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考研复习第七章 白居易与元白诗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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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考研复习第七章白居易与元白诗派
第七章白居易与元白诗派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
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走了一条与韩孟诗派完全不同的创作道路。
清人赵翼说：
“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
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
”（《甌北诗话》卷四）表面看来，二者似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第一节唐代中期重写实、尚通俗的诗歌思潮与诗歌创作
杜甫写实倾向的承传与时代风尚及民歌的影响 张籍、王建的通俗化诗风与写实表现 元稹的诗歌创作
元、白诗派的重写实、尚通俗是中唐文化转型时期文学世俗化的新思潮。
叶燮《己畦集》卷八《百家唐诗序》：
“贞元、元和之间，窃以为古今文运诗运至此时为一大关键也。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论韩愈》：
“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啟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於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於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有关唐代文学由雅入俗的变化，其远源可以追溯到叁百篇中的“风”诗和汉魏乐府民歌那里，其近源则是安史之乱以来一批具有写实倾向的诗人创作，尤其是伟大诗人杜甫的创作。
杜甫晚年饱经战乱，深入地接触了下层社会，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苦难的优秀篇什，如有名的“叁吏”、“叁别”、《兵车行》、《彭衙行》、《悲陈陶》、《哀江头》等即是。
这些诗作有两点最值得注意：
一是继承了古乐府的形式，自拟新题，缘事而发，写真实时事、亲身见闻；二是以朴实真切的语言乃至口语入诗，力求通俗浅显。
杜甫入蜀以后，这种倾向更得到新的发展，有时直以方言俚语作诗，“朴野气象如画”（王嗣奭《杜臆》卷四）。
明人胡震亨引焦竑批评杜诗说：
“杜公往往要到真处、尽处，所以失之。
”“雅道大坏，由老杜启之也。
”（《唐音癸签》卷六）这些批评，正好反证了杜甫在打破精雅的古典诗歌传统，将诗歌引向通俗、写实方面所作的突出贡献。
杜甫诗中的写实性和通俗化倾向，在与他同时或稍后的元结、顾况、戴叔伦等人手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现和继承，而到了贞元、元和年间，则有了强烈的迴响。
元稹、白居易都对杜甫的写实之作全力推崇，白居易说得更为具体：
“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餘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叁四十首。
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
”（《与元九书》）这里，白居易将其全部注意力都投向了杜甫的写实讽时之作，对于杜的其他作品以及“不逮杜”的作家作品，则评价偏低，说明白居易继承杜甫写实传统的意识是非常明确的。
元稹除了注目于杜甫的诗歌内容，还对杜诗的通俗化倾向寄予一瓣心香：
“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
”（《酬孝甫见赠十首》之二）“当时语”即当时民间的俗语言。
在诗中使用“当时语”，既然有老杜在前导源，则后继者便有了坚实的依据。
于是，张籍、王建、白居易、元稹等人纷纷起而效仿，致力于通俗晓畅、指事明切的乐府诗的创作，白居易作诗甚至要求老嫗能解（释惠洪《冷斋夜话》），一时间蔚为风气。
在这一诗歌通俗化的过程中，张、王、元、白等人还自觉地向民歌学习，写下了不少颇具民歌风味的歌诗。
如张籍的《白鼉鸣》、《云童行》、《春别曲》，王建的《神树词》、《古谣》、《祝鹊》，白居易的《竹枝》、《杨柳枝》、《何满子》等，都平实浅易，自然明快，充满乡土市井气息。
白居易《杨柳枝二十韵》自注：
“《杨柳枝》，洛下新声也。
”说明他是在依当时新的曲调填词；《听弹湘妃怨》“似道萧萧郎不归”句下自注：
“江南新词云：
‘暮雨萧萧郎不归”，几乎是不加变动地将民歌原辞纳入诗中。
此外，他们的乐府诗创作，也受到来自民歌的不小影响，陈寅恪指出：
“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之歌谣。
……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
”（《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这样一种接近民间取法民歌的羣体性努力，反映了此期诗人已形成通俗化审美的自觉追求；而当这种自觉追求与他们对杜诗写实倾向的自觉承传聚合一途，幷受到尚俗时风的强烈鼓荡时，自然而然便会迅猛发展，在诗坛形成轩然大波。
白居易《餘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有云：
“诗到元和体变新。
”李肇《国史补•叙时文所尚》指出：
元和以后，诗章则“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
由此看来，诗歌的通俗化实在已是当时众\人所趋的时代风尚了。
张籍、王建是中唐时期较早从事乐府诗创作的诗人，时号“张王”。
张籍（766？
～830？
）关於张籍的生平，各家说法不一。
字文昌，苏州人。
贞元十五年（799）登进士第，曾任太常太祝，久未昇迁，长庆初，因韩愈推荐而为国子博士，后转水部员外郎、国子司业，人称张水部或张司业。
