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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为何重视人文教育生塑造完整人格
美国大学为何重视人文教育：
为人的一生塑造完整人格
徐贲
2015-10-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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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徐贲教授新著《阅读经典：
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近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5年10月）。
徐贲在该书前言里介绍说，“这是一本介绍我在美国从事人文教育的书，以我自己对人文教育理念的认识、日常授课的教学经历与体会、个人学术兴趣和问题意识为出发点，是我自己的经验之谈。
国内教育、知识界人士常有将“通识教育”误以为就是“人文教育”的，这可能是因为谈论“通识教育”的人士自己并没有从事人文教育的实际经验，只是在理论层面上随意发挥。
其实，在美国大学的实际课程设置和教学目标中，人文教育（liberaleducation）和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两种不同的课程。
”
那么，他所亲历的人文教育是怎样的呢？
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该书《我所亲历的人文教育》章节。
2009年10月8日《广州日报》报道，中山大学新创博雅学院，通过通识教育打造“无专业精英”，宣言“学生的人生榜样不是亿万富翁，而是学富五车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
大学为普通大学生提供“通识教育”（或称博雅教育，generaleducation），把着眼于自由人、全人的教育（即“人文教育”），而不是单纯的专业或技能知识传授，作为大学教育的基础，我是很赞成的。
我本人在美国大学从事人文教育（当然还教英语系的专业课程），已经20多年了，始终将此视为我教授生涯中最有意义的一部分。
在我任教的学校里，人文教育课程是所有学生都必须在头两年里修毕的，是通识教育的一部分，不可能渊博、精深到那里去。
它不以培养“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为目标，事实上也没有这个必要或可能。
美国其他高等学校的人文教育基本上也都差不多。
这是一门为所有的普通大学生设置的课程，学生们都有自己的专业，人文教育是为了帮助他们增进思考、判断、与他人对话、协作的能力、了解人的价值与自身弱点、提升社会责任感和公民素质，是普通人而不是精英的教育。
一、从知识到智识
教育的目标不能脱离具体的学生结构、受教育年限、可操作的课程设置、师资条件、知识性质和活动范围，人文教育也是如此。
人文教育课上的知识不是专门的学科知识（subjectknowledge），而是普通知识。
我所任教的大学为全体学生提供人文教育，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以后也会从事各自的专门职业，学校不会以成为“无专业精英”来为他们设定人生目标。
学生们的专业有文、理之别，但是，人文教育的6门课程（经典阅读4门和写作2门）是每个学生必修的。
此外，每个学生还必须修满8门“通识教育”的课程。
其中，宗教研究2门；数学1门；自然科学：
生物、化学、物理与天文、环境与地球科学中选1门；人文学科：
艺术史、传媒、英语文学、外语、神学中选2门；社会科学：
人类学、经济学、伦理学、历史、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选2门。
我本人在英语系有时开一门“文学阅读”，就是一门英语专业学生必修和其他专业学生都可以选修的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的目的是拓宽学生们的知识面，它的课程有专门的“领域知识”（subjectknowledge），由专业老师来传授。
例如，数学是数学课的领域知识，必须由数学教授授课，对修这门课的英文专业学生（通识课）和数学专业学生（专业课）的专门知识要求是一样的。
与通识教育的专业课程不同，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经典阅读和写作）没有专门的领域知识，而是有自己的三个主要特点：
