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的诗风比较之欧阳美创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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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与杜甫的诗风比较之欧阳美创编
李白与杜甫的诗风比较
时间：
2021.01.01
创作：
欧阳美
李白与杜甫在诗歌创作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及价值取向。
我们可以从下列几点来比较李白和杜甫：
一、思想：
李白的诗，很多表现出求仙出世和及时行乐的思想；
杜甫的诗，很多表现出忧时伤世，悲天悯人的思想。
所以李白被称为“诗仙”，杜甫被称为“诗圣”。
二、风格：
李白经常用夸张的手法，生动的比喻，抒发出热烈奔放的感情；
杜甫经常用刚健的手法，深沉的思考，表现对社会实况的深厚同情。
李白偏向于浪漫，杜甫偏向于写实。
三、擅长的体裁：
两人都能写各种体裁的诗歌，但李白的七言古诗和绝句写得最好，而杜甫的律诗写得最好。
李白和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但自唐代以来，人们多喜将他们并论，更有学者对他们的进行比较，以致很多诗评家都卷入了对李杜孰优孰劣的争论。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虽然学界还存在着李杜优劣论，但人们更喜探讨李杜之间的交谊、李杜诗歌思想和艺术之异同。
一、李杜之交谊和相互影响
本世纪较早探讨李杜交谊的学者是闻一多。
他在《杜甫》一文中用饱含感情的笔墨，描述了李杜二人的交往和友谊。
如他在写到李杜第一次会面时说：
"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出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
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
四十年代，陈叔渠在《唐代两大诗人的风义感及其他》中也论及李杜之交谊。
他认为，"杜甫对于李白，一片怜才之忱，在他的诗中，时时可见"；"最奇怪的是，李白对于杜甫，却是很为冷淡"，"这可见老杜的怜才爱友，一热烈至诚，出于无情的了。
"
五十年代，林庚在《诗人李白》中较为细入地探讨了李杜之间的交谊。
他认为，"李白是杜甫生平最倾心的诗人"，而其因素又有政治和诗歌两方面。
李白与杜甫相会游从的半年中，李白影响杜甫的成分要多一些。
他们真无愧于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对于政治的警惕性，对于现实的敏感，乃是时代真实的镜子。
他们的默契也就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发扬。
从诗歌艺术上说，也是李白影响杜甫为多：
"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前，现存约十首的诗中几乎都是五律，可见杜甫早期的作品原是以五律为主的。
"而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后，受到李白七古的影响，后来又"从七古中获得全新的解放，因而又创造了他自己所独有的五古"。
六十年代，人们对李杜交谊更为关注，出现了好几篇论述李杜之交谊的文章，如郭沫若的《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耿元瑞的《有关李杜交游的几个问题》等。
郭文指出，"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好朋友。
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像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
七十年代，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李杜交往和友谊的看法。
他说：
"杜甫十分同情李白，毫无问题。
"而"李白虽然年长十一岁，他对于杜甫也有同样深厚的感情。
""前人爱以现存诗歌的数量来衡量李杜感情的厚薄，说杜厚于李，而李薄于杜。
那真是皮相的见解。
"对于相传李白所作的《戏赠杜甫》诗，作者认为，"既非嘲诮""戏赠"，也不是后人伪作，"那诗亲切动人，正表明着李白对于杜甫的深厚的关心。
"
八十年代以后，仍然有一些学者论及李杜之交往和友谊，如李宽的《杜甫与李白的友谊》、叶嘉莹的《谈李白、杜甫的友谊和天才的寂寞》、王辉斌的《李杜初识时地探索》等。
叶嘉莹通过对杜甫《赠李白》一诗的解说，证明李杜相轻之说的决不可信，看出李杜二人于外表的相异之下所蕴含的一份生命与心灵上的相通。
王辉斌文则对李杜天宝三载前后的行踪进行考察，认为他们初识的地点不在洛阳而在梁园。
二、对李杜优劣的再讨论
虽然本世纪大部分学者并不热衷于讨论李杜孰优孰劣的问题，但是在一定的时期仍有一些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的观点。
本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大多学者对历史上的李杜优劣论不以为然。
