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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文化苦旅系列作品,因其对中国历史、中国文人文化人格和文化良知的解读,对生命意识表现出的高度关注,表明了我国当代散文已经超越了平庸,日趋成熟。

一,其历史文化散文对人格,对人生的哲思

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把笔触直接指向古代文人的文化良知,展现了中国文人的艰难心理构成,并以严峻的理性和浓郁的人文意识,将历史文人一个个展现出来,不断思索和审查,企图在这个群体里找到新的起点,建立起一种健全的文化人格。

他的作品热情讴歌了肩挑起历史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古代文人。

他们无论是身为宠臣还是惨遭贬谪,都表现出一种忧国忧民的意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革弊兴利。

《柳侯祠》中,柳宗元被贬永州,中国文化史上因此有了《永州八记》;

而被贬柳州,修成政绩,“朝廷万未想到,正是发配南荒的御批,点化了民族的精灵。

”柳宗元凭着自己的文化人格,经营着一个可人的小天地。

苏东坡从长安到雷州,再从雷州去海南,经历了无数的磨难挫折。

然而,这种贬谪和摧残却使他坚定地保持了一种完整的天下意识,宇宙感悟,更坚强地执着着他那硬朗的主体精神,理性的思考,终于找到了精神突围的缺口,还原为真正的文人并找回一个真正的自我。

余秋雨以柳宗元、苏东坡为镜子,映照了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并启示当代知识分子独立思考行世、超然不群的人格自觉。

在《都江堰》中,作者开门见山地说“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他对由李冰治水及其后人的代代延传,中国由此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感到欣慰,李冰他没有在哪里学习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拼死专研几载,他留下了硬扎扎的水坝一座,泽福后世。

余秋雨认为,这就是知识分子健全人格的体现。

遗憾的是,整个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健全人格的文人微乎其微,他们不是消极堕落,就是找个风景优美的地方躲起来,秋雨否定了古代文人人格中这种安贫乐道思想和退隐思想。

素有“梅妻鹤子”之称的诗人林和靖,他的咏梅诗句;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广为流传。

他隐居孤山二十年,悠闲地养梅花喂白鹤,借秀美的山水自慰,隐士的确做得漂亮,但也失落得太多。

中国文人似乎都喜欢这样,怀才不遇,就淡泊名利,寄情山水,隐居起来。

余秋雨评曰:

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

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

于是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座孤山!

时光流逝,梅凋鹤老,文化变成了一种漫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致了总体上的不道德。

就在这个封闭的小天地里,中国文人群体文化人格日趋黯淡。

对此,余秋雨极为心痛,他不厌其烦地讲述那些失落文人的故事,目的是为了提醒当代文人,这种安贫乐道和退隐思想是不可取的,他试图以此唤起世人对文化的深刻反省并最终重塑出积极的民族文化人格。

余秋雨散文中还有另一类重要的中国文人,他们远离庙堂之高,或僧或道或穷居乡野山林,他们孤傲超然,生活清贫,但精神却极为富足。

如白发苏州中的唐伯虎: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余秋雨感叹:

人品,艺品的平衡木实在让人走得太累,他有权利躲在桃花丛中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有几个才子型、浪子型的艺术家怕什么!

深紫的色彩,层层涂抹,够沉重了,涂几笔浅红淡绿,加几分俏皮洒泼,才有活气,才有活活泼泼的中国文化。

在遥远的绝响中,余秋雨以极为赞赏甚至是敬仰的心情带我们走近了魏晋人物。

他说:

那是另外一个心灵世界和人格天地,即便仅仅是仰望一下,也会对比出我们所习惯的一切的平庸。

怪异的阮籍轻慢礼教,给与官场的是一种游戏般的洒脱,执意要在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上闹出一番新气象。

对于自己追求什么反对什么,嵇康比阮籍更明确更透彻,他心中有一个使他心醉神迷的人生境界,那就是摆脱约束,回归自然,享受悠闲。

遥远的绝响,我们追不回来了,但魏晋名士们的焦灼挣扎,开拓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在而又自为的一方心灵秘土,他们以昂贵的生命代价,第一次标志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

余秋雨也十分欣赏那些具有悲剧性的文化人物!

