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文学与文化研究.docx
《第八章文学与文化研究.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第八章文学与文化研究.docx（40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第八章文学与文化研究
世界上并没有独立于人类普遍精神现象之外的单一的文学与文学批评，T．S．艾略特曾经说：
“文学的伟大价值不能仅仅用文学标准来测定”。
T.S.艾略特.宗教与文学.见：
艾略特文学论文集.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237
第一节文学与文化的关系
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在长期的进化发展过程中，不仅能够认识和改造客观自然，而且能不断地审视自我、发展自我。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他的文化哲学名著《人论》中指出：
“人被宣称为应当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态的存在物。
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这种批判态度中”（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8
一文化的系统论观照
对于“文化”，无数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说，其定义以数百计。
有描述性的（如迪尔凯姆）、功能性的（如马林诺夫斯基）、价值论的（如李凯尔特）、符号论的（如卡西尔）、规范性的（如索罗金）、结构性的（如列维一斯特劳斯）、进化论的（如泰纳）、地理性的（如斯密特）、历史性的（如博厄斯）、发生论的（如皮亚杰）等等，众说纷纭。
但有一点是大家都同意的，即“文化”是与“自然”对应的概念，是人的创造性体现。
也许，对于“文化”最精练的表达，莫过于“文化是人类创造的总和”。
“人类创造的总和”，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整体。
既包括动态的创造过程，也包括累积下来的形态化的成果；既有外在的物质化的制品实物，也有内在的观念形态的东西。
用系统论的观点看，文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它由众多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子系统，按一定的方式结构而成。
美国人类学家克鲁克洪的文化定义，就体现了系统论的思想：
“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含了显型样式又包含了隐型样式；它具有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
（美）克鲁克洪．文化的概论．见：
肖川．教育与文化．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11
系统论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
系统是由具有确定特性的众多元素组成的有序状态的整体，体现为一定的结构方式。
而这个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整体与环境以及不同的层次之间的信息、能量、物质的联系与交换，从而带给系统以灵活性和可塑性，以协调系统与另一系统的关系。
系统具有层级性，一个系统对于更高一级的系统来说，它只是一个子系统；而一个子系统对于低级要素来说，它又是一个母系统。
运用系统论的这些基本原理，对文化系统进行分析研究，我们可以看到：
文化是一个不断创造、变迁的过程，文化按照它自身的规律演变发展；文化内部的各个要素按照各自在文化演化中的功能处于一定的地位，各要素之间既有相辅相成、协调补充的一面，又有矛盾冲突、互相排斥的一面，就是在这种协调与矛盾的辩证统一中，保持文化的动态平衡和发展。
将文化系统作静态的结构分解，一般将文化分析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子系统。
这种分析当然把文学艺术列入精神文化的系统中。
有论者通过深入研究，看到艺术文化的特殊性。
原苏联当代著名美学家莫·萨·卡冈认为，在艺术创作中，“其中的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不是简单地结合在一起（象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领域那样），而是有机地交融在一起，互相溶为一体，产生出某种第三者的东西，某种物质上独特的现象——被称作‘艺术’的精神-物质价值。
……定形于艺术活动周围的艺术文化不能纳入精神文化的界限内，它在文化的‘空间’中既区别于精神文化，又区别于物质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而这就是说，艺术文化的内部结构具有特殊性，既区别于精神文化的结构，又区别于物质文化的结构，因为它由艺术活动本身的特性所决定”。
（俄）莫·萨·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88～89郭齐勇.文化学概论.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1990.221郭齐勇.文化学概论.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1990.224（俄）莫·萨·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95
二文学的文化制约
文学作为文化系统中最接近精神文化的子系统，其系统功能、特征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与其他文化因素一起实现文化系统的总体功能（构功能）。
无论对文学作品作静态分析，还是对文学过程作动态观照，都可以看到文化对文学的制约与影响。
文学不是一个自在自为的封闭系统，而是与其他文化因素互换信息与能量。
从根本上说，文学受制于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
一般把文学作品分析为内容和形式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
作品的内容与文化的关系无需多说。
人类原始文化时期，有文学的神话内容，以幻想的方式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
农耕文化有农耕文化的文学作品，工业文化有工业文化的文学内容。
文学教科书中所说的文学的“时代性”、“民族性”，实际上是文学的“文化性”的代码用语。
文学形式比内容具有更大的恒久性，与文化的关系似乎不那么直接，但也同样是文化的产物，而且是更为深层、内在的产物。
一个民族盛行的某种文学样式，在另一个民族文学中却是“缺类”；某一时代风行某种文学结构，体现某种风格色彩；诗歌为什么几乎是每个民族文学的第一批产品?
