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训诂与训诂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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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训诂与训诂学
第一章训诂与训诂学
一、什么是训诂
“训诂”这一名称自产生以来便没有过统一的认识。
目前为止，学术界对“训诂”二字之涵义尚无一致的解释。
关于各家之言，在此我们暂不作讨论。
解放之前，有的大学单就“训诂”二字的解释就花费几个月的时间，这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要想对“训诂”二字作一个相对客观的解释，最为有效地方法就是在众多纷繁复杂的说法中，择取最恰当、最容易被读者所接受的一种说法，并加以交代即可。
比较之下，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以及清代学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二书对“训诂”二字的解释，是比较客观、恰当而且容易被读者所理解的。
〔一〕许慎、段玉裁对“训”、“诂”的解释
1、对于“训”。
《说文解字·言部》：
“训，说教也。
从言，川声。
”段玉裁注云：
“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
引伸之，凡训皆曰顺。
”说教，就是教训、训导的意思，即通过解说以到达教化的目的，引申之也可理解为开导、通晓之义。
既然要开导、通晓，则要顺着事物的具体形貌来解说，才能使人明白，在这一点上，段玉裁“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
引伸之，凡训皆曰顺”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从语源上考证，从“川”的字，多有穿行、疏导、和顺的意思，如和顺叫“顺”，驯服叫做“驯”，周行而无阻碍叫做“巡”，水流畅通无阻碍叫做“𡿯”〔即“汩”，gǔ〕；另，“灾”字，古作“葘”，这个字中间的“𡿧”，像川流受阻不通不顺，所以就成了灾害。
“训”与上述这些字是同源关系。
除此之外，古书体裁中专门有一种叫“训”，如《淮南子》一书，其中每篇篇名之后都有一个“训”字，如“原道训”、“天文训”、“时训”、“精神训”、“齐俗训”、“兵略训”、“人间训”，等等，即用“训”的方法解说事理，这有利于我们加深对“训”的理解。
2、对于“诂”。
《说文解字·言部》：
“诂，训故言也。
从言，古声。
”段玉裁注云：
“故言者，旧言也，十口所识前言也。
训者，说教也。
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教人，是谓之诂。
……训诂者，训释其故言也。
”段氏认为，诂，是解释古代词语的意思。
可见，许慎《说文解字》和段玉裁注都将“诂”理解为动词，是“解释古代词语”的意思。
不过，除此以外，“诂”还可以是名词，是“古语”之意。
诂，可以单独使用，如《尚书》有《大小夏侯解诂》，《周礼》有《周官解诂》，等等。
〔二〕“训诂”二字连用的最早用例
“训诂”二字连用，最早见于《汉书》及《公羊传》何休注。
如《汉书·艺文志》中有“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训故”即“训诂”，“故”、“诂”为古今字〕的话。
又《公羊传·定公元年》：
“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
”何休注云：
“读谓经，传谓训诂。
”这两个例子当中的“训诂”，“训”和“诂”〔故〕在字面意义上似乎没有什么差异，大约是“同意复合”的关系。
因此，“训”就是“诂”〔故〕，“诂”〔故〕就是“训”，笼统地说，“训诂”就是“解释字义或词义”的意思。
〔三〕对“训诂”涵义的其它具有代表性的解释
不过，对于“训诂”的涵义，学术界还有这样的解释：
训就是解释疏通，诂〔故〕就是古代的语言，“训诂”就是解释疏通古代的语言，“训”和“诂”之间是动宾关系。
换句话说，将古代的话加以解释，使之明白通晓，就是训诂，如近现代学者中的齐佩瑢、陆宗达、胡朴安等先生，对“训诂”的理解便如此，如齐佩瑢先生在《训诂学概论》〔中华书局，1984年；2005年重印〕中说：
“‘故’〔诂〕为故旧，古字古言的古音古义谓之故〔诂〕，顺释疏解之便谓之训诂。
”
孰是孰非，大家可以不必太过于深入追究，我们之所以罗列二说，只是想给大家多提供一个思考问题的视角。
二、什么是训诂学
〔一〕古代学者对于“训诂学”的认识
1、汉代至明代
自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训诂始终是经学的附庸，仅为解读经书服务。
