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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1997—2000年一直保持在3.1%，2001年上升到3.6%，2002年升值4.0%，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目前我国城镇实际失业率大约为8.3%。
（2）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从我国经济结构变化上看，我国处于工业化加速士气，工业化加速时期最显著的社会变化就是农业产值和农业人口比重持续下降。
（3）每年新增劳动力数量庞大。
目前全国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1300万人左右，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量；
（4）城市新增就业岗位的供给出现减缓，就业弹性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自1990年以来逐步缩小，我国目前总体就业弹性为0.1，即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带动0.1个百分点的就业增长，大约是80万人。
国际经验表明，一国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技术选择战略，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不同的就业结果，经济增长并不会自然导致最大化就业；
（5）失业和空位并存的问题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难以最终解决。
我国劳动力总量达，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又有限，存在大量没有受过培训的简单劳动力，因此劳动力素质问题是要长期面对的问题。
失业问题的解决涉及到一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知道思想、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教育结构、市场体制等一系列深层次的体制性、制度性等方面的问题。
我们应该根据这红过国情，充分借鉴各国经验，制定促进就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积极的就业政策，以有利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一、调整发展观，把充分就业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优先目标。
首先，就业是社会和政治能够稳定能过的关键因素。
2001年底国际劳工组织召开“全球就业论坛”会议功过的《全球就业议程》指出：
“工作是人们生活的核心。
泥金是因为世界上很多人依靠工作儿生存，它还是人么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以及为后代带来希望的手段。
这使得功过成为社会和政治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
”只有人民安居乐业，才能长治久安。
其次，就业是民生之本。
就业的状况、就业率是效率和公平的结合点。
我国13亿人力、口中，有7.4亿人就业，在4亿城乡家庭中，2/3以上的家庭成员是劳动者，就业收入构成家庭收入的主要部分，如果失业或下岗，一些家庭可能陷入贫困状态。
而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途径。
当前在我国结业矛盾十分突出的状况下，政府应把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优先目标来考虑，将扩大就业和老百姓的真正富裕作为政府工作业绩的主要考核指标，把经济社会的发簪战略有追求速度为主要目标转向以创造就业为主要目标。
二、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促进就业具有较好的作用。
从财政的指出角度看，加大公共投资项目，既能直接刺激需求，带动社会投资，又能简介促进就业。
从财政收入的角度看，税收政策对促进就业业具有积极的意义。
切实将各种优惠税费政策落实到位，对扩大就业会产生积极的效果。
货币政策对就业的调节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
稳健的或帮你政策加强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有利于经济繁荣和就业增加。
目前我国普遍存在银行贷款难，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据有关部门统计，上海只有2%的中小企业能得到政府贷款，这大大制约了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
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加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
三、要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并加强对货币政策的微调。
1.收入和就业的关系密切。
劳动力成本过高，企业会减少对劳动力的使用。
因此，前述西方国家控制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上升所制定的工资指导线，以及一些大公司在需要裁员时，先用降低工薪福利的办法来替代裁员计划的方法，来避免就业机会的过多损失，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地创造结业岗位。
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
但是整固不应该让企业既要缴纳高额税收，又要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只要能提供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是应该扶持的。