一，它强调的是以思考（thinking）、理智（reason）、判断（judgment）能力为主要特征的智识，不是某种领域知识；二，它要求于学生进行以“常识”（commonsense）和“普通知识”（commonknowledge）为本，以亲近智慧为目标的知识活动，不以积累和提高专门知识为目的；三，它的“知识”产生于“对话”，而不是“传授”，在运用知识时重在说服的过程，而不是最后的真理，因此特别与公共说理有关。
就体现这些特点的人文思想讨论而言，经典阅读比写作更能体现人文教育的特色，经典阅读的任课教授来自各个系科（都接受过上这门课的统一训练），完全不受各自专业背景的限制，充分体现了人文教育无知识边界的理念。
我们学校对经典阅读提出的具体人文教育目标是：
“为学生提供会面和分享共同经验的论坛，以此培养一种真正的知识群体同伴关系（collegiality）——在来自所有系科教师的引导下对共同的文本进行阅读和讨论。
参与者们与影响世界的文本之间形成协作性对话（collaborativedialogue）。
通过这种对话，一、增进学生精读文本，进行有理解和思考力讨论的能力，二、培养对知识的好奇，健康的怀疑和开放的思想，三、了解人类知识的多样性和不同运用，以及知识的整体性，四、重视探索的过程和意义的发现，五、关注自己的人性和人类境况的不同与统一。
”
人文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人的心智解放和成长，美国威斯理安大学（WesleyanUniversity）校长迈克尔•罗斯（MichaelS.Roth）在《大学之外：
人文教育为什么重要》（BeyondUniversity:
WhyLiberalEducationMatters）一书里特别强调这一人文教育的理念。
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院长克里斯托弗•内尔森（ChristopherB.Nelson）在评论这本书时指出，“罗斯是在约翰•杜威（JohnDewey）、理查德•罗蒂（RichardRorty）和马萨•诺斯鲍姆（MarthaNussbaum）等杰出思想家那里找到了对高等学校作用新观念的支持：
高等教育必须超越‘大学校园’，显示自己是最高使命的教育——即为人的一生塑造完整人格”。
这个理念主要是在人文教育课程，而不是在一些通识教育的专业课程（如初级的数学、物理、外语）中被充分体现的。
当然，在一些人文专业课上，如程度较高的哲学、政治哲学、历史、文学（史）、艺术（史）、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也会涉及多种人文问题，但因为有专门知识传授的任务，不可能把教学活动完全定位于人文思想讨论。
通识教育不能代替人文教育，这是因为，人文教育的重点不是单纯的专门知识传授或灌输（通识教育的目的仍然是补充学生专业知识之外的专门知识），而是基于独立思考、判断、价值认可、尊严意识的，对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讨论、说理和对话能力的全面培养和提升。
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这样的高等教育理念有了比从文艺复兴以后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重要的意义。
人文教育需要与时俱进，不能墨守成规、因循守旧。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的观念本身在发生变化，“学富五车”在巨大的知识信息面前也早已显得沧海一粟、微不足道了。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的知识理想是类似于“学富五车”的渊博学问。
他们把积累知识当作知识的主要目的，至于积累的知识是否真实、可靠，则不是重点。
因此，确实的和道听途说的知识往往混杂在一起。
如果一个人能把同一个意思以许多不同的变化方式说出来，那他就是一个知识丰富、学问渊博的人。
伊拉斯谟的《论词语的丰富》就是一部这样的知识渊博之书。
书的题目DeCopia的意思是“丰饶”、“丰富”。
丰富的知识是在阅读中获得的，阅读当然需要思考，但那是一种积累而不是批判意义上的思考。
文艺复兴时期，思考就是有目的地将可能有用的知识有条理地加以归类和收集，记在脑子里。
阅读也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种精细、持久、有条理的思考教育。
