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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比我们更爱孩子了。
因为只有一个。
没有比我们更整孩子了。
“如果给他们快乐的童年，社会将给我们凄惨的晚年！
”
于是，在人人知道的残酷下，人人玩得乐此不疲。
就像贪腐的浪潮，人人痛斥着贪腐，也人人暗羡着贪腐，因为“适度贪腐，暗合民意”？
呜呼！
如果中国的孩子没有童年，则推论一定是可怕的：
一个出土就成年的社会，少年中国安在？
（主笔
胡展奋）
谁制造了教育恐慌
在饭桌、在微博、在论坛，他们一边在热议、热评、热转对中国教育的批评和质疑，一边在相互打听、交流甚至较劲还该为孩子多报名哪个课外班，对所谓“减负”措施不屑一顾。
城市里的家长们看上去焦虑、烦躁甚至心口不一。
专家们说，中国家长们正在陷入教育恐慌。
那么，这种恐慌从何而来？
是谁制造了教育恐慌？
9月，是传统的开学季，暑假的结束意味着新的一学年开始。
不过，对中国无数中小学学生来说，他们只是刚刚结束了“第三学期”，无论是“补差”还是“培优”，只有“暑”没有“假”，是这些孩子对暑假生活的总结。
尽管，早在2000年初，教育部就颁布了严禁中小学利用假期补课的“禁补令”，而且每到暑假之前，各地教育管理部门都会再次重申，但谁都知道，学校内部的假期补课屡见不鲜。
对这些“顶风作案”的学校来说，若说全是为了赚点补课费，多少是有点“冤情”的——校长的压力不光来自上级部门，还来自不同意校方“放羊”的家长们，在他们中的不少人看来，不补课等同于不负责任。
显然，对很多教师来说，这个暑假跟往年一样忙得不可开交。
老师在家开“小灶”是全国皆知的“秘密”，暑假期间，名校名师一天早中晚连轴上三至四场补习班是家常便饭。
实事求是地说，不少老师也常常是身不由己，方方面面托来的关系、家长的再三恳求，使他们根本无法逍遥江湖。
如果说学校和在职教师的补课，多少还有点偷偷摸摸的意思，那么，社会上的各类补课机构的火爆程度是有目共睹的。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大大小小的校外培训机构的暑期班人满为患，每场补习结束，校门外接送学生的车辆常常造成交通拥堵。
事实上，校外培训机构的周末市场的人气从来不输寒暑假。
从形形色色的英语，被痛批、禁赛后改头换面的奥数，到语，数、外等主课的提前教授及同步复习……再加上钢琴、游泳等文体项目，从学前的准小学生到初三、高三的准毕业生，全年龄段、全系列、全方位、全需求，都可以在各种培训机构找到对应的课程。
家长们热切的需求，使得中小学校外教育市场爆棚，使得这个行业的迅猛发展令人咋舌，据传，有主打“一对一”高端补习市场的培训机构正在迅速扩张，积极酝酿上市。
如今，有关教育的种种，或许是当今中国最容易激发共同兴趣的话题，具体如择校、课外班、与老师相处，宏观如教育体制以及最近出台的有人欢喜有人忧的异地高考。
专家们说，中国家长们正在陷入教育恐慌。
沉重的起跑线
女儿今年该上小学了，父亲刘明（化名）早早开始准备，他打算让女儿进一家民办小学，这所小学在他们居住的上海市某区算是“名校”。
尽管已经听说过“幼升小”考试的种种故事，面试场面还是让刘明意外——校园里满是焦躁的家长和表情凝重的孩子，大家排队等着老师叫名字，气氛就像是求职。
如果被叫到名字，孩子会被带到考学生的考场，家长则被带到另一个考场——学校不仅要考察孩子，还要考察家长，按照刘明的理解，主要是看看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是否重视。
面试出来，女儿告诉刘明，老师出了一道数学题：
甲乙两个人数羊，甲给乙一只，甲乙的羊一样多；
乙给甲一只，甲的羊是乙的2倍。
问，甲有几只羊，乙有几只羊？
刘明理工科博士学位，但女儿的面试题居然一时难住了他，后来回家列了方程式才算出来。
刘明的经历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家长体验，如果不是陪孩子迎考，家长们难以想象上小学要经过这样的竞争。
在这一代家长的记忆里，只要到了入学年龄，父母就会把自己送进小学，升学压力至少要到中考才有体会。
升学竞争的低龄化，在最近十多年中愈演愈烈，教育主管部门注意到这样的现象，试图改变现状，但效果显然不好。
2012年5月，国家教育部发布《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征求意见稿）（下称《指南》），详细说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应该知道什么，做到什么。
《指南》指出，5-6岁的学龄前儿童，“能通过实物操作或其他方法进行10以内的加减运算”。