如胡小石在《李杜诗之比较》中就没有对李杜强分高下，而是从李杜二人的创作实际出发对其诗歌艺术之异同一一比较。
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认为，历史上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者中能真了解李、杜者不多，"李杜二派的辩论，因为偏倚的嗜好而盲赞瞎谤，都没有说着最重要处"。
所以作者从七个方面分析了李杜的相异之处。
而另外一些学者虽然没有明确地持李杜优劣论，但隐隐约约显露出一点抑李扬杜的调子。
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就说，"李白虽然\'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然而我们凡夫俗子钟不免自惭形秽，终觉他歌唱的不是我们的歌唱，他在云雾里嘲笑那瘦诗人杜甫，然而我们终觉得杜甫能了解我们，我们也能了解杜甫。
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终于是\'天上谪仙人\'而已。
"再如李广田在《杜甫的创作态度》中借用宋人罗大经的话表明了自己抑李扬杜的观点，还认为：
"以诗之纯风格言，李或有胜杜处；以诗之思想内容言，杜实胜李百倍；因任何作品，都不能只凭其风格而伟大。
何况所谓风格优越云云，实在也还是一般的偏见，因为归根结蒂，风格仍为思想所决定，一个人如果根本不能接受李白的思想，也就无从欣赏他的风格了。
"当然，这种扬杜抑李论是有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背景的，同时也和论者所持的文学理论观念分不开。
同样，傅庚生在《评李杜诗》中也从思想和情思的重要性方面肯定了杜甫，贬低了李白：
"若藉着如此的一种客观标准去衡量李、杜二人的诗歌，我们会发现杜甫有八九分的光景了，李白要逊似二三分。
"
本世纪下半叶五六十年代，由于受新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学界在研究古典诗歌时，也就更多地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用和诗歌作品的现实性或人民性。
用这种观点来衡量李杜，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扬杜抑李论了。
然而，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并未扬此抑彼，而是能够持平，见出李杜二人各自的成就。
如苏仲翔的《李杜诗选》就各选李杜诗歌二百余首（共五百余首），合为一编，以见其诗歌实质、风格之异同。
作者指出，李白和杜甫，是照耀着唐代乃至整个古典诗坛的两面万古常新的旗帜。
他们二人的作品无疑"同样都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人民性"，"李白和杜甫，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来说，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的出版，又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文革时期自上而下的扬李抑杜的倾向。
据王学泰《二十世纪文化变迁中的杜甫研究》介绍，解放后毛泽东不只一次地说过，他更爱读李白的诗，而且认为李白是千古诗人之冠；江青在审查影片《杜甫》是也曾强调说"主席更喜欢李白的诗"，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再赞扬其他诗人了，尤其是不能赞扬曾与李白并称的杜甫。
所以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几乎处处"扬李抑杜"，完全改变了他在六十年代初所持的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看法。
八十年代以后，几乎没有人再在李杜比较时持扬此抑彼的观点了，人们大多对李杜诗歌创作之异同条分缕析。
三、李杜思想、诗歌艺术之比较
八十年代以前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对李杜的思想和诗歌艺术进行了比较。
如胡小石的《李杜诗之比较》就对李杜诗歌艺术和成就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比较。
再如，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就思想、性格、艺术、境遇、行为、嗜好、身体等方面对李杜进行了比较。
五十年代，苏仲翔在《李杜诗选·导言》中首先探讨了李杜思想方面的异同。
他认为，在对于祖国的爱慕、对于人民的热爱、对于侵略战争的憎恨等三方面，李杜是共同的；至于二人不尽相同而且在诗中比较突出的，则为李多人民自豪感与反抗精神，杜富人道主义与悲天悯人之怀。
接着从在诗歌史的地位上说，李杜"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
李白是第一个吸取民族优良传统和外来形式，奄有陶谢庾鲍沈宋各家之长，把中国诗歌推向全面发展的\'先驱\'；杜甫则是随着时代进展又把诗歌创作提到现实主义空前未有的高度，因而赢得\'诗史\'、\'诗圣\'称号的集大成者。