所以，历代留给我们的，仅仅是大量的依附于各种文献中的训诂材料，人们对训诂的认识始终没有上升到一个专门的、系统的和理论的阶段。
2、清代
清代乾隆、嘉庆以后，陆陆续续有一些学者开始探讨训诂的体例和方法，并将零碎的训诂材料概括为富有指导意义的条理，初步建立起了一个训诂学的轮廓。
到晚清时期，训诂逐渐脱离了经学的附庸，因而陆续出现了一些阐述训诂理论和方法的专著，至此，训诂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二〕现代学者对于“训诂学”的认识〔综合黄侃、陆宗达、郭在贻、方一新、赵振铎、黄灵庚等人的看法〕：
从理论上讲，训诂学的核心有两个〔黄灵庚先生的观点〕：
一是建立时地观念；二是探究训诂的方法与规律。
1、建立时地观念
时地观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历史观念〔即“时”〕和方言差异〔即“地”〕。
清代陈澧有一段话，说的其实就是时地观念的重要性：
“诂者，古也。
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之也。
盖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有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
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
有翻译，则使邻国如乡邻，有训诂则使古今如旦暮。
所谓通之也，训诂之功大矣哉！
”这个认识在今天看起来还有重要的意义。
古人虽然在训诂实践上早已认识到语言有古今之分，可是总没有能够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实在没有方法，就牵强附会，“叶xié音说”〔按：
“叶音”之说，始于南北朝，当时，学者按那个时候的语音读《诗经》，发现多不押韵、不符合韵律，便以为某些字需临时改变其读音，称为“叶xié韵”。
这种风气，到宋代而大盛。
直至明代，陈第始建立“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的历史语言观，认为读古音就能谐韵，而不应随意改读。
陈第《毛诗古音考序》〕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如《诗经·召南·甘棠》第一章：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第二章：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
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其中，“家”与“屋”、“狱”、“墉”、“讼”等字上古本韵部相同或相近，彼此之间可以互为押韵，但是，到了宋代，这几个字之间韵部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差异，于是朱熹在遇到“家”要与“屋”、“狱”押韵的情况〔即第一章〕，就把“家”改读为“谷”，而在遇到“家”要与“墉”、“讼”押韵的情况〔即第二章〕，就把“家”改读为“工”，这显然是不科学的。
随着历史的进程，语言在不断地发展变化。
时代变了，语言必然要发生变化。
训诂学不仅要承认语言的变化，而且要掌握变化的规律，以期指导训诂中的实际问题。
例如《愚公移山》中有这么一句话：
“聚室而谋曰：
‘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
’杂然相许。
”“杂然”二字，许多注释本注释云：
“杂然，纷纷。
”言外之意，“杂然”乃是“七嘴八舌”之意，有杂乱的意味。
这个解释不太确切。
《说文·衣部》：
“杂，五采相合也。
从衣，集声。
”所谓“五采相合”，是说五种彩色协调配合起来，《文心雕龙·情采》：
“五色杂而成黼黼〔fǔfǔ，绣有华美花纹的礼服〕，五音比而成韶夏。
”其中的“杂”，用的就是本义。
在这个本义的基础上，引申为“集合、齐同”之义，后来才进一步引申出“纷乱”的意义。
“杂然相许”，是说齐声答应，杂，是“齐同”的意思。
这个意义现在已经消失了，只剩下“纷乱”的意义。
所以，用现在的“纷乱”的意义去解释《愚公移山》中“杂然相许”的“杂”，就犯了“以今律古”的毛病。
2、探究训诂的方法与规律
对于“探究训诂的方法与规律”，黄侃先生说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话。
他说：
“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
假设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
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
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