对于识字数量、拼音知识、英语能力等某些“幼升小”考试内容，《指南》没有提出要求。
某些“幼升小”的试题远远超越《指南》要求，但就算家长意识到考试太难，为了进好学校，该学的还是得让孩子学。
一边埋怨考试“变态”，一边为孩子考试准备——各种家长论坛里，随处可见如此纠结着的家长们。
某家长论坛上，一位妈妈讲述了带孩子考小学的经历。
这位妈妈说，原本以为孩子小不懂压力，当孩子得知没有通过一所小学的考试后，哭得特别伤心，她才突然感到内疚，不该让孩子过早参与竞争。
“幼升小”如此，“小升初”竞争更甚，原本以普及教育为初衷的义务教育阶段，充满了残酷竞争的气氛。
入学时“打破头”，入校后，竞争从“拼爹”转移到孩子“拼成绩”，“减负”常常流于口号。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通教育研究所对全市33所中小学二至八年级的121名学生进行了一个调查，调查结果发现，学生每天在校时间随年级上升而上升，最长的达到10小时，最短的近7小时。
所有核心课的周课时数都要超过课程计划，语文课超出最多，各年级都超出1节可以上，到了五年级要超出将近两节课。
“名校”的平均周课时数为38，要比一般学校高出3.27。
为了进好学校，有人“裸考”，有人靠“关系”。
“没想到从幼儿园就开始拼爹啊。
”一位3岁女孩的父亲，无奈地感叹。
他从业于媒体，人脉关系算得广泛，但在给女儿报名上海一家区重点幼儿园时，还是深感艰难。
尽管教育部门三番五次禁止择校，要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近入学，但家长们总是有办法区分学校的优劣，并动用一切能量让孩子进入那些掌握优质资源的学校。
这种鉴别能力和“弄”进好学校的本事，是暧昧和含混的，其中的奥妙，让缺少“关系”的老外无所适从。
一位居住在上海的韩裔美国作家，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网站上，撰文讲述了她的儿子在上海择校的困惑。
这位女作家不想让儿子上“国际班”，因为这种班常是成绩较差外籍学生聚集的地方。
但如果想进较好的公办学校，女作家没有“熟人”。
最后，她的儿子进入一所普通公办中学，她和儿子慢慢知道，在这样的学校读书，很可能无法考入理想的大学。
女作家最终无奈放弃了让孩子在中国读书的实验，选择去英国上学。
中国家长显然没有如此多的选择，因此，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说，他们必须完成的任务，是区分好学校、好班级，然后将孩子“弄”进去。
禁止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的初衷是减轻学生升学压力，但事实上，这一政策客观上让竞争转入“地下”。
消失的童年
“开学新初二第一次物理课，物理老师让班上已经学过一遍初中物理的举手，全班举手了，老师自嘲白问；
继续问学过两遍的举手，半个班级举着；
……一直到问学过四遍的，NND居然还有手举着。
不怕猪一样的敌人，就怕神一样的队友。
”微博上有网友讲述了自己的见闻。
罗大佑的歌词里，童年是池塘、榕树、知了、蝴蝶……而如今，城市的孩子们连暑假也不可能享受如此放纵悠闲、“看着天空发呆”的夏天。
开学季网络上流传“万能奶奶”的故事，围观者一边叹服陪读奶奶的执著，一边感慨孩子的辛苦。
故事中，上海市虹口区11岁的小学生程程从幼儿园中班开始学习各种技艺，美术、钢琴、黑管、围棋，如今以奥数和英语为重。
这6年中，奶奶因为陪读，跟着孙子上课也学了“十八般武艺”。
程程妈妈道出无奈：
“在孩子三年级之前，我更注重孩子的素质教育，但是三年级之后，我发现情势不对。
为进一所好中学，身边同事的孩子都在报补习班，孩子们都变得‘身怀绝技’。
如果再不让孩子多学些东西，怕是难以应付以后的竞争。
所以，我赶紧送程程去补习奥数、英语，希望进中学时有过硬的‘敲门砖’。
即使这样，程程要进最好的名校希望不大，人家孩子都得过奥数一等奖，我们还没参赛，学得还是太晚了。
初中生学高中课程，小学生学初中课程，幼儿园已经学完拼音、数百汉字，幼儿园前学会数字、加减……家长们领着孩子超前学习，孩子们在越来越提前的竞争中失去自己的童年。
教育学者杨东平，把中国教育中存在的过度竞争现状，用“教育恐慌”一词来总结。
“教育恐慌的气氛下，最可怜的是孩子，原本应该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段，小孩子却不得不上这个班，那个班，他们现在缺少很多体验，而这些体验对人的一生都是非常重要的。
”上海幼教媒体人、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黄铮发出感叹。