《论词语的丰富》的最后一部分讲的是如何使用笔记本收集有用的知识材料，这成为文艺复兴时人文教育最广为采用的方法，当时的人文主义者把阅读看成是对整个知识领域的探索，因此，每个有志于从事写作的人一生至少得把古典通读一遍，必须有了这样的知识准备才能开始写作。
把希腊和罗马文学拆散成为“笔记”，为的是使它化为许多便于记忆或在运用中可以重复的现成材料。
这当然是一个极大的工程（令人想起钱钟书的《管锥篇》和他做学问的方法），而尤其令我们赞叹的是他们的记忆功夫。
记忆力好的人在知识上处于优势地位，就如同冷兵器时代气力大的人在战斗力上处于优势地位一样。
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随着知识观的巨大变化，大部分以前被看作很特殊、很稀罕的知识已经变成了很普通也很容易得到的普通信息。
21世纪，便捷的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亿万人信任的“人类知识总和”。
然而，今天的信息便捷是否就意味着学生更有知识呢？
我曾经对人文教育班上的学生们提出这个问题，让他们进行讨论并发表自己的意见。
学生们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但意见相当分歧。
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18至29岁的美国人，有72%认为网上可以获得客观公正的知识。
我班上的情况也是，大多数学生认为，来自网上的信息，如果加以必要的真实性评估（这是他们论证写作课上的学习内容之一），可以成为可靠的知识。
还有的学生则表示，这种“我们全都有了”的知识（thisnow-we-have-itknowledge）并不一定是他们需要的知识。
网上的知识既是好事，又不是好事；既是方便，也是负担。
好事或坏事都是因为“信息太多”。
好是因为“尽量够用”，不好是因为“不知该用什么好，太费时间，令人困扰。
不知从何开始？
该找什么？
作何用途？
”
于是，讨论便从能否从网上获得知识转向什么是知识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马上就有学生上网查找“知识”的定义，并对班上同学报告说，知识是对某个主题确信的认识，并对之作符合特定目的的使用。
拥有知识就是能用经验和联想来知道和了解某些事情，包括科学、艺术或技巧。
人可以通过研究、调查、观察或经验而获得的知识，但主要还是要靠“学习”别人的知识。
既然要学习，知识传授就很重要，上网便也是一种寻求知识传授的途径。
在这个讨论中碰到一个问题：
网上的信息确实很多，但是，信息是否就等于知识呢？
爱因斯坦说，“信息不是知识”，但他并不崇拜知识，他说，“关于‘是什么’的知识无法打开‘应该是什么’的大门”。
按照爱因斯坦的标准，今天学校里传授的大多是“不是知识的知识”（仅仅是“信息”），与以思考、理智、判断为特点的“智识”相去甚远。
例如，《独立宣言》里“美洲”和“自由”出现过多少次？
你能完整地背诵几首诗、记住多少重要的年代、知道多少名著里的人物、知道多少问题的标准答案、会演算怎样的数学题、记住了多少英语单词或语法规则等等，这样的知识只不过是信息，算不上是有智识意义的知识。
英国哲学家尼古拉斯•麦克斯韦（NicholasMaxwell）写过好几本讨论大学知识的书，他提出，大学需要以提升“智慧”来代替单纯的“知识”积累。
智慧又可以叫做“智识”，是一种特别需要由价值和意义来导向的求知过程，其目的是认识处于物质宇宙中的“人类世界”，帮助学生探究并认识人类世界的丰富性、生存意义和人生价值。
智识的导向可以帮助我们区分技能性的知识与体现人类价值的真正知识（智识）。
例如，电脑传媒技术知识必须在道义价值的指引下才能成为一种真正有意义的智识。
是有智识和智慧的人创造发明了让人类能普遍受惠的互联网，而仅仅有技术知识的人却可能是在破坏它，他们从事的是在互联网上挖坑筑墙，或者欺诈、贩毒、卖淫的犯罪活动。
爱因斯坦说，“人类真正的智识表现为想象，而非知识”，他指的是造福人类而不坑害人类的想象。
这样的想象离不开善良的意愿、积极的意义和好的价值观。
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智慧一直被视为一种“美德”，而非只是“能力”。
智慧是人的一种“入世”而不是“避世”或“出世”的方式，这就是说，智慧是人类在生存世界里有价值导向，有问题意识的知识。
智慧对人类的孕育和滋养使得它有了一种与母亲角色相联系的女性形象（persona）。
希腊传统中“爱智慧”（哲学）来自一个女性的名字Sophia（索菲娅）。
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是富饶的守护神，也是智慧女神。
