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三晋文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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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三晋文脉
第三章三晋文脉
——人文旅游资源的历史背景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三千年之久，并且山西历史文化脉络清晰，框架完整；山西文明进程从未间断，影响深远。
而显著的地理位置----处于我国东西部的交汇处，使山西成为中原华夏族与北方各民族文化交汇的天然通道，是中原农耕经济与北方游牧经济冲撞对接的前沿阵地。
这样经过数千年的演进，山西已经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同时,也使山西的人文旅游资源更加多姿多彩，灿烂辉煌。
因为人文景观旅游资源是人们有意识地创造出来，所以我们要想更好的了解人文旅游资源，就要了解产生它的历史背景。
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在看到它的表象时，可以深深的抓住它所承载的历史价值。
一、原始社会时期
整个原始社会可以大致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大的历史时期。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的最初阶段。
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山西就有了原始人类。
芮城西河度文化，证明了在250万年以前，山西已经有了原始人类活动的遗迹。
原始社会中期的襄汾丁村文化和阳高许家窑古人类化石的发现，说明在10万年以前，汾河两岸和雁北地区，已经出现了比较集中的原始人群和村落。
目前，全山西省共有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400多处。
以上资料足以证明，山西是人类历史最早的发源地之一。
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山西更是多达500余处，遍布全省。
如，垣曲下马村出土的陶盆、陶瓶和陶罐。
尤其是1963年发现于朔县的峙峪村峙峪文化，说明在28000年以前，以原始共产制经济为特点的母系氏族公社，已经在这里确立。
这里的石箭镞的出土，说明峙峪人已经发明了弓箭，这是人类改进工具增强征服自然能力的重要标志。
他们在体质形态上，已经和现代人相似，社会组织上，已经进入了母系氏族公社初期。
二、夏商周三代
继原始社会之后，人类的历史进入了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
这便是历史上的夏、商、西周时代，史称“三代”。
接着的“春秋”开始了奴隶社会的瓦解。
在这个时期里，山西基本上处于中心地位。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有不少关于原始公社的传说：
“尧都平阳（今临汾市）、舜都蒲板（今永济县）、禹都安邑（今夏县）”，传说部落联盟中的最高领袖尧、舜、禹都在山西境内建过都。
至今临汾城南还有尧庙，城东有尧陵，沁水以南有舜王坪。
禹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的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建立者。
“夏传子，家天下”。
这一事件不仅标志着部落联盟民主选举制度的废除，也意味着原始公社的解体，奴隶社会的开始，同时山西境内文明时代的历史也从此揭幕。
商朝时，山西的部分地区已经被纳入了商朝的版图。
从石楼、灵石、保德、洪洞等地出土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等方面判断，都具有显著的殷商文化的特征。
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为西周时期。
公元前1106年，周成王封他的弟弟叔虞于唐，这就是广为流传的“桐叶封弟”的传说。
唐国，这个小国家地处黄河之东，以都城翼城为中心，仅占有曲沃、绛邑一带地区，方圆仅百里。
叔虞到唐国后，尊重当地的制度和习俗，鼓励民众兴办水利，发展生产，安定了统治，周围许多戎狄部落多来归附，周公旦曾作《嘉禾》诗，赞扬他治国有方。
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父继位。
燮父因国内有晋水，就把唐改称为晋。
这时的晋还是一个小国，其统治范围在晋南的翼城、曲沃、闻喜一带。
三、春秋战国时期
从公元前770年东周建立到公元前476年，为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
这时，山西境内主要的诸侯封国是“晋”（西周侯国，姬姓），故后世简称山西为晋。
