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通货紧缩的成因与对策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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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币政策
（三）财政政策
（四）解决供需问题应与推进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相结合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去年6月份，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已经分别连续下跌21个月和16个月；
另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批发物价指数已经连续下跌50多个月（其中仅有几个略有回升）。
物价的下跌，使得企业亏损面扩大，失业率上升，居民收入水平下降，并最终导致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
1998年已经降到58％这种状况，使得消费需求难经发挥启动经济的作用。
消费难以启动，使得增加投资需求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然而，从1996年以来，我国投资的增长长期徘徊在较低的水平，去年以来更有下降的趋势。
（3）净出口（国外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年降低，去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微不足道。
货币供应所增长看起来似乎呈扩张性的。
但是，注意到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较快，存款增量连续数年大于贷款增量（所谓存差扩大），以及M0／M1，M1／M2连续数年下降的事实，应当认为，货币政策已陷入被动紧缩的境地。
利率虽然连续下调数次，但由于物价下跌的幅度更大，实际利率仍然连续数年保持较高水平。
问题是，考虑到稳定汇率的目标，名义利率下调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
1998年虽然增发了大量国债，但由于绝大多数国债并没有货币化，其扩张作用并不明显。
去年以来，税收增长一直高于支出的增长，紧缩的特征更为明显。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在总量平衡关系上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原来的供给制约型的经济转变为需求制约型的经济。
这次通缩的发生，其主要原因在于投资需求、出口需求及消费需求趋于萎缩造成的。
当然，除了需求方面的原因之外，供给方面同样存在很多问题。
（1）投资需求：
在1993年以前，国企对待国有银行的信贷资金，就如对待一块公共牧地一样，一旦银根松动，大家都去积极地“抢购”资金，结果是“赢了归企业，亏了归银行”。
为了应付这种对信贷资金的饥渴，往往倒逼政府印刷更多的钞票。
据统计，1980、1985、1988及1993年，国家所投放的信贷分别为2414.3亿元、6430.87亿元、10551.33亿元、26461亿元，
（1）隔几年就上一个台阶，这种信贷投放的膨胀必定带动消费的膨胀。
因受产出能力的限制，结果促使零售价格与消费价格指数迅速上升。
但到1993年以后，政府加强对信贷资金的风险管理，陆续出台了《贷款通则》、《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于是国企向银行伸手的难度大大增加。
国有投资（国有经济和国有控股的投资）在1993年以后增幅明显放慢，1993年的增长还有44.1％，到了1996年、1997年分别降为10.2％、9.0％，因政策上的导向，到1998年又上为19.6％，但仍低于1981－1996年的平均拉长水平（20.0％）。
不仅国有企业投资乏力，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增长更不容乐观。
1981－1996年非国有投资的平均增幅达到29.9％，快于同期国有投资9.9个百分点。
但近两年以来明显回落，1997年、1998年分别降为8.6％、8.0％，低于同期国有投资增长0.4和11.6个百分点。
除此之外，非国有企业投资占全社会的投资比重也有所下降，1996年为47.6％，1998年降为45.0％。
（2）根据乘数——加速数原理，随着投资需求的增幅回落，产出增幅的倍数就会下降，而产出的下降，通过加速数的作用，造成投资进一步的下调，在乘数与加速数的交互作用下，经济陷入相对萧条的阶段。
（2）出口需求：
1981－1997年我国出口增长7.3倍，年均增幅为13.2％；
进口增长了5.5倍，年均增幅为11.2％；
进出口的贸易占GDP30.0％以上，根据张曙光等人的研究。
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80年代平均为0.5％，1990－1997年年均上升到7.5％。
（3）但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出口需求增速滑坡，甚至出现3个季度连续负增长的现象。
去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共3239.4亿美元，比1997年下降0.4％，其中出口1837.6亿美元，仅增长0.5％，远远低于90年代的出口平均增长16.7％的速度（4）。
除了出口需求萎缩之外，因受人民币贬值预期的影响，出现了大量的逃汇现象。
据国际金融研究所统计，资本外逃规模达661亿美元（宋文岳的估计为474.41亿美元）。
如果按8.3的汇率计算，光该项就减少了5486.3亿元的基础货币，这对通货无异是雪上加霜。
（3）消费需求：
消费需求是一个最终需求，若想维持一种持续的投资要求，必须有一种持续的消费需求作为引力。
然而，过几年国内消费需求不增反降。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短期的由0.885下降为0.795，长期的由0.9812下降到0.8548。
（5）同时我国的消费率也由“六五”、“七五”的66.5％、62.4％降到“八五”的59％，1996年、1997年也分别只有59.2％、58.8％，都低于同期的世界平均水平（78％－79％）。