同是古代诗歌，为何古希腊和印度是鸿篇巨制，而希伯莱和中国却是短章小曲?
这些经过一番艰苦认真的分析工作，都可以在文化中找到根源。
18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与清教革命的关系，中国新诗创作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法国哲理小说与启蒙思潮的关系，这些都是清楚明显的史实。
再如20世纪文学结构由时间性（传统的美学理论认为文学是时间艺术）向空间化发展，由线性叙事发展到散点透视，这是以20世纪心理学的成果对外在世界的失望、理性思维向非理性思维演变等文化精神作根柢的。
将文学作为一个动态过程看，文学创作是作家对客观世界的信息加以主观的选择和表现，创作成作品，经过发行流通、到读者阅读接受。
读者的阅读活动本身是一种再创造，赋予作品以新的意义。
读者的阅读效应又作为客观世界的文学信息的一部分，影响作家的文学选择和表现，形成一个环形动态流程。
而且其流程也表现为逆向运动，呈双向运动的复杂态势，可用下图表示（图表三）：
在文学活动过程的几个关键环节都可以看到文化的作用和渗透。
作为文学表现对象的“客观世界”，当然不排除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蓝天白云、湖光山色经常成为文学中的形象，但文学世界里显得更为重要的是人类的实践活动，人的精神、情感，即使是自然环境和物象，只要进入文学、也已经赋予了人的意义，投射了主观色彩，不再是“自然天成”的环境和物象。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是文化模塑的结果。
虽然文学强调作家的创造性才能，真正伟大的作家也力图进行文化超越。
但这种“创造”和“超越”是有限的，难逃“如来佛的掌心”。
尤其是文化深层的东西，积淀为民族意识，作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带着这种意识进行他的文学选择和表现。
马克思曾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一）.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603（法）罗·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30作家总是带着前人的遗产，生活在一定的时空之中。
文学史上虽有时代的叛逆者，不顾时代的风风雨雨，躲在艺术的“象牙塔”中营建“永恒的美的世界”，但把眼光越过具体的行为，在整个文学历史的长河中逡巡，时代的现实文化在作家的创作中留有明显的痕迹。
就是我国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英国19世纪的“湖畔派”诗人，他们的创作中又何尝没有时代之光的烛照?
