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前所未有的寒流正在席卷全球市场后市堪忧概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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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前所未有的寒流正在席卷全球市场后市堪忧概要
一场前所未有的“寒流”正在席卷全球市场！
后市堪忧
最先引爆的是亚太股市。
MSCI新兴市场指数创两周最大跌幅，为1988年有记录以来最差的年度开局。
日本股市暴跌，韩国首尔综合指数[0.87%]创下自2012年以来的新低。
与A股相联的港股呈股汇双杀格局。
港股受汇率波动暴跌创3年半来新低。
受此影响，1月21日，A股午后跳水，临近尾盘，加速下跌，沪指再度失守2900点。
1月22日也是先扬后跌。
“除了受海外市场影响之外，今天市场大幅度下跌，也受到一些内生性因素的影响，主要是由于货币市场利率高企导致市场担心节前流动性紧张所致。
”泰达宏利首席策略师庄腾飞1月21日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外围欧美股市、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调整，港元兑美元汇率的波动引发港股暴跌，也进一步压低A股市场的风险偏好。
”
更为糟糕的是，全球市场也处于“熊市”阴影。
追踪23个发达国家大中市值股票的全球基准指数的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全球指数1月20日显示，与其最近触及的高点相比下跌了20%，意味着该指数进入了熊市区域。
内外夹击引发市场担忧
坏消息还不止这些。
美国原油期货价格1月21日跌穿每桶27美元，为2003年来首次。
金属价格也恢复跌势。
这无疑也加剧了投资者对全球经济增长和需求前景的担忧。
而全球金融市场的集体动荡其实也出于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
“美国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除了1月密西根消费信心外普遍不及预期，12月零售销售、工业生产及PPI环比继续下滑。
”博时基金宏观策略部总经理魏凤春表示，但一个好的方面是，联邦利率期货显示3月份加息概率由此前的50%下滑至25%，这意味着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使得市场对美联储3月份加息的预期大幅下滑。
与此同时，国内情况也不乐观。
六大发电集团耗煤量继续双位数下跌，房地产销量没有延续去年最后一旬的强势。
出口和信贷数据则暗示去年12月经济好于去年10月~11月。
“沪股通资金明显流出，港股通资金持续大幅流入，说明境外资金对A股偏谨慎。
”魏凤春分析。
嘉实基金首席投资官邵健强调，“2016年，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面临的挑战确实比2015年更大，但是‘危’与‘机’一向是并存的，对于真正的投资者，越是下跌，越是会看到更多的投资价值。
”相对而言，邵健偏乐观，他判断，中国正处于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很多产业、企业都会有比较大的发展机会。
展望后市，国泰君安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任泽平的判断是：
正在接近调整的尾声，而且不排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将会不断地创新低。
“如果说2014年、2015年是趋势投资，2016年应该做主题投资。
”
流动性趋紧央行组合操作替代降准
尽管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持续注入数千亿流动性，但是，1月18日以来，资金面还是非常紧张。
市场降准呼声不止。
1月20日，隔夜回购利率飙升至逾9个月高点，货币、债券市场其他利率全面上扬。
银行间隔夜质押式回购最新利率前一日大涨40bp，达2.4%，最高成交价则达到5%。
7天及14天回购利率，最新水平分别上涨了50bp和100bp。
庄腾飞分析，短期的货币市场利率偏高，可能一方面因为春节前的现金备付需求、外汇占款大幅流出和银行间票据风险事件影响，大银行出钱的意愿偏低；另一方面，央行可能鉴于人民币币值的考虑，主要以公开市场操作定向放水为主，而非采取降准的方式全面宽松，因此市场对货币宽松预期一直无法提升。
1月21日，央行再实施4000亿元逆回购组合操作，交易量创近3年新高，同时开展MLF组合操作3525亿元。
4天下来，央行动用逆回购、国库现金定存、MLF、SLO等工具共释放16025亿元资金，净投放13075亿元。
市场人士分析，4日投放1.6万亿元，虽无降准，更甚降准。
此前，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称，这次央行明确了所提供的中期流动性的规模，安排6000亿元以上的资金予以支持，有替代降准作用的含义。
他强调，这对稳定市场预期和利率，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虽然降准预期落空。
