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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FASB和SEC已经对这一问题极其敏感。
经济后果观象征着会计思想的一场真正革命。
直到最近，人们要么认为会计政策制定的效果是中立的，要么认为如果效果不是中立的，它就无法提供对公众负责的效果。
而今天，这些看法都受到了严重质疑，并且社会和经济后果的主题“已经成为了当代会计界主要的问题”。
FASB已经委托制作出关于某些所挑选的会计准则经济后果的研究报告，也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这一主题。
FASB的以上行为突出了经济后果这一问题当前的重要性。
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起，会计政策的制定者就已经意识到了第三方干预的问题，然而，经济后果的问题只有到70年代才显现出来。
事实上，60年代期间，会计原则委员会（APB）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致力于理解并应对和干预会计准则制定过程的第三方力量之间的关系。
最终，由于APB没能有效处理与这些力量的关系，而导致了APB的瓦解与1973年FASB的建立。
实施干预的第三方团体真正的焦点一直未被弄清楚。
当试图理解第三方的观点时，我们应当记住，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的会计程序委员会（CAP）和APB所采用的会计模式，至少从正规性而言，被局限于技术会计方面的考虑（有时称之为“会计原理”或者“概念问题”），例如资产、负债和收益的计量，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的“公允反映”。
政策制定者唯一关心的是向实际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传递财务信息，其实，这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是由SEC授予的，而SEC自身又受国会的控制，以确保向投资者“充分、公允的披露”报告信息。
因此，第三方干预者有明显的意愿去寻求政策制定者使用的会计模式，而不是引起经济后果模式热潮，而经济后果模式是由第三方团体喜好的。
当公司管理层开始日益干预准则制定程序时，其真正的观点因而就可能被掩饰了。
一个有关管理层观点的测试，表明了以下几种可能的说法管理层观点可以表述为：
1.在传统会计模式下，管理层真正关心的是公正的且“理论上合理的”会计计量。
2.在传统会计模式下，管理层真正寻求的是扩大财务报告内容的经济后果。
3.在经济后果模式下，管理层是利己的。
相信管理层在做出会计选择时真正关心的是公允反映，是需要“丰富的想象力”的，这是约翰逊的一句名言。
如果有人能赞同这句话，那么他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第三方干预者很少采用第一种说法。
最近几年，特别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管理层在与FASB对话时变得更加坦率，不断地体现出第三种观点，并使经济后果显现出来。
有两个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后果观在70年代之前没有成为实质性话题。
首先，管理层和其他相关利益团体主要采用前文提到的第二种说法，这使得准则制定人员将自己局限于传统会计模式。
其次，CAP和APB，无一例外的，决定解决或者表现出要去解决传统会计模式下的准则制定矛盾。
经济后果观的早期运用,经济后果观的第一个例子也许早在1941年就发生了，这是在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声明中论证过的一个例子。
在会计研究公告（ARB）第11号文件-普通股股利企业会计中，CAP根据“合理的会计与公司政策”，要求用公允市价来记录股票股利的发放，而这一公允市价大大超过了其账面价值。
显然，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和CAP的大部分成员都认为固定股利是“有争议的”，并且CAP使得公司维持不计入公司累计收益的固定股利更加困难。
作者认为，美国依然是唯一一个在会计声明中要求股票股利以发行股票的公允市价进行资本化的国家，而且，美国最初采用这一政策至少部分上是为了对股票股利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围绕会计准则建立的讨论中，这次讨论包括了管理层代表，使用的经济后果观的第二个例子发生在1947-48年。
那是战后通货膨胀的高峰时期，只有几家公司在其公布的财务报告中使用重置成本折旧。
在讨论中，CAP使用的观点包括：
税收改革的可能线索、工资议价的可能影响以及消除大公司暴利批评的需要。
尽管会计改革充满压力，CAP仍然在ARB第33号文件折旧和高成本，以及1948年10月份的一篇文章中重申了其对历史成本折旧的支持。
经济后果观明确运用的例子发生在1958年，那时美国电力集团的三家子公司向联邦法院起诉，要求禁止AICPA允许CAP发布这样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写到，递延所得税负债科目应当归类为负债，就像随后公布的ARB第44号（修订版）文件余额递减折旧法中所使用的一样。
这三家公用事业公司担心SEC，在公用事业持股公司法案的授权下，考虑到递延所得税负债的重分类会产生不利的负债比率，而不同意其发放债券。
