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中国青年人的十个伦理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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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扰中国青年人的十个伦理问题
困扰中国青年人的十个伦理问题
我要生活，我有困惑，我必须选择！
“你喜欢中国的古训吗？
哪一句对你最合适？
”当我问起青年朋友时，他们的回答几乎相同：
“难得糊涂。
”
“为什么？
”有人回答：
“我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墙上，它时时提醒我，做人不可太认真，那样会自讨苦吃。
”有人摇摇头：
“说不准为什么，反正和我的感觉对路。
”也有人告诉我：
“这世界一片繁华,一片混乱，要想把所有事搞明白，太累！
糊糊涂涂就是轻松。
”这些答案让我想起曾经在青年人中流行的文化衫，白色圆领背心上印着各种流行语、漫画或明星头像,有一种最受青年人欢迎，上面写着：
“别理我，烦着呢！
”
这是一年前的事了，从那时候起，我的脑子里开始树起一个问号来：
豆蔻年华、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究竟根据什么如此感受生活之“累”，进而追求那种“糊涂”境界？
我想化解这个问号。
我开始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青年人交谈，观察他们的生活,搜集各种有关他们的统计资料、分析报告。
这个过程中，我隐隐约约意识到，在那些看似消沉的语言背后，似乎正发生着某种新奇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并不像我们中年人或老年人所指责和担心的那样可怕、孕育着无法挽救的悲哀。
后来，我和我的同事们一起着手做了两件事，一是将近几年困扰青年人的伦理问题尽可能地作一番清理，这就是本文的用意；二是对这些问题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分析，顺利的话，它将在下一期与读者见面。
中国的改革进入80年代中期后，已经不再是浪漫的梦想了。
各种诱人的构思变成了家庭主妇的菜篮子，变成了从穷乡僻壤蜂拥入城的民工潮，变成了富得流油的大款和城乡贫民间难言的对比。
这一切或欢乐，或痛苦，或舒畅，或忧郁地渗透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的生活情绪中；而所谓观念的内容也从语言的层面潜入到无声的行为层面了。
仔细观察便不难看到：
如今已没有太多的人热衷于观念、价值问题的唇枪舌战，但也没有太多人在作出各种事关生计的决定，甚或是衣食住行类的日常行为的取舍时，能做到毫不犹豫，毫不迟疑。
其实，在一个人同时面对越来越多的机会和无奈时，必然需要选择：
“我干什么，不干什么？
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而每一次的选择又都不可回避地要你作出伦理判断。
在一个相对固定有序的社会中，这种判断会来得清晰自然，但在一个转型的、不完善的体制中，就会出现大量的犹豫不决，人心因此而变得不那么轻松了。
本文所要清理的，就是这个层面的问题。
它们来源于生活，叙述青年人自己的故事，使用青年人自己的语言。
一、“谁是君子？
谁是小人？
”
有一次，我和几个高三的学生聊天，谈到是否善有善报的话题时，一个女孩情绪激动地质问我，“现在连什么是善都说不清，怎么证明善必有善报？
比如，有人刑满释放后用不正当手段发财了，然后他往幼儿园捐一点钱，立刻就成了慈善家，难道有钱就是善？
就能有好报吗？
”
我曾经和外贸公司的一位青年人谈到过“走后门”“送礼”问题，我问他：
“做这种事时有难为情的感觉吗？
不觉得靠走后门办事是小人之举？
”他似乎很少想这个问题，沉了一会说：
“是君子，还是小人并不重要。
做小人是技巧，是生存的手段。
比如，你现在最需要的是户口、工作、房子和职称什么的，还在乎送点礼，说几句瞎话，肉麻地奉承领导吗？
细想起来，所谓‘面子’是有价的，你求别人办事，不付代价哪行？
这代价就包括做小人，如果你非要‘不为五斗米折腰’就只好喝西北风了。
不过我还是恨小人，我认为真正的小人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受贿者。
”
1985年《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通讯，描写青年个体户辛福强无私奉献的为人之道，他以克勤克俭勇于自我牺牲的高尚品质创造了这个时代不可多得的善良人格。
然而他没有赚到钱，他的营业收入是全区最少的，他终因劳累和清贫而过早地病逝，死后欠下了一万多元医疗费。
辛福强病逝后，他的妹妹成了“福强玻璃店”的新主人。
有趣的是，妹妹与哥哥完全不同。
她不再像哥哥那样不计报酬地“为人民服务”，而是像生意人那样精于计算善于管理，她一个月赚到的钱能顶哥哥一年的，她认为“开买卖就得赚钱”。
兄妹俩的差异，一度在青年中议论纷纷，有人因此提出：
辛福强和他的妹妹相比，谁更君子？
没有人否定辛福强，但更多的人将钦佩的目光投向了他的妹妹。
二、“当善良不能引出好结果时，为什么不作恶？
作恶也许会带来善。
”
这是一个古老的疑问。
100多年前，曾经有个叫威廉?