市场人士认为，在央行大额流动性支持下，资金面紧张初步缓解，短期资金供给改善。
融通基金判断，未来降息空间也受限，从极限上来说2016年最多只会降息2次。
《中国经营报》记者也注意到，融资余额连续3周减少，低于万亿。
截至1月20日，两融余额规模较月初缩水近2000亿元，仅为9938.67亿元，已是“第十四连降”，与月初比缩水达1967.70亿元。
分析人士称，这反映出市场谨慎情绪继续发酵，鉴于市场心态悲观、外围市场动荡、风险因素犹存，预计震荡筑底格局将延续。
不过，南方基金经理赵凤学观察到的一个数据指标让他认为，目前市场还处于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
2016年1月14日，股指期货和商品期货资产规模分别为359亿元、9290亿元，市场规模占比为0%、0.9%。
二者交易规模占比为49.5%。
这意味着，占资产规模不到1%的股指期货和商品期货，其交易规模却接近中国资本[0.00%]市场当天交易的一半。
“一般来说，期货品种风险高、弹性大，从这个指标上来看，如果二者的交易规模低于正常交易规模的时候，市场往往会达到一个极限值。
”
2015年6月12日股市最高点时，股指期货和商品期货的资产规模分别为2462亿元、10089亿元，市场规模占比为0.2%、0.8%。
但是，其交易规模占比却高达到59.1%。
基于此，赵凤学判断，2016年还是有确定的投资机会。
不过，“在眼下宏观经济流动性环境下，一定要把追求绝对收益目标放在首位。
此外，要把握好时间节奏。
” 赵凤学认为，更好的投资机会体现在今年一季度。
与国内市场相比，海外市场情况又如何呢？
嘉实基金定量投资部总监张自力表示，美元已经进入了一个强势周期，这个周期有着比较深远的政治经济学原因，“但不管如何，一个清晰的投资逻辑就是为投资者获得稳定的海外投资收益。
”
“以主动股票投资为例，资产配置将以美国大盘成长为核心配置，优选超大盘[1.05%]成长股，这是风险收益相对比较好的一个领域；另外必须要存续、投资这些成长股，在经济疲软的状况下，更要有进攻性。
”张自力说。
美国要剪中国的羊毛？
半个中国的财富将浮出水面！
最近一段时间来，随着美国对南海事物介入日益加深，使得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南海权益争端逐渐升级。
美国甚至为了弥补它在东南亚地区一些盟友在非法侵占中国在南海合法海洋权益实力上的差距，派出军舰和战略轰炸机非法闯入中国在南海固有领土，美济礁和华阳礁十二海里内对中国在主权范围之内，进行的人工填岛作业进行干扰，美国这种行为不仅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同时，也使南海局势复杂化、白热化。
将背景拉得再远一些，2012年钓鱼岛争端、黄岩岛争端……梳理一下会发现，今天中国遇到的所有麻烦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国防大学乔良将军乔良指出，美元霸权的建立是从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开始的。
此后，我们进入到一个真正的纸币时代，简单地说：
美国人可以用印刷一张绿纸的方式从全世界获得实物财富。
美国由此变成一个金融帝国，把全世界纳入它的金融体系之中。
这一点，通过40年来美元指数周期图表—“10年走弱、6年走强”，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1971年之后美元指数走低，大约持续了近10年时间。
大量美元去了拉美，给拉美带去了投资拉动，也带来了繁荣。
到1979年，美国决定关掉泄洪闸。
马岛战争打响后，全球投资人纷纷从拉美撤资。
从拉美撤出的资本几乎全到了美国，给美国带来了第一个大牛市。
美国人又拿着赚到的钱，狠狠剪了一次拉美经济的羊毛。
美元指数从1986年又开始一路下跌，10年时间内，美元又像洪水一样向世界倾泄，这次是亚洲。
从“亚洲四小龙”、“亚洲雁阵”等经济繁荣，到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手法与拉美如出一辙。
如潮汐一样准确，2012年，美国又开始为美元指数由弱转强做准备，办法还是老一套：
给别人制造地区性危机。
可以断定，现在轮到中国了。
于是可以看到，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菲黄岩岛争端之后，中国周边的事情层出不穷，一直到去年中越“981”钻井平台冲突，再到后来的香港“占中”事件。
美国人需要制造一次针对中国的地区性危机，让资本撤出中国，去追捧美国经济。
中国人用打太极的方式，一次次化解了周边危机，结果直到现在，美国人最希望的在99度水温时出现的最后1度，始终没能出现，水也就一直没有烧开。
美国人宣布战略重心东移，挑起钓鱼岛争端、黄岩岛争端，阻挠亚投行，如今又搅乱南海局势，背后有着“深谋远虑”，意在制造引发地区性危机的“炸点”，意在阻止人民币成为美元的又一个挑战者。
事实上，作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战对手，中国潜力依然巨大，这个潜力，首先来自另外半个中国财富的复活。
住房货币化改革的完成，让中国城市的土地进入了国民财富的循环圈。
但是，中国仍然有广大农村的土地财富没有货币化，这意味着中国至少还有一半的财富，仍然没有纳入中国的金融大循环。
也就是说，中国在当今的国际竞争中，仍然有一半的潜力，没有发挥作用，它意味着国家金融力量的低估。