春秋初期的晋国势力很小，直到到晋文公重耳当政时，晋国逐渐强大起来。
晋文公在北方称霸后，疆域有今山西大部地区、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的一角。
山西对当时全国的局势影响很大。
侯马是晋国后期都城的所在地，1956年在这里发现了城廓、铜器作坊、居住遗址和墓葬，1965年又发现了用朱书写在玉片上的“盟书”（又叫“玉石书”）即“侯马盟书”。
春秋晚期晋国的政治军事实权逐渐被韩、赵、魏、范、智、中行六家异姓公卿掌握，而且占据着晋国大部分土地。
从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战国时期。
这时，中国历史已进入封建社会。
战国初期晋国大权已被六卿（韩、赵、魏、范、智、中行）牢牢掌握。
后来，范氏和中行氏两卿被灭，只剩下了赵、魏、韩和智伯四家。
四家瓜分了范氏和中行氏两家的全部土地。
公元前453年，智伯向赵、魏、韩三家索要土地，遭到赵襄子拒绝。
于是智伯联合魏、韩攻赵。
围赵襄子于晋阳，岁余不下，于是智伯引晋水灌晋阳城。
水距城雉仅6尺，晋阳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
危急之中赵襄子利用魏、韩与智伯的矛盾，派人说服魏、韩共同反对智伯。
赵襄子派兵连夜挖开大堤，反灌智伯。
智军大乱，智伯兵败被杀。
从此，魏、韩三家三分晋国，建立了各自独立的政权，史称“三家分晋”，所以山西也被称为“三晋”。
赵简子所建筑的晋阳城，作为赵国初期的都城（在今太原晋祠附近的古城营村），使之成为赵氏的军事重镇，赵鞅（简子）、无恤（襄子）凭借此城躲过两次灭顶之灾。
晋阳由此成为闻名于世的古代战场、历史名城。
这个城市从春秋到五代，一直存在了1500多年，始终是山西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承认赵、魏、韩三家为诸侯。
此时我国已进入战国时期。
赵、韩、魏三家分晋建国以后，早期的都城都在山西。
赵国的都城在晋阳（今太原市西南），韩国的都城在平阳（今临汾市）、魏国的都城在安邑（今夏县北），中期以后方移向河南、河北。
三晋的统治者，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为了全面确立封建制度，实现富国强兵，先后起用了一批法家人物，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其中以魏文侯任用李悝的改革最有成效。
魏国人李悝，被尊为战国法家之始祖。
魏文侯时为相，在魏推行变法，创立封建法制。
所著《法经》成为秦以后法律的蓝本，也是中国历史上新兴地主阶级取得政权与封建体制确立的标志。
魏文侯采用李悝的改革措施，使魏国很快成了战国初年第一个强国。
在魏国的影响下，韩、赵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通过改革，这两个国家也都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强国。
大同在战国时，已经被赵武灵王开辟后已成为赵国的“边陲要地”，属雁门郡。
公元前307年，赵国进行军事改革，教民穿胡服，训练骑马射箭，史称“胡服骑射”。
这是战国时期中原各国建立独立骑兵的开始。
公元前262年，秦国派兵攻打赵国。
赵国派老将廉颇率领大军驻扎在长平（今高平县西北），秦国派大将白起进攻长平。
廉颇鉴于秦国军事力量的强大，采取筑垒固守，以逸待劳的策略，消耗秦的力量。
双方坚持三年，不分胜负。
公元前260年，赵孝成王中了秦的反间计，改用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廉颇。
赵括一反廉颇的策略，向秦大举进攻，白起运用迂回战术，把赵军切为两段，围攻46天，使赵军粮尽援绝。
赵括在突围中又被秦兵射死，40万人的赵军被迫降秦。
白起为了消除后患，除把年幼的240人放回外，其余全部活埋。
直到现在，高平县的古长平战场上还常有箭簇、戈头、枯骨发现。
长平之战使赵国军事力量损失殆尽，再也没有力量向秦国争锋。
从此，韩、赵、魏三家逐渐衰败。
之后，秦于公元前230年灭韩，公元前228年灭赵，公元前225年灭魏。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
四、秦汉魏晋南北朝
（一）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基地
秦朝时在山西境内设有五郡：
雁门郡、代郡、太原郡、上党郡、河东郡。
雁门郡，辖今山西神池、五寨、右玉、朔州、宁武等地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少部分地区。
代郡，辖今山西东北部为主，兼有河北和内蒙古的少部分地区。
太原郡，辖境北至勾注山，南至霍太山，东至阳泉，西到黄河。
上党郡，辖境北至和顺，东南以太行山为界，西以沁源为界。
河东郡，辖境东至沁水，北至霍山，西和南以黄河、陕西为界。
由于山西在军事上处于战略要地、因此它常常是北方新起部族的根据地。