这个案件上到了美国最高法院，但是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这一诉讼。
最终，这一分类文件还是发布了。
然而，SEC照顾了这些公用事业公司，同意把递延所得税负债排除在负债和股东权益之外，以便能够按公用事业持股公司法案作出决策。
APB成立没多久，就爆发了投资税收减免的会计处理问题APB，工业联盟以及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三方力量的对抗已经在文献中充分讨论过了。
政府的观点并不是说投资税收减免的会计递延是糟糕的，而是说投资税收减免的会计递延削弱了财政政策工具的激励效应。
1965年，在参议院反托拉斯与垄断分委会对跨行业兼并听证会上，产生了分部报告问题。
参议员调查的目的不在于为投资者改进会计实务，而是向该分委会及其他政府政策制定者提供可帮助其评价跨行业兼并的经济后果的会计资料。
公司管理层自然认为这种披露对他们的兼并意图是有潜在影响的。
迫于该分委会的权势压力，SEC最终要求在公布的财务报告中披露分产品信息。
这个最初来自于参议院听证会上的倡议的反馈仍在探索中,1967-69年，面对美国投资银行协会（今天所熟知的证券行业协会）对一项规定的强烈反对，APB给予了回应。
在APB第10号意见稿1966综合意见稿中作出的这项规定即将债务贴现转嫁于可转换债券和附有认股权证的债券，曾经一度认为这项规定是无害的。
IBA担心会计程序对这类证券的市场会造成影响。
在第14号意见稿可转换债券与认股权证债券会计中，APB取消了法案中关于可转换债券部分而保留了剩余部分从1968年到1971年，银行业反对将坏账准备和证券发行损失包括在商业银行净收益中。
银行家们认为这一新计量方法不利于反映银行绩效。
最终，APB，SEC和银行管制机构齐心协力，制定出了能普遍接受的且适用于银行业的会计准则。
从1968年到1970年，APB一直致力于企业合并会计。
APB一直处于联邦贸易委员会、司法部门与有并购意向的企业的夹缝中。
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门为了能对合并浪潮产生缓慢的影响而支持取消权益合并会计，而有并购意向的企业强烈支持权益合并会计。
APB，看起来像是政治游戏中的一颗棋子，当它放弃原则立场转而作出一系列令人困窘的由压力产生的妥协时，会使得支持者对其不再抱有幻想。
1971年，APB举办了有关市场股票、租赁以及石油工业公司勘探及钻井成本会计的听证会。
在所有三个领域中，来自能源工业的压力阻止了委员会颁布法案。
保险行业十分关注对公司股价的可能影响，而公司股价包括收益报告中投资组合的未实现收益和损失。
参议员、众议员甚至是交通部长对SEC和APB进行的定向调查之后发起的联名信作出回应后，租赁法案就被取消了。
联名信的作者加深了恐惧感，这个恐惧感来自于委员会之前提出的法案可能会对消费者和几个关键行业的生存能力带来的伤害。
石油行业没能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解决全部成本与成功的努力成本冲突的方案，这是因为据说后者的普通征收会对小型独立勘探公司的资产产生不利影响。
石油行业使用了相当强大的政治力量，成功的说服董事会推迟考虑这个敏感话题。
在以上列举的每一个案例中，外部团体选择通过寻求超越传统会计计量和公允反映的标准来干预准则的制定过程。
他们反而关注会计报告的经济后果。
在FASB短暂的历史中，“经济后果观”使用的更为频繁。
诸如研究与开发成本、准备金与灾难准备金、开发期企业、汇率波动、债务重组、国内通胀与相对价格变化、石油工业公司的勘探与钻井成本等会计问题已经广泛引起对经济后果观的讨论。
这一系列问题既广泛又深刻，并且会计学术界一直致力于研究这些以及其他会计准则可能与特定经济后果有关的观点的实证有效性。
准则制定团体的回应,1.准则制定团体对于为了规避不良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是否要改变会计准则的宣称和对于第三方干预有什么样的反应？
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会计程序委员会通过更广泛地发行征求意见稿和附属委员会报告,加强了与利害相关相关的第三方的沟通。
自从1958年到1971年，通过委派人员参与重要的峰会，多方商讨会和研讨会，邮寄大量的征求意见稿以及参加正规的公众听证会，美国会计程序委员会（CAP）与会计准则委员会（APB）积极地把利害相关组织更为密切地引入到准则的制定过程中。
有假设认为，在最终意见公布之前，但愿这些组织能满足于给予他们的观点充分的考虑。
但是，这些协调是程序类别上的，尽管，这些外部的看法的确很可能对于一些最终意见的实质性内容有影响。
经过长期深思熟虑之后发行第16号意见稿企业合并和第17号意见稿无形资产，在这个过程中，APB看上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经济后果的影响。
在1971年关于有价证券和石油公司的会计实务的听证会上，一些情况下经理代表把经济结果性认为是相关考虑因素。
然而，APB主题委员会的成员既不过问这些论断的证据，其实，他不过问会计准则制定的相关性问题。
正是因为APB不能处理来自那些外部团体的压力，才加速其让位，所以，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共同发起人中，财务管理协会也包括在FASB中。
我认为,将财务经理协会纳入财务会计基金会（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母体）的正式架构中,是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与其前任相比所拥有的最具有意义的优势之一。
3.为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建立的程序性机制比会计原则委员会在最后几年所采用的机制更加精密。