《青云谱随想》中,他表示特别喜欢疯疯癫癫的徐渭、石涛、朱耷等,余秋雨对朱耷的佯狂与孤傲,强悍显现的人格色彩,生命的奔泻以及佯狂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激潮是欣赏的。

在《西湖梦》中,余秋雨还为我们展现了另一种野泼泼的人格结构。

来于民间作妓女的苏小小和是妖又是仙的白娘娘充分地显示了中国人的无知无畏,不带任何文化负累之苦的人性大胆泼辣,充满生气和魄力,坚定勇敢地执著于自主的生命信念。

情人未归,书生已去,世界没能给她以情感的回报,苏小小并不因此而郁愤自戕,而是从情的执著大踏步地迈向对美的执著。

由情至美,始终围绕着生命的主题。

余秋雨认为,苏小小的意义在于,她构成了与正统人格结构的奇特对峙,而白娘娘执意要做一个普通人的愿望,则启示人们好好思考作为“人”的价值和意义。

余秋雨是一个有着极强人生意识的学者和作家,他牢记荣格的那句“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因此,他对人生意识的构建文化人格,投入了异常的热情。

余秋雨坚韧执着地追求文化人格的完善,他心中有一群完善而崇高的人格形象:

康熙年间那个竭尽全力救助流放老友的顾贞观《流放者的土地》;

为民谋福修筑生命堤坝的白居易、苏东坡《西湖梦》;

以人格魅力消灭反叛势力的冼夫人《天涯故事》……《千年庭院》,《风雨天一阁》。

之所以值得他大书特书,就是因为他从中看出了文化人格上的惊人的坚韧。

《千年庭院》中朱熹和他的学生面对磨难竟然能把教师和学生这两个看似普通的称呼背后所蕴藏的职责和使命表现得如此透彻如此漂亮;

《风雨天一阁》中范钦身上那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超越时间的意志力,体现了中国文人的坚毅、执著,不为名利所动,勇于殉道的精神。

从这种文化人格的完善中,他看到了文化的希望,亦即民族的希望。

改变文化就应该从完善人格开始,目的是为了塑造完美的人生。

余秋雨关注文化人格的完善,是要通过健全的文化人格的建立与达成,来实现人生的价值,并最终完成民族文化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升华。

二,追求文化的真实,真理所在

余秋雨的散文具有极强的哲学思辨力,能够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去审视笔下的人物、事件和道理。

他的散文寻的是“真”,求的是“善”,具有一种科学和伦理的人性美。

老子说: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此乃谦下之德也。

余秋雨的散文充满了人性关怀,追求和善,讲求情感,在和风细雨中,诉说人性,感化人的心灵,使人向善趋美。

这正是文学的审美作用所在。

余秋雨在《文明的碎片》一书的题叙中直言:

最强大的哲人也无力宣称,它可以从整体上营造一种文明。

人们能做的极致,也就是为社会和历史提供一些约定俗成的起码前提。

这些前提,是人性的公理,道义的基石,文化的共识,理性的入门,也就是世俗社会所谓的常情常理。

没有这一切,社会无以构成,人类无以自存,因此,所有良知未泯的文化人都应该来参与构建文明前提的事业。

在《道士塔》一文中,余秋雨对那个土布麻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既卑微,又渺小;

既无知,又愚昧,稀里糊涂做了很多傻事的千古罪人莫高窟主持王圆渌给予了无情的谴责,同时,也抱以同情和无奈。

是王圆渌在任莫高窟主持期间,好心而无知地将莫高窟的几洞珍贵壁画用石灰涂抹殆尽;

是他找帮手用铁锤砸碎了窟中精美的佛像雕塑,而让村里的泥匠堆砌了几个不伦不类的天师和灵官;

是他允许外国人运走了成批成车的珍贵文物;

是他用莫高窟秘藏的无价之宝珍贵经卷,换了一点银元。

他确实可恨可憎。

但余秋雨能够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莫高窟文物丢失罪过的根源不在王圆渌,因为王圆渌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

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

客观地说,他没有能力把持好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宝库,罪过的根源在当时的官府,官府腐败无能,官僚只知个人享乐,不管国家的文化遗产,任凭文物被掠国外和无端地损坏,他们更是千古罪人,这也是国家的悲剧和中华民族的悲哀。

这里有对事件的哲理思考,也有对凡人的理性关怀。

作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绘之以景,寓之以意,具有和谐委婉的审美内涵。

苏州,本是江南一座文明古镇,柔婉的语言,娇好的面容,精雅的园林,幽深的街道,处处给人以感官上的宁静与慰藉。

两千多年前,它就成为了吴国的都城。

明代,苏州反对朝廷腐败统治最激烈,有苏州织工大暴动,有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戏曲家。

