872年以来一直雄踞的霸主地位拉下马”。
也有一些评论对世界银行这个预测提出异议，如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史剑道（德里克·西瑟斯）在《GDP令人误解中国和美国》的文章中认为，“世界银行基于购买力平价的假设，估算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
然而，这种方法和观点存在本质上的缺陷。
实际上，美国经济规模在未来几十年里仍将大于中国”。
还有评论认为，“GDP作为衡量一国财富尺度的作用是有限的”，“经济成功必须对照其他的基准加以评判”。
即使中国名义GDP超过美国，也不等于中国实际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更不等于中国经济实力、发展水平超过美国。
这是因为在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把在本国的企业大量转移到国外，发达国家的产出水平和经济实力，有相当大部分没有反映在GDP上。
特别是从发展阶段、人均国民收入、国民财富存量、经济结构、科技教育、研发创新、生产率、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看，中国经济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
全方位、深入地研究中美两国发展水平与潜力，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回答中国经济规模何时能超越美国，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比较研究，深化对中国现阶段国情特别是经济现状的认识；同时，我们要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缩小同美国的差距，也必须深入研究美国经济各个方面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一、GDP国际比较的两种计算方法
一种是按购买力平价法（PPP法）计算；另一种是按国民核算系统和平均汇率法计算。
PPP法的理论依据是：
各国虽然都用GDP来表示一个国家在一定期限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但由于各国物价的结构和水平各不相同，各国货币的购买力也不一样。
采用PPP法计算，被认为可以对汇率扭曲产生的误差进行调整。
联合国统计局和世界银行按PPP法开展的“国际比较项目”，以美国为基准，收集了全球146个国家的151类2000多种代表规格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将各国GDP按上述151类的支出构成作为权数，进行加权，先计算各分类商品或劳务的购买力平价，然后汇总为各国GDP的购买力平价，并换算为同一货币，以进行国际比较。
PPP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它在理论与方法上也存在明显局限性，据国内外有关专家研究，其主要缺陷为：
一是PPP法要求在不同国家所调查的代表商品的规格、性能和质量必须是相同的，同时又必须在不同国家都具有代表性。
但由于各国的基本国情、经济发展水平、生产和消费结构等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在不同国家选择既具有代表性，规格、性能和质量又完全相同的商品和服务，是很困难的。
如选择不当，测算结果就会失去可比性。
二是PPP法假定各国所有商品都可用于国际自由交换，并且不计入关税、配额和赋税等交易成本。
而实际上各国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都只是一部分，而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又都需要支付交易成本，并按市场汇率进行交易。
同时，PPP法忽略了服务性商品价格的不可比性，也忽略了同一种类商品在不同国家销售环境和售后服务的差异。
三是由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GDP，PPP法在确定各类支出权数时，发达国家起着主导作用，因而得出的GDP数据不能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
四是购买力平价估算的方法有多种，同样用PPP法计算，因采用的估算方法、选取的代表性商品种类、权数以及调查价格的时间、地点不同，计算结果也不一样。
五是PPP法的测算是一个系统又十分复杂的统计过程，实际操作比较困难。
由于受基础资料来源、调查范围、调查地点和代表商品规格样本、比较对象、汇总方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不同年份的调查和统计测算的结果之间往往有较大的偏差。
据世界银行在2008年2月公布的“国际比较项目”的最终报告：
2005年中国GDP总量为5.33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43.1%，而仅仅过了六年，据同一“国际比较项目”报告：
2011年中国GDP总量上升到13.5万亿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GDP的86.9%。
虽然从2006年至2011年这六年中美经济增长率有较大差距，中国GDP累计增长85.9%，而美国GDP累计仅增长5.7%。
但是，认为中国GDP总量六年增加8.17万亿美元，增长了1.54倍，与美国GDP之比上升43.8个百分点，仍然令人难以置信。
按照“国际比较项目”的测算，中国的物价水平只有美国物价水平的54%。
实际上2006年-2011年这六年间，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累计增长21.8%，而美国CPI累计增长15.1%。