布朗号的船队，在航海途中撞到了纽芬兰附近的冰山上，船队开始下沉。
一部分船和船员很快得救，而另一条载有1名大副，7名海员和33名乘客的船因严重超载和大雨的袭击，被困在汹涌的海浪中。
大副命令大部分男人跳海，他们不从。
一位名叫霍姆斯的海员，把那些男子扔下了大海。
其余的人最终得救。
后来霍姆斯被指控犯有凶杀罪，在审判的过程中两种观点针锋相对：
一种认为，霍的行为是罪恶的凶杀；另一种认为，这是勇敢的犯罪，是善行。
最后霍姆斯被判凶杀罪，予以宽大处理。
今天这个古老的疑问仍然经常困扰着人们。
一位年轻的私营企业老板对我说：
赚钱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最难的是你必须时时提防各种骗子，而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以牙还牙。
但骗人必定是件让良心受苦的事，为了取得心理上的平衡，我每骗一次都要到教堂忏悔一次，请求宽恕，因为我不骗人就会被人骗。
我在和一些会计专业的白领丽人交谈时，经常听到这样的苦恼：
“我们必须为老板作黑帐，有些是违法的。
想起来真的很气愤，真的不想干下去了。
可事情从来都不能用单纯的好恶搞清楚。
那样做有时是为了公司全体职工的利益，有时是为了对付上级的不合理政策，反正挺复杂的，我只好学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
另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从相反的角度给人出了个难题：
如果乞丐站在了你面前，应不应该把他赶走？
有一份社会调查问卷显示：
约50％的知识分子表示，见到乞丐不愿施舍。
我就这个问题走访了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一位年轻女士的回答很有代表性：
“每次见到他们我都很矛盾，看上去，他们的确可怜，值得同情，可一想到也许他们是哪个犯罪团伙的同谋，或是靠乞讨发财的无赖，我那正从衣袋里掏钱的手便缩回去了。
因为我搞不清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也搞不清这样的善举对一个人来说是拯救，还是毁灭。
” 三、“金钱万能？
金钱万恶？
”
中国人耻于谈钱的日子似乎已经过去了。
但在对钱的追逐中，有个怪圈却始终没有停止对人心的缠绕：
一枚闪烁财富之光的金币可以构造出两颗完全相反的灵魂，不论是谁，都能从中得利。
一位爱好文学的大学生，在他面临职业选择的时候经历了这种缠绕：
在精神与金钱之间，我更注重前者，但我不知道眼下应该怎么办？
如果搞创作，我将没办法养活自己和未婚妻；如果做生意，我却会得到很多钱，但我担心在我学会了精于计算的商人之道后，还有没有可能保持自己对文学的感觉。
我们在生活中还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对话，穷人对富人说：
你多好，不必为钱发愁，要什么有什么，想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富人回答：
钱不是好东西，不能当回事。
穷人又说，那就把你的钱分一些给我吧。
富人摊开双手笑一笑，挣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曾收到一封来自云南的信，写信人讲述了她的一次经历：
那一天，我们这个城市将要审判一批罪大恶极的毒贩子，其中有个32岁的年轻人，传说他将在被审判后立即枪决。
我和许多市民一样跑到街上看热闹，不久，我看到一列豪华而庞大的车队从市区主要街道缓缓穿过，十分气派。
有人悄悄告诉我：
“这是那个年轻毒贩的灵车，据说可以冷冻尸体，那几辆好像是随葬品，听说还有一辆坐着他的三宫六妾。
不管怎么说，有钱和没钱就是不一样，犯了死罪都比别人风光。
”我没有听清那个路人又说了什么，只觉得脑子里乱糟糟的，我无法判断人们对这个毒品贩的感觉哪一个是真实的，哪一个是正确的。
一位有钱人谈到了另一种困惑。
他刚满30岁，已经拥有了上百万的资产，但他说：
“在钱堆里生活的人很孤独。
我一直以为如果没有钱，和哥们儿讲义气就是空话，嘴上帮人还算帮吗？
有了钱后我常给穷哥们儿发红包，虽说也就千儿八百，但能救急。
时间一长，想从我这里蹭钱的人多了，再后来就有人算计我。
有一回我竟被朋友坑了，钱不多，可心里懊糟。
从此我有了戒备，不敢轻信朋友，疑心重重。
往后我再没被坑过，但也失去了越来越多的朋友。