"
八十年代以后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对李杜各方面进行比较的成果就越来越多了。
在这些成果中，首先值得一提的罗宗强的《李杜论略》。
该书从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学思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对李杜二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比较，而且精见迭出。
在罗宗强著作同时或之后，学界还出现了一些李杜比较的专题论文，如金启华的《李杜诗论的比较》、袁行霈的《论李杜诗歌的风格和意象》、裴斐的《唐代转折时期的李、杜及其诗歌》、萧瑞锋的《李杜异同论》、苏为群的《李杜山水诗的特色及其异同》、吴光兴的《李杜独尊与八世纪诗歌的价值重估》等。
其中金启华文认为李杜诗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主张吸收风雅骚赋，建安以前各家之作，取精用宏，成就他们的伟大；不同之点主要在于对声律的看法，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成就他们各自不同的特色。
袁行霈文认为，在建立自己独特的意象群方面，李白和杜甫都是能手。
飘逸与沉郁这两种不同的风格，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的意象群上。
李白所创造的富于个性特点的意象中最突出的就是飞翔的大鹏，还有奔腾咆哮的黄河、长江，高出天外的山峰、飞泻直下的瀑布，这些"都具有超凡的气概，曲折地表现了李白冲决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可以见出他飘逸不群的风格"；而杜甫伤时忧国的情怀借着客观物象表现出来，形成带有浓厚忧郁色彩的意象，如瘦马、病桔等，"在这些被损害与被遗弃的生物身上，杜甫表现了多种深沉而忧郁的情思。
"作者指出，李杜风格的不同还体现在意象的组合上。
李白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疏朗，好象疏体的写意画，三两传神之笔可能胜过满纸的勾画；杜甫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紧密，往往把几个意象压缩在依据诗中，显得凝重、老成、深沉。
李杜意象疏密的不同还表现在诗的章法上：
李白的诗章法疏宕，跳跃性强，诗的节律也比较急迫，有一股不断向前冲击的力量；杜诗意象之间的脉络相当分明，章法十分严密，节律回旋舒缓，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渗透力。
裴斐文则认为，李杜都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其个性差异表现在各自选择的从政道路不同：
杜甫是标准的正统派，立志作贤臣，采取的入仕方式亦与一般士子无异；李白则梦想当策士，献奇策立奇功，一举而致卿相。
但他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均以悲剧告终。
吴光兴认为，李杜生前不受重视，李杜齐名当以其文集行世为限，约在八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或八十年代，"李杜独尊"的构想最初很可能出于"新古文派"。
作者还认为，八、九世纪之交至北宋王安石之前，李杜被视为一种共同的审美理想――壮大奇丽；从王安石开始，李杜不同，李为豪放，杜为沉郁。
李杜创作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
裴斐先生在《李白十论》一书中说：
“李杜创作的最根本区别，简单讲来，乃在于对待主客观的不同态度，用王国维的话说，李白属于‘主观诗人，杜甫属于‘客观诗人’，杜甫擅长客观描写，代表作是叙事诗，他的抒情诗也带有客观色彩；李白擅长自我抒情，绝大部分是抒情诗，他的叙事诗也带有抒情色彩。
杜甫诗的社会内容是通过一幅真实的生动的社会生活图画直接呈现的。
因而容易被人认识，李白诗歌形象主要是诗人自己，而不是客观的社会生活，因而他的社会内容不容易被人认识。
”我很赞同这些观点，不过需要进一步阐发。
什么是“主观诗人”呢？
李杜诗歌创作对待主客观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我先引几段古代诗论家的评论。
《唐末诗醇》称赞李白的七古诗：
“往往风雨争飞，鱼龙百变；又如大江无风，破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诚可谓怪伟奇绝者矣！
”
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李白：
“唯公文章，横被六合。
可谓力敌造化欤！
”
皮日休《刘枣强碑文》说：
“言出于天地外，思出鬼神表。
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
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有李太白。
”
吴乔《围炉诗话》：
“太白胸怀，有高出六合之气，诗则寄兴为主，非促然诗人之作也。
”
元稹《与元九书》：