这些附加程序的目的在于扩展与加深该委员会与利益相关的外部团体,特别是公司、行业协会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影响。
在准备每一个讨论备忘录之前，我们会指定一个来自于大范围的利害相关团体的特别小组。
讨论备忘录本身就远比APB在公众听证会前发布的最适中文件更丰富;
它包括所有政策问题的真实讨论,而这些问题在委员会召开之前,对于争议的解决就有影响。
由一系列相关方代表组成的财务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FinancialAccountingStandardsAdvisoryCouncil,简称FASAC）被任命充当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传声机构（soundingboard）。
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本身的委员来自于会计实务界、大学、公司和政府,因此,能够对那些“利益相关方”关心的问题作出迅速地回应。
力图说服对建议优点持怀疑观点的人，委员会在其声明中包括对标准，讨论和考虑（完全根据经验形成的）的详细解释，而这些标准、讨论和考虑是用于制作的准则。
4.根据来自委员会运行与程序的批评，FAF在1977年实施了一项关于整个FASB运作的研究。
委员会用于扩大其与利害相关团体正式和不正式的联系的提议和在重要的征求意见稿中，包括经济影响分析的提议都存在于FAF一系列的建议中。
在后者的观点中，FAF的结构委员会总结了：
“委员会不一定过分地受到经济影响可能性的作用，但是其应该同时考虑到提议可能发生的成本与预期的利益。
”,除此之外，结构委员会推荐了能加强特别小组和FASAC作用的行为。
1978年，在国会的压力下，委员会实际上公开地开始主持所有正式的会议（包括FASAC的议会）。
5.会计原则委员会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历史,就是一部连续不断地采取程序措施使该两委员会更加关注相关第三方的意见的历史。
就像在APB的例子中一样，很可能，这些更加精心设计的程序效果会发生改变FASB总结与建议的实质。
6.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经确定，FASB应该把经济（社会）后果性加入到他们经常处理的重大问题中。
在委员会概念框架讨论备忘录中，包括了这些可能发生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而此影响寄予另一些有用信息的质量中。
把可能发生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纳入到寓于委员会概念框架讨论备忘录中的另一些有价值信息的质量中，委员会宣布在经济后果时政研究中的利益以及FAF结构委员会的，其通过这个广泛地通告自己，这些通告也许拥有各种影响的建议共同证实了这个方向。
因此，经济后果问题从一个只对准则制定过程有程序性含义的问题,转变成一个作为准则制定者重大政策框架的坚定组成部分的问题。
作为实质问题的经济后果,作为一个有根据而实质的政策问题，经济后果这一理论已最终被接受，是基于以下若干理由：
时代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的十年是清晰的，在这十年中美国社会一直要求政府机构对他们的行为所产生的社会的、环境的以及经济的后果负责。
对那些对会计准则制定活动感兴趣的人，有关这一主题所形成的公共观念最终变的清晰和确切。
提出讨论的会计问题的复杂性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APB和FASB就开始着手解决在行业内部状况已根深蒂固的会计难题。
在某种程度上，对于通过以报告的收益这一媒介来评价公司业绩的方式很敏感的企业，它们允许其认识影响自己的决策制定行为，该认识是关于透过会计盈余这面三棱镜该行为会被如何看待。
仍然有其他这样的公司，它们调整自身的会计实务，以期最好的反映其经济业绩。
管理人员显然不喜欢为了遵循新实施的会计准则，而改变其制定决策的行为。
对于处于激励性薪酬计划下的管理人员来说也是一个关注的焦点。
影响的深远性在最近几年APB和FASB面临的几个问题已预示着对收益波动性或收益水平和其他重要财务指标、财务比率的高度影响。
FASB再也不能在不遭遇可能的、有关经济后果持续的争论的情况下讨论被提议的会计处理方法。
特别恰当的例子是对汇率波动，国内通胀，相对价格波动和石油业公司勘探与钻井成本的会计核算。
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会计学中有关社会选择、行为科学、收益均衡和决策有用性文献的发展近来发表的有关信息经济社会选择的文章，已提出了一个广义的分析框架。
在这个框架中有关经济后果的问题也许可以被概念化以stedry为开端，有关会计数据的行为含义的文献大量出现，这引起了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对于考虑会计信息作用的重要性的关注。
有关收入均衡的文献已表明了这样一个管理动机的存在，该管理动机是关于影响盈利趋势的计量方法的。
最后，尽管决策有用性文献局限于会计信息的直接使用者，它仍然有助于减少会计人员对不同会计所得其内在“真相”争论的倾向，使会计人员转而去关注会计报告接收者对会计信息的使用。
APB和FASB所进行的程序改革的不足之处尽管两个委员会都采取了一系列的程序步骤，旨在为外部各方提供一个表达他们观点的论坛，但是对经济后果的呼声作为指责委员会声明的结果却从未减弱。