（6）居民的消费需求趋淡的原因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
1．在近几年内，居民的实际收入增幅下降，1997年与1998年分别只增长了3.4％与5.8％，比“八五”期间下降了4.4和1.2个百分点，（7）如果加上价格水平下降的因素，按现价计算的人均货币量基本上没有增加的感觉，因此人们就认为收入不增还降，最终导致消费“人气”不旺。
2、与国外比较，我国保障水平还处于相对落后状态。
随着近几年住房、医疗及养老制度等改革方案的推出，人们预期未来的支出会增大。
理性地减少了即期消费，增加了储蓄。
对我国居民的一项储蓄动机的调查表明，其中为了应付“医疗、养老”的储蓄动机占38．4％，而为子女上学作准备的占44％。
（8）3、随着机构改革的深入，一大批冗员裁减，同时国企改革也导致大量的人员下岗或正面临下岗。
为了防止因失业而造成前后生活水平的剧烈反差，选择持久性储蓄也是人们一种着眼于长远考虑的谨慎理财手段。
（4）供给原因：
近几年随着国企改革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企业转制方面已取得某些成就，但国企产权的管理仍停留在一个相对混乱的状态中，国企改革的深化显得举步维艰。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国国有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1999年、1995年与1997年亏损面分别为27．6％、33．8％、38．2％。
（9）由于国企产权管理问题尚未解决，企业缺乏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亏损面仍在逐年扩大，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WTO进程的加快，国企将经受更大的考验。
由于国企改革不到位，其生产不仅低效率，而且产品无法形成有效供给。
没有有效的供给，也无法形成有效的需求。
通货紧缩的物质基础是过剩经济产生大量的“多余”产品。
这些产品由于超过了正常的社会消费以及社会再生产所必需的物质储备而成为多余的，从而形成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
在市场机制下，这些多余的产品为了实现其价值，完成这最后的“惊险一跳”，通常采取降价销售的形式，并引发全社会的商品价格总水平走低，进而导致企业利润下降，社会投资受到抑制，社会再生产速度减缓，总供给也相应减少遂出现通货紧缩现象。
可见，通货紧缩是对社会再生产进行的一种强制性纠正，是社会总供给总矛盾冲突的外在表现。
应该说，市场经济中存在的这一特殊的“纠错”功能，如果与时间变量结合，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化解供需矛盾。
但由于通紧缩导致的生产下降，投资，失业增加，经济衰退等往往是当局所无法忍受的，为缩短市场调节供求所需要的时间，使一国经济尽快复苏，政府总要采取各种政策对市场进行有限的干预。
众所周知，当供需矛盾突出时，在供需总量矛盾的背后，通常隐含结构性矛盾，这在我国的宏观经济中表现的就更为突出。
因此治理目前的通货紧缩也必须从调整结构入手。
在亏损的国有企业中，中小企业占90％，这说明大部分国有大中小企业效益低下。
因此，应通过所有制结构的战略调整，对那些长期亏损的国有中小企业进行彻底清理，该破产的破产，该重组的重组，该卖掉的卖掉。
收缩国有企业的战线，把主要力量放在提高质量、提高水平上，而不是放在外延型的规模扩张上。
通过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会有大量的产品无市场的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将有助于减轻市场积压产品的压力，减少一部分无效供给。
应果断地减少对煤炭、纺织、制糖等传统行业的投入，加大电子、航空、新材料、计算机等代表新兴技术领域的投资力度。
美国之所以能在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国际市场上始终扮演领导者的角色，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美国始终在那些高科技领域以及那些有发展潜力的新兴行业占有优势甚至是霸主的地位。
我们在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时，也必须向高新技术产品倾斜，以求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争取主动。
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指日可待的国际经济背景下，我们更应抢占高新技术产品这一下世纪经济的战略制高点，从那些步入衰退期的行业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退却，也会减少大量的无效供给。
目前我国市场产品滞销并不是所有档次的产品都处于饱和状态，有些质优价廉的商品仍然是市场的宠儿，只是受大量的质次价高及一些假冒伪劣产品的冲击，销售空间挤小，有些名优商品，只要有一点点品牌效应，马上就有大量的假货涌入市场，而一般消费者又难辨真假，使一些正品反倒没了市场。
调整产品结构就是要将那些假冒伪劣商品淘汰出局，特别是对那些直接威胁消费者健康和生命的假药、假酒、劣质仪器等要通过工商、技术监督、卫生防疫、公安等部门的联合行动，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强制收缴、销毁，对那些制假、贩假者予以严厉处罚，对造成严重后果的必须追究其刑事责任，从而达到净化市场、减少无效供给的目的。
在调整产品结构的同时，还应继续加大打击走私的力度。
自1998年下半年以来，政府加强了对反走私活动的领导，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国内一些受走私冲击的商品价格回升明显。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走私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和影响之大。
虽然对任何一个国有来说，其技术结构都存在高中低三个基本层次，但同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毫无疑问，我国的中低技术在整个技术结构中占有比重过大。
我们不能单纯为解决就业而过度依赖劳动密集型技术。