”这段话最精彩的地方，就在于“论其法式，明其义例”八个字。
法式，即方法，训诂学要研究训诂实践过程中的各种方法，并且加以系统化、条理化；义例，即规律，训诂学就是要从前人的注疏中进行分析、归纳，从而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来，然后应用到训诂实践中去，例如，前代学者已根据前人的注疏，总结出许多行之有效的训诂条例，如“以形索义”、“因声求义”、“右文说”、“据文证义”，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遗产，对于今天的训诂实践与训诂学理论的构建，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广义的训诂学和狭义的训诂学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训诂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训诂学，习惯上称为“小学”，包括音韵学、文字学和狭义的训诂学。
音韵学研究汉语语音的结构及其演变的规律，重点在字音，历代的韵书是音韵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文字学研究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演变，重点在字形，历代的字书是研究文字学的主要成果，《说文解字》即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作。
狭义的训诂学，相当于后来的“词汇学”，重点研究古书中的字、词、句的意义。
△特别说明：
音韵学、文字学及狭义的训诂学的分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从内容上看，三者往往相互渗透，例如，韵书中除了字音之外，一般还对字形和字义作解释，字书中除了字形之外，一般还对字音和字义有所解释，只是在某一个方面有所侧重而已。
因此，音韵学、文字学是研究古代文献语言所必须具备的常识，学习和研究训诂学，离不开对音韵学和文字学的了解和掌握。
换句话说，训诂学离不开音韵学和文字学，学习训诂学，必须贯穿文字、音韵之学，加以综合运用，才能到达训诂的目的。
除此之外，训诂学还与语法学、校勘学、修辞学等密切相关，对此，我们将在接下来的课程中一一讲解。
△训诂学的涵义：
理综上所述，训诂学就是研究训诂的学问，它是汉语言文字学的一个分支，其任务是对零散的、感性的训诂现象作理论上的归纳和总结，揭示其规律、阐述其义例，总结其方法和手段，用以指导训诂实践。
三、训诂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
前面说过，训诂学是语言文字学的一个分支，因此，它和语言文字学的其它分支学科音韵学、文字学、语法学、修辞学等必然有着密切的关系。
除此之外，训诂学还和古典文献学中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总之，训诂学需要综合运用这些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来进行研究。
下面，我们就训诂学和各相关学科的关系作一个简要地论述。
〔一〕训诂学和音韵学
训诂学的目的是研究如何正确解释古书中语言，而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是词的存在方式，因此，训诂学和音韵学自然是密不可分的。
明代方以智说：
“欲通古义，先通古音。
”清代戴震说：
“故训音声，相为表里。
”这些认识是很客观的。
因此，训诂学离不开音韵学常识的帮助，例如，诸葛亮《出师表》：
“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又李白《蜀道难》：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这两个例子中，“尔来”的“尔”是指示代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那”，这是因为“尔”、“那”在古代声母相同，“尔”的声母本为[n]〔“你”为形声字，从“尔”得声，可证〕，后来才发生了转化，这样一来，便做到了“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
总的说来，训诂学和音韵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破除假借。
古书多假借，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
“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这里，许慎说的是造字假借，是指语言中某些词有音无字，借用同音字来表示，如“汝”，本来是一条河流名，借作第二人称代词。