“退隐避世”本身就是对现实文化的一种选择方式。
时代的重大事件直接影响作家的产生和成长。
法国学者罗贝尔·埃斯卡皮曾对19世纪英国和法国作家的出身和职业进行归纳分析，得出下列数据表格（图表四）（法）罗·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30
类别
英国
法国
双亲%
本人%
双亲%
本人%
悠闲的贵族
18
2
8
0
僧侣
14
4
0
4
军队、海军
4
2
24
4
自由职业、大学
14
12
16
8
工业、商业、银行
12
2
20
0
外交、高级公务人员
10
8
4
16
低级公务人员、职员
8
10
8
8
文学艺术界
8
44
8
52
政界
2
4
4
8
技术界
2
2
0
0
体力劳动者、农民
8
10
8
0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重要事实：
英国出身贵族的作家比法国高10％，英国教士后代当作家的很普遍，法国却是军人的后代当作家比率最高。
两个国家的工商业和自由职业阶层都产生了一大批作家。
分析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英法两国都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第三等级”成为社会文化的主体，但英、法两国革命的程度不同，英国革命后，贵族仍享有某些特权；而法国革命几乎把贵族消灭殆尽。
“作品的发表流通”是联接作者和读者的中间环节，它把作者的个体行为引向社会群体。
在文学产生发展的初期，作者本人承担起发表流通的工作，他的当众朗诵就是一种发表。
以后有了“行吟诗人”，他们既吟唱自己的作品，也演唱别人的诗作，从事文学的传播。
随着印刷术的出现和完善，印刷出版成为文学流通的最主要手段。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影视、电脑作为文学流通的媒体正在发展。
这种文学流通方式的变化，决定于物质文化、技术手段的发展。
而文学流通方式的发展，无疑对文学的发展、文学的社会影响面、文学在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和功能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出版无疑是当今文学流通最主要的方式。
并不是任何作品都能进入流通、得以出版。
出版部门面对呈交给他们的大量作品，首先经过一番选择工作。
出版者以他想象中的读者群为选择依据，主要考虑两个问题：
作品能否受到一定数量读者的欢迎?
作品是否符合社会所要求的价值规范，前者是经济效益的·考虑，后者是社会效益的考虑。
这双重效益的考虑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的选择。
在这种选择中，群体的美学——道德体系、维护现实稳定的政治体系起着重要作用。
审查制度、文化市场管理制度对文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世界上虽然也有仅为自己阅读而写作的东西，如日记。
也有过作家宣称写作只供自己看的作品。
但日记不是真正的文学，只要是传世的作品，就有作家自己以外的读者。
我们试着设想：
如果作家写作的作品，总是锁在抽屉中，死前将它焚毁，真正写给自己看。
这样的文学虽然也是人的创造，但它与文化的社会性本质相悖。
作为文化因素的文学，是经过流通发行，达到文学消费的读者阅读，在审美感受中获得群体的自我审视和自我超越。
然而，读者的审美阅读活动，并非消极地被“本文”所主宰，而是在“期待视野”中积极参与创作，赋予本文符号以新的意义。
因而不同的读者对同一作品有不同的审美感受，表现出审美差异。
读者的这种“期待视野”，是文化综合作用在读者的文学阅读时的表现，不同的文化模式，不同的文化结构，不同的文化心理等综合成不同的“期待视野”。
在文学活动的“读者阅读与接受”这一环节中，文化以“期待视野”的形式作用于文学。
事实上，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已经有一个想象中的读者群。
这一虚构的读者群作为对话者，在创作过程中与作家交流信息（虚构信息），影响制约着作家的创作。
作品完成后，真正的读者也许与作家想象中的读者不一致，但读者的“期待视野”作为信息反馈，一方面从表现对象——客观世界影响作家的再创作；另一方面从作品的流通发行方面，同样影响作家的创作。
匈牙利学者阿诺德·豪泽尔认：
“艺术不是‘人类的母语’。
艺术语言的产生是缓慢的，而且是很困难的。
它并不是从天上落到人的怀抱之中的，也不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
它的产生不是自然的、必然的或有机的；一切都是人为的，都是试验、变化、匡正的结果，都是文化产物”。
（匈）阿·豪泽尔．艺术社会学．上海：
学林出版社，1987．29
文化作为文学的高一级系统，其整体功能制约着子系统的功能。
与文学（大而言之是文艺）平级的其他文化子系统和文学也有着相互影响的关系。
深入一步去分析，可以看到，其他文化要素对文学的影响有亲疏的不同层次之分。
从共时性角度看文学与其他文化要素的关系，我们认为对文学影响最大的是道德文化和宗教文化。