有《张司业集》，存诗四百餘首。
张籍一生交游甚广，与同时诗人如王建、孟郊、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人都有交往，就在与韩愈关係最为密切。
但从性格上讲，张籍更近于白居易的平易通脱，而不同于韩愈的激切峻刻。
韩愈和白居易都有论张籍诗风的诗，韩称其“古淡”（《醉赠张秘书》），白则称赏其讽諫之义：
“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
……风雅比兴外，未尝着空文。
”（《读张籍古乐府》）
张籍有乐府诗90首其中古题38首，新题52首。
有古题，也有新题，取材非常广泛，农民、樵夫、牧童、织妇、船工、兵士，都成了表现对象；商人的奢侈牟利、官府的横徵暴敛、战争的残酷破坏、边将的邀宠无能，在诗中也有真切反映；但张籍乐府中写得最集中、最深刻的，还是农民的生活和苦难，如《野老歌》：
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叁四亩。
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
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
诗简略地勾勒了老农一年的苦辛，语极平易，却字字血泪。
官府的残酷、老农的凄苦、社会的不公，都从“化为土”叁字和“船中养犬长食肉”的对比中自然传达出来，不着意于讽諭而讽諭之义已见。
这正是张籍乐府之一特色。
张籍的乐府诗一般选题不大，都是些“俗人俗事”，但挖掘甚深，往往由一人一事一语见出社会的缩影。
如其《牧童词》共十句，前八句写牧牛情景，盎然如画，末两句以牧童喝牛之语说道：
“牛牛食草莫相顾，官家截尔头上角！
”平淡随意中传达出一个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
官家对农民欺压掠夺，连牛角都不放过；而牧童动輒用“官家”吓嘘牛，正说明百姓们对统治者已是何等的恐畏和反感。
又如《征妇怨》借“夫死战场子在腹”来表现战争给人民造成的苦难，《促促词》通过“家中姑老子復小，自执吴綃输税钱”的情景反映农妇的艰辛及其对远行丈夫的思念，都是似浅实深的例子。
张籍乐府还擅长刻划人物的心理活动，如取材于吏人生活的《乌夜啼引》写“吏人得罪囚在狱”后，接写其妻：
“少妇起听夜啼乌，知是官家有赦书。
下床心喜不重寐，未明上堂贺舅姑。
”宛如一幕由悲转喜的活剧，人物心态灵活跳脱，声情毕现。
那首有名的《节妇吟》则借男女情爱写自己的政治态度，入情入理，一波叁折，最后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结束，将人物在两美难全之际复杂微妙的心理活动展示出来，极贴切传神。
张籍的近体，也多追求一种平易而意蕴深厚的风格，如《秋思》：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
復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一个“又开封”，与前句的“復恐”紧相关合，将“万重”意绪无从表达又恐表达不尽的复杂心态婉转表现出来，耐人寻味。
宋人张戒说张藉诗“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思深而语精”（《岁寒堂诗话》卷上），王安石评价张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都狠有见地。
张籍的不少优秀诗作表面看来非常平易、本色，无丝毫雕琢痕迹，但其中又确确实实融入了作者在布局造语上的大量心血。
衹是所有这些功夫，在诗成之后都已浑化无迹了。
王建（766？
～？
），字仲初，潁川（今河南许昌市）人。
出身寒微，初为官时已近五十。
曾任县丞、太府寺丞等小官、闲官，大和年间，官终陕州司马。
有《王司马集》，存诗五百餘首。
王建与张籍有同窗之谊，诗风也近似，所作古题乐府约叁十首，新题乐府175首，其中有不少描写农民日常生活，表现其喜怒哀乐，生活气息浓厚，如《田家行》：
男声欣欣女颜悦，人家不怨言语别。
五月虽热麦风清，檐头索索繰车鸣。
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扑扑秋蛾生。
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
不望入口復上身，且免向城卖黄犊。
田家衣食无厚薄，不见县门身即乐。
诗写收穫季节的农村场景和农家心境，极平和恬淡，洋溢着一种愉悦气息。
比起张籍《野老歌》中的“老农”来，这里的农民生活要相对好一些，因为遇到了一个好年景，打下的粮食、纺织的丝綫虽不指望“入口復上身”，但交纳租税却已足够。
“田家衣食无厚薄，不见县门身即乐”，这就是农民的唯一要求和希望。
王建用质朴自然的诗句将这极微薄的要求和希望表述出来，同时也将欢乐表层掩抑下的农民的悲哀和忍耐十分真切地表现出来。
王建与张籍虽都以写实见长，但王建诗往往更含蓄、更隐曲一些。
如《织锦曲》以精细的笔触描写织锦女劳作的艰辛，结尾写道：
“莫言山积无尽日，百尺高楼一曲歌。
”劳动的果实自己不能享有，而全被统治者拿去，主人公内心的怨恨、哀伤可想而知，但王建不予说破，含情全在暗示之中。
《簇蚕词》前半极力铺写、渲染农民对好年景的期望和丰收时的喜悦，至后半气氛陡变：
“叁日开箔雪团团，先将新茧送县官。
已闻乡里催织作，去与谁人身上着？
”通过前后乐与悲的鲜明对比，已清晰地反映了诗人的不平和愤怒，尾句只轻轻一问，便于不动声色中将题旨表露出来。
除了上述表现农民生活的作品外，王建还写了不少边塞题材的诗作，如《辽东行》、《送衣曲》、《饮马长城窟》等，大都声调低沉，已狠不同于盛唐边塞诗的昂扬振作了。
王建又有反映宫女生活、以白描见长的《宫词》百首。
关於《宫词》百首，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赵与时《宾退录》、明杨慎《升庵诗话》、朱承爵《存餘堂诗话》均提出其中杂有他人作品或后人妄补者。
吴企明《王建宫词辨证稿》，其中不乏构思巧妙、清新可诵的篇章：
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
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
王建和张籍的诗歌曾得到后世的广泛好评。
明人高棅指出：
“大历以还，古声愈下。
独张籍、王建二家体制相似，稍復古意。
或旧曲新声，或新题古意，词旨通畅，悲欢穷泰，慨然有古歌谣之遗风。
”（《唐音癸签》卷七引）清人翁方纲也说：