还有一种是用字假借，一般称之为通假，是指本来有这个字而不用，却借用另一个同音或音近的字来表示，如借“蚤”表示“早”、借“罷”表示“疲”、借“害”表示“曷”，等等。
严格的说，造字假借和用字假借不同，但习惯上也把后者称之为假借。
然而，不管是哪一种假借，其特点都像许慎所说的那样“依声托事”，必须从声音上寻找线索，否则就会产生错误。
例如：
《庄子·至乐》：
“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júe，蹶蹶，惊动貌〕然恶之。
”句中的“柳”字，清代以前的人大都按字面意义来理解，如唐成玄应《庄子疏》：
“柳者，易生之木，木者，棺椁之象，此是将死之征也。
”直接将“柳”解释为“杨柳”。
唐代诗人王维《老将行》诗中则有“昔时飞箭无全目，今日垂杨生左肘”一句。
直到清代郭庆藩才从音韵学的角度解决了这一难题，其在《庄子集释》解释说：
“《说文》：
‘瘤，肿也。
’……瘤之生于身，假借者也。
……柳、瘤字，一声之转。
”郭氏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
“柳”、“瘤”都属于来母幽部，读音非常接近，仅有声调上的差异，所以借“柳”来表示“瘤”。
《谷梁传·隐公五年》：
“苞bāo人民，殴牛马，曰侵。
斩树木，坏宫室，曰伐。
”范宁注“苞”为“制”，不确。
王引之认为，这里的“苞”应该是“俘”的假借字，两者古音相近〔古无轻唇音f〕，“俘”意为“取”。
〔王引之《经义述闻·春秋榖梁传》〕又，《尔雅》：
“俘，取也。
”贾逵《国语》注：
“伐国取人曰俘。
”亦可证。
《诗经·邶风·柏舟》：
“耿耿不寐，如有隐忧。
”毛传：
“隐，痛也。
”按《说文》：
“殷，痛也。
”毛传训“隐”为“痛”，即以“隐”为“殷”的假借字。
不过，学习研究音韵学并非训诂学的目的，训诂学研究、分析语音，只是想掌握并运用古今语音变化的规律，最终为解释词义提供一种有效的途径。
清人提出的“因声求义”、“以声音通训诂”，等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2．探词源。
训诂学中所谓“声训”，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以声音作为线索来探索词语的来源。
突出的例子是东汉刘熙的《释名》，刘熙撰写此书，就是要把事物之所以命名为某某的缘由告诉人们，也就是要探求语源。
许慎的《说文解字》，今天学术界公认，此书乃是从字形的角度解释字义的辞书，但是，据黄侃先生统计，《说文解字》中的“声训”〔即从读音的角度解释字义〕占了很大的比例，举几个例子：
黍，禾属而粘者，以大暑而种，故谓之黍。
〔黍部〕
韭，菜名，一种而久者，故谓之韭。
〔韭部〕
婚，妇家也。
礼，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曰婚。
〔女部〕、
姻，壻家也。
女之所因，故曰姻。
〔女部〕
以上《说文解字》中的例子，有些不一定正确，但能够从一个侧面说明声韵对于训诂学的重要性。
下面再举一个以声音为线索准确探求语源的例子：
“句”〔gōu〕在古书中是“弯曲”的意思，而用来悬挂或者探取东西的工具叫“钩”〔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弯曲〕；弯曲的木头叫“枸”，车轭〔è，牛马拉物件时驾在脖子上的器具，形状弯曲〕叫軥〔qú〕；捕鱼使用的竹篓，形状弯曲的叫“笱〔ɡǒu〕”；驼背的人脊梁弯曲叫“痀”〔gōu，“痀偻”后写作“佝偻”〕，肉晒干了以后弯曲起来的叫“朐”〔qú〕等等，这些词表示的意义都和“弯曲”有关，为什么呢？
因为从古音上看，它们之间的读音很相近，都是从“句”得声的。
〔二〕训诂学和文字学
语音是词的存在形式，文字则是词的书写形式。
文字学是研究文字的起源、发展、性质、体系以及文字的音、形、义之间的关系的学科。
汉字表意的特点，决定了文字学和训诂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因此，训诂学上诞生了一种通过汉字形体构造来解释字义的方法，叫做“形训”。
例如：
《说文·自部》：
“自，鼻也。
象鼻形。
”自，甲骨文写作
，象人的鼻子，正好印证了许慎的说法是十分正确的。
正因为如此，由“自”组成的汉字，常和鼻子或鼻子的功能有关联，如“臭”、“息”等。
又如：
左手，甲骨文写作
，右手写作
，和左右手的形状非常相似；
〔秉〕字，乃取用手拿禾之义，左边是禾苗的形状，右边是右手的形状；
〔得〕字，乃取用手握贝之义，左边是贝壳的形状〔古代曾以贝壳作为货币〕，右边是右手的形状；
〔獲〕字，乃取用手执鸟之义，左边是鸟的形状，右边是右手的形状；
〔服〕字，乃取用手揪人之义，左边是下跪屈服的人形，右边是右手的形状。
再如，《季氏将伐颛臾》：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其中“相”，一般解释为“攙扶、辅助瞎子的人”，这当然没错，但是，为什么可以这么解释呢？
这就需要从字形结构上加以分析。