有风流落拓,高高傲傲,蔑视官场的唐伯虎,有大名鼎鼎的金圣叹。

近代有戴东原、王念孙、焦理堂、章太炎、胡适之从这里走出,成为历史的风云人物。

就是这样一座人类最早的城邑之一,两千五百多年来却一直受着不公平的待遇。

说苏州是亡国亡君之地,是玩物丧志之乡。

为此,余秋雨给予了正本清源的矫正:

苏州,是中国文化宁静的后院,它有超拔的文化品格,它不媚官,它不为上,它立足本真,它追求自然,政治上践行为而不为的理念,为人上力行诚信友善,追求学问,崇尚文化,淡泊名利,宽容大度,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找准了自己正确的人生坐标,白发苏州,像一位历尽沧桑的慈祥老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范仲淹语),冷静地面对世间万象,细心地呵护着自己的生命,把“中庸”、“人性”、“美好”等内涵,写进自己的生命史册。

这就是余秋雨先生在《白发苏州》一文中,于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哲理评判。

余秋雨在这里表面是写城,实际在写人,以寓托的手法,写人的文化品格,写人的善美情操。

给人以启迪,引人以思考。

对于“真”的探寻和礼赞,是余秋雨散文所一直追求的。

也是中国当代文人所向往的境界。

三,在社会活动中展现自我,传递文化的同时被扭曲和污蔑

2010年的全国青年歌唱大奖赛,中央电视台又一次创造奇迹,借用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平台,吸引一亿多观众,邀请余秋雨来传播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

各方面的统计和调查证明,全国观众中热心歌唱比赛的比例越来越小,而喜欢倾听余秋雨讲述的比例却越来越高。

最终统计结果,专为听雨秋雨教授的听众人数,达到八千二百多万。

这个现象,极为惊人,可惜传媒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件事在漫长历史和辽阔的世界中的空前意义。

余秋雨自己也创造了奇迹。

他在讲述一些常识之外,居然把中外学术前沿最尖端、最艰深、最有价值的思想精华用简洁、生活的语言向全国观众进行阐述,不仅没有把广大观众吓退,反而让他们着迷。

这一来,高层学术前沿和世俗传播前沿完全合成了一体,实在是大师手笔,常人莫为。

历来中国文化学术界有一个老毛病,就是喜欢以艰深晦涩来掩盖自己缺少见解的空洞。

这已经养成习惯,因此,一听余秋雨用通俗简明的话在讲述,也以为是浅显的知识,不认真收看了。

这一点,广大民众的接受心理远比文化学术界健康,他们以上亿人的放松心情,让当代最杰出文化智者的声音深入大地。

台湾出过一本书叫《倾听秋雨》,收录了余秋雨在马英九先生、胡志强先生主持下在台湾各地发表巡回演讲的空前盛况,可惜我没有读到。

我也知道,余秋雨教授是接受联合国邀请在“世界文明论坛”发表演讲的唯一中国学者,也是至今唯一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讲的非官方中国学者。

有鲜花必然招来牛粪,在自古以来文人相轻尤甚的中国,这不仅仅是文坛的一种丑陋,而且演化成了一种民族的病态。

作为当代中国成就瞩目,著作等身的余秋雨也难逃脱这个命运。

我查阅中国知网的相关文选,其中不乏批判余秋雨的论文,洋洋洒洒上万字,全篇下来除了吹毛求疵就是无中生有,其中以80后所谓的青年学者居多。

其中有一段很有意思,我摘录了下来:

“余秋雨的散文还有这么一个特点:

在行文过程中经常提及自己文化名人的特殊身份。

在余秋雨的散文中不难发现这样的语句:

宁波市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总要定期邀我去讲点课,但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始终没有去过天一阁。

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天一阁正属他管辖,在对我的这个可怕缺漏大吃一惊之余立即决定,明天由他亲自陪同,进天一阁。

《风雨天一阁》正好余姚市政府聘请我担任文化顾问,一直好心陪着我的余姚乡土文化的研究者姚业鑫先生执意要我在进余姚城之前先去看看河姆渡博物馆,博物馆馆长邵九华先生为了等我,前一夜没有回家,在馆中过夜。

正这么傻想着,列车员站到了我眼前,说我现在坐的是软席,乘坐需要有级别。

《乡关何处》现在苏州有一个规模不小的中国戏曲博物馆,我多次陪外国艺术家去参观。

以上这些叙述带给我的只有这么一个信息:

余秋雨先生是文化名人。

诚然,余秋雨先生是文化名人,但实在也没必要在散文中多次提及自己文化名人的特殊身份。

这样,到底是什么意图呢,难免有矫情的嫌疑。

这些都还勉强能够理解,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余秋雨对待别人接待的意图。

余秋雨想通过旅游来感悟中国文化,但又不愿去找旅行社,那种扬旗排队的旅游队伍到不了我要去的地方。

最好是单身孤旅,但眼下在我们这儿还难于实行。

好在平日各地要我去讲课的邀请不少,何不利用讲课来游历呢?