2.在企业规模上，注重扶持中小企业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经验。
从世界各国就业情况老看中小企业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载体，扩大就业主要还考发展中小企业。
中国当前注册登记的中小企业站全部注册企业数的99%，总产值和利税分别占全国总量的60%和40%，提供了约75%的城镇就业机会，年均创造900亿美元左右的出口额。
国际上发达国家每8—10人中就有一个中小企业，而我国每28人才有一个中小企业，如果按照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中小企业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其创造的就业岗位的空间也是相当客观的。
3.在经济类型上，注重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客观现实的选择。
英爱情形认识，国有企事业单位对新增劳动力的需求是有限的，它们或者在压缩编制，或者自身经营状况不佳，即使需要招聘员工也是条件严格，名额有限。
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和蓬勃生机，而且吸纳了大量人员就业。
实践证明，哪个城市、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快，城镇就业夜里就小。
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一是要清除体制障碍，使这些企业在市场转入、税收、投融资、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和奇特企业享受同等待遇，并鼓励有条件企业做强做大。
二是提供政策支持，包括资金支持、税收支持等，解决小企业融资担保难的问题，建立其贷款主渠道，地方财政对小企业应实施税收减免政策，以促进其发展。
三是在技术服务，细细咨讯和人员培训方面加大扶持力度。
4.在就业方式上，注重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广泛推行临时工、小时工、季节工和弹性工作制，可以开拓巨大的就业空间。
估计我国目前已有70%的下岗失业人员进入灵活就业领域。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京、沪等7城市抽样调查推算，家庭服务业可创造2000万个就业岗位。
推行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关键在于转变劳动力的择业观念，树立灵活形式就业也是就业的观念；
还要神话劳动用工制度改革，
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灵活就业人员享受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免除后顾之忧，并开辟灵活就业新领域，加强对灵活就业的服务。
5.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加强职业教育和金额共培训，帮助特殊困难群体就业，是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关系，朝着“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发展目标而努力的重要途径。
帮助特殊困难群体就业是政府基本职能之一，政府一方面要解决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另一方面通过培训，帮助他们尽快重返劳动力市场，并应将工作重点由基本生活保障转为就业保障。
1998年—2000年，全国共组织了1300多万下岗和失业人员培训，他们在接受培训半年后的就业率达到60%。
五、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创造良好的环境
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主要矛盾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
这种矛盾的根源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不能转移到非农领域。
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全面小康、现代化都要在充分就业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一是要推进城镇化建设。
推荐农村城镇化建设要加强规划，合理布局，避免“遍地开花”、过于分散。
通过农村人口向小城镇集中，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内的工业小区集中，形成规模效应、集聚效应，促进第三产业发展、扩大就业容量。
二是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
神话户籍制度改革，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平稳有序转移。
取消对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的歧视性、排斥性的管理审批等规定和收费项目，变限制控制为放开鼓励，变审批收费为维权保障、三是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极致。
就现在情况看，农村职业培训工作还缺乏体制、政策和经费上的有力支持，从而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各级正度应吧农村职业培训工作提到重要议程上来，并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
六、培育统一开放、依法规范的劳动力市场
“劳动者自主创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就业模式。
这一模式的良好运作，要求有一个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一是打破劳动力市场在地区、行业间的壁垒，促进企业根据需要更灵活的调整劳动力存量，根据劳动力市场价位控制人工成本。