对此，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个说法：
其一，“相”，其本义是“以目视木”，即用眼睛观察树桩留下的年轮，以区分南北方向，一般面南的一方年轮较疏，面北的一方年轮较密，古人借此区分行走的方向。
瞎子没有视力，不能区分方向，故需要有人搀扶，“相”就可引伸来指搀扶瞎子的人；其二，“相”，从木、从目，并非表示眼睛看树木的意思，“木”，只是表示替代目视的功能，这相当于盲人手中的那根木棒，所以“相”字从木、从目，盲者是靠手中的木棒来区分方向的，所以可以引申为“辅助”，又引申为“审视”。
这两种说法，相比之下，我们认为第一种更有说服力。
另如，《诗经》中有很多“不”字用在形容词的前头，《毛传》认为是语助词，无义，如“不盈，盈也”，“不难，难也”，“不多，多也”，“不宁，宁也”，等等。
戴震《毛郑诗考证》根据石刻材料，知道“不”字其实是“丕”字，《尚书·立政》篇中的“丕丕基”，汉代石刻作“不不基”，这是字形笔画变化所致，故两字容易混淆，上述《诗经》中的“不盈、不难、不多、不宁”实为“丕盈、丕难、丕多、丕宁”，《说文》：
“丕，大也”，这个解释比毛传更加确切。
另外，训诂学和文字学的分支——俗文字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了解俗文字，阅读六朝以来的经卷就会很困难，如西晋竺法护《生经》卷二《佛说舅甥经》：
“守者连昔饥渴，见酒宗，共酤饮。
”其中，“见酒宗”三字实在不好理解。
其实，“宗”是“宍”的误写，因两者字形相近，誊写的人或录入的人搞错了，因此，“酒宗”即“酒宍”，而“宍”是“肉”的俗字。
“酒宍”就是“酒肉”。
〔如果对汉语俗文字学感兴趣，可参看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
〔三〕训诂学与词汇学
严格的说，词汇学并不属于中国传统语言学的范围，而是一个舶来品，如今已成为现代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词汇学不太讲究词的意义，而偏重于词汇内部的组合结构形式，并将其归结为合成式、偏正式、主谓式、动宾式、补充式等类型。
外表上看，词汇学与词义解释不相干，训诂学可以抛开词汇学不管，其实不然。
例如《陈涉世家》：
“陈涉少时，尝与人庸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
‘苟富贵，无相忘！
’庸者笑而应曰：
‘假设为庸耕，何富贵也？
’陈涉太息曰：
‘嗟乎！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其中，“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句话，非常普通，似乎根本不必在意。
果真如此吗？
我们先看司马贞《索隐》的解释：
“按鸿鹄一鸟，如凤凰然，非说鸿雁与黄鹄也。
”殷孟伦通过这个解释，认为，“燕雀”、“鸿鹄”这两个词语是对文，结构相同，“鸿鹄”是偏正结构，是一只鸟而非两只，其中，“鸿”是大的意思；由此推断，则“燕雀”也应是偏正结构，也是一只鸟，而不是两只，“燕”与“鸿”相反为义，“鸿”是大的意思，“燕”是“小”的意思，“燕雀”即“小雀”。
这么说，似乎还有些牵强，不足以令人信服。
不过，殷孟伦先生还有补充说明，他说：
“燕麦即小麦……《尔雅·释草》：
‘蘥yuè雀麦。
’郭注：
‘即燕麦也。
’按郭注知雀麦即燕麦者……盖古义相传这样，雀之言小也，所以‘燕’‘雀’同有‘小’义。
由此可见，说‘鸿鹄’是一鸟，燕雀亦是一鸟，寻其语义，一同得于‘大’义，一同得于‘小’义。
”〔殷孟伦，《有关古汉语词义辨析的问题》，《中华文史论丛增刊·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35页〕这个例子说明，词汇结构的分析对训诂是有帮助的，由此可见词汇学与训诂学之间的关系。
〔四〕训诂学与语法学
语法学是研究语言结构规律的科学，训诂学研究离不开语法学的帮助。
近代学者杨树达先生曾经说过：
“治国学者必明训诂、通文法。
……盖明训诂而不通文法，其训诂之学必不精。
”可见语法学之于训诂学的重要性。
王力先生对于训诂与语法的关系很重视，在《新训诂学》一文中，他说：
“语义学不能不兼顾到它与语音或语法的关系。
关于语音和语义的关系，前人已经注意到……至于语法和语义的关系，向来很少有人注意到。
”为了说明训诂和语法的关系，王力先生还举过一个例子：
《孟子·滕文公》：
“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宫中而用之。
”这一句中，“舍”字不好理解，章太炎在《新方言》中认为，“舍”即后来的“啥”，啥皆取诸宫中而用之，犹言何物皆取之于宫中而用之也。
对此，王力先生指出，“何物皆取之于宫中而用之”一类的句子不符合上古汉语语法，“什么都……”只是近代语法的产物，唐宋以前，这种语法结构是没有的。
又如：
《战国策·齐策四》：
“居有顷，倚柱弹剑歌曰：
‘长铗归来乎，食无鱼！
’”不少选本都把“归来”解释为“回来”，对于其中的“来”则没有专门的解释。
