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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环境壁垒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气候环境壁垒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所谓气候环境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活动中,一国以减缓气候变暖为由而制定的有别于传统环境壁垒的、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环境贸易措施,使得外国产品无法进口或进口时受到一定限制,从而达到保护本国产品和市场的目的。

构成气候环境壁垒的主要内容有:

碳减排和节能技术标准(以下简称碳减排标准)、碳标签和碳关税等。

  近年来,气候环境壁垒成为当今国际贸易领域研究的前沿课题。

这一新趋向出现的主要理由是气候变化下的国际利益博弈。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XX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己从气候环境问题上升为国与国之间贸易利益博弈的新领域,一些发达国家看到了低碳产业对拉动经济增长和谋取综合竞争优势的潜力,为了减轻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压力以达到保护和促进本国低碳产业发展的目的,于是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名,在贸易政策体系中添加新项目,诸如碳标签和碳关税等,碳减排标准在短期内往往超出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减排技术能力,碳标签将降低消费者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需求,碳关税的实施将导致发展中国家出口企业的利润锐减,因而这些政策对发展中国家都构成了气候环境壁垒,从而使出口贸易隐含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面临不利局面。

发达国家由于在碳减排技术方面的优势地位,将进一步扩大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贸易大国,同时又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国际贸易和气候变化领域所处的独特地位,也是最有可能受气候环境壁垒负面影响冲击最大的国家,气候环境壁垒对中国产品出口的限制必将日益凸显。

因此,分析气候环境壁垒的出口贸易效应,构建气候环境壁垒的应对机制以“拆壁破垒”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项紧迫任务。

  因理论基础的薄弱、数据难以获得等多方面原因,国际学术界对气候环境壁垒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其创新进展比较缓慢。

对碳标签的分析仅见诸于Rege(XX)等人的文献,他们认为:

即使是自愿的碳标签也可以用于战略性目的,本国政府实行碳标签等生态标签,可以增加消费者对本国产品的支付愿望[1]。

Zhou和Vertinsky(XX)则检验了更高的减排标准是否会扩大实施国的出口进而抑制进口[2]。

针对碳关税的贸易效应,Dong和Whalley(XX)等进行了量化分析,研究发现:

碳关税对全球贸易流量总体影响较小,但电力、钢铁、有色等产业的贸易所受影响会较大[3]。

李继峰等(XX)等认为中国应对国际贸易气候壁垒的长期策略应是发展低碳产业[4];而李威(XX)则认为应对策略为促使世界贸易组织协调气候与贸易的国际法则[5]。

  毫无疑问,这些研究对于国际贸易壁垒理论的发展和贸易实践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难免不足之处:

其一,在研究方法上主要运用CGE模型进行分析;其二,在研究对象上,研究碳关税的文献较多,而研究碳减排标准和碳标签的文献相对较少;而在研究碳关税的文献中,又以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居多,对出口贸易利润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其三,多从战略层面提出了应对之策,缺乏具体的路径设计。

因此,有关气候环境壁垒贸易效应和应对策略的研究需从分析方法、研究范围上和机制设计等方面进行创新。

  一气候环境壁垒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进出口贸易迅猛发展,在全球贸易中占据着十分重要地位。

据中国海关统计,XX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亿美元,刷新年度历史纪录,继续位居世界第二。

其中,出口18986亿美元,仍然保持世界第一;进口亿美元,贸易顺差亿美元。

在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低碳经济成为发展潮流的背景下,中国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及贸易中隐含碳排放量的急剧上升极易招致发达国家实施多种气候环境壁垒。

如果发达国家的碳排放标准、碳标签、碳关税开始全面实施,中国出口贸易将面临严重冲击,冲击的力度可能比反倾销、反补贴或特别保障措施的力度更强。

  

(一)碳排放标准将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和价格

  碳排放标准是一个国家对产品生产、运输和消费使用过程中排入环境的温室气体总量所作的限量规定。

碳排放标准的初衷是减缓气候变暖,其本身与国际贸易并不冲突,但当它被用做贸易限制的工具时就成为气候环境壁垒。

如:

欧盟法令则明确规定:

到XX年,在欧洲出售的新车平均二氧化碳排放每公里130克;日本则是155克;美国规定到XX年则是155克。

中国于XX年实施新的油耗法规,相应折算的二氧化碳排放为每公里161克。

可见,中国的标准与美、欧、日等国存在一定差距,发达国家标准一旦实施,将对中国拟在美、欧、日等国销售的汽车制造商构成新的贸易壁垒。

  下面基于中美两个碳排放贸易大国的视角,分析碳排放标准壁垒对双边贸易的预期影响。

从XX-XX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结构看,出口产品以纺织、服装、机电设备和化肥等为主,这些产品出口额占中国对美出口总额的65%左右。

根据傅京燕(XX)测算,这些产品的碳排放强度大多高于美国同类产品[6]。

表1是中美两国部分行业产品的总碳排放强度。

表1中,中国向美国市场出口的主要产品纺织、服装、皮革制品、化工产品、陶瓷、玻璃及制品、机械设备及其他制造业的产品的总碳排放强度均高于相关行业在美国的数值,并且纺织、皮革制品、陶瓷、玻璃及制品和机械设备行业的碳排放强度大大高于美国,如果美国制定这些行业的碳排放新标准,就短期而言,肯定会超出中国企业的减排能力,因而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多数产品构成气候环境壁垒。

壁垒形成后,中国出口贸易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短期内,中国碳排放强度高的产品的生产技术、要素的投入等不会发生变化,新标准在实施初期,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不能达到美国标准,被迫退出美国市场,或转移到其他市场,即气候环境壁垒对中国出口贸易产生抑制效应和转移效应。

  从长期看,中国出口受阻企业不得不提高碳减排技术,努力设法跨越壁垒使其产品最终重返美国市场。

但为达到美国的碳排放标准要求,需增加初始创新成本与持续碳控(碳排放量控制)成本。

前者是指为达到碳排放标准要求在信息搜寻、技术研发、中间产品采购及产品制造和市场流通等环节进行全方位创新所增加的成本,包括与排放标准相关的各类信息搜寻费用、低碳技术研发成本、减排新设备与低能耗原材料购置支出、生产工艺流程低碳化创新成本、职工培训费、碳足迹监测费和低碳管理体系的构筑等成本。

后者则包括产品生产环节完成后即将进入或已进入流通环节后持续发生的长期碳排放控制成本、出口产品符合某项碳排放标准所耗费的认证费用、新能源运输工具的使用费以及为等待碳足迹认证结果产生的储存成本的超额支出等。

显然,对于出口企业来说,在生产规模不变的前提下,初始成本的增加和持续成本的发生都导致企业平均成本呈上升趋势,平均成本的提高对中国出口品的成本、价格和竞争优势产生影响。

如图1所示。

  由上可见,发达国家碳排放标准的实施无疑将对中国产品的出口构成了壁垒,导致出口运行成本和市场价格相对于进口国同类产品变得高昂,并且这种成本和价格实际上会随着时间流失及发达国家减排标准的变化而不断提高,成本的增加意味着出口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获利空间缩减直至无利可获,价格的高企会影响到中国出口贸易整体竞争力。

  

(二)碳标签将使中国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下降

  所谓碳标签是指把产品在生命周期中的碳足迹指数标示在产品包装上,解决厂商与消费者之间对于产品环境质量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引导消费者选择低碳商品,达到减排目的。

  英国是全球最早(XX年3月)对产品推出碳标签制度的国家;法国从XX年7月1日起,规定在其国内制造、出售的消费品必须标注产品的碳足迹;日本碳标签制度的产品种类已扩至94类;美国、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国都已参与其中。

当碳标签普遍应用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就有可能被发达国家滥用,成为贸易保护的有力工具。