二是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通过规范话的职业介绍机构开展信息、培训、咨询和职业介绍、职业指导等系列化服务。
三是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加快推进区域内、区域间乃至全国性统一的信息网络建设。
包括劳动力供求信息网络、职业培训网络和职业介绍网络，充分发挥现代化通讯工具和手段传递信息的作用，降低劳动力市场职业收录成本。
四是加强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控：
制定人口政策、调整教育结构来控制和影响劳动力的长期供给，加强就业培训，不断改善劳动力供给，降低劳动力的市场摩擦。
制定促进就业的经济发展战略、产业政策，所有制结构政策及于此相适应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政府还应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预测、规划、立法、监督和管理。
七、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
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形成，有赖于社会保证共功能的建设和健全，企业把冗员分离出来，而把失业保险的职能交给社会执行。
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过程中，一部分劳动者将在一定时间内处于失业状态，急需失业包厢制度对他们进行保障。
社会保障体系是防止因为失业问题引起社会震荡的有效措施，是新型劳动就业体制建立不可或缺的前提。
总而言之，中国的就业问题的解决必须尊重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的失业问题是具有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色的。
既联系于国际市场经济规律，又有别于他国恶性失业”。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阶级先进性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决定力量。
我们需要通过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引去逐步的，有效的，并最终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
（姚硕张木森武汉理工大学政治和行政学院，湖北武汉430063）
回避就业问题永远解决不了房价问题
作者：
林一海
来源：
日期：
2011-3-3110:
42:
44 访问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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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为了抑制十多年来持续飚升的房价，终于有了看起来真实的大动作，就是兴建3500万套保障房。
对此，社会，包括大多数学者，看重的是供给增加，而不大关注3500万套吸纳的就业问题。
如果同时看重这两个方面，就不难明白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及其政策在中国的继续发展。
本来，增加供给可以平抑物价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为什么三十年来在众多一般商品的价格不仅相对降低（和工资相比的下降）甚至不少还绝对降低（用货币衡量的减少）的情况下，房价却不仅绝对地甚至还相对地上升呢？
谁都不难看出来直接原因就是政府在严格控制土地的供给，致使土地价格飙升而极大地抬高了房价。
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
政府给出的表面理由是考虑到粮食安全问题必须控制十八亿亩土地的红线。
但是，更真实的问题是，作为时刻面对社会实际问题的政府，比谁都更清楚，真正要命的问题是征用土地之后如何安排原来土地上农民就业的问题，只是由于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的教训太深刻而敏感到了政府不能忽视却又不敢多谈的地步，因为中国的失业人口已经多达两亿，相当于七亿五千万劳动力人口的四分之一还多，在“严峻”前面加上“非常”二字也远不为过，谈不好就很可能是解决办法没找到，反倒把为数不少的长期失业人群的火气给引爆成为整个社会的危机了。
但是，不敢多谈的问题当然不会自行消解，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推波助澜，中国房价问题的严重性越来越大，终于迫使政府下了3500万套保障房的决心，试图达到既盖房子又吸纳就业这样一举两得的效果。
问题是，一方面，3500万套要不要突破十八亿亩红线？
另一方面，3500万套完工以后的就业怎么办？
所以，不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3500万套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事倍功半。
那么就业的根本问题何在呢？
无论是学者还是大众，几乎绝对一致的看法是制度问题，左派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指过去失败的所谓计划经济，才是根本出路，而右派呢，则主张只有彻底推行市场经济才能扩大就业。
且不论那种制度更好，只说这样的争论，恐怕没有几个人相信可以在看得见的时间里产生出来积极的，也就是能够形成基本共识的结果，因而社会陷入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当然是非常危险的。
其实，既然有“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也就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景，这是中国古人早就明白的辩证法道理，用西方人马克思的话说，“内因是根据”，“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在于问题之中”。