“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
索风雅比兴，十无一焉！
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首。
”
赵翼《瓯北诗话》评李白：
“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
”又说“才气豪迈，全力神运，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饰者争长。
”我国古代诗歌注重直觉体味，以上这些论述都是从整体上把握李诗特征的。
仔细品味，我觉得他们仍然是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上说的。
从主观方面，强调李诗的“神”、“气”、“奇”等主体性特征；从客观方面强调杜诗的“风雅比兴”（社会内容）。
从主客观关系方面，强调李诗的主观统摄客观的气势和力量，以至达到主客统一，构成物我不分的高超境界。
一、主观诗人和客观诗人——李杜创作的基本差异
作为“主观诗人”，李白诗歌创作的首要特征就是的他的主体性原则。
很多研究者喜欢用“感情强烈奔放”、“主观色彩浓厚说明李诗的主观性特征。
我以为仅仅这样说还是不够的。
杜甫也有很多感情强烈、抒情主人公形象鲜明的诗篇。
萧涤非先生说：
“他固然有大悲、大怒的时候，但也不是没有大喜的时候。
为了更好更充分地表达出这些感情，在这种时候，他通常就使用七古这一诗体。
比如《哀江头》、《哀王孙》、《悲陈陶》、《悲青板》、《同谷县作歌七首》。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有的写亡国之痛，有的写身世之苦，都是‘长歌可以当哭的’”（《杜甫研究》修订本，第12页）。
李白创作的主体性原则表现在：
他始终以“自我”为中心，强调和提升主体的作用，以至达到对客体（描写对象）的驾驭、征服的程度。
我们举他的《蜀道难》来说明。
理解这首诗应该紧紧抓住诗人形象这个主体，仅仅把本诗理解为描写奇丽的山川景象，或者在诗歌的寓意上过多猜测都会影响对本诗精神的把握。
我们看到，诗人反复咏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用意正在于处处暗示诗人形象的存在。
这首诗出现的一系列动词，如“嗟”、“扪”、“抚”、“坐”、“问”、“见”、“听”等都表明诗人置身其中（尽管是在想象中）。
诗人面对险峰绝壁，时而惊叹，时而赞赏，毫无惧怕心理。
他是用整个身心去拥抱这自然景观的，越是赞叹高山大川奇绝,越是显示诗人形象的高大，显示诗人的气魄和意志。
诗人把奇山深山、飞流急湍、古往今来、神话传说全部统摄起来任意驱遣。
自然景物已不再是描绘刻划的对象，而是诗人意志和情感的化身和再现，客体（描写对象）已被主体（诗人）消融于自身。
正是在这样的主体征服客体的过程中，诗人的精神得到升华，读者的情绪也激昂起来，获得极高的美感享受。
李白诗歌的整个特征决定了诗人抒情和描写的一些重要特点。
他不是将描绘对象当作一个整体看待，而是把它打碎，加以咀嚼，再用感情的线索把它串通起来；他抒情的方式是尽情倾泻、恣意挥洒，不受诗歌结构形式的牢笼。
有的研究者认为李白诗歌表现出“跳跃式”的结构式的特点，这仍是一种表面的看法。
我们再看《梁甫吟》，诗写李白受挫后的愤懑和对理想的期待。
如果说《蜀道难》还有一个奇险山川作为抒情表象的凭借物，那么，这篇《梁甫吟》已经没有完整的客观的事物作为依附体了。
它通篇用典，古往今来，上天入地，尽情驰骋，任思想感情的发展，时而奇幻惝恍、深不可测；时而风和日丽，春意盎然；时而险象环生、浊浪翻滚。
这一切都在诗人这个主体的包举之内。
沈德潜说：
“后半拉杂使事，而不见其迹。
”沈德潜是从诗的结构形式上说的，其实这个“迹”还是有的，这就是诗人思想感情发展的“痕迹”。
李白诗歌的这个特征是和杜甫大异其趣的。
探索一下杜诗处理主客观关系，我们发现，诗人在描写方式上是把对象当作一个整体作深入细致的刻划；在抒情方式上是把个人情感渗透于描写对象之中，即所谓“寓主观于客观”。
赵翼在《殴北诗话》中说他：
“思力沉厚，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少陵必说到十分，甚至十二分。
”试以《丽人行》说明。
诗作于天宝十二载春，讽刺杨家兄妹骄纵荒淫的生活，借以反映君王的昏聩和朝廷的腐败。
这首诗刻划细致入微、态度严肃认真、叙事有条不紊，甚至对丽人的体态意态和服饰肴馔等细节的描摹都历历可见，明显体现出客观性的特点。
诗人正是在这样的一本正经的描述中达到讽刺的目的。
正如浦起龙所说：
“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
”我们再看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这首诗和李白的《蜀道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出现了诗人的形象。
但杜甫的这首诗，尽管感情很强烈，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也很鲜明，但在描写上依然层次分明。
他从风吹茅屋写起，接着写茅屋“洒江郊
”、“挂林梢”、“沉塘坳”；从群童的盗草到诗人无可奈何的情状；从夜色的降临到自己一家人雨夜之中的窘状，由此推而广之，最后发出“大庇寒士”的感慨。
诗的脉络十分清楚，描述对象也是完整的呈现的，诗人的抒情是通过真实生活画面的描绘体现的，这和李白那种大气包举、咳吐自然、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性特征判然有别。