在罗马人哪里，密涅瓦（Minerva）或帕拉斯•雅典娜（PallasAthena）是智慧的化身，是从大神丘比特的脑袋里生出来的。
她把造福人类的纺织、缝纫、制陶、园艺等技艺带到人间，她的象征是在黑夜里能克服黑暗看到前方的猫头鹰。
智慧是一种良善、光明的能力，违背良善和光明的能力再强，人们也不把它称为智慧。
无数的历史事例告诉我们，能力很强的人可能因为错误的价值观而变得非常邪恶。
互联网时代的学生们最需要学习的是有积极价值导向和批判问题意识的思考能力，而不仅仅是获取一种被叫做“客观知识”，其实不过是唾手可及的现成信息。
以培养这种能力为宗旨的人文教育因此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专业教育可以告诉学生“是什么”和“怎么做”，而人文教育则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和“为什么”？
唯有如此，学习才能从“求知识”提升到更有意义和更高一层的“求智识”。
二、智识教育是“授人以渔”
人文教育以提高学生的智识为主要目标，智识又称“智性”（Nous），是从希腊语的νοῦς来的，经常被作为智能（intellect）和智力（intelligence）是同义词。
它被认为是人类心智所具备的一种能分辨对与错的直觉能力，所以特别与价值判断有关。
在柏拉图那里，智识（nous）常指“见识”（goodsense）或“明智”（awareness），是人的“心智”（mind）的特殊能力，也是智慧的一种体现。
在《克拉底鲁篇》（Cratylus）篇里，柏拉图说，智慧女神的名字（Atheonóa）指的是“神”（theos）的心灵（nous）。
（407b）在《斐多篇》（Phaedo）里，苏格拉底在临死前说，他从雅典的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那里了解到宇宙的智识安排万物秩序，是他思想的一大转折。
亚里士多德把智识看成是只有人类才具有的一种与“理智”（reason）相联系的能力。
他在《伦理学》第四部分里把智识视为一种把握基本原则和事物本质定义的能力，智识是人随着经验的增长而加强的能力，这与年龄、阅历能增长智慧是一致的。
人文教育课堂上的智识虽然与这类古老的智识观不无关联，但强调的却是另外一些与一般学习或知识学习有关的人的普遍能力，其中最为基础的便是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在知识变得越来越“容易”的互联网时代，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突出了。
在线的“维基百科”创始人之一、在线的“公民汇编”（又称“公民纪要”，Citizendium）百科全书的创始人拉里•桑格（LarrySanger）在《互联网如何改变我们（以为我们）所知道的》（“HowtheInternetIsChangingWhatWe（ThinkWe）Know”）一文中说，“好的搜索引擎就像是（占卜）的神谕（oracle），不管你询问什么，都会有回答。
有的回答正是你所寻找的。
但是，有的回答，对不起，只不过是神谕——它很难理解，而且可能是错的。
……知识与信息是不同的。
你很容易从网上获取信息，但知识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同样，学生们很容易在课堂里获得专业知识，但是，要增进能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智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互联网上容易获得的巨量信息造成了拉里•桑格所忧虑的“知识贬值”现象。
他说，“全世界互联网服务积累的信息越多，信息越是容易获得，比较而言的知识就越不稀奇，越无吸引力。
我担心互联网已经大大削弱了人们对知识独特性和知识为何值得追求的感受”。
许多以前被视为难能可贵的知识在互联网上唾手可得，就专业知识的积累而言，年轻学人超过以前那些皓首穷经的积学之士已经不再是什么难事。
然而，他们的智识却未必有同等程度的增长。
知识不等于智识，这并非在互联网时代才如此，但却在互联网时代变得更加突出。
一个“学者”可以有博士的学衔，出版过几十本著作，拥有许多学术荣誉的头衔，却在那里论证大饥荒时代饿死人其实是“营养性死亡”，或者用主张子虚乌有的“人民社会”来否定现有“公民社会”的民主意义。
分辨知识的真伪需要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更是智识，智识是更不容易获得的知识。