西汉初年，连年侵入边境，劫掠人口牲畜，成为边境的大患。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三十万北击匈奴，被围困在白登（今大同）达七天之久，西汉王朝不得不与匈奴作出让步。
至此以后的六十多年时间里，西汉政权一直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开始对匈奴进行长期的讨伐战争。
汉兵三十万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遣马邑人聂翁壹诱匈奴主力，准备一鼓聚歼，不幸谋泄未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邑之谋”。
之后的二十多年，汉派将军卫青、霍去病连续三次讨伐匈奴，大败匈奴。
匈奴内部分裂后，南匈奴投降了汉朝，北匈奴远逃荒漠。
不久首领郅支单于被汉击杀。
从此匈奴亲汉，北方边境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
塞外高原第一次出现了“边城晏闭，牛马布野”的和平景象。
以后，匈奴人逐步南下，在吕梁山上和汾河流域牧马。
到三国曹魏时，匈奴人数多达数十万。
此外，还有羯族在武乡居住；鲜卑族拓跋部在代县和大同居住；氐、羌在陕、甘居住，历史上称为“五胡”。
现在，在朔州新广武城北一片广阔平原上的汉墓群，就是在这连年的战事中戍守边关无数阵亡将士的坟墓。
他们就是这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见证者。
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山西地区也涌现出了许多闻名华夏的将领。
卫青和霍去病就是西汉时期两个杰出的代表人物。
卫青，字仲卿，河东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人。
汉武帝时著名将领。
汉武帝拜为大将军，官至大司马。
公元前106年，大司马大将军卫青去世，汉武帝命人在自己的茂陵东边特地为卫青修建了一座象庐山（匈奴境内的一座山）的坟墓，以象征卫青一生的赫赫战功。
霍去病（公元前140——前117年），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人，是大将军卫青的外甥。
霍去病一生曾四次领兵出塞攻打匈奴，共歼敌11万多人，被汉武帝拜为大司马。
去世时，年仅24岁。
汉末三国的关羽，由于其忠义勇武更成为了威震华夏，让后人景仰的一代战神。
关羽，河东解州人三国时蜀汉名将，受封汉寿亭侯。
为刘备镇守荆州，兵败被杀。
为人忠义，事迹为后人推崇神化，在民间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宋代对于他的封号被宋徽宗连升三级：
先封“忠惠公”，再封“崇宁真君”，又封“昭烈武安王”和“义勇武安王”。
元代文宗，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
明代神宗，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清德宗光绪皇帝对关羽的封号最长：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威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共26个字，采用了众多美好的文词，超过了前代任何王朝。
正式由于各代君王对他的推崇，全国各地才建起关帝庙（武庙）对关羽进行供奉。
而在天下众多关帝庙中山西运城解州的关帝庙，堪称天下第一关庙。
解州关帝庙始建于隋代，宋明两朝盛极一时，清康熙四十一年毁于一场大火，以后历经10多年才得以修复。
西晋灭亡后，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成为各族统治者争权夺利的战场。
在长达120多年的时间里，山西先后为前汉（山西中部）、后赵（山西南部）、前燕（山西中部和西南部）、前秦（山西中部）、代（山西西北部）所统治。
淝水之战后，山西中南部又先后为西燕、后燕、后秦、夏所攻占，人民饱受战乱之祸，直到公元439年，山西全境才由北魏所统一。
鲜卑族拓跋（王圭）于公元386年，建立了北魏，改元天兴，并置司州，在平城（今大同）建都，治代都平城。
北魏在平城建都后，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首都建设，著名的云冈石窟正是于和平初年开凿的。
延兴元年（471），魏孝文帝继位。
魏孝文帝在北魏都平城期间，与冯太后一道进行了“平城改制”，改制内容主要为：
一是改班赐制为百官俸禄制，二是改计口授田为均田制（主要宗旨是按农民人数与官吏等级分配无主荒地），三是改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
这些改革措施为孝文帝在洛阳推行全面汉化和北魏的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基础。
太和十七年（493），北魏孝文帝出于南北战争需要等原因，迁都洛阳。
至此，北魏在大同建都长达96年，都城大同也一直是北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的实权落在大将高欢的手中。