“张、王乐府，天然清削，不取声音之大，亦不求格调之高，此真善于绍古者。
较之昌穀，奇艶不及，而真切过之。
”（《石洲诗话》卷二）可以说，在扭转大历风调，继承汉魏乐府和杜诗传统，将诗歌创作导向重写实、尚通俗之路的过程中，张籍、王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他们的努力，对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
元稹（779～831），字微之，洛阳人。
贞元九年（793）明经及第，十年后与白居易同以书判拔萃科登第，元和元年（806）又与白居易一起以制科入等，授左拾遗，后转监察御史。
元稹生性激烈，少柔多刚，参政意识和功名欲望甚强。
屡屡上书论事，指摘时弊，或实地纠劾，惩治猾吏，也因此而多次遭贬，先后为江陵士曹参军、唐州从事、通州司马、虢州长史，元和末年回朝，歷任膳部员外郎、祠部郎中、知制誥等，幷于长庆二年昇任宰相元稹回朝升官其后期品节，史书多有非议，说他结论宦官：
“及得还朝，大致前志，由径以徼进达。
”（《旧唐书•钱微传》）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卞孝萱《元稹年谱》（齐鲁书社1980年版）、王拾遗《元稹传》（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等，论元稹品节大抵与传统意见相同。
近十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如冀勤《说元稹的政治品格》（《光明日报》1986年7月29日）、吴伟斌《也谈元稹“变节”真相》（《復旦学报》1986年第2期）、《〈元稹献诗升职〉别议》（《北方论丛》1989年第1期）、《元稹与长庆元年科试案》（《中州学刊》1989年第2期）、尚永亮《元稹品节片论》（《唐都学刊》1992年第2期）等文均针对古人今人对元稹的批评，从不同角度予以辨正，认为元稹不曾“变节”，其回朝后之升职实与宦官无涉，元稹虽然“巧”过，但这“巧”又不能简单地与“不肖”等同，在对待朝政弊端和社会恶习等大的问题上，元稹是严正的、不徇私情的。
因与裴度发生衝突，为相仅四个月即被罢为同州刺史。
此后又任过浙东观察使、武昌军节度使等职，53岁得暴疾卒于武昌任所。
有《元氏长庆集》，存诗八百餘首。
元稹的乐府诗创作受到张籍、王建的影响，但他的“新题乐府”却直接缘于李绅的启迪。
元和四年（809），他读了李绅写的20首“新题乐府”后，写下12首和诗。
李绅的原作今已无存，现衹能从他的《悯农二首》等诗和元稹的和作来推测其面目了。
元稹的和诗虽都是写实之作，如《上阳白髮人》写宫女的幽禁之苦，《五弦弹》借“弦”与“贤”的谐音，写任用贤才之事，《法曲》对“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的习俗表示不满……，但其中不少篇章却殊少情致，概念化倾向狠强，且叙事繁乱，往往“一题涵括数意”（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古题乐府》）。
比起上述新题乐府来，元稹于元和十二年（817）与刘猛、李餘相和，所作19首《乐府古题》要好一些。
这些作品或“虽用古题，全无古意”，或“颇同古意，全创新词”，都是“寓意古题，刺美见事”（《乐府古题序》）的讽諭之作。
其中《织妇词》、《田家词》较具代表性。
《织妇词》写织妇为缴纳紧迫的租税而从事艰苦劳动，头白了还不能嫁人，以至于羡慕檐前蜘蛛“能向虚空织网罗”。
《田家词》反映了农民生活的苦难：
“一日官军收海服，驱牛驾车食牛肉。
归来收得牛两角，重铸锄犁作斤劚。
姑舂妇担去输官，输官不足归卖屋。
”结尾更出之以反语：
“愿官早胜仇早復，农死有儿牛有犊，誓不遣官军粮不足。
”在这些古题乐府中，元稹改进了新题乐府的不足，每首只述一意，使得题旨集中明确，多用叁五七言相间杂的句式，甚至以11字为句（如《董逃行》“尔独不忆年年取我身上膏”），参差错落，稍有风致。
但就总体水平看，语言仍嫌滞涩，《人道短》诸篇全出以议论，枯燥乏味。
元稹的代表作是写于元和十叁年（818）的《连昌宫词》。
这是一首叙事长诗，通过连昌宫的兴废变迁，探索安史之乱前后唐代朝政治乱的因由。
诗的前半从“连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似束”的荒凉景象写起，引出“宫中老翁”对此宫昔盛今衰的追述；后半借作者与老人的一问一答，探讨“太平谁致乱者谁”的大问题，最后归穴为“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謨休用兵”的题旨。
全诗以叙述为主，杂以议论，表现了明显的劝戒规讽之意，但不能因此就说这是一首讽諭诗。
从艺术构思和创作方法上看，此诗将史实与传闻糅合在一起，辅之以想像、虚构，把一些与连昌宫中本无关联的人物、事件集中在连昌宫中展开描写，既渲染了诗的氛围，也使得诗情更加生动曲折。
陈寅恪认为：
“《连昌宫词》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幷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
”（《元白诗笺证稿》第叁章）元稹另有一首《行宫》：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虽仅寥寥20字，却包孕丰富，情致宛然，与《连昌宫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作为一位典型的才子型作家，元稹不仅性敏才高，而且风流多情。
他年轻时曾有过艶遇，创作了《鶯鶯传》传奇和《会真诗叁十韵》，此后又写下了大量艶情诗，内容多是对自身经歷的追忆，如《春晓》：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闻花气睡闻鶯。
猧儿撼起鐘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
又如《离思五首》其四：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这些小诗语言浅易，格调轻快，而又低回繾綣，一往情深。
另外，元稹曾在妻子韦丛死后写下不少悼亡诗，抒发哀思和怀念，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遣悲怀叁首》。
这叁首诗全是对亡妻生前身后琐事的描摹，却寄寓着一种人生的至情，其中一些诗句尤其饱含哀思，动人肺腑。
如云：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清人蘅塘退士指出：