桑格指出，信息的“超级丰富（superabundance）其实让获得知识变得更困难了”，当然，他所指的经过思考和判断而可靠的真正知识。
真正的知识是一种“信念”，它必须是经过检验的。
在知识的纸媒传播时代，读者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有经验，有眼光的编辑们的帮助和他们对知识的检验。
今天，这样的检验任务往往落在了读者自己身上，关键在于要能辨认出真实，并将它与虚假区别开来。
我们运用理智或证据来作出决定。
桑格说，“为知识信念提供检验是非常不易的。
这要求我们有好的信息来源、批判性思考，有时还需要知晓统计和数学，并且在理解文本时要非常关注细节。
这些都是花费时间和精力的事情，别人可以给你一些帮助，但这些是你自己必须去做的事情”。
人文教育不只是让学生接受现成的知识，而是让他们学习如何检验知识，并对可靠的知识建立起信念，这是人文教育对学生求知素质和能力的要求。
它与一般知识教育的区别在于，它不是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
在我任教的大学里，授人以渔的人文教育教学大纲有着比桑格的建议更为具体、系统、全面的规定。
人文教育包括两个相互联系但有所区分的部分。
第一是课堂讨论（集体知识活动），第二是写作（个人独立的知识行为），这二者都以阅读为基础，包括对文本提问、分析、理解和释意、评价和批判等等。
人文教育高度重视经典阅读与写作这两门课的紧密结合，这两门课都不属于“专题知识课程”（subjectcourses），都是以授人以渔为目标的。
这体现为具体的教学目标要求。
例如，这两种课共同的学生写作要求分为“批判思考学习要求”（CriticalThinkingLearningGoals）和“交流能力学习要求”（CommunicationLearningGoals）。
学校的教学纲要对此有具体说明。
批判思考要求指的是，“理解和获取知识所必要的批判思考，包括分析、综合、评估。
为此，学生要学会如何辨认、形成和追问自己和他人想法中有意义的问题，如何在展开说理的过程中结合逻辑、细致的观察、反思和经验。
两门写作课的顺序帮助学生们在面对多种不同观点时逐渐提高可靠的判断力，并为他们提供一个论坛，让他们能够对说理论证的不同部分有批判性的思考”。
具体要求有三条：
一、对论点和主张寻找、辨认正反双方的证据；二、对论题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发现、评估论证中没有道明的假设，并对此有所应对。
交流能力要求指的是“增强学生的写作交流能力。
只有当一个人能够与他人有效交流他的知识时，他的头脑才是真正自由的。
学生们要发展交流技能，认识到语言形成思想和经验的力量，学会逻辑、清晰、独创地写作和说话”。
具体要求有四条：
一、能辨认和写作通畅易懂的文章，其特征是清楚细致的组织、连贯的段落和正确的句子；二、有效书面交流要考虑谁是读者和交流情境；三、言之有据的说理，论述清楚有力，论题集中有序；四、在写作过程中提高智识和增强对复杂想法的分析理解能力。
最后一条也就是说，写作本身就是一个思考和厘清问题的过程，有效的写作有赖于清楚有效的思考。
正如乔治•奥威尔说的，“假若思想能败坏语言，那么语言也能败坏思想”。
学习写作，从根本上说是学习以理性文明的，有教养的方式与他人交流，也就是民主生活方式和公民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公共说理。
人文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为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培养有效的成员。
三、亲近智慧、远离愚蠢
人文教育“大学讨论班”的主要内容是经典阅读，从古希腊、罗马、早期基督教、中世纪、文艺复兴、17世纪理性主义、18世纪启蒙思想，到19、20世纪的现代经典，一路下来，学生们从阅读材料中汲取历史上前人具有普遍意义的智慧，而不是某种专门知识（尽管它也可以形成这样的知识）。
整个学习过程倚重的是常识和普通知识，这使得学生们可以自然地去亲近一种既不玄奥也不炫耀的普通智慧。
普通智慧的中肯、贴近、亲切和可贵为他们带来思考愉悦和心得收获，这是人文教育课对学生有吸引力和思想启迪的地方。
智慧的对立面是愚蠢，知识的对立面是无知。
学习知识可以改变无知，但却不一定能改变愚蠢，许多有知识的人士因没有智慧而愚蠢。
人文教育的智识学习目标之一便是识别知识与智慧，并通过这种识别，尽量对愚蠢保持警惕，尤其是在碰到知识或权威人士的愚蠢时，不容易上当受骗。
智慧往往来自阅历和经验，有智慧的往往是年长者。
人文教育所阅读的思想家可以说就是人类家庭中的年长者。