而且正是这几年，中国服装鞋帽等工业消费品尤其是进口产品、奢侈品和餐饮酒店、机械设备的价格水平已高于美国，主要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大城市房价、房租也已逼近甚至超过美国同等规模城市的房价、房租。
综上所述，从理论上讲，PPP法可以在国际比较时消除各国GDP中的国内价格差异，但是，它的实际应用由于受到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推算结果往往高估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经济规模。
由于市场汇率反映的是本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用市场汇率计算的GDP更能反映一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现在世界银行也仍然采用汇率法计算的GDP，作为划分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标准，以及各国GDP和人均GDP在全球的排名。
据世界银行按市场汇率计算，2005年中国GDP只相当于美国的17%，2011年迅速上升到47%。
按照2014年12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
中国2013年GDP调高为588019亿元，按同年平均汇率折算为94946亿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GDP的56.6%。
二、经济发展水平国际比较的两类指标
一类是GDP总量，另一类是人均国民收入。
按人均国民收入比较，中国与美国的差距更大。
1978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80美元，相当同年美国人均国民收入10790美元的1.7%。
经过30多年发展，2013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提高到6560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人均国民收入53670美元的12.2%。
虽然从绝对数和相对比重看，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提高的速度是历史罕见的，但是现在也只相当于美国的不到1/8。
人均国民收入具有和GDP总量不同的经济意义，它更能反映一国的实际发展水平和国民福利水平。
因此，不管国际上如何关注中国GDP总量，但是和国内全体人民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更直接相关的，还是人均国民收入有多少。
当然，并不是说经济总量无关紧要。
用GDP表示的经济总量，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尤其是对大国而言，经济总量与它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有直接关系。
二、中美两国发展水平与潜力的多维度比较
（一）财富存量比较
比较中美两国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不能只看当年的产出，即只比较GDP年产出或年人均收入，还应当比较已经积累的国民财富。
美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已有140多年，它所积累的财富总量，并不是用GDP年产出所能衡量的。
而且正是这100多年间，中国有一多半时间受到持续战乱的严重破坏，国民财富的积累根本无法与美国同日而语。
2013年，瑞士信贷银行研究所曾对174个国家的财富进行了相当全面的统计，包括家庭的金融和非金融资产，并减去未偿还债务。
报告指出：
“在最富有的40个国家（总人口10亿多），平均财富比平均年收入高出近4倍。
也就是说，历史积累的财富远高于每年的收入流动”。
据瑞士信贷银行估算，美国的私人财富为83.7万亿美元，中国的私人财富为21.4万亿美元。
美联储按季度测算美国家庭净财富，2014年6月底为79万亿美元；美国非营利机构估算为81.5万亿美元，略低于瑞士信贷银行的估算。
由此推算，美国人均的私人财富为25万～26.5万美元，中国人均的私人财富只有1.58万美元。
因此，即使中国GDP总量赶上美国，美国人均财富仍比中国多16倍左右。
如果考虑中美两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有较大差异，美国年GDP产出中有近70%用于消费，而中国年GDP产出有近一半用于固定资产积累，这个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中国与美国在已积累财富方面的差距。
据克力思咨询有限公司对全球30个国家和城市的调查结果：
2012年，中国建筑资产价值为35.45万亿美元，美国建筑资产价值为39.73万亿美元。
建筑资产总价值，包括公共和私有房产，住宅及商用基础设施，公路、铁路和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发电站及供水网络。
该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人均建筑资产价值为2.6万美元，在30个国家和城市中排名第24位，大大低于美国的人均建筑资产12.6万美元。
该报告预计，到2022年中国建筑资产将积累到75.7万亿美元，但人均建筑资产仍将比美国少61%。
史剑道在《GDP令人误解中国和美国》的文章对中美财富存量作了估算：
截至2014年年中，中国的公共净财富约在5万亿～10万亿美元之间。
美国公共财富扣除债务的净值约为负值10万亿美元。
因此，史剑道认为，中国与美国财富的“真实差距更加接近40万亿至45万亿美元”。
即便中美财富差距只有40多万亿美元，“仍然说明：