从眼前看，劳动密集型技术吸收的劳动力较多，似乎可以缓解就业压力，但从长远看，其付出的代价更高。
因为一般说来，劳动密集型技术总是跟那些效率低、陈旧、过时的技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国家要避免被世界新技术浪潮所抛弃，必然要尽快淘汰落后技术。
因此，对劳动密集型技术仍然情有独钟并继续使用陈旧技术者，不过是把工人甚至是专业技术人员的下岗、失业的时间向后推移了有限的时日而已。
调整技术结构就是要顺应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规律的要求，不断增加新技术在商品中所占的比重，减少落后技术提供的产品在市场的比重，从而减少部分无效供给。
货币政策一般是指政府通过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条件，以实现经济发展既定目标的经济政策手段。
实际上，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两项内容：
货币政策目标和货币政策工具。
所谓货币政策目标是指货币政策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即经济发展的目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国际收支平衡等。
货币政策工具是指要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所采取的手段，一般包括公开市场业务（openmarketoperation），贴现率和法定存款准备率等。
例如，我国从1992年至1993年的高增长、高通货（1992年GDP为14.2％；
1993年为13.5％；
1994年为12.7％；
通货（商品零售价格指数）1992年为5.4％；
1993年为13.2％，1994年为21.7％）。
中国人民银行通过货币政策，提高利率（先提后降），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的“软着陆”，即高增长、低通货，（1996年GDP为9.65，1997年为9.5％。
通货1996年为6.1％，1997年为0.7％）。
自1996年我国实现“软着陆”后，货币政策就开始灵活微调，从“适度从紧”转变为“适度放松”，1996年和1997年按货币政策连续3次降息，表明我国控制通货膨胀目标已经基本实现。
降息表示了要适当改变抽紧银根的货币政策。
现在我们可看出，这3次降息出台的时机非常及时，为确保1998年经济增长8％起到了重要作用。
1998年以来货币政策又连续2次降息，尤其是1998年7月1日第五次降息，完全消除了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贷款而谋利的可能。
与此同时，这次降息，主要是降低中长期货款利率。
存款利率年均下调0.49个百分点，贷款利率平均下调1.12个百分点。
1996年以来的5次降息估计可减轻企业负担2700多亿，中长期贷款利率的下调，大大降低了固定资产和居民购买住房的成本。
截止到1999年，已连续7次降息，目的就是要刺激经济的回升。
“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政府支出与税收。
政府支出包括政府公共工程支出（例如政府投资兴建基础设施）、政府购买（政府对各种产品与劳务的购买），以及转移支付（政府不以取得产品与劳务为目的的支出，例如各种福利支出等，）（梁小民：
西方经济学教程）现在，我们所说的扩大内需，政府投资兴建基础设施、公路、水利工程等，就是属这类扩大政府公共工程支出的财政政策。
政府税收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其他税收。
最近人大通过的征收储蓄利率税，也是属于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就是要运用政府开支与税收来调节经济。
具体说，在经济萧条时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就要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包括增加政府开支与减税，政府公共工程支出与购买的增加有利于刺激私人投资，转移支付可增加个人消费，这样就会刺激总需求。
减少个人所得税（主要是降低税率）可以使个人收入增加，从而投资增加，这样也会刺激总需求。
在经济繁荣时期，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通货膨胀，政府则要通过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来压抑总需求，以实现物价稳定。
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包括减少政府支出与增税。
政府公共工程支出与购买的减少有利于抑制投资，转移支付的减少消费，这样就压抑了总需求。
增加个人所得税（主要是提高税率）可使个人支配收入减少，从而消费减少；
增加公司所得税可以使公司收入减少，从而投资减少，这样也会压抑总需求。
1998年，我国在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仍向世人承诺人民币不贬值。
而且，国内发生百年不遇的水灾，政府采取一条列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力图确保8％的经济增长速度。
其中财政政策起了极大的作用，例如，1998年下半年新增加的1000亿特别国债（即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发行），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000亿的投入，即使不考虑其乘数作用，也可使下半年GDP的增幅提2个百分点以上。
这是典型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决策。
所谓国库券，就是政府向人民或向银行借款，这次1000亿国债是政府向商业银行借钱，用于公共设施的投资。
那么为什么向银行发行国债，这里有个乘数作用问题。
政府一方面发现经济增长需要投资，而有关部门、企业缺少资金，无法发展。
而另一方面，发现银行里老百姓存款不断增加，而且没有人向银行要求贷款。
因为1996年以来我们的商业银行进行了改革，贷款不是计划经济时按照指令进行，而是按市场经济商业银行的规则进行，你的单位如没有钱，就不可能获得贷款。
现在由政府出面向银行借钱（发行国债），政府把这笔转给有关部门或企业，这些单位，有了钱，就可以向银行贷款。