有了接待单位,许多恼人的麻烦事也就由别人帮着解决了于是理出那些邀请书,打开地图,开始研究路线。

《文化苦旅》自序中把自己的这些意图表述得这么赤裸裸,我真佩服余秋雨的勇气。

余秋雨文化名人似的矫情还有这么一个特点:

借历史上的文化大师来暗示自己的文化名人身份。

这让我迅速想到了《乡关何处》,余秋雨在这篇散文中,多次提到甚至花详细的笔墨叙述自己的故乡浙江余姚出现的历史文化名人,还以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而深感自豪。

“我,王阳明先生,比你晚生五百多年的同乡学人。

”在这里,余秋雨把自己和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化大师王阳明先生并列为同乡学人,还在文章中对同乡王阳明大肆褒扬:

身为文化大师而又善于领兵打仗的有谁呢?

宋代的辛弃疾算得上一个。

但总还不能说他是杰出的军事家。

好像一切都要等到王阳明的出现,才能让奇迹真正的产生。

他又不是一般的文臣,而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因此他的特殊性就远不止在明代了。

翻了几年史籍,发现在王阳明之后的中国文化史上最让我动心的很少几位大师中仍有两位是余姚人,他们就是黄宗羲和朱舜水。

有了一个王阳明还不算,余秋雨还搬出了黄宗羲和朱舜水。

看看这一个个名字吧,只要稍微有一点文化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几个人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而我们的余秋雨先生呢?

则是他们的同乡学人。

这是何等的荣耀与自豪。

这些都还不过瘾,余秋雨还搬出了汉代名士严子陵。

这使

我想起范仲淹的名句: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写下这十六个字后我不禁笑了,因为范仲淹的这几句话是在评述汉代名士严子陵时说的,而严子陵又是余姚人。

对不起,让他出场实在不是我故意的安排。

由此,我觉得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故乡。

严子陵的出场不是故意的安排,那意即其余名人的出场就是故意安排的了。

用意何在?

从古到今,余秋雨还提到了上海戏剧学院的朱端均教授,顾仲彝教授,复旦大学的王水照教授。

而无一例外,他们都是余秋雨的同乡学人。

历史上的学者要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而余秋雨不仅进了,还是在雨天由文化局长陪着进的。

在黄宗羲进天一阁看书之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10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风雨天一阁》写作此文,与嵇康弹完广陵散而赴死的日子同样是炎热的八月,其间相隔一千七百三十二年。

《遥远的绝响》以上这些话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已经再明显不过了。

或许余秋雨在写文章时也根本没有什么言外之意,但就文本本身而言却透露出了这么一个矫情的信息。

以上这段文字是摘自中国知网的一篇学术论文。

我对照原文再去读了一篇,基本是断章取义,作者脱离了大的语境单独列出这些句子来充斥他的论点之处余秋雨的“矫情”,难以服众,甚至有污蔑之意。

也难怪余秋雨在他的语录《余秋雨人生哲言》一书中收录了这样一段话“经常有人问我;

你为什么不惩罚那个在报刊上大肆污蔑你的年轻人?

我说饥饿的二十岁,有权利胡言乱语的二十岁,让人心软。

”社会的浮夸,塑造了一群人格缺失的年轻人,网络的普及及对自我言行的不负责,让学术场也成为不折手段来突显自己的平台,当代中国很多文化名人前辈都深受其害,对于余秋雨,很多人现在只会关注他现在徐家汇大股东的身份,然后把他上亿身价作为谈资。

难得静下心来去关注他的文化思想,他细腻灵动的笔触了。

这不得不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是中国文化界的悲哀。

【参考文献】:

[1]綦桂芬,余秋雨.文化苦旅.展现的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化人格[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2,(3).

[2]刘燕星.文化人格与生命意识,余秋雨散文的历史关注[D].学

年论文.

[3]余秋雨.文化苦旅[M].东方出版中心,2001,4.

[4]秋雨散文[M].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

[5]余秋雨文集[M].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

[6]朱熹,论语集注[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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