美国不仅领先中国，而且是遥遥领先”。
（二）三次产业结构和生产率比较
美国三次产业在世界上都是最强大的：
美国农业早已实现现代化，且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拥有世界面积最大的肥沃陆地，美国人口不到中国人口的1/4，而其耕地比中国多72%。
高产农田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国内也得以免受粮食短缺和价格震荡冲击。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制造业，其在经济中的比重虽然一直在下降，但现在仍占世界制造业的近1/5。
美国服务业不仅在其经济中比重高，而且金融、电信等高端服务业更是在全球经济中发挥很大作用。
2010年美国第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分别为1.2%、19.8%和79%；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1.6%、16.7%和81.2%。
而中国2013年三次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分别为9.4%、43.7%和46.9%；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31.4%、30.1%和38.5%。
对比可见：
中国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均明显偏低。
从中美三次产业生产率的差距来看，世界银行《2013年世界发展报告》数据显示：
1995年美国生产率（每工人每年附加值）为78008美元，是中国生产率1500美元的52倍，到2010年中国生产率与美国的差距迅速缩小，但美国生产率仍是中国的16.3倍。
其中美国第一产业生产率是中国的35.9倍，第二产业生产率是中国的10.9倍，第三产业生产率是中国的12.5倍。
（三）研发创新和全球化企业比较
美国科技、教育等方面在世界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和发展潜力。
创新能力领先是美国生产率高、经济实力强的主要原因。
据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3》排名，美国在2011年居第2位，2012年上升为第1位；中国在2011年居第20位，2012年上升到第19位。
美国商务部和美国专利商标局2012年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2010年，美国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为当年美国经济贡献超过五万亿美元，占GDP的34.8%，提供了4000万个工作岗位，约占全美工作岗位总数的27.7%。
美国的创新优势源自美国文化中具有的冒险精神，同时也同美国长期大量的研发投资，拥有全世界最优秀的大学，以及善于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的企业制度分不开。
在研发投入方面，美国年度研发开支在全球研发开支中的占比虽然已从10年前的37%降到2011年的30%，但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称，美国现在仍然是在研发领域投入最多的单一经济体，2014年研发支出预计达4650亿美元。
中国在研发领域的支出自1998年以来已增长三倍，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从2005年的1.32%，提高到2012年的1.98%，超过欧盟28国1.96%的整体水平，2013年进一步提高到2.08%。
中国研发投入在世界研发投入的占比，从1993年的2.2%大幅度提高到2009年的12.8%，并在2011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但与居世界首位的美国仍有较大差距。
2012年，美国研发投入占GDP的2.79%，其中政府对全社会研发的投入占GDP的0.86%；中国的这一比例只有0.43%。
同年，美国知识产权使用支付费为398.89亿美元，中国为177.49亿美元，不到美国的一半；美国风险投资年度融资290亿美元，中国为40亿美元，仅为美国的13.8%；美国制造业总体研发强度（研发支出占产值比重）为3.35%，而中国只有0.85%；美国制药产业的研发强度为24.5%，中国为1.63%；美国电子计算机、通讯、电子设备产业的研发强度为14%～19%，中国为1.51%；美国交通运输业（不含汽车）的研发强度为11.5%，中国为2.18%。
据统计，2013年中国大中型企业研发投入平均只占销售收入的1.28%，相当多大中型企业没有设立专门的技术开发机构，其中不少企业没有技术开发活动，引进、模仿仍是新产品研制的主要方式。
美国科技领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基础科学研究长期领先世界。
1896年-2014年，诺贝尔奖中化学、物理学、生理学或医学、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共有561人，其中美国占了259人。
中国国内学者尚无上述奖项的获得者。
美国科学家在全球知名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远超过其他国家。
中国在国际期刊的文章数量2011年为89894篇，比2001年增长3.25倍，但只相当于美国2009年国际科技期刊文章数量20.86万篇的43%。
在专利和发明方面，中国近10年来专利申请数量迅猛增长，已连续三年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专利申请国，2013年与2004年相比，专利申请受理数增长5.7倍，达237.7万件，其中批准专利申请131.3万件，比2004年增长5.9倍。