高欢的儿子高洋于公元550年取代东魏，建立北齐，称文宣帝。
高氏父子以晋阳为别都，晋祠天龙山一带的遗址，就是高欢、高洋父子当时开凿建立的天龙山石窟。
此时的长期战乱，为佛教的兴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佛教在北方的应运而起
佛教在西汉未年，传入我国。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分裂、大动荡时期，也是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高峰期，在这个时期，山西因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而再度成为多民族活动的大舞台及多民族文化的大熔炉；这个时期，也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繁荣期，山西在这个时期一直处于北方民族统治之下，这些民族的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统治汉族人民，在不断学习吸取汉民族文化的同时，又大力宣扬和扶持佛教文化发展，这就为山西出现为数众多的佛教高僧，以及佛教文化能够在山西获得比较高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特定的和相当有利的社会政治背景和历史文化氛围。
所以佛教应运而盛，山西成为当时佛教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在这个时期，兴起了五台山佛教圣地，自汉明帝时摄摩腾、竺法兰弘扬佛教，建大孚灵鹫寺开始，到南北朝时期，五台山已建寺庙二百多处。
这个时期也诞生了云岗石窟辉煌的佛教艺术（公元453年—495年）。
出现了东魏大丞相高欢开凿的太原天龙山石窟。
北魏时寺院有三万所，和尚尼姑多达200万。
在这一时期交城的玄中寺也于公元473年开始创建，成为昙鸾大师所创佛教净土宗的诞生地。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兴盛，在山西太原王郭村发掘的北齐东安王娄睿墓的彩色壁画中也有所体现，在这个堪称南北朝时期的绘画代表作，现存200多平方米的画面中，展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中西交通的繁荣，佛教的兴盛。
同时从壁画内容上看，或多或少地也留下了佛教艺术的痕迹。
在整个山西佛教兴盛的同时，自然也出现了佛教历史上著名的高僧大德，如慧远、法显、昙鸾等名僧，他们为佛教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慧远（334～416年），东晋高僧，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宁武县附近）人。
他主张“内外之道，可合而明”，儒、释、道三教思想可以融合一体。
佛教信仰与封建礼教不过是殊途同归，终极目的是一致的。
这样，慧远通过融合儒、释、道思想，从理论上阐明了佛教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一致性，保证了佛教在中国的合法地位，从而在佛教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开了决定性的第一步。
他提倡人们从主体自身内部加强修养，积德行善，提倡通过念佛投生西方净土，从而对中国佛教净土宗思想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也因此，唐宋以后的一些净土宗僧人尊奉慧远为中国净土宗初祖。
法显（336～442年），东晋时杰出的佛经翻译家和旅行家。
俗姓龚，平阳武阳（今临汾市西南）人。
当时的东晋十六国社会动荡，佛教戒律松弛，僧人特权加大，更造成佛教界的混乱。
了保卫佛教的纯洁性，以利于佛教的发展，他决心西行印度，到佛教发源地找回完整的戒律，由此建立一套维持僧众团体及僧众个人的规章制度，作为佛教团体和个人的行为准则。
于是，东晋隆安三年（399年），65岁高龄的法显与同学数人从长安出发，“至天竺寻求戒律”，登上了西向印度取经的征途。
在外历时15年，历经30多个国家，归来时已是80岁老人。
法显把大量口传佛典记录下来带回中国，归来后，又亲自译成汉文，从此，中国内地佛经结束了西域的中转，直接沟通了东方的两个文明发源地，中国佛教更系统地发展起来了。
同时，法显撰写的《佛国记》不仅是一部佛教典籍，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是我国最早记录中亚、印度、南洋各国历史、地理、科学、艺术和文化的伟大旅游撰著。
昙鸾（476～542年），北魏雁门（今山西代县）人，不满15岁就到五台山皈依了佛教。
他后来在交城北山石壁玄中寺，讲经授徒。
从此，玄中寺成为传播净土信仰的重要中心。
到唐代，昙鸾的再传弟子、山西文水人道绰继续在玄中寺传道；后来，道绰的弟子善导来到长安，建立起了完备的净土宗派，使净土宗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极盛时期。