20年前，乐器、舞蹈、美术等等技能，被家长们认为是个别孩子的“特长”，只有那些表现出天赋的孩子，才会被家长送到专门的培训班去学习。
而如今，“特长”变成了必修课，每个家长都要求自己的孩子掌握各种技艺，而且是越多越好。
在家长们的心目中，凡是可能在今后竞争中占得先机的本领，孩子都必须学会。
北京某民营教育机构负责人闻风告诉记者，这样的改变，从1998年左右开始出现。
当时，教育界实行多项改革，其中要求义务教育阶段取消统一考试，其目的是减轻学生负担、淡化义务教育阶段的考试竞争。
但教育部门的初衷最后演变成另一种形式的竞争，学生的压力非但没有减小，反而更加沉重。
闻风说，由于取消统一考试，而优质的教育资源又集中在少数学校，这些学校为了招收优质生源，开始尝试独立组织考试，或者设置各种招生条件。
奥数的兴盛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好学校”为了选拔生源，以奥数等证书作为招生条件。
与此同时，教育政策缺少前瞻性，也给教育资源的紧张雪上加霜。
闻风介绍，1980年代中期，北京市共有小学4300多所，由于学龄儿童人数下降，大规模的小学撤并开始实施，现在，北京市只剩下1100多所。
这几年学龄儿童有增加的趋势，再加上非户籍学龄儿童人数急剧增加，他们也要在北京上学，一增一减的落差，让“好学校”资源显得异常稀缺。
于是，“占坑”等怪现象频出，家长们恨不得孩子一出生，就排在“好学校”的门口，为孩子争得一个宝贵的座位。
培训学校煽风点火？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魔咒一样的口号出自何处，如今已无从考证，但自从它诞生，就获得了绝大多数中国家长的认同。
事实上，中国家长们的期望是，孩子不仅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在人生的任何时段、任何领域，他们都不能输给他人。
看看中国火热的课外培训市场，就能窥见家长们望子成龙的急迫心情。
上海一位妈妈带着孩子试听了某教育机构的英语课，这位妈妈送孩子学英语的意愿原本并不强烈，但看到别的孩子英语流利，唯恐落后的想法立即占了上风，不久后，她也为孩子交了几万元学费，成为这家教育机构的学员。
家长们的心态给各种教育机构带来商机，花样百出的广告词指向同一个暗示：
我们的培训会给你的孩子增加竞争筹码，让你赢在起跑线上。
在上海，民营教育培训机构一节幼小衔接课程的费用在60-100元不等，课程内容主要是奥数、英语或者拼音。
“幼小衔接”是个新词，多年前谁能想到，幼儿园毕业生在进入小学前，也要像大学生准备考研一样报个班。
拼音是小学教学大纲中的内容，但培训机构的营销人员会告诉你，学校是不会教拼音的，因此必须到培训机构花钱学习。
尽管“学校不教拼音”的说法很容易被证明是误传，但家长们还是以“多学无错”的心理，对各种培训趋之若鹜，很多学校里，一个班里人人上课外培训班的情况一点也不稀奇。
教育机构不仅迎合家长们的心态，也强化了家长们的焦虑。
在上海一家早教机构的墙上，记者看到与高考“光荣榜”形式一样的“光荣榜”，上面张贴小朋友照片，下面说明：
某某小朋友2011年被上海市某重点幼儿园录取。
竞争已经下移到3岁，这样的氛围中，家长很难淡定。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夏惠贤认为，民营教育培训机构的宣传为“教育恐慌”推波助澜，他们夸大了教育竞争的形势，目的不过是从家长钱包里赚更多的钱。
不过，这种说法显然不能被民营教育机构从业者接受。
闻风最近发了一个帖子在自己的博客上，他在文章中将北京各类学校之间的对应关系一一罗列出来，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长希望孩子上某名校，从闻风的这篇文章里按图索骥，你就可以知道你的孩子必须上哪一所高中、哪一所初中、哪一所小学。
在回答这篇文章是否会助长家长恐慌的问题时，闻风告诉记者，在他看来，他所做的不过是把早已存在的教育资源对应关系揭露出来，他暴露这种教育资源的严重不平衡现象，是为了督促主管部门改善现状，而不是给教育恐慌煽风点火。
闻风认为，如今的教育恐慌气氛是多种原因综合形成的。
他说，重点学校早已存在，过去家长们无法得到信息，也没有能力让孩子挤进好学校。
现在，信息比过去透明，家长对孩子期待都很高，自然会通过各种渠道让孩子进好学校。
没有“关系”、“条子”的家长，则通过让孩子考各种证来增加竞争的机会。
在闻风看来，教育恐慌的根本原因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短缺，而短缺的原因是国家队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