有时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脸朝着天纳闷：
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
四、“不扫自家门前雪，怎管他人瓦上霜？
”
有个老三届曾发出过这样一番感慨：
“我们老三届的历史是一段畸形的历史，是一场荒诞运动引出的荒诞结果。
我们好像是坐在了共和国的列车上，车怎么颠，我们也就怎么颠。
如今的青年人不同，他们已不愿完完全全坐在那辆列车上了，他们正在准备自己的汽车、飞机，为的是不再像我们那样任意地被颠来颠去。
”
当我和北京经贸大学的一些同学讨论市场经济的人格问题时，同学们的想法证实了这位老三届的判断。
“有人说今天的青年人不讲人格，我看不对，你说，红卫兵有人格吗？
刘少奇有人格吗？
红卫兵就知道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而刘少奇呢？
堂堂一个国家主席竟不能受到法律保护，被活活整死。
衡量人格的标准应该是他能不能独立自主地生活，能不能受到法律的限制和保护。
所以说今天的青年人最有人格。
”“依我看，一个人如果能遵纪守法地成为百万富翁就是光彩的人格，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养不活，心地再好也是苍白的人格。
不扫自家门前雪，怎管他人瓦上霜？
”
事实上，大多数人已经认可了青年人对独立人格的追求，但在这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担忧：
青年人会不会由此而变得自私起来，即使是青年人自己也对此不很乐观。
有所名牌大学的学生，不满于中国的大学教育，决定去美国留学，临别时她对我说：
“在大学里最自私的是学习尖子。
有一次一个农村同学在宿舍听收音机，妨碍了学习尖子看报纸，那位学习尖子就抢过收音机恶狠狠地往墙上摔，那个学期，她被评为三好学生。
我认为这是教育的失败。
一个人要实现自我价值，并不意味着排斥助人为乐，更不能没有爱心。
”
其实，大部分青年人并不反对助人为乐。
他们的问题是：
“帮助人一定就是做好事吗？
”一位在日本打了三年工的青年打过一个比喻：
“比如，当你乘坐火车时，可以帮助老年人上下车，却不必帮服务员为乘客倒开水。
因为倒开水是乘务员的本职工作，你替他干了，他干什么？
又比如，你到美国去谋生，亲戚把你引到一间地下室就不再帮你了，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情冷漠，因为当你觉得有依靠的时候就会懒惰，就不会发现自己生命的潜力。
我不反对助人为乐，但我反对在自己还糊涂的时候愚蠢地帮助别人。
为什么非要把为自己和为别人分得那么清楚？
就如同画画的双手，用左手画右手，用右手画左手，说得清谁画谁吗？
”
五、“为什么非要以死来捍卫正义？
”
80年代初，舆论界曾纷纷扬扬地讨论过一个在中国似乎从来不是问题的问题：
有个大学生为救一位年老的农民光荣献身；用一个年轻的生命换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划得来吗？
时隔10年，今天的青年人早就不屑于为这样的问题争论不休，至少有两点已被认同：
一是，生死关头救人一命原本就不是讨价还价的问题，而是天经地义的绝对命令；二是，舍命救人是高尚行为，不必强求所有人都是高尚的。
然而，如果我们把战争年代的“舍生忘死”和“文革”前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作为参照，还会发现，在那场讨论反映出人们道德是非混乱的同时，是否也透露了一个信息：
在中国，个人的生命似乎不再是无关紧要的了。
有一个青年人曾经问我：
“我的邻居，为了手提箱里的1000元公款，和歹徒博斗牺牲了生命。
可我不佩服她，我不明白，那1000块钱真的比命还贵？
”我说：
“问题不是钱，而是因为她保护的是国家财产，所以说她的死比泰山还重。
”那个青年还是不明白：
“我再举个例子，一个民工跑到城里来，很久找不到工作，他几乎快要饿死了，你说他该不该去偷一些食物保住性命？
他有必要为了守住不偷的原则而饿死吗？
”
一位报纸编辑对此作出冷澈的质疑：
在忠诚、正义面前为什么非要把生命放在对立的位置上？
把死作为最基本的前提呢？
我们不是已经否定了为忠君而杀身成仁的臣子，为守贞操而自亡的节妇吗？
我们为什么不教育人民爱惜生命？
为什么不提倡用智慧和勇敢去维护正义？
难道我们的人民都漠视自己的健康，轻视自己的生命就是情操高尚吗？
六、“理想，只能是革命的吗？