用在房价问题上说，房价的问题首先是房子本身的问题，房子的设计不合理是根本问题，其他问题，包括房价问题，都是因此而派生的。
什么叫房屋设计的合理性？
就要从房屋（主要指住宅）的功能上来分析，住宅是干什么的？
这似乎是个多余的问题——就是住的嘛，所以叫住宅嘛。
但是住的意义何在呢？
——就是满足生活的需要嘛。
那么生活的需要有哪些呢？
我们目前流行的住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生活的需要？
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指出，人的需要从低到高按照生理需要、安全需要、交往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这样五个层次依次递进，低一级需要满足的程度越高，高一级的需要也就越强烈，这已经成为公认的道理了。
按照这个理论，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国现在流行的单元式楼宅只能满足避风栖身这样最低程度上的生活需要，因为单元楼宅的根本特点就是分隔邻里关系，“鸡犬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首先在安全问题上就很成问题，完全失去了“邻里守望”这个安全的根本条件，虽然防盗门的制作越来越坚固精良，但也只能达到三十分钟撬不开的标准，因而无法改变“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的社会心理。
同样，既然没有交往，也就无所谓相互的尊重，邻里之间互相隔膜甚至猜忌是单元楼宅里的常态，当然也根本不可能靠得到邻里的帮助来自我实现了。
也就是说，单元楼宅隔断了人的相互交往，使得人的根本属性处于被抑制甚至被摧残的状态，各种不合理的事情就不能不应运而生了，譬如就业问题，由于邻里之间相互难以交往，就很难发展公共服务业来安排就业，当然也就很难放心地去征用农民的土地，即使给被征了地的农民相当于几十年土地收益的补偿，也仍然是不可靠的事情，因为谁也无法要求农民把到手的钱分为几十年来花，特别是谁也无法保证农民得到的这些补偿款可以投资到有永久保障收益的项目上，于是政府只好以粮食安全为可以摆到桌面上的理由来严格控制土地了，土地价格当然就会越来越高。
也就是说，房价问题的根本在于单元楼宅不能提供足以保障被征用土地上农民的就业机会。
承认了这一点，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兴建具备足够公共服务设施（或者说公共服务房间）的真正的公寓，让被征用了土地的农民能够获得在这样的公寓里从事服务工作的机会，房价自然就会回归到一般商品趋于降价的合理轨道上来了。
这样所谓真正的公寓最合理的设计显然应该是各家住宅围绕中间公共服务房间的环型布局，我称之为环型邻区公寓，“邻区”就是中间公共使用的服务房间，形成邻里交往的区域。
可以简单计算一下：
在环型邻区公寓里，由于公共服务设施的存在使得生活公共化，就会显著节约居家生活的成本，就象蒸汽机出现以后的生产社会化显著节约了生产成本一样，每家的生活开支节省百分之二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足够支付按照大约每三、四户人家配备一名服务员的工资，一幢普通的六层、每层十二户、总共七十二户的公寓就可以安排大约十八人就业，而它所占用的土地，包括楼间地面在内，最多只需要五亩地，需要安置的劳动力也就是两三人而已。
按照这样的计算，这样的环型邻区公寓可以吸纳居民数量的大约十一二分之一，劳动力数量的大约六分之一就业，也就是说，中国十三四亿人，七亿五千万的劳动力里，存在着一亿多人可以从事直接生活服务的就业机会，却因为单元楼宅的流行而不可得。
实际上，除了如此数量巨大的直接生活服务就业机会以外，自然还会有一定比例的间接生活服务就业机会，至少也是几千万人吧，在单元楼宅条件下也都谈不上了。
进一步说，显而易见的是，单元楼宅决定的土地控制使得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和GDP相比远远不成比例，如果改建为环型邻区公寓，由于房价的显著降低和就业形势的好转，城市化的速度至少要加快一倍，带动的生产性就业机会，首先是住宅建筑产业及其带动的大量相关产业，需要的劳动力不知道又要增加多少，则中国两亿人的失业问题就完全可以用“迎刃而解”来形容了。
更为长远的意义是，这样的环型邻区公寓由于具有提供充分生活服务的条件，就可以切实解决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空巢问题和性别比例失调问题，人们养儿防老的观念就会彻底改变，使得人口在恢复良性和和谐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减少到和国土资源相适应的状态，譬如七八亿人，中国的就业问题就会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当然，坚持粮食安全立场的人会质疑说，即使环型邻区公寓能够解决被征用土地上农民的就业问题，但是土地减少了还是要威胁粮食的安全性的。
其实，土地紧张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还是前面提到的单元楼宅排斥就业的问题，道理很简单，本来，即使是单元楼宅，一幢也能够安置几十上百户人家，应该可以腾出来大量农村宅基地的，也就是完全可以不减少耕地甚至增加耕地的，但是由于单元楼宅里没什么就业机会，而且把房价又推高到可望而不可及的程度，使得农民即使进城务工也不能成为稳定的城市居民，就难以让他们放弃原来的宅基地，能够兴建城市化住宅的土地也就不能增加，要盖房就只能占用耕地，当然会影响粮食的安全。