现在，是该纠正这个低估的时候了。
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告显示，中国将鼓励房地产开发商降低房价，以消耗一部分库存。
国家将推动地产商的整合，并鼓励他们改变自己的营销策略。
撤销对房屋所有权的过时限制。
评论人士雷思海分析，“撤销房屋所有权过时限制”可以有两个字面解释，一是，对房屋所有权的某些限制要取消。
而目前有关房屋所有权的限制，主要就是土地使用所有权的70年限制；二是，目前对房屋所有权的70年时间规定（实际是土地使用权）要取消。
不管是哪一种，都基本意味着70年土地使用权的延长，甚至是有可能撤销时间限制。
其实，根据《物权法》第149条明确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
合富房地产经济研究院院长龙斌认为，很有可能是国家土地所有权制度的一个重大变革。
目前土地所有权是公有的，使用权有年限，而房屋是私人永久所有的，两者之间存在矛盾，这也是居民关注的焦点。
按照法律规定，如果居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却要被征收房产税。
这对居民来说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法不合理的。
房地产市场和地方财政状况决定了是否征收房产税、要征多少。
目前，地方库存较大，征收房产税可能性低。
可能更多的是为了鼓励居民买房产的信心，为去库存服务，而不是为征收房产税做铺垫。
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澎称，土地所有权暂时不太可能有所突破。
更多的可能是探讨土地使用年限满70年后，如何对接房产税的问题，将可能是未来改革的一个方向。
“城市房屋土地使用期限取消限制的话，农村土地产权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革，它将给农村资产的货币化，插上翅膀，中国的财富格局将因此而巨变。
”雷思海指出。
中国农村货币化的落后，就意味着中国是在以半个中国的财富，在与世界竞争。
还有农村土地这一半财富，没有完全参与到中国的国际竞争之中来。
在以经济与金融为主要竞争舞台的时代，将一部分国民财富排斥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之外，就如同一个人，只用自己的半边身体，在摔跤场上与人摔跤一样，是必然要吃亏的。
过去10年来，中国的财富见证了高速增长，GDP从美国的1/5不到，增长到美国的60%，从根本上而言，是半个中国财富的激活所导致。
而这半个中国财富的激活，最大的源头就是1999年以来，城市住房商品化改革，让中国城市土地财富的价值得到了正常的体现。
花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此前表示，在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城镇化过程当中，如果土地特别是农地不能货币化的话，中国城市化很难完成。
他表示，土地是很多农民最重要的财产，也是在中国最重要的财富之一，一个农民他不能把他现有的土地变现，到城市去定居，没有这样一个融资的方式，任何其他的政府融资都显得微不足道。
对于土地如何货币化，沈明高表示，可以发行土地收益债券，比如说上海的郊区，很多的村里面土地已经基本已经集中，农民每年拿到800块钱一亩的收益，由村里面租出去，然后一年发给农民租金。
800块钱一亩这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这一块土地，一亩地就是债券，假设这个债券的收益率是每年4%，这个土地的面值就是2万块钱人民币。
当然2万块钱人民币农民是不会卖的，但是能不能变成一个债券，让农民在市场上交易，如果有些人认为土地未来是会升值的，收益率也会改变。
当然，城市土地货币化的过程，也带来了分配不公的问题，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随着土地不断地升值，那些越早在城市土地货币化过程中获得土地使用权的人，越是获益最大。
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领域的问题，需要从分配制度上加以解决。
而从全球竞争的角度而言，包括土地货币化在内的中国所有经济要素的货币化，是中国经济壮大的必然之路。
如果中国土地不货币化，它的真实价值就会被严重低估。
因为，中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在世界上是最靠前的，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一半份额，是外资所有。
可见，土地作为经济要素之一，已经非常深入地参与了中国的对外经济往来，但是，这部分应该体现的价值，却被低估了。
2010年10月，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条调查新闻，探秘一群特殊的富裕农民群体。
他们都位于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边缘。
由于靠近城市，它们的宅基地被货币化了。
农民不仅分到了房子，还得到了一大笔补偿金。
这些农民由于接近大城市，率先尝到了农村宅基地货币化的甜头。