” 夏天的一个傍晚，我正在外面乘凉，从邻居家敞开的门里传出一对父子激烈的争吵声。
父亲的声音带着愤怒的沙哑：
“我看你永远不会有出息！
没有理想，不肯吃苦，除了玩和花钱什么也不会！
”没等父亲说完，儿子便回击道：
“你们倒是有理想，肯吃苦，可创造了什么？
抓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插队，哪件事值得发扬光大？
我就不明白，你们那种所谓的‘革命理想’怎么能保持那么久？
多单调呀！
”父亲暴跳如雷：
“你也太忘恩负义了，我们这辈子吃了多少苦，忍了多少气，还不是为你们？
”儿子的口气好像有些缓和：
“这就是您的悲剧，以此时此刻的忍辱负重，换彼时彼刻的幸福，真荒唐！
您为什么就不想想今天，您难道没有七情六欲？
不想吃好穿好玩好？
人活着，首先得快乐！
”父亲没有反驳，屋子里一片沉寂，我猜不出这父子俩究竟谁说服了谁。
人活着该不该追求快乐，怎样才是快乐，在不同时代成长起来的人们中的确有不同的概念。
受过“文革”前教育的人，快乐几乎是和国家兴亡、艰苦奋斗联系起来的，只有为人民服务才有快乐，只有斗争才有快乐。
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则是被称为日本鬼子的鸠山们所信奉的资产阶级人生观。
今天，在许多青年人看来，理想，不再只意味着革命和斗争，理想也可以是享受人生之快乐。
一位大学生说：
我决不佩服那种不吃不喝、清教徒式的英雄，决不赞成为了一种虚幻的理想而放弃一个人对现实生活享受的权利。
我讨厌不修边幅，不管儿女，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女人，她们是那种把功名看得比生活更重要的人，她们不懂得爱，不会享受人生。
有一位年轻朋友从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厂不辞而别地跑到了沿海，又跑到了日本，苦干5年挣足了他所需要的钱。
如今他又回到了上海，在郊区买了一套幽静的别墅，无忧无虑地过上了息爷的生活。
我问他：
你不认为这种生活很空虚？
难道你苦呵呵地挣钱，就是为了过这种纯粹的享乐生活？
他默默地朝向窗外，呆了很久：
过去我追求成就，后来我追求实实在在的享受，我还追求什么？
我把自己锁在这里，我在等待，等待生活的下一次漂流。
七、“干活，该不该讨价还价？
”
1987年《中国青年》杂志曾发表了一篇通讯，题为《希尔顿酒店的招聘风波》。
1986年底，上海希尔顿酒店招聘服务员，几百名大学生、研究生争相报考，上海舆论为之哗然。
“国家花了那么多钱培养他们，现在竟为自己多拿钱去给资本家当服务员！
”
7年之后，1994年的《中国青年》杂志又一次赫然出现了这样的标题：
《250万佣金该不该拿？
》当一个姑娘完成了她在合同书上向老板的承诺后，老板却拒绝执行他在合同书上向姑娘的承诺――佣金，人民币250万。
姑娘为了自己劳动的权利和尊严毅然向法院起诉。
也许就是在这7年的风风雨雨中，人们逐渐接受，至少是习惯了这样一个观念――“干活给钱，不给钱不干活，一手拿钱，一手交活”。
而很多青年人热衷于向合资企业求职，正是在很大程度上看中了这一点。
但问题远没有得到解决。
一年前，我曾因为调查外科医生收红包问题，采访了北京、上海几家大医院的青年医生，调查的结果使我大吃一惊。
在日益增长的医疗费用中，收据单上价格最贵的是药品和检查治疗用的仪器设备，而医生个人的劳动几乎是最便宜的。
一位主任医师做一例具有世界水平的泌尿系统手术，手术费只有200元，扣除其他人员的奖金后，这位医师只能得到这200块钱中不足一半的奖金。
有个年轻医生告诉我：
“国外正好相反，医生的劳动在所有医疗费用中价格最高。
我不赞成收红包，这会助长医生用人的生命做交易，是不人道的。
但如果我们的劳动和报酬总是差距过大，这种交易就无法避免，光靠高风亮节怎能解决问题？
”
八、面对“利”和“义”该拒绝谁？
当大量的国营企业出现生存危机，而越来越多的私营、合资企业应运而生后，许多国营企业的青年工人都陷入了一种两难境遇。
一位技术工人说：
“有个合资厂的老板看了我的技术后，当场拍板愿意雇我，每月工资1000多元。
我好犹豫呀，原来的厂子培养了我，领导也对我很够意思，我要是跳出去对不起他们，可是这个厂的工资实在太少了，200多块钱怎么活？
两个老板，一个人好，一个钱多，我该选择谁？
”
在许多新兴的、高效益的企业，青年人也同样经常遇到这种叫人为难的事情。
一个大公司负责广告宣传的青年曾对我谈了他的一次经历：
那天老板让我策划一套化妆品广告词，我知道那套化妆品比较适用于油性皮肤，就在广告词上写了，我觉得这样做是对消费者负责。