而且可以大于你的资金1倍至2倍的数额进行贷款。
也就是说，这1000亿（国库券）可以引出2000亿至3000亿的银行贷款。
这样大资金的投入，拉动经济增长是可以确保的。
1998年的增长情况，可以说明这一点（下半年GDP达到9％－10％）。
与此同时，这1000亿国债救活了一批企业，也救活了银行，可以设想，一个银行天天存款在增长，贷款贷不出去，银行要付利息，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银行就会被拖垮。
综上所述，要解决我国现阶段经济活力减退或通紧问题应创造一个既有利于缓解总量问题，又有利于推进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的宏观经济环境。
要做到这两者结合就应把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结合起来。
“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必要的经济增长率，一切无从谈起。
从我国现实经济发展看，适度快速经济增长（约8％－9％左右）是实现社会稳定、保证我国的经济改革顺利进行的基本前提。
如1998年，提出8％的增长率，就是出于保证就业，维护已有的生活水平，提高财政收入以及赶超发达国家等因素的考虑。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的宏观经济研究院在其出版的《1997年至1998年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一书中写道：
“据测算，如果经济增长率降低1个百分点，就将减少80万个左右的机会（指就业）。
1999年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后，发展应既要讲数量，更要讲质量。
走提高经济效益之路，使我国的经济增长更加健康。
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的两个主要方面。
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作用明显。
尤其是目前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增加投资对带动经济增长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最近600亿国债的发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投资需求的增长使经济启动进入正常运行后，必须有消费增长率相配合，没有消费的增长，投资不可能无限制地自我循环下去。
据测算，“八五”以来，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平均为60％左右，而投资需求仅为30％左右，投资增加1个百分点，远不如消费增加1个百分点。
这就是告诉我们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就首先考虑能带动消费增长的项目。
去年的灾后重建，将乡村住宅按照规划适当集中建设，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就是出于确保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小城镇的建设，必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例如道路、电网、供水、通讯、以及商业、银行业、保险业、服务业等都要发展。
扩大内需是为了解决经济总量不平衡，实现短期经济增长，而结构调整，则是为了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
应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产业组织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
应着眼于21世纪的产业竞争，迎接知识经济时代来临的挑战，抢占制高点，大力发展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积极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
就目前来说，应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我国已全面启动住房消费，然而，具体做法仍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应该消除住房消费中的各种体制和政策制约因素。
比如，房子应盖得远一点，大些，银行贷款优惠率大一点，贷款期长一点。
住得远了，就得买汽车，拉动汽车工业的发展，房子大了，家具装饰等产品就带动起来，为什么现在老百姓买了房子，在装修时要拆墙，有的甚至拆承重墙，因为房间太小。
银行贷款年限长一些（按揭贷款），如银行贷款70％，20年，甚至30年还清，这样就符合了中国老百姓既要买房又要保持一定存款防老的心理状态，使老百姓买得起房。
只要相关政策、措施正确，新的经济增长点就一定能发展。
—完—
注：
1）
江春泽等：
《“九五”通胀因素分析与对策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
2）
万东华等：
《大力促进非国有投资的增长》、《经济研究参考》总第1322期。
3）
张曙光：
《贸易、资本流动与汇率政策》、《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
4）
李忠：
《1999年如何应对通货紧缩观点综述》、《经济研究参考》总第1322期。
5）
国家计委课题组：
《当前启动消费的困难与消费政策》、《经济研究参考》总第1313期。
6）
（10）陈祖新：
《调整结构，扩大内需的对策研究》、《宏观经济研究》1999年第4期。
7）
刘志铭：
《论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的制约因素与对策》、《经济评论》1999年第4期
8）
《1999年继续扩大内需观点综述》，《经济研究参考》总第1313期。
9）
陈永杰：
《国有工业结构战略调整研究》，《经济研究参考》总第13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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