二、征服现实和关注现实——李杜创作精神的差异
程千帆先生说：
“他（指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
这种以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现实的态度，乃是后代人民反抗黑暗势力与庸俗风气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
这也许就是李白的独特性，和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和反映祖国、人民的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相成的。
”（《唐诗鉴赏辞典序言》）程先生指出了李杜创作精神的主要差异。
杜甫直面人生，忧国忧民；李
白也不满现实，他虽然已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它。
那么，李白是如何征服现实的呢？
直接反抗现实社会制度对诗人来说是实际的，他只能采取在精神上征服现实的态度，通过梦境、幻境、倘佯山水甚至醉酒生活，超尘脱俗，追求精神的自由解放，这是李白诗歌特多这方面题材的重要原因。
他自称：
“常时论酒逐风景，壮心遂与功名疏。
”（《赠
南平太守之遇》）他一生热爱山水，常常达到梦寐以求的境地：
“余尝学道穷冥荃，梦中往往游仙山。
”（《下途归石门旧居》）“忆昨鸣皋梦里还，手弄素月清潭间。
觉时枕席非碧山，侧身西望阻秦关。
”（《鸣皋歌送岑微军》）最有代表性的还是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这首诗对梦境和仙境的描摹都很细致（李白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反而不那么细致）。
诗先写天姥山的气势，以为各种瑰丽奇险境界的出现作铺垫，在梦境和仙境中，诗人是自由的和快适的，你看他飘然飞渡镜湖，在湖月的映照中来到剡溪，穿上自己仰慕的诗人谢眺的木屐，在渌水荡漾声和猿啼声中登上青云梯（在李白诗中，猿啼往往和诗人的喜悦心情联系在一起：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可证）。
诗人爬到山的半壁时，眼前出现的一轮海日，耳中听到的是天鸡的鸣叫，来到山上，置身幽深的山路，面前是一片烂漫的山花，诗人应接不暇，，倚石暂作休憩。
忽然，各种神灵异物纷纷出现，打破了仙境的宁静，整个仙界热闹起来，虎、熊、龙都起来了，迎接它们的是个“訇然中开”的洞天福地，“云之君”披彩虹为衣，驱长风为马，虎为之鼓瑟，鸾为之驾车，群仙列队前来，在日月和金台、银台的映照中，光彩夺目，异彩纷呈。
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诗人猛然醒来，幻境全然消失，只感到冰凉的枕席的存在，他不禁长叹一声：
“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如流水。
”梦境仙境不可得，只有“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去到那山水中寻找适
意的生活了。
然而在山水中就能摆脱现实的“牢笼”吗？
回答自然是否定的。
诗人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实，遂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愤慨的长叹。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首诗的主观意图在于宣扬“古来万事东流水”这样
颇有消极意味的思想。
其实李白的本意应该是，能够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才是人生的最大乐趣，古往今来的一切其它事物（包括功名利禄）又算得了什么？
不过象那东逝的流水毫不足惜。
诗人越是把梦境仙境描绘得十分惬意，越是显示出现实生活的不惬意。
当这种仙境和梦境迅速向下回落时，那巨大的落差产生的强大的精神能量，强烈地感染着和刺激着读者的思想情绪，使读者在理想和现实的反差中，认真思索其中蕴涵的深刻的社会问题，这正是李白诗歌的力量源泉所在，也是李白的独特之处。
这和杜甫诗歌直接呈现社会现实，深入揭示社会问题的方式是殊途同归的。
杜甫的创作，目光始终注视着社会现实。
他关心国事、同情人民，无论是叙事纪行的，还是抒发情怀的，大都伤时忧国，缘事而发，有着丰富的社会的政治的内容、浓郁的时代气息。
通过一部杜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唐朝由胜转衰的历史轨迹、种种表现和历史原因，诚如浦起龙所说：
“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玄宗、肃宗、代宗）之事寄焉者也。
”（《读杜心解》）杜诗有史诗的美称，决不是偶然的。
杜甫这种关注现实的精神是通过对社会现实现象作典型概括和深入细致的刻划来完成的，和李白那种超脱现实又反过来征服现实的态度是相反相成的。
徐而庵说：
“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
”（《说唐诗》）说得就是这种差异。