老板看了广告词后，要求我把那句话删掉，我作了很多解释也没能说服他。
最后，只好服从，因为再坚持下去就会出现难于想像的结果。
不管怎么说，这份工作对我来说事关重要。
这件事过去很久了，可一想起来心里就别扭，我还是搞不清，我到底应该忠实于公众，还是忠实于老板？
1994年，《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一篇通讯，表现出中国的农村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难题。
河南农村的一个女青年，靠外出打工挣来一笔钱，在村子里办了个铝丝厂。
乡亲们看她富了，都向她借钱，而且拉走她的铝丝，连个条子都不打，更不要说签合同了。
女青年觉得乡里乡亲的抹不开面子，也不好追究，她几次要催帐都被父亲栏住了：
“乡亲们有困难，咱怎能自己富了就把乡亲们给忘了？
”一年以后，女青年赔进去几万元，工厂被迫停了产。
乡亲们这时才明白，办工厂讲的是利益，而不是人情。
九、“竞争，仅仅为了赢吗？
”
我曾经在一个年轻职员笔记本的靡页上看到了一条被抄写得端端正正的格言：
“积极竞争的方法就是狗咬狗的方法。
”我非常迷惑，看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他冲我笑了笑：
“其实很简单，就是自由竞争的意思，也就是竞争时只允许狗和狗斗，而不要让猫跑进来。
这是我对竞争的一种理想――平等。
平等我才敢和人斗，平等我才有信心。
”
“你认为现在的竞争不平等吗？
”
他点了点头：
我们从来都以为弱肉强食不好，人们为了抢到属于自己的食物，把牙齿磨得锋利些也不好，其实，在平等的竞争条件下，这些都是正当的。
可是现在不行，我没法和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竞争，因为不用斗，他肯定会赢，就像是拿着鸡蛋往石头上撞，何必呢？
比如我和一位有权势后台的同事推销同一种产品，我必须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完成任务，而那位同事呢？
只需他的老子往文件上画个圈，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坐享其成。
你说在这样的竞争中，我敢和人斗吗？
我能有信心吗？
“如果竞争是平等的，你认为为了赢可以作弊吗？
”
他用一种无奈的口气对我说：
“您说的作弊就是不择手段吧，我看未尝不可。
这是今天要想暴富的诀窍。
否则，你要么就像羊似的任人屠宰，要么就像狼一样去吃别人。
我这种人最倒霉，既不想当羊，也不愿是狼，只好怀揣着我那狗咬狗的梦想做一个与世无争的小职员。
”
十、人与人的距离拉大了，福兮？
祸兮？
“我曾向母亲借了3万元钱，一年后，我连本带利还给了她。
不料，她重重地对我发了一通火，说我太不通情意，太把她当外人了。
借钱还钱是天经地义，对谁都适用，我不明白自己错在了哪里？
”这是一位从国外归来的女青年讲述的一件小事。
“我很赞成国外的AA制，有一次我和朋友一起在饭馆里吃饭时就这样做了，可我觉得心里不自在，好像所有的人都在嘲笑我们。
后来，我再也没有使用这个方法。
但是，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如果我总是请别人，兜里没有那么多钱；如果我老是被人请，又觉得白吃白喝的不踏实。
每到这时，我心里总要念AA制的好。
”一个小伙子这样说。
“现在不喜欢串门聊天的人越来越多，在一座楼里住了好多年，连邻居是谁都不知道的人大有人在；就是家庭内部夫妻之间都有各自的隐私；新婚夫妇没入洞房，先要写好离婚时的财产分配办法；朋友之间相互帮忙最时兴现施现报，及时结算的法则。
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由此而拉大了。
说起来这好像使人的关系简单了，但人和人若没有了亲疏远近，血缘牵连，长幼之序，还会有那种发于心的真情吗？
还会有自然赋予人的天伦之乐吗？
”当我和一个哲学研究生探讨这个问题时，他给我看了他写的一篇文章，我将其中的一段抄了下来。
当我写完这十个问题时，我想再强调一下，这仅仅是清理的开始，不是评判和分析，这种清理未必是全面的，它唯一的价值就是真实，就是来源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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