文学、道德、宗教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外在的和内在的世界）的不同方式，其着重点不一样，也各自有其自身的传统和演变规律，但三者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它们是三个相交的圆，有两圆相交的部分，也有三圆相交的部分，如下图（图表五）：
以“向善”为理想和导向的道德系统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行为规范、社会价值和人生目标的综合系统。
它以善、道德理想、道德原则、价值方针、道德动机、道德评价、良心等为主要意识范畴，成为文化大系统的核心部分，即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
“它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既在情感节操、行为意志方面，鼓舞人们坚持进步，不断超越，又在理智良知、思想认识方面，教导人们如何生活，如何做人。
它以应该、正义、合理、人道、美好、善良、高尚、幸福、光荣等伟大的人的文化旗帜，改造着社会、冶炼着人生，使人类自我创造，自我发展的道路，沿着文明的方向不断延伸”。
胡潇．文化现象学．长沙：
湖南出版社，1991．350王朝闻主编．美学概论．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1．29善和美都以符合客观规律的“真”为基础，而美又以善为前提。
从根本上说，作为创造美的文学，是满足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实现人类精神追求的利益。
这种“满足”和“实现”的根本依据是善——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推动人的进化和完善。
宗教和文学是人类精神的一对孪生兄弟。
它们几乎同时诞生在对茫茫苍穹的膜拜之中，在人类精神生活史上，文学艺术曾经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依附于宗教体系，宗教成为文艺的载体。
随着对事物认识的精细化，意识部门化，文学从宗教中独立出来。
但宗教对文学的影响从没间断，宗教思想、宗教传说、宗教习俗、宗教语言渗透在文学之中。
无数作家从宗教中获得创作灵感，运用或改造宗教题材。
宗教甚至影响到文学发展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道德、宗教、文学分别追求的善、灵魂拯救和美，都表现出一定的理想色彩，因而与现实文化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距离以宗教最大、道德最小、文学居其间。
三者作为精神活动、知、情、意互相关联，互相作用，其中“情”扮演异常重要的角色。
情感是道德、宗教、文学活动中最活跃的精神因素，它们往往是以情感的渗透、诱导、感染，让人们作出情感性选择而产生其社会效用。
从历时性的角度，我们可以把演变发展的文化分解成为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两大部分。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随着文化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在一个比较封闭、相对稳定的文化环境里，传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比较大。
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在长期发展中保留、沉积下来，比较适合民族生态环境、民族心理的部分，往往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在缺乏内部、外部的新因素刺激的情况下，传统文化会凌驾于现实文化之上。
但如果社会内部发生剧烈动荡，现实文化的影响大于传统文化。
现实文化以政治文化为代表，政治运动，政权更迭，战火狼烟，都对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意识形态以巨大冲击。
从文化角度看，社会动荡就是原有的文化系统结构发生裂变，由打破原有平衡达到新的平衡的重组过程。
在重组过程中，现实文化成为异常有力、活跃的因素，它支配制约着其他文化要素。
如果社会剧变的“荡源”不是出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两种不同体系的文化发生冲撞，这时候文化影响文学的情况比较复杂，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都会尽其所能地做出各自的“表演”。
社会的剧变，首先是一场现实的变革；与外来文化冲突，民族传统作为文化“反弹”也得到强化。
一般而言，接受主体是一种主动的“对外开放”，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拥抱外来文化，这时现实文化起的作用很大；若接受主体对外来文化不持欢迎态度，而是迫于某种因素不得不接受这份异域“厚礼”，这时文学作为一种超越现实的手段，民族传统文化之魂神游其间，传统文化的太阳高悬于文学殿宇之上。
三文学在文化系统中的独特性