年青的学子通过阅读他们的传世之作来亲近智慧，并远离愚蠢。
远离愚蠢对年轻人尤其不易，因为无论在思想和行动上，青年时期都是人生中愚蠢的高发期。
2013年10月凤凰台“冷暖人间”节目播出了一个题为《难忘朝鲜》的视频，开头是两位朝鲜战场上的敌人60年后在去平壤的火车上相见的镜头。
一位是84岁的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名叫申才清，当年是12军军部参谋。
另一位是前联合国军的战士，79岁的澳大利亚人彼得。
当年是皇家步兵团一名才17岁的机枪手。
两位老人手拉手地唏嘘感叹，彼得说了一句，“那时候我们都年轻，都愚蠢”。
彼得说的“我们”是交战的双方，愚蠢的其实不是那些身不由己，被挟裹到战争中的年轻战士和那些那些流血送命、甚至死后尸骨无存的冤魂，而是那场战争本身。
看到战争的愚蠢，而不是为之感到自豪或光荣，这便是上了年纪的彼得的智慧。
自古以来人们就一直重视智慧与年长的共生关系，人要活到一定的岁数才有能有足够的经验阅历，于是才认识到自己以前的愚蠢。
智慧不只是来自个人的经验阅历，而且更是来自集体的经验积累和总结。
人文教育的经典阅读可以让学生们接触到许多在人类历史上积累的东西。
人类在不同群体生活中形成的源远流长的传统、记忆、经验、教训，积累成为一种共同的被称为是“智慧”的普适性知识。
这是所有人类都可以共同分享的普通知识（sensuscommnis）。
不仅如此，智慧还是一种体现人类共同认可的善和美德的知识，因此，洛克说，奸诈狡猾不能算是智慧，你死我活的残杀也不算是智慧。
美国人类文化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讲过这样一个关于智慧的故事。
科学家观察生活在地球极北地区的一些已经进入停经期的红尾鹿。
老年的红尾鹿中很少有雄鹿，它们差不多都已经在争夺领地的互相恶斗中死去了，母鹿成为鹿群中最年长的领头鹿。
在干旱的时候，只有那些老年的母鹿记得以前碰到这种情况时该到哪里去找水。
春天来得比往年迟的时候，它们知道到哪里去找雪融化得较早的向阳坡。
有风暴的时候，它们知道到哪里去找可以有庇护的地方。
虽然这些母鹿已经不能为种群繁殖后代，但它们仍能为种群贡献群体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记忆和经验。
人类的女性也常常起到这种作用，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一些文化中的智慧化身或象征也都是女的。
在希伯来的Proverbs和Wisdom书里，叫做Hokmah（智慧、经验、精明）的智慧女士（LadyWisdom）是和耶和华一起创造世界的女性。
智慧的话也常常出自她之口。
“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
”她向世人发出呼喊（箴言1:
22）。
她在闹市，“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因为智能是无需也不能隐藏的,妖娆众人都能听到,都可以接触。
可是，她所发出的却是无奈的呼喊,任凭她发多大的声,多次的发声,却没有人理睬,“无人理会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戒，不肯受我的责备”。
结果“你们”遭灾难,惊恐和急难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
（1：
24-28）人无视智慧的呼唤,因为他们是愚顽之人。
人文教育帮助青年学生们亲近智慧，摆脱愚蠢的限制，不仅有个人智识成长的意义，而且还能起到重要的社会教化和优化作用。
一个好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建立在大多数年轻人（如“文革”中的红卫兵）愚蠢的基础上的。
人类的生存与生命延续需要智慧，亲近智慧是为了避免因人类的愚蠢而遭受不幸和苦难，也是为了尽可能地将好生活的理念与经验，以及古人对此的思考传承下去。
智慧是一种有智识的美德，也是一种使其他美德成为可能的美德。
智慧与一个人的性别、智商、学历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智慧是一种美德、知识和经验的协调，是一种与他人有关的，被他人认可的优秀素质。
智慧者有贤德的口碑、行为遵循一贯的道德原则、有自知之明、对他人诚恳率直，因此别人乐意向他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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