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单纯的程序性补救方法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MOSS和METCALF的调查到1976年中期，广为人知的国会议员JohnE.Moss（加利福利亚州民主党人士）和已故参议院议员LeeMetcalf（蒙大拿州民主党人士）实施了诸多有关会计行业其行为的调查，包括其会计准则制定活动。
能够合理推测的是准则制定者对其决定所具有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的响应能力是一个问题。
在资本市场交易中收益数据对于企业经理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尤其在是20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资本市场竞争激烈，企业间合并运动盛行，收益数据开始被视为管理战略和策略的一项重要元素。
由于企业合并活动又再次加快了步伐，这一因素对今天的市场十分重要。
会计数据开始被视为社会控制的一项工具美国企业对实行价格管制的能源、交通和通信领域的社会控制已广为人知。
但是，最近几年收益数据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广的范围内被认为是一个控制装置。
例子就是财政刺激（如投资税贷项和从会计所得中分离的应纳税所得的重新定义），它对围绕财务报告、1972-73年第二阶段的价格控制机制和1975年的能源政策和能源保护法案所思考的数据库的争论有一定的影响。
外部团体意识到能够影响会计争论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之前，会计争论在金融媒体中很少被报道。
人们普遍相信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会计即使不是一个固定的参数，也是一个常量。
随着1962-63年投资信贷会计，1963-64年之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内部关于APB权威性的艰苦对话以及其他牵涉APB的会计分歧公开后，管理者和其他外部各方逐渐意识到会计也许是一个变量，毕竟会计准则并非一成不变的。
毕竟,在会计争论中，论文前面提及的第三种观点被更多地采用主要因为上述列举的原因，外部各方开始摒弃这一借口，即他们对会计准则提议改变的反对，仅仅是或甚至主要是因为对会计准则的恰当的解释有不同的作用真实的原因公开后，会计政策制定者再也不能忽视他们的含义。
意义重大的是经济后果在这一时期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这一时期，会计和金融学者争辩说，就公开可利用的信息而言，美国资本市场是有效的。
而且，市场不可能因为采用不同会计方法去反映相同经济事实而被“愚弄”。
FASB面临的两难境地对于FASB来说，这场经济后果性运动意味着什么？
很明显，政治机构（像是政府部门和国会委员会）希望会计准则制定者能广泛地考虑到提议的会计准则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个期望看上去最强烈之处在于其后果被认为重要而且广泛-同时，特别应该在可能对政府追求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产生冲击的方面。
在这些实例中,FASB必须显示，第一，它研究了可能出现的后果，第二，也要显示，实施准则所带来的优点多于其可能出现的不良影响。
所宣称的结果能对国家级别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有影响，如果政策性解决方案受到外部势力的强制，FASB也不应该惊讶。
FASB应该对经济后果性有怎样程度的认识？
委员会研究的那些重要的经济后果的说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会计原则和公允披露应被排除在该委员会决策中的基本指导因素之外。
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作为一个会计专家组织,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专业技能被认可的领域中。
考虑到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后果，一些观测者会选择确定的会计准则，要是FASB能采纳此过程并且主要依此作出决定，而不是完全根据会计准则做出决定，那么，FASB一定会保持其地位，不会让位。
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面临的问题是,需要在会计和非会计变量之间进行小心的权衡。
既要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会计问题的考虑上,同时也必须研究对于那些提议法案的经济或社会的影响。
为了充分处理后面的影响，委员会发现很有必要培养一些来自边缘学科特别是经济学的称职的分析师。
经济后果学说很有可能是20世纪70年代的最富挑战性的会计问题。
很明显，我们已经入这样一个时代，经济和社会影响作为会计准则制定中的一个独立问题不会再被忽视。
Substantive:
adj.大量的；
有实质的；
真实的；
独立存在的n.名词性实词；
独立存在的实体会计职业界在其拥有勿庸置疑的专业技能的领域内继续发挥其必要作用的同时,也必须对时代的发展变化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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