“古今悼亡诗充栋，终无能出此叁首范围者，勿以浅\近忽之。
”（《唐诗叁百首》）堪称的评。
在中唐诗坛，元稹与白居易交谊最深，二人曾写下了大量唱和诗作，关于这方面的情形，我们将在第叁节中加以论述。
第二节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及其讽諭诗
白居易的生平及其诗歌主张 讽諭诗与《新乐府》创作的得与失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新郑（今河南新郑县）。
十一二岁时，因避战乱而迁居越中，后又往徐州、襄阳等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叁年后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
元和元年（806），为应制举，他与元稹闭户累月，研讨其时社会政治各种问题，撰成《策林》七十五篇，其中不少条目与白居易日后的政治态度和诗歌见解都有关联。
是年，制科入等，授盩厔尉，次年为翰林学士。
元和叁年至五年，授左拾遗、充翰林学士。
在这一时期，白居易以极高的参政热情，“有闕必规，有违必諫”（《初授拾遗献书》），屡次上书，指陈时政，倡言蠲租税、绝进奉、放宫女、抑宦官，在帝前面折廷諍。
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秦中吟》、《新乐府》等大量讽諭诗，锋芒所向，权豪贵近为之色变。
元和五年（810），白居易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
元和六年四月至九年冬，因母丧而回乡守制。
生活环境的改变，使白居易有餘暇对往昔的作为和整个人生进行认真的思考，他早就存在着的佛、道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对政治的热情开始减退。
所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
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适意二首》其二）。
正可看作他心理变化的佐证。
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回朝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因宰相武元衡被盗杀而第一个上书请急捕贼，结果被加上越职言事以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马。
这次被贬，对白居易内心的震动是不可言喻的。
他以切肤之痛去重新审视险恶至极的政治斗争，决计急流勇退，避祸远害，走“独善其身”的道路。
这一年，他写下了着名的《与元九书》，明确、系统地表述了他的人生哲学和诗歌主张。
元和十叁年底，白居易迁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穆宗继位后，被召回朝，先后任主客郎中、知制誥、中书舍人。
长庆二年（822），出刺杭州，此后又歷任苏州刺史、秘书监、刑部侍郎、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
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闲居洛阳履道里，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
会昌六年（846），年七十五卒。
有《白氏长庆集》，存诗二千八百餘首。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
“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
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谓之讽諭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諭、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
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諭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諭的倾向：
“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
……俾辞赋合炯戒讽諭者，虽质虽野，採而奖之。
”（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諭，所以他主张：
“立採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
”（六十九《採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艶丽诗风。
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準是：
“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採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
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衹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
所以他紧接着说：
“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
”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
他也说：
“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幷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諭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