净土宗在唐代正式形成后，进而传入了日本，日本僧人“依据善导一师开创净土宗”，使净土教在日本得到广泛流传，成为日本众多佛教宗派中的一个重要宗派，也因此，日本的净土宗一直尊奉昙鸾、道绰、善导为净土三祖师，尊奉玄中寺为净土宗开山祖庭。
玄中寺在唐代便已成为驰名中日的佛教古寺。
现在的寺内所保存下来最古老的建筑是，明神宗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所建的天王殿、七佛殿、千佛阁。
五、隋唐时期
从公元581年至907年为隋唐时期。
隋朝建立以后，天下设总管府。
在山西设总管府的有并、代、隰、朔四个州，而以并州为首。
这时，国家统一，社会安定。
山西地区既有盐池，又产粮食，经济相当繁荣。
（一）李唐王朝的兴衰
隋末天下纷乱，群雄竞起。
山隋炀帝任命李渊为山西河东道慰抚大使，山西之名始于此。
李渊在山西任官时，看到了隋朝的腐败，又看到天下群雄并起，认为反隋的时机成熟。
于是在他的儿子李世民（即唐太宗）和晋阳令刘文静等策划下，率三万兵力，从太原起兵反隋。
公元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杀后，李渊废杨侑，在长安称帝，因为他是从唐叔虞的封地晋阳起兵当上皇帝的，所以定国号为唐。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重新统一中国。
唐初山西的经济发展曾经居于全国的前列。
山西地区的冶铁技术非常发达，开元19年（公元713年）风陵渡建蒲津桥，在黄河两岸铸铁牛4只，用56根铁柱连接起来，架成浮桥，由此可见山西在当时的冶炼技术和造桥技术之高。
这4只铁牛就是著名的“永济唐代铁牛”。
蒲州所属解邑盐池，居全国第二位。
那时，全国共有18个盐池，河东就占了五个，一个产盐万斛，供应京师，被柳宗元称为“国之大宝”。
唐王朝对山西十分重视，认为这里是“龙兴”之地，于是把晋阳城定为北都，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和城池，现在晋祠还存有唐太宗亲笔写的《晋祠铭》。
李世民死后，唐高宗李治继承帝位，他的皇后就是以后改国号为周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她任用太原狄村的狄仁杰为宰相，也是一个颇有建树的政治家。
唐朝时，山西出了不少名闻四海的政治家、大文豪。
武则天，狄仁杰，柳宗元既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政治改革家。
初唐四杰的王勃、盛唐著名诗人王之涣以及素有“诗佛”之称的王维，都在历史文化长河中留下了不朽的功绩。
唐乾符元年（874），王仙芝、黄巢起义，天下大乱。
中和元年（881），黄巢义军攻入长安。
唐各镇兵与李克用合力进攻义军。
义军战败，退出长安，唐朝得救，任李克用为河东节度使。
从此，李克用据有河东，以太原为出发点，积极参加割据战争。
天佑四年（907）三月，朱全忠废哀帝，受禅称帝（梁太祖），国号大梁，从此揭开中国历史五代十国序幕。
（二）佛教的兴盛
隋唐时期，统治者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都给佛教很大的政治支持和财力支持，使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
隋文帝三次下诏在全国兴建寺庙佛塔。
隋炀帝支持僧徒立寺造像，翻译新经。
李渊在起兵反隋时，就对佛教许下大愿，说当了皇帝，一定大弘三宝。
武德二年（619）李渊便在京师集聚高僧，立十大德，管理僧尼事务。
唐太宗即位后，重兴译经事业，使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主持，又度僧三千人，并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
武则天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也非常重视佛教的作用。
长安二年（702），武则天自称“神游五顶（清凉五台山的五大高峰）”，敕命重建五台山的代表寺院清凉寺。
同时在唐代，文殊菩萨尤其为佛教徒所尊崇。
同时国家规定，全国所有寺院的斋堂，都必须供奉文殊菩萨像。
由于朝野都尊奉文殊菩萨，视五台山为佛教圣地，所以五台山空前隆盛，见诸记载的佛寺就有七十余所，成为名扬全国的佛教圣地。
到唐武宗时全国寺庙达45000余所，僧尼30万。
在这一时期汉地佛教正式形成了禅宗、净土宗、华严宗、天台宗、法相宗、三论宗、律宗、密宗等八个宗派。
也是在唐代中国取代了印度成为佛教传播的中心。
这一时期著名寺院有：
大同市南城区的善化寺，始建于唐开元年间，玄宗时称开元寺；崛围寺在太原市西北呼延村附近的崛围山上，唐贞元二年（786）建，唐人李克用、李存勖（后唐庄宗）父子曾到此佛焚香，寺况空前。
佛光寺在五台县城东北五十里处，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因帝见佛光现瑞于此，故名。
寺内院落广阔，有殿、堂、楼、阁一百二十余间。