“政府提出的目标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4%，但十多年都没有达到。
社会的镜子
事实上，家长的焦虑和培训机构的逐利，像两只巴掌一样一应一和。
网络上的家长论坛里，充满了家长们焦虑的情绪，未进“名校”的讨教如何进“名校”，进了“名校”的讨论如何培养特长、参加竞赛为未来升学加分，校园中的明争暗斗，延续到网络上。
从理论上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如今的教育资源远比过去丰富，上大学比20年前容易很多。
但现在，教育竞争反而比过去更加激烈。
家长和老师都知道过早的竞争和太大的学业压力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但大人们又不得不让孩子参与到这场竞赛中。
对于这样的怪现象，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钟文芳用一句简单的话解释：
“学校内的事情是由学校外的事情决定的。
”有专家指出，教育是社会的镜子，教育如果“脏”了，一定是社会不太“干净”。
夏惠贤教授认为，如果深究教育恐慌的根源，必须追究到目前中国社会中就业竞争、社会保障、职业收入差距等等宏大的问题上。
“家长担心孩子长大了找不到好工作，没有好工作就没有好生活，家长的想法是，与其长大了吃苦，还不如读书的时候吃苦。
同时，夏惠贤认为家长的攀比心态、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的陈旧观念，也让一些技术类学校、技术类工作受到歧视。
夏惠贤认识的一位英国少年，高中时的志向就是考上大专，学一门自己喜欢的技术。
“像上海这样的城市，高级技术工人很缺乏，收入也不错，但舆论的导向并没有让家长们意识到这一点。
要改变职业观，需要改变不同职业在收入和社会尊重上的差距，但目前社会还没有这样的环境。
“如果有一天，大家觉得做厨师是个不错的职业，做清洁工也是不错的职业，那么教育领域的过度竞争，应该不会像今天这么严重。
”钟文芳说。
教育是社会的镜子，社会评价标准的单一投射到教育领域，就变成千军万马补习、考证、“拼爹”的教育怪现状。
当一些家长认为学校和教师制造了恶性竞争的环境时，钟文芳替老师们鸣不平。
由于工作的关系，她经常接触中小学教师，常常听到类似的故事：
学校如果“减负”不给学生布置作业，家长会不满，要求老师布置作业，或者家长自己在校外给孩子找作业做。
“只有真正实现社会多元、生存平等，才有可能改变教育竞争现状。
”钟文芳说。
少数家长，则用自己的方式反抗这种畸形的竞争态势。
“在家上学”是一种极端的选择，也不被现行《义务教育法》许可，不过，中国的各大城市开始出现不少选择“在家上学”的家庭。
主动选择“在家上学”的家长，一般具有较好的教育背景，他们对学校教育不信任，认为自己可以在学校之外给孩子寻找到更好的教育资源。
来自杭州的一对夫妻，正在考虑让4岁多的儿子“在家上学”。
夫妻二人供职于大型企业，工作和多地迁居的经历，让他们“见多识广”，对社会和教育有着自己的认识。
这位父亲认为，现在学校里教师素质太差，应试教育磨灭孩子的创造力，不如自己在家教育。
目前，孩子妈妈准备辞职在家专职教育，他们打算将“在家上学”计划实施到至少初中之前。
大城市中，更多人则选择让孩子留学海外，近年来，中国小留学生人数增长迅速。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发布的《2011中国出国留学趋势报告》显示，我国留学人数已经连续4年保持了20%的增长，达到34万人的历史纪录，其中，本科生占留学总人数的60%以上。
应试教育常常被视作如今“教育恐慌”的罪魁祸首，很多人呼吁学习国外注重平时成绩和全面能力的评价机制，让学生摆脱考试指挥棒。
多年的呼吁后，尽管某些地区已经通过自主招生、校长推荐等方式向全面评价的方向做出努力，但考试成绩的地位，在总体上还是难以改变。
这样的现状看上去让人悲观，但教育学者岳龙却认为，“教育恐慌”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随着社会公平的实现，这个阶段终会过去。
岳龙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教育竞争也曾非常激烈，为了抢占优质教育资源，各种名目的考试压得学生透不过气。
20年以后，教育竞争的压力小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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