这仅仅是中国农村资产货币化的一个开端。
由于历史与制度上的原因，目前农村的货币化程度非常低，农民所拥有的居宅还没货币化，也就是说你不能像城市住房那样自由买卖，当然你也不能拿你的宅基地去抵押贷款了，因为价值没有办法评估。
这样，农民的财富就是死的，这对农民来说，其实是不公平的。
伴随城镇化进程的稳步推进，这一局面将有望改变。
中国农村地区，将像过去10年的城市地区一样，因为城镇化与货币化，而迎来巨大的财富激活效应。
仅仅以住宅货币化来看，7亿农村人口，人均住宅面积即使按照城镇的同等规模、价格按照城镇价格的一半来算，也将意味着近65万亿元的财富将被激活，这65万亿元的财富，不再是没有名分、无法估价、更无法流动的“死水”，而是可以与中国的城镇财富一起，参与国际竞争的“活”资产。
如果再算上农村非住宅土地的货币化，将带来更大的财富盘活效应。
如果在未来1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也就是从目前的7亿，上升到9.3亿的话，年均社会消费额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可以维持20年。
而城市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新增投资需求6.6万亿元，能够替代10万亿出口。
同时每1%的乡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就能使中国居民消费总额提高0.19～0.24个百分点，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能带动居民消费总额增加1200亿元。
以十年作为衡量窗口，从历史历程看，从特定角度归纳的话，中国经济改革历史的十年大致可以归结为土地货币化和资本化的故事，每一个十年也都有催生增长动力的制度性改革和一个新的"增长极"。
第一个十年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结束于1992年（即小平同志南巡）。
从土地周期的角度讲，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事件是农村承包制改革和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改革，前者将农地使用权转让给农民，后者将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通过市场交易卖给外商，这两大制度突破释放了土地作为资产的产出功能，分别实现土地与劳动力、土地与资金的结合，也造就了"珠三角"等的快速增长，使之成为个"增长极"。
第二个十年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结束于2002年。
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事件是房地产住房制度改革和分税制改革，前者将数十年积累的城市住房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市民，使之成为可交易的、有产出能力的"活资产"，这是一次典型的存量资产货币化的过程。
在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和全球化迅速推进的背景下，一个自然的结果是中国的通胀率迅速降低，开启了长达近十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组合"。
后者则完成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一定意义上的财政分权，尽管统一税率和分成比率是固定的，但是不同地方政府之间却可以通过调整工业用地价格来吸引外商投资，以工业用地作为杠杆实现税收收入化，这造就了"长三角"制造业的奇迹，并使之在不足十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第二个"增长极"。
第三个十年始于新世纪的2003年，终于2012年。
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事件是土地"招拍挂"制度改革和加入WTO，一个直接的结果是房地产和出口成为推动中国新一轮长周期繁荣的两大"超级因素"。
如果说第一个十年的土地主题是农地、第二个十年的土地主题是工业用地，那么这个十年的土地主题则是住宅用地。
如果说农地改革为农产品产量增长提供了制度条件、工业用地大量出让为制造业繁荣提供了条件，那么住宅用地"招拍挂"则为土地出让金的大幅增长、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提供了可能。
中国人民银行1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37.40万亿元，同比增长13.7%。
这几乎相当于中国年度GDP的两倍，远高于美国和日本的同一比值，中国经济目前的货币化程度高居全球前列，这使得许多人认为中国货币已经严重超发。
但是中国作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也是正在货币化进程中的经济体，贸易的发展、资源的配置、人口的流动，都需要依托货币化才能更好地进行。
这在全球其他发达经济体中也是已经证明了的。
用周小川的话说，超发是货币化这副药的副作用。