文学作为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既受到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同时，它又有区别于其他文化子系统的独立性和自身的功能，显示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有论者将人类作为活动主体、分析其得到社会允许和必需的基本活动，结论有四种活动：
改造活动、认识活动、评价活动和交往活动。
而以人作为客体对象的艺术活动，却将上述四种活动融为一体，“它同时兼有对世界的认识、对它的价值理解、对它的理想改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物质改造），最后包括主体之间交往的形式”。
③（俄）莫·萨·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69、276李铁燹．思维·文化·现代艺术．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59
对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人们常用“镜子”的映照作比喻。
这里的生活，当然是人的生活，换言之也就是文化。
卡冈就直接用镜子设喻文学艺术对文化的作用：
“艺术能够争取到文化自我意识的作用，艺术仿佛是一面镜子，文化从中照见自己，并且只有认识自己的同时，才能认识它所反映的世界”。
③然而比喻总是蹩脚的，用“镜子”说譬喻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只能是一种形象、通俗的说明，而决非科学的表述。
文学对文化的“映照”，不是囊括万物的准确定影，而是以美为终极追求的，对文化的本质特征的反映，是经过作家审美过滤、抛却许多文化事象、深入到文化的内在深层，反映出这一文化区别于另一文化的独特结构、独特内涵、独特规律，从而获得对这一文化的审美的、完整的影像。
文学作为“小文化”，它的审美性和完整性导致它两个方面的文化功能：
对文化的超越和成为文化的载体。
先看文学的文化载体功能。
文学以人、社会和自然作为表现对象，反映文化的内在本质，当然要求对文化作真实的记录，成为一种形象的文化载体，让文化主体得以观照自我、认识自我；把动态发展的文化凝固为静态的物化形态。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卡冈才称文学为“文化的自我意识”，它是文化的缩影。
因此，从各民族的远古神话中，可以看到各民族早期的思维方式和心理。
通过荷马史诗，能够了解古希腊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家庭、风物等文化现象和深层的文化观念。
也因此才有但丁的《神曲》“是欧洲中世纪的百科全书”之说，才有歌德笔下的《浮士德》“表现了新兴资产者三百多年的精神发展史”的评论，恩格斯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学到的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的著作中所能学到的还要多”。
恩格斯．致哈克纳斯的信（1888年4月）．见：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37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2．42……当然，文学的文化载体功能不仅是表现在个别作家、个别作品当中。
宏观地、整体地看，一种文化模式、一种文化的历史类型，一种文化的变迁与发展，不同体系的文化冲突和交流等，都清晰、生动、完整地在文学中得以表现。
文化模式是一个文化体系内诸文化要素协调一致的整合状态，是具有一定稳定性的文化深层结构。
比较中西的文化模式可以看到：
在诸文化要素的构成方式上，中国传统文化是以道德和政治文化居中心地位；西方文化以宗教和科学居主导地位。
西方文化的发展是以上古的希腊文明、中古的基督精神和近代以来的科学知性为潜流。
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文明，公认为有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两个方面。
日神精神指理智的科学精神，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为代表，酒神精神指狂热、玄想的理念追求，以苏格拉底的宗教数理哲学为代表。
希腊的宗教哲学思想经圣保罗、奥古斯丁等的发展与从希伯莱引进的基督教合流，基督教成为西方人精神生活的中心。
古希腊科学哲学由斯多噶派继承和发展，成为近代科学的基础。
西方的近代文化，是在科学与宗教二者的冲突与激荡中发展，二者相反相成。
对于中国文化，有人论道：
“通过对传统价值取向、理想人格、社会心理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考察，我们可以抽绎出最一般的、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对民族发展影响最深远的本质特征：
一心趋善、热衷求治。
因此，可以将中国文化类型概括为伦理型、政治型”。
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324这里是从“文化类型”角度，对中国文化特征的概括，如果从“文化模式”的角度看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国文化是以伦理道德和实用政治为主导的文化模式。