  中国作为目前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主要贸易对象是欧盟、美国和日本。

据中国海关统计,XX年上半年美国、欧盟、东盟和日本继续保持中国前四大贸易伙伴地位,欧美日三大市场在中国出口中所占比重高达%,是中国出口产品的主要目标市场。

而欧美日等国都制定了相应的碳标签制度,涉及到的商品范围越来越广,波及到我国出口商品比重较大的有纺织服装、机电产品、农产品和化工等高碳商品。

因此,中国的出口贸易受碳标签的影响会较为明显,在欧、美、日等国实行自愿碳标签制度的情况下,如中国出口企业产品碳足迹未超出欧、美、日等国企业同类产品的碳足迹,中国出口企业会与发达国家企业一样选择使用碳标签;如中国出口企业产品碳足迹大大超出了欧、美、日等国企业同类产品的碳足迹,则唯一的纳什(Nash)均衡是中国出口企业选择不使用碳标签,而发达国家企业选择使用标签,在该情况下,消费者对有标签产品的支付愿望增加,结果是:

在欧、美、日等国市场总需求不变条件下,对中国出口企业无标签产品的市场需求趋于下降,中国出口额呈递减态势。

下面借鉴李昭华(XX)建立的差异减排模型[7]来证明。

  1.发达国家未实行碳标签时中国出口市场份额

  由上可见,在美国未实行碳标签时,由于逆向选择的作用,在价格竞争的条件下,美国和中国出口企业都选择相同的最低碳减排量,此时,在市场均衡中,中美两个企业的产品价格相等,市场需求量相等,企业利润相等,中国的出口份额可占到美国市场总份额的一半。

  2.发达国家实行碳标签时中国出口市场份额

  (三)碳关税将使中国出口商品利润下降

  所谓“碳关税”,是指对高耗能进口产品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

关于碳关税的设想和实施,欧盟从XX年初便开始酝酿征收,XX年1月1日起,欧盟将抵离欧盟成员国境内机场的所有航班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变相强征航空“碳税”;XX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首次明确了自2020年起美国将对来自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

碳关税的征收,对中国出口贸易有着直接的冲击,因为中国大部分出口行业均属高能耗行业,碳关税的开征,将增加出口行业额外成本,进而使出口利润下降,税率越高,利润下降的空间就越大。

下面利用动态可计算均衡模型(CGE)来进行分析。

  本文构建的CGE模型是在鲍勤和汤玲(XX)等人基础上构建的23个部门(将XX年的投入产出表中的142个部门拆分合并后重新划分为以下23个行业:

农业、煤炭和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纺织业、服装皮革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化学工业、医药制造业、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业、玻璃及玻璃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普通机械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与计算机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服务业和其他制造业)的递归动态CGE模型[8]。

模型包括23个产业部门、6个账户(商品账户、企业账户、居民账户、要素账户、政府账户和国外账户)、6大基本模块(生产模块、需求模块、收支模块、贸易模块、价格模块和碳关税模块)。

其中国外账户细分为欧盟、美国、日本与世界其他地区。

模型的数据基于XX年的中国实际经济数据,并递归动态至2020年。

数据来源于XX年的投入产出表、《中国统计年鉴》、《海关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等。

  图2结果表明,无论是美国、欧盟、日本单独一方征税还是三者同时都征碳关税,中国各行业出口平均利润均出现下降,税率越高,下降幅度越大。

就三大出口市场而言,碳关税对中国出口利润的影响与出口市场总份额正相关,即美国征收碳关税对中国出口利润冲击最明显,欧盟其次,日本最小。

当税率分别为30、70和90美元每吨碳排放时,美国征收碳关税时,中国各行业出口平均利润约下降%、%和%;欧盟即约为%、%和%;日本即约为%、%和%。

当美、欧、日同时征收碳关税时,中国各行业出口平均利润受到冲击最大,出口利润呈现大幅度下降,约为%、%和%。

  图3展示了在美、欧、日同时征收30美元碳关税税率时,出口利润影响程度最大的6个行业依次分别为: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纺织业、化学工业、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电子与计算机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制造业。

这6个行业利润下降幅度均高于%的平均降幅。

其中受冲击最为严重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在30美元碳关税税率时出口利润下降%;纺织行业在30美元碳关税税率时出口利润下降%.这些行业出口利润变动较大的原因,主要是行业的碳排放密度和出口规模相对较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作为一种新增成本,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出口贸易造成了冲击,导致出口商品的出口利润大幅度下降,征收税率越高、参与的征收国越多,中国出口利润下降幅度就越大,发达国家获得的收益也就越多。