而在环型邻区公寓情况下，如前所说，就业不成问题了，进城的农民也就没必要保留原来的农村住宅了，这样大量的土地就腾出来了，当然也就在根本上不存在影响粮食安全的问题了，而且，环型邻区公寓必然造就的公共化生活方式和合作化的生活管理方式还会强有力地引导农民放弃个体小生产农业方式，而自然地转化为合作化的农业生产，必然会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粮食产量来巩固粮食问题上的安全，加上前面提到的环型邻区公寓对改变人口生育态度的积极作用，彻底解决粮食问题也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这个道理并不深奥，中国古代早就有环型邻区公寓的成功实践，譬如南方客家人的土楼，但是由于中国社会有根深蒂固的小生产习惯，不要说大众，就是官员和知识分子这样的社会精英群体，虽然已经生活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却依然对社会化大生产的观念理解起来很困难，一听说生活公共化就感到可笑，实际上是恐惧，而对“躲进小楼成一统”、“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单元楼宅津津乐道，还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如果住进公共化的住宅很快就会争吵起来，其实是自己根本不懂得物质决定精神这样的道理，不知道中国人之所以缺乏公共意识，恰恰是几千年来居住在“老死不相往来”的四合院里才形成并且根深蒂固的，这一点早在四合院刚刚出现的时候，也就是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就已经意识到了，指出必然是“各自为家，货力为己，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的情形，现在的单元楼宅甚至更加强化了这样反社会化的传统意识。
也就是说，只要住进环型邻区公寓里，要不了几天，人们的公共意识就自然产生出来了，因为那时候人们就会切身感受到，如果还是象在单元楼宅里那样一味自以为是而不互相尊重和礼让的话，在每天重复的众目睽睽之下的生活是很尴尬很不方便的，相反如果互相尊重和礼让合作的话，则会产生丰富多彩的生活而轻松愉快，好的生活情趣会立刻得到响应而蔚然成风，坏的生活习惯也会很快受到抑制。
那时的人们就会理解了，所谓物质决定精神不是说物质财富多的人就一定精神文明程度高，而是有什么样的物质形态就会有什么样的意识，并且产生什么样的政策和制度，正是四合院使得国民形成的历史习惯和当今单元楼宅的流行使得已经有不错就业条件的精英人士热衷谈论房价（实际上是单元楼宅的价格），却不怎么关心大量无业者的就业问题，自然使得无法回避就业问题的政府得不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就业的谋略计策，当然就只能靠控制土地来一方面尽量减少因为失地而流离的人口数量，以免重蹈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覆辙，另一方面也可以抬高自己垄断下的土地价格和增加楼市税收来养活无路可去而挤到吃皇粮队伍里的精英人士了，这又是政治上的一举两得，只是很有点饮鸩止渴的意思，控制土地而推高其价格和房价来供养日益庞大的吃皇粮队伍，只能越来越让社会感到窒息，就连已经挤入皇粮队伍里的精英也越来越不耐烦了，于是3500万套的政策就应时冒了出来。
只是一旦3500万套单元楼宅的作用不如所愿，或者作用随着3500万套的完工，那又该饮什么酒来止渴呢？
文稿集锦
我国当前分配不公的成因和对策
蔡继明
2011-01-0719: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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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虽然进行了长达30余年的市场化取向改革，特权和腐败收入膨胀，以及国有垄断企业高管和员工收入过高，无疑和我们现行政治体制和政府职能密切相关。
官员特权利益在不断固化和强化，腐败上升的势头尚未得到有效的遏制，设租寻租行为司空见惯。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和政府职能错位，是造成上述诸多分配不公的最深厚的制度根源
一、我国当前国民收入分配不公的表现
分析收入分配公平和否，首先要把公平和平等区分开来。
平等是指收入均等，这是一个实证概念，可以用基尼系数等指标来衡量；
公平是对收入平等或不平等状况所做出的一种价值判断。
从初次分配的角度看，市场经济通行的公平分配原则是报酬和贡献相一致。
这里所说的贡献并非单指劳动贡献，而是包括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土地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
根据本文对公平分配的理解，我认为，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财政收入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畸重畸轻
20年来，GDP和城乡居民收入都仅仅保持了1位数的增长，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却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中国财政收入在20年里增长了30倍，年均增长率19.5%，远远高于GDP的增速。
这必然造成“国富民穷”，国内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从而造成国内消费需求不足。
而政府的财政支出中，自己花掉的部分即行政性开支占了20%左右，仅“三公”（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旅游）支出就高达数千亿，真正用于老百姓住房、医疗、教育等民生方面支出所占比例很小。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
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同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目前中国公务人员（包括公务员、民主党派、工妇青群、编外人员、没有市场化的事业单位人员——发达国家没有“事业单位”，每个单位要么是政府机构，要么是市场主体）总数在6000万人左右，并且每年还在以至少100万人的速度增加；
零点公司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指导下完成的《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报告》显示，近7成的民众认为目前政府公务员的总量应该减少；
按照公务员和GDP的比例指标分析，中国公务员数量大大超过发达国家，中国公务员“超标”近20倍（中国青年报，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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