但副作用也会带来危害，其直接的作用就是会带来物价上涨、通货膨胀。
这就需要中国寻找可以吸纳这些超发货币的“蓄水池”。
从2002年至今的十年间，中国货币总量已经扩大了5倍，在这个过程中也在寻找可以缓冲的领域，例如股市的不断扩大，房地产十年间的规模扩大和房价上涨，充当了吸纳超发货币的巨大“海绵”，这种吸纳作用至今还无可替代。
但是，股市扩大的规模效应在减弱，房地产市场紧缩政策的执行也将对吸纳资金有心无力。
那么土地的货币化将是中国下一块吸纳超发货币的“海绵”，不仅农村土地计价会引入巨量资金到农村去，而且会促使农村加快建设和城镇化，这都将为货币留下一个大的蓄水池。
可以说土地货币化之后的农村将是超发货币的广阔天地，资金在那里将会大有作为。
如果这些钱固化到农村土地市场中，相信其将会减弱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的冲击。
事实上，城镇化的推进，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下一个社会财富大跳跃的10年，并将彻底改变中国的内外需求格局，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不再看外部脸色。
这也将为中国抵御外部经济与金融环境突然恶化的冲击，构筑一道巨大的缓冲墙。
1月25日，国泰君安首席宏观分析师任泽平撰文表示，未来3-5年，中国经济将呈L型走势，能否L得住取决于改革转型和结构调整进展，这是一场改革和风险的赛跑。
任泽平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换挡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其中，2014-2015年，房地产长周期拐点和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企业去库引发的第三波增速换挡。
而第四个阶段是2016年以来，需求侧见底，但供给侧未见底，增速换挡从快速下滑期步入缓慢探底期。
在他看来，近期需求侧经济指标可能已经见底，房地产投资、出口增速等需求侧已经接近中期底部，但供给侧还没见底，产能出清、库存去化、杠杆去化还未大规模开展，短期经济下降压力仍大，但降幅将收敛，经济将在底部进行调整。
未来3-5年经济是L型，即由快速下滑期步入缓慢探底期。
而L型是一种弱平衡，能否保持住取决于改革转型和结构调整进展，这是一场改革和风险的赛跑。
任泽平称，2016年产能出清和去杠杆压力大，很多传统行业企业耗了这么多年可能熬不过去了，弹药已经打光了，供给侧出清的压力越来越大，体制的刚性约束所能兜住的时间是有限的。
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窗口可能已经不多了，要有紧迫感和使命感。
未来中国经济的L型有三种演变前景：
第一种是平滑过渡，类似于80年代中国台湾，边破边立，主动改革转型，虽然台湾并未认识到增速换挡的客观要求，但是没有采取刺激性手段拒绝减速，而是采取了结构改革。
由于制度改革和产业升级十分顺利且提前完成，这就使得台湾在增速换挡期没有经历危机倒逼式调整，呈平滑过渡。
第二种演变前景是深蹲起跳，类似于1973年前后的日本和1998年前后的韩国，先破后立，危机倒逼改革。
第三种是蹲下去起不来，类似于部分拉美、东南亚国家，破而不立，危机后不改革转向民粹。
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未能通过推动改革实现发展模式转换，第二，未能通过改革实现要数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
第三是未能通过改革解决发展的公平性，并对向消费和服务业升级构成制约，第四是改革的顺序和宏观经济管理出现错误，最后是社会利益固化，社会流动性较差。
值得注意的是，能否成功实现经济增速换挡的关键是供给侧改革。
任泽平表示，由于当前经济下行主要是结构性和体制性的，而非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因此政策的应对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改革，而非大规模财政货币刺激。
改革是唯一出路，刺激是最大风险。
面对经济寻底下行应在保持定力、守住底线的前提下，通过推动改革培育新增长动力和构筑新增长平台，从而实现经济平滑增速换挡。
对于具体的政策工具，任泽平认为主要有8点，包括：
当前可考虑通过增发长期建设国债的方式稳增长；实施大规模大范围大力度的减税，提振企业信心，引导市场预期；采取市场和行政手段相结合的方式推动体制内部分过剩产能的市场出清；可考虑剥离现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重新恢复金融体系正常的融资功能；加大服务业开放，大力度放松管制；发挥资本市场在供给侧改革推动转型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在推动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建设社会“完全网”，兜住社会稳定的底线；大力改革市场经济的宏观架构和微观基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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