出口利润下降较大的行业主要是出口量较大的高碳行业。

  二中国应对气候环境壁垒的策略选择

  

(一)积极参与国际多边协定中气候环境条款的谈判,制定互利共赢的新规则

  为避免气候环境壁垒的陷阱和减少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冲击,中国应联合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贸易大国结成利益联盟,在参加各项国际气候环境公约和国际多边贸易协定中气候环境条款的谈判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可持续发展等原则,适时提出有利于公平和发展的主张,这些主张应包括:

反对以气候变化减缓之名而行贸易保护之实的气候环境壁垒、以人均GDP或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标准确定减排成本和减排量的分担、以工业化累积人均排放量确定各国的碳标签签发标准和碳关税征收标准、碳税的原产地原则等,通过这些主张争取获得制度化权益,制定出互利共赢的基于气候变化的国际贸易新规则。

  

(二)推动中国出口贸易低碳化发展

  从制度、技术和结构等多条路径积极推动出口贸易向低碳化方向发展,争取碳减排能力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这样碳排放标准、碳标签和碳关税就不会再对中国出口贸易构成壁垒。

出口贸易实现低碳化发展的路径:

①实施出口贸易低碳化政策。

征收出口资源环境关税,限制能源密集高碳产品出口;提高出口退税率,扩大环境友好型产品出口规模;②加强低碳技术的研发,提高碳减排技术水平。

组织节能减排技术攻关;积极开发能源密集型行业清洁生产技术、废弃物无害化利用技术及资源整体优化集成技术;创新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低碳前沿新技术。

③优化出口贸易结构,鼓励能源密集型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一方面加快培育太阳能产业、海水氢能、有机农业等低碳产业体系,从根本上降低出口产品的“碳足迹”。

另一方面,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把能源密集产业的生产基地建到国外,国内专注于产业低碳化的价值最高端的创新研究,达到有效规避气候壁垒的目的。

  (三)建立气候环境壁垒预警机制和消除机制

  首先提升我国碳减排标准,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碳减排标准上的差距,实现我国碳减排标准与国际接轨,同时建设和完善产品的碳标签认证制度,为出口企业获得国内外碳标签认证提供指南。

其次,建立我国与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产品碳排放标准互认机制。

再次,建立气候环境壁垒风险预警体系,即搜集国内外气候环境壁垒的相关信息、建立应对气候环境壁垒的信息服务平台、对贸易伙伴国将要实施的气候环境规制可能对我国出口产品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发布风险预警公告、提供规避壁垒风险的各种途径等。

最后,建立气候环境壁垒消除机制,当我国出口商品遭遇气候环境壁垒时,应根据壁垒的类别合理使用国际贸易规则和WTO争端解决机制加以解决。

  三结论

  本文通过建立差异减排模型和动态CGE模型等方法分析了气候环境壁垒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并探讨了中国应对气候环境壁垒的策略,得出的结论是:

  第一,气候环境壁垒是气候变化下国与国之间贸易利益博弈的结果。

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欧、美等国为走出危机、培育新兴绿色产业竞争优势进而抢占全球经济制高点,以减缓气候变暖为名设置贸易壁垒步伐明显加快,成为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风潮中的新特点。

  第二,发达国家如果全面实施碳排放标准、碳标签和碳关税等气候环境壁垒,将对中国出口贸易造成较大冲击。

发达国家碳排放标准的实施将导致出口运行成本和市场价格相对于进口国同类产品变得高昂;在欧、美、日等国市场总需求不变条件下,碳标签的实施降低消费者对中国出口企业无标签产品的支付愿望,中国出口市场份额呈递减态势。

碳关税作为一种新增成本,将导致中国出口商品的出口利润大幅度下降,征收税率越高、参与的征收国越多,中国出口利润下降幅度就越大,出口利润下降较大的行业主要是出口量较大的高碳行业。

  第三,中国应对气候环境壁垒的策略由预防和消除两大策略组成。

前者主要通过基于气候变化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定、中国出口贸易低碳化的发展和气候环境壁垒预警机制的建设来防患于未然,尽可能地避免气候环境壁垒的发生。

后者则主要合理使用国际贸易规则和WTO争端解决机制来消除已经遭遇的气候环境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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