专利申请数量虽然大幅度增长，但专利质量却亟待提升。
2012年中国批准专利申请125.5万件，但只有21.7万件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而美国发明专利占专利申请的近90%。
正如同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所说：
“与发达国家顶尖的发明创造相比，我国更多还是改进发明，是比较低端的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
”2013年中国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虽然从2010年1.7件快速上升到4.02件，但比美国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33.6件，在发明专利数量和质量上的差距仍然很大。
尤其是中国在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拥有的专利非常有限。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2）》的数据：
在世界信息通信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领域的专利中，美国分别占30%、13%和22%，而中国只占0.5%、0.6%和4%。
2013年中国申请国际专利数量虽然位居世界第三，但还不到美国的40%。
在商标和品牌方面，截至2014年6月月底，中国商标累计申请量达1425.7万件，累计注册量达907.5万件，已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
但是，中国缺少自主品牌，尤其是缺乏国际知名品牌。
据统计，目前中国拥有自主品牌的外贸企业约仅占外贸企业总数的11910。
在世界品牌实验室编制的2013年“世界品牌500强”中，中国仅有25个，而美国则有232个。
《福布斯》2013年发布的全球品牌100强中，美国企业多达54家，无中国企业上榜，在最有价值的十大品牌中，美国的苹果、微软、可口可乐、IBM、谷歌、麦当劳、通用电气、英特尔占据前八名，八大品牌价值合计达4184亿美元。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
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曾说：
美国的创业精神极其旺盛，过去60～80年时间里世界性的伟大创新与科技进步大多是由美国企业家创造的。
当今在技术突破的新领域，如3D制造、人工智能、纳米技术、云计算、机器人技术、大数据、高等材料学等，美国企业都处在领先位置。
美国许多企业不仅拥有很强的研发队伍和资金实力，而且具有很强的创新动力和活力。
硅谷是美国的创新和创造优势的集中体现。
有人总结说，硅谷是创新企业的栖息地，包括硅谷有企业家的创新冲动、创新精神，有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有开放的企业结构，有允许人才流动的法律环境，有便于创新公司上市的股票市场，有支持创新企业的风险投资等等。
硅谷经验说明：
要聚集创新企业、创新人才，需要有激励创新的体制环境，以及支持创新的外部条件。
在这些方面，除了企业的努力，也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为，包括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并从各个方面鼓励、支持创新。
在全球化企业方面，美国《财富》杂志公布2014年世界500强企业名单，美国有128家上榜。
虽然比2002年197家企业上榜减少69家，但仍居世界第一。
2001年中国共有13家企业上榜，2014年上榜企业上升到100家，其中最高排位企业中石化由2001年市值453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4572亿美元，排位由居500强第68位上升到第3位。
但在2014年中国100家上榜企业中有16家企业出现亏损，占全球500强中50家亏损企业的32%。
在以资产收益率衡量的前十大公司中，有六家是美国公司，只有一家中国公司。
据中国有关专家分析，2012年，全球最大100家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为67%，而中国1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平均跨国指数仅有13%左右。
这说明中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经营能力不强，主要是面向本土市场，因而遇到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其盈利能力也必然随之下降。
（四）高等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比较
美国创新优势的重要原因是它拥有全球领先的高等教育体系和大批优秀人才。
据美国教育部2013年数据，美国授予学位的高等院校4700所，在校学生2200万左右。
早在1980年美国大学入学率就已达到50%以上。
据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公布的2014年-2015年世界大学排名，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连续四年蝉联榜首，哈佛大学名列第二。
美国大学在该排名中继续占据优势，在前十名中占七所、前20名中占15所，前100名中占44所，前200名中占74所。
中国内地只有三所大学进入前200名，北京大学居第48位，清华大学居第49位，复旦大学排在193位。