中国文化成熟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宗法社会，血缘家族成为社会基础，宗法制和宗法观念孕育了一整套道德行为规范，“三纲五常”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准则，并泛化为普遍的社会心理。
处于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地位的儒家学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导向，以道德自我完善为第一价值取向。
虽有人称它为“儒教”，它也有祭奉祖先的一套仪式，但其宗教意识服从于道德意识，它更是一种经世致用的伦理政治学说。
中国文化思考的不是人与超自然的神灵的关系，也不是人与自然真实关系的把握，集中思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求得大一统社会的长治久安。
中西不同的文化模式，完整生动地映现在中西文学中。
首先，从文学母题看。
在西方文学里，无论古希腊的神话，还是20世纪现代主义的创作，其中一个突出的母题是：
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作为生命个体，人显得多么渺小，人面对各种各样不知由来的敌对力量，作出苦苦的挣扎和种种抗争。
这种敌对力量虽然表现为外在的命运或内在的人性中的恶魔，但实质上都是宗教中那个万能的神。
因而，西方文学关注的不仅仅是现实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而是人与神的关系，往往表现出对人生价值的终极性关怀。
这样的文学母题不仅以宗教意识为根柢，也是人的真实处境的客观把握，蕴含着科学意识。
中国文学中最重要的母题是劝恶从善，文学直接承担起“教化社会”的任务，是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手段。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中国叙事文学的基本情节模式。
人生的幸与不幸，决定着自身的行为；而行为的当与不当，就看它是否符合忠、孝、节、义等道德规范。
因而，中国文学关注的是现实中的人的行为，而这又不仅是个人的幸与不幸，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太平。
不少论者认定，中国文学在本质上是现实的、人间的文学。
对此，我们还可以举中、西爱情诗来佐证。
西方爱情诗很大一部分是对爱的力量、价值、意义作理性的探讨；中国爱情诗写实实在在的独守空房的孤寂、双双厮守的愉悦。
西方诗爱的对象多为圣洁、飘逸的女性；中国诗爱的对象都是些普普通通的妻子或丈夫。
西方爱情诗的氛围具有宗教色彩，对有情人死后的结合非常确定；中国爱情诗更具生活气息，对死后的世界表示怀疑。
西方往往表现情人之爱；中国大多表现夫妻之情；西方诗人抒写对娇美、温柔的恋人的爱的倾诉；中国诗人写的多为“闺怨诗”、“悼亡诗”。
其次，从文学形象看。
西方文学多为抗争型人物，从古希腊的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到浮士德、鲁滨逊、于连，再到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存在主义作家笔下的自由选择的人们，他们与神力、与命运、与自然、与社会、与人生的窘境作着种种抗争，在抗争中显示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文学多顺从型人物，顺从与天道合一的道德律条。
中国文人最大的叛逆就是弃儒从道——隐逸山林，自叹生不逢时。
中国文学中显示的人生价值和意义是以最大限度克制自我、服从伦理规范，在社会为你安排的等级位置上承担起你的责任和义务。
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是典型的道德演绎，刘、关、张桃园结义并由此繁衍的故事，实质上是一曲忠和义的颂歌。
刘、关、张三兄弟，大概刘备有野心，张飞有个性，只有事事顺从、温文尔雅又武艺高强的关羽是最理想的人格模式，因而他成了一尊受人膜拜的神——关帝。
孔明虽然足智多谋、料事如神，但他并没有获得“神”的殊荣，因为孔明显示的是“才”，关羽显示的是“德”。
德远比才重要，无才社会可以平安（但难以发展），无德就危及“天下太平”的最高社会理想。
《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中似乎不乏抗争的人物，梁山好汉劫富济贫，惩治朝廷命官；齐天大圣闯龙宫闹天庭，横冲直撞，唯我大圣；贾宝玉虽为七尺须眉，却偏视功名为累赘，在脂粉堆中讨愉悦。
但水浒英雄最终招安纳降，不失为一面忠义的旗帜；孙猴子在紧箍咒的束缚下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后终皈佛门；宝玉的叛逆，缺乏明确的目的性意识，一切行为似在梦境之中。
再次，从文学风格看。
西方文学有着浓烈的悲剧色彩，中国文学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