我们试读他的《兵车行》，这首诗写边战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和痛苦。
诗一开始就勾勒出车马喧嚣、行人急走匆匆、亲人哭喊送别的
悲惨场面，接着通过对话揭示出征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家破人亡的深哀剧痛。
诗人的感情是强烈的，对于人民生活的关注是深切的，然而个人抒情却不是放纵的，而是通过场面的描摹流露出来。
诗人悲惨哀悯的感情高度浓缩在他所塑造的典型形象之中并且始终没有离开这一形象，诗人的情感在形象包蕴中不断回荡撞击，我以为这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重要原因。
李白创作则表现出主体性特征，诗人驰骋造化，大气包举、壮浪纵恣、感情喷薄而出，表现出豪放不羁的气势，在这种主体性征服客体的过程中，诗人也曾达到主客统一、物我不分的自由状态，这时诗人的精神解放了,表现出一种“逍遥人外，蝉脱尘埃”的高超境界，这是否可以说是形成李白诗歌豪放飘逸风格的基本原因呢？
三、实现人生自由和实现理想政治——李杜创作追求理想的差异
李白与杜甫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都表现出对理想政治的执着追求。
李白一生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杜甫也不止一次地说过：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奉赠韦左丞相丈二十二韵》）“致君尧舜付
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
”（《可叹》）但是我们看到，在理想政治的实现途径上和理想层次的追求上，李白和杜甫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
李白自视很高，他常以大鹏自喻，“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
”（《上李邕》）他不屑走一般士子所走的科举做官的道路，而是要一跃而为宰相，实现政治理想后又功成不居，“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
”（《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这种思想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入世”和“出世”这一对矛盾在李白身上的反映。
其实，李白在追求政治理想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人生追求－－这就是对自由理想的追求。
“入世”也好，“出世”也好，都被李白当作实现自我和实现自由的方式，“入世”肯定自我价值，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出世”摆脱对“自我”的束缚，达到自由适意的人生理想，“入世”和“出世”都统一在对自由追求的大目标下，实现自我和追求自由在他身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李白的独特之处。
李白的这个独特性还不屑在他对某些历史人物的推崇上。
在李白诗歌中经常出现鲁仲连、谢安、诸葛亮等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这些人物不但表现出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表现出对自己才能的高度自负，不屈于人而要人屈于己的风采，表现出贪恋功名利禄的高尚品质，这是李白所特别心向往之的。
李白与杜甫对从政失败的态度也是颇有差异的。
杜甫入仕的道路非常艰难，他三次科举考试都失败了，转而把目光投向皇帝，因进献《三大礼赋》得到皇帝赏识，才获得一个小官，却始终没有得到展示政治才能的机会。
杜甫从政失败后，更加执着追求理想政治，更加关注社会现实，目光更加深邃锐利，感情更加沉郁悲怆，写下了大量反映现实和关心人民疾苦的诗篇，艰难反而玉成了他，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李白从政失败后，转而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以获得精神的解放。
在这种精神生活的游历过程中,诗人不断升华感情、净化心灵，强化自然和仙境的美好，以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形成鲜明对照，求得精神对现实的征服。
他的诗篇反映的社会内容虽然没有杜诗多而深刻，但李白诗歌给予人的精神影响却是超越时代，深广久远的。
有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李白诗歌的这特点，却用拔高李诗社会内容的方式，以争得李白和杜甫的平起平坐。
这种研究方式本身就没有超出扬杜抑李的藩篱。
“扬杜抑李”论者正是从这方面来立论的。
《屠纬真文集》说：
“
或谓杜万景皆实，李万景皆虚，乃右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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