①另据上海复旦大学对全球大学的一项研究，在全球大学排名居前20位的大学中，美国大学占17所。
除了历史传统外，这主要是由于美国长期实施教育优先战略，将发展教育作为国家战略重点。
美国政府教育支出达一万亿美元，占GDP的6%左右。
此外，美国著名大学因其领先地位和培养人才的贡献而经常得到来自美国和全球各类基金及个人的大量捐助，包括对优秀学生提供学费和奖学金。
美国还在签证、留学、科研、移民等方面制定了鼓励外国优秀学生和高科技人才到美国留学与从事科研、创业的激励政策。
2013年，有82万名外国学生在美国的大学注册就读。
发达的高等教育体系为美国培养了大量创新人才和企业家。
据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威廉·克尔研究：
2004年中国和印度裔的美国移民发明的专利，占美国国内专利的15%，而1975年仅占2%。
布鲁金斯学会估计，1995年到2005年间，美国1/4的科技和工程公司，是由在外国出生的人创立的。
从人口年龄构成来看，美国的劳动力大军相对年轻，规模仍在不断扩大。
据美国有关机构预测：
从现在到2050年，预计美国人口将增加近一亿人，劳动力人数将因此扩大40%；预计到2050年，美国的中位数年龄为40岁；中国为近50岁。
美国人口构成状况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移民比总体人口年轻，与出生在美国的人口相比，移民加入劳动力大军的人数也更多。
移民群体还是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美国在吸引外国企业家和科学家等高技术移民方面，比其他发达国家具有明显优势：
包括进入和流动的难度较小，美国的开放社会能让移民较快实现融合。
中国劳动力的素质正在提高．未来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仍具有优势和潜力。
从质量方面看，2012年，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6960万人，预计2015年将超过一亿人，2020年可能超过1.6亿人。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3）》预测：
到2020年中国劳动力素质还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25岁及以上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8.56年提高到10.21年。
今后十年可能迎来“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十年。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在全球科技迅猛发展、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尤其是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相比，中国将面临人力资源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特别是高端人才短缺的严峻形势。
据麦肯锡咨询公司估计，到2020年中国在仅有初级教育水平的低端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将比工作岗位多出2300万；而在拥有大学学历或职业技能资质的高端劳动力市场，则将出现2400万的供给缺口，如果不能弥补这一缺口，机会成本可能高达2500亿美元。
2014年中国在校大学生2468万，高校毕业生727万，这是巨大的人力资源宝库，但其中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存在着结构与技能不适应市场需求的问题。
据麦肯锡咨询公司调查，这部分大学毕业生“不具备满足潜在雇主需求的技能。
他们缺乏技能训练、英语不够熟练、不会团队协作和批判性思考，不能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没有‘软技能’”。
“尽管中国每年有超过60万的工程专业毕业生，但具有外国跨国公司所需技能的仅有十分之一”。
从数量方面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虽然从2012年开始减少，但到2020年15～59岁人口仍有9.221亿人，预测到2030年15～64岁人口仍占总人口的67.1%，绝对数为9.52亿人。
其中30～60岁的高储蓄人群约占总人口47.1%，与目前的水平相当，说明直到2030年中国的高储蓄率仍可以持续。
按照总抚养比（老龄人口+未成年人口／劳动力人口）低于50%作为人口红利门槛，中国自1990年进入人口红利期，2011年达到最低值34.4%，2030年回升到50%左右，预计人口红利期可能延续到2035年前后。
当然，从人口抚养比分析，只是给出了人口机会窗口的阶段划分，未来20年能否转化为人口红利，还取决于这个期间劳动力市场供求变化状况。
（五）能源供需和能源安全比较
美国新出现一个经济优势，是新的能源技术革命带来的能源优势。
国际能源署的2013年《世界能源展望》显示，2012年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生产者，2014年已超过俄罗斯和沙特成为世界最大的液体燃料（原油、非常规原油加天然气液）生产国。
美国新的能源技术革命，指的是开采页岩气和致密油的新技术革命。
近些年，美国“水力压裂法”的技术创新取得重大突破，即在高压下使用大量的水和化学品将岩石压裂，从而释放出其中的天然气或石油。
新技术使页岩气和致密油的开采由难变易，而开采成本与常规油气相当。
美国页岩气产量在2007年仅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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