其实这个“来”是一个虚词，它常常用在句子的末尾，刘淇《助字辨略》、王引之《经传释词》都曾提到它，还举有先秦文献的例子。
他们举的例子有：
《庄子·人间世》：
“虽然，假设必有以也，常以语我来！
”《孟子·离娄上》：
“盍归乎来！
”当然，先秦时期“来”用作虚词的例子不止这些，下面这个例子中的“来”也是这种用法。
《礼记·檀弓下》：
“齐大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
‘嗟来食！
’”虚词“来”后代也还在使用，而且它不仅局限于句子的末尾，如晋代陶渊明有一篇《归去来辞》，开头两句是：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里面的“来”就是助词。
唐诗中“来”也有用作语助词的例子，如李白《行路难》：
“行路难，归去来！
”
再如《墨子·非乐上》：
“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
”《左传·昭公十九年》：
“其一二父兄惧队宗主，私族于谋，而立长亲。
”又《左传·昭公十九年》：
“谚所谓‘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谓矣。
”以上各例中，“野于饮食”即“饮食于野”，“私族于谋”即“谋于私族”，“室于怒，市于色”即”怒于室，色于市”。
这种“倒句”很可能是远古汉语语法的残留，不明所以，就会不知所云。
又如“大名冠小名”，是古代汉语语法中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这一点，清代学者已发现，如王引之说:
“《礼记﹒月令》：
‘〔立夏〕行春令，则蝗虫为败。
’引之谨案：
‘蝗虫’皆当为‘虫蝗’，亦犹《礼》言‘草茅’，《传》言‘鸟乌’，《荀子》言‘禽犊’，今人言‘虫蚁’耳。
”俞樾则明确提出了“大名冠小名”的构词条例，他说：
“古人之文，则有举大名而合之于小名，使二字成文者。
如《礼记》言鱼鮪wěi，鱼其大名，鮪wěi其小名也；《左传》言鸟乌，鸟其大名，乌其小名也；《孟子》言草芥，草其大名，芥其小名也；《荀子》言禽犊，禽其大名，犊其小名也。
皆其例也。
”
〔五〕训诂学与修辞学
除了文字和语法之外，修辞学也和训诂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比方“互文”，这是一种修辞现象，指的是上下相对的两句或同一句的前后两个部分参互见义，以使行文简洁而富有变化。
古文中互文的现象比较多，不明其例就会导致理解错误。
例如“互文”：
柳宗元《捕蛇者说》：
“殚其地之出，竭其地之入。
”这两句是互文，就是把田里的出产和家里的收入都用完了，不一定要把这两句逐句分开来解释。
又《捕蛇者说》：
“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huī，横行、骚扰〕乎南北。
”这两句也是互文，不是说悍吏来乡，只在东边西边吆喝叫骂，只在南边北边冲撞骚扰，而是吵得四面八方〔即东南西北〕都不安宁。
又，白居易《琵琶行》：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这句也是互文，意思是：
浔阳江上送客，主人和客人一起下了马，一起下了船。
如果照字面意思理解，主人下了马，客人在船上，又怎么能够举杯共饮呢？
又，杜牧《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沙，暮宿秦淮近酒家。
”以前有人把第一句翻译为“烟笼着寒水月笼着沙”，从字面上讲是通了，但是这句诗所包含的意义却没有说明白，因为烟只笼着水，月只笼着沙，从道理上说不过去，如果把它们说成是互文，意思就准确多了。
又《汉书·货殖传》：
“頫有拾，卬有取。
”“頫”、“卬”互文，“拾”、“取”互文，是说俯仰皆有所拾取。
再如“对文”，这也是一种修辞现象，指意义相反或关联的词句相对成文，对文对于辨析词义和考订文字有一定的作用，如《庄子·山木篇》：
“庄周游于雕陵之樊，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翼广七寸，目大运寸，感周之颡而集于栗林。
”其中“目大运寸”之“运寸”，晋司马彪曰：
“运寸，可回一寸也。
”对此，王念孙说：
“按司马〔彪〕以‘运’为‘运转’之‘运’，非也。
‘运寸’与‘广七尺’相对为文，‘广’为横而‘运’为纵也。
‘目大运寸’，犹言目大径寸耳。
《越语》：
‘句践之地广运百里’，韦注曰：
‘东西曰广，南北为运。
’是‘运’为纵也。
”就是说，王念孙首先注意到“运寸”与“广七尺”为对文，由此推断“运”、“广”相对为义，“运”是“纵”的意思，指的是眼睛的直径，然后才与《越语》韦昭注相印证。
又《诗经·小雅·正月》：
“哿〔ɡě，欢乐〕矣富人，哀此惸〔qiónɡ，孤独无依的人〕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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