因为衹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由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諭，到提倡为君为民而作，白居易提出了系统的诗歌理论，他的《秦中吟》、《新乐府》等讽諭诗便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创作的。
这一理论以其突出的现实针对性和通俗化倾向，有可能使诗歌更接近于社会现实，以至于干预政治。
这一理论，是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的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
从写时事这一点说，白居易与杜甫是相同的；但杜甫唯写所见所感，生民疾苦与一己遭遇之悲愴情怀融为一体，虽于写实中时时夹以议论，含讽諭之意，却幷非以讽諭为出发点。
杜诗出之以情，白居易与杜甫之不同处，正在于他出之以理念，将“为君”而作视为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了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了狭窄的路途。
因过分重视诗的讽刺功用，从而将诗等同于諫书、奏章，使不少诗的形象性为讽刺性的说理、议论所取代。
因评诗标準过狭过严，导致歷史上不符合此一标準的大量优秀作家、作品被排斥在外。
所有这些，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白居易的讽諭诗有一百七十餘首，这些诗大都作于贬謫之前，在写实和尚俗一点上，与张籍、王建等人一脉相通，而且在反映现实的深广度和尖锐性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观刈麦》是元和元年诗人为盩厔尉时写下的一篇较早的作品，诗从“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写起，中段细述农人“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艰辛和“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的哀痛，最后以“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结束，于真切自然的描写中见出“田家”的巨大不幸，作者的反躬自责也显得分外深刻。
他如《村民苦寒》前半写“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的贫民，后半写“褐裘復絁被，坐卧有餘温”的自己，两相对照，发为“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的感慨，真情挚意出自肺腑之间；《宿紫阁山北村》通过自己的亲身见闻，真实地表现了神策军“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的蛮横强暴，最后以“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的讽刺之语结束，笔锋直指作为神策军统领的宦官。
上述作品衹是白居易讽諭诗的一小部分，但却大体展示了此类诗作的两个基本倾向，即对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深刻反映，对上层达官贵人腐化生活和欺压人民之恶行的尖锐揭露。
这种反映和揭露，是有名的《秦中吟》和《新乐府》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秦中吟》是组诗，共十首，“一吟悲一事”（《伤唐衢二首》其二），集中暴露了官场的腐败、权贵们的骄横奢侈及对劳苦民众的多重欺压。
如《重赋》直斥统治者对百姓的残酷剥夺：
“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
”《伤宅》揭露达官贵人为富不仁，“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却“忍不救饥寒”。
《歌舞》写“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
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的游乐，尾句出之以“岂知閿乡狱，中有冻死囚”的激愤之语；《买花》通过一位“田舍翁”偶来买花处的所见所感，发为“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痛切针砭；《轻肥》则将矛头指向宦官集团的那些内臣、大夫、将军：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
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朱紱皆大夫，紫綬或将军。
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
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
果擘洞庭橘，膾切天池鳞。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
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这是两个宛如天壤之别的阶层：
一方脑满肠肥，花天酒地，另一方则天灾人祸，竟至“人食人”！
这鲜明的对比，狠容易使人想起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来。
《新乐府》五十首，作于元和四年，至元和七年大体改定这里有叁个问题需要说明：
一是《新乐府》创作的起因。
元稹有《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称：
“余友李公垂貺余《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
余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
”李绅二十首新乐府已佚。
明人胡应麟《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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