其中东大殿为唐大中十一年（857）重建，东大殿内有唐代壁画、题字，还有塑象多尊。
另有魏、齐、唐、宋历代石刻经幢、墓塔等，配立寺内外，形成多种建筑荟萃一寺的孤例。
南禅寺在五台县阳白公社李家庄，重建于唐建中三年（782），为国内现存最早的一座木构建筑，是究研我国建筑史、雕塑史、美术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崇福寺，古名林衙寺，俗称大寺庙，位于朔城区东大街。
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鄂国公尉迟敬德奉敕兴建。
（三）山西对唐代文学艺术的贡献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兴盛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唐代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而山西籍的著名诗人为盛唐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初唐是唐诗开创时期，相继兴起的“初唐四杰”、沈宋（沈佺期、宋之问）和陈子昂在改造“宫体”、完成律体、转变浮艳为明快清新的诗风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649～676年），绛州龙门（今河津）人。
他即席所赋的《滕王阁序》历代传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诗句千百年一直脍炙人口。
盛唐诗体完备成熟，流派众多，把唐诗推向了艺术高峰。
此期，活跃在诗坛上的山西籍杰出诗人有山水田园派代表王维，边塞诗人王之涣。
王之涣（688～742年）晋阳（今太原）人，字季凌，盛唐著名诗人，至今享有盛誉。
他的《凉州词》，即“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历代被人们广为传诵。
王维（701――761年）山西永济人，别号“诗佛”。
唐开元进士，曾官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
其作品主要是田园山水诗，大多吟咏隐士生活和佛教禅理。
艺术上颇见功力，“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兼通音乐、绘画。
有《王右丞集》。
白居易（772――846年）祖籍太原，晚唐著名诗人。
晚年寓居洛阳香山，号香山居士。
其诗大多反映社会现实，在艺术上具有形象生动、纯朴自然、通俗晓畅的独特风格。
与元稹同倡新乐府运动，并称“元白”。
其作品以组诗《新乐府》和《秦中吟》为代表，《长恨歌》和《琵琶行》为传世名篇。
与白居易同时代的柳宗元（773～819年）山西永济人，唐宋八大家之一，世称柳河东。
与韩愈同倡古文运动，并称“韩柳”。
他存世的400多篇散文，文笔生动，思想性强，说理透彻，有很高的成就，又工诗，风格清峭。
学问广博，儒、道、佛不研究，哲学上属朴素唯物主义，有《天说》、《天对》等论著。
晚唐诗人、花间派“鼻祖”温庭筠，太原祁（今祁县）人。
他是晚唐诗人中写词最多的作家，现存70余首，名为《金荃集》。
他以香艳靡丽的诗风开创了五代“花间派”的先河，其诗作有一定艺术价值。
唐代山西著名画家辈出，并有许多创造，最著名者为薛稷、王维。
薛稷（649～713年），字嗣通，河东汾阴（今万荣县）人，仕至工部尚书、礼部尚书，封晋国公。
在太平公主与窦怀贞密谋废黜唐玄宗的宫庭斗争中，薛稷知而不报，事发后被玄宗赐死狱中。
薛稷工书画，尤其画鹤堪称一绝，李白、杜甫都有赞赏诗。
他还擅长壁画，当时两京和成都等地都有他的作品。
他还工诗，《全唐诗》收其诗作14首。
王维不仅是大诗人，还是一位音乐家、书法家和具有开创之功的大画家。
王维画雪，尤为后人称道，传世之作有《江山霁雪图》、《雪溪图》、《伏生授经图》。
王维对绘画的创造贡献有两个方面：
一是溶诗情画意于一体，迈出了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第一步。
延至宋代，形成一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情画意”的诗与画的风尚。
元代则扩展到画上题诗，诗画融合为一幅不开分割的艺术品。
二是突破了“金碧山水”窠臼，初步奠定了中国水墨山水画基础，发展到元明清三代成为最重要的绘画形式之一，被后代尊为“文人画南宗之祖”。
山西还有太原人王胐、绛州闻喜人裴宽、忻州刺史李渐（籍贯不详）、以及田畸、裴谞、王宏、王知慎、李仁章、李灵省等一批比较有名的画家。
另外，山西五台县豆村镇北5公里的佛光寺有几组唐代表现佛教与世俗官员的壁画，这是中原地区唐代寺观壁画的仅存之物。
中国在春秋时代就出现了“画论”，但系统的总结和评论则始于唐代。
唐朝的许多山西籍诗人、画家如白居易、王维等都有一些绘画的美学见解散见于他们的作品中，专著也不少，但堪称唐代画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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