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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思想与其它生态经济学说的区别与联系

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思想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与联系

本章主要探讨和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思想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的区别与联系的话题,在当今学术界,在生态经济思想研究方面,存在着经典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思想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概括地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思想理论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说既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思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思想理论的修正与改造。

4.1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在目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仍旧存在着一种观点的争论和分歧,即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存不存在生态思想以及马克思生态思想在整个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占据什么地位,在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并非所有的人都主张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们在认识上始终存在着分歧。

首先,我们概括地介绍一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

所谓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本·阿格尔(BenAgger)看来,是这样一种理论,它“认为不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而且生产过程据以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

”它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恰恰因为它是从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中来寻找挥霍性的工业生产的原因的”。

“它把矛盾置于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这一高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主义动力由于环境对增长有着不可避免的、难以消除的制约而不得不最终受到抑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绿色运动,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逐步趋于理论成熟的左翼社会思潮。

它提出了一整套以维护生态平衡为基础,以满足新兴需要为目标,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未来社会理论,并试图寻找一条通向生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道路。

这一思潮作为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结合的产物,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反映了当代生态危机的解决与社会主义的必然联系,也反映了西方社会主义者根据当代资本主义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所引发的诸多新问题而重新深化了的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一些左翼理论家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了当代西方社会主义的演变方向。

因此,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潮的产生发展和思想实质应有充分的认识,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影响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上述一系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威廉·莱易斯的《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本·阿格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安德烈·高兹的《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大卫·佩玻的《生态社会主义:

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格仑德曼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等等。

其次,我们来分析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对上述争论问题的分歧,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赞成马克思主义中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而是反对一些学着坚持这样的观点。

第一、赞成的观点。

大多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都肯定马克思主义中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

帕森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有明确的生态学思想,这主要表现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社会与自然辩证关系的观点。

他还强调,马克思所提出的“对自然的控制”不是为了满足少数统治阶级“赚钱”的目的,而是为了在维持生态平衡的前提下用自然满足所有人的需要。

意大利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西亚那·卡斯特林那仔细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各个时期的主要著作,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生态思想是一贯的、明确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包含了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的思想,包含了不要把人的力量看作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的思想。

肯定派虽然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已经包含有生态思想,但是又普遍认为,他们的生态思想是不成熟的、不彻底的,在他们的思想中并不占重要地位,甚至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人道主义等思想有相互矛盾之处。

而且,马克思以后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重视马克思思想中的生态思想,以致于使马克思主义传统远离生态学主题。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对当代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的理论本身,而在于它的批判精神和它的方法论。

而且,马克思观察社会历史现象,批判资本主义的方法论也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一份宝贵遗产。

第二、反对的观点。

极少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包含生态思想。

阿格尔、格伦德曼和奥康纳是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

阿格尔认为,马克思以及在他之后的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是以不断扩大的作为利润源泉的商品生产为基础的,但是却忽略或者不理解这种浪费性的过度生产对生态系统所造成的危害。

4.2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与联系与分歧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新兴流派之一,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必然联系以及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等问题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但是,在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阐释上,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

(一)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其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恰恰因为它是从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中来寻找挥霍性的工业生产的原因的。

它并没有忽视阶级结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异化理论、人本主义思想、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和社会主义的理论等。

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思想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必然性以及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等。

在马克思眼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遭到无情批判,既是因为它在经济危机中贫乏的经济运作,也是因为它残酷地剥削工人,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把工人贬低为奴隶,阻碍他们获得自我意识。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生态危机已经从局部范围蔓延到全球,严重威胁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遭到人们的无情批判,这主要是因为它具有反自然、反人类的本性,它在压迫人的同时也在残酷地剥削自然界。

在莱斯看来,马克思合理地表明了控制自然不是个别社会变化的重要因素,但是,与马克思进行理论研究的时代相比较,现代社会的技术和阶级意识的状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克思的理论就不得不进行补充和修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重新评价控制自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继承、修正、补充和超越呢?

在奥康纳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可以与生态学相结合的,尽管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着生态感受性的缺失,但它具备生态学视角的理论基因。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路在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态学改革。

(二)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歧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的是实用主义态度,它割裂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方法论,并且使两者对立起来,表现出典型的形而上学立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二个方面:

其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贯穿于理论体系之中,使得自身理论存在混乱和自相矛盾的地方。

由于它把生态问题看得高于其他一切,导致它用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用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

这必然会否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而会取消社会变革,其后果是转移了人们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视线和方向。

这种理论上的软化,导致它在社会革命问题上把消费和人性的异化看作革命的原因,把人的期望看作是社会决定因素。

在它看来,社会变革首先取决于期望的破灭及其意识形态上的革命。

企图通过社会意识的解决来消除社会存在问题,这实质上是种本末倒置的做法。

它将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希望首先寄托于那些有知识、有良知的人们实现思想革命,寄托于这些人自觉意识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

是否具有“生态意识”即觉悟和知识而非阶级立场成为谁是革命的领导者和实现者的判断标准,这种做法否定并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其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本质,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物质生产力和科技进步推动社会发展的理论提出质疑,主张建立一种以生态学视角为基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马克思沿袭了人类主体支配和征服自然的非生态学的传统思路,他把生产力的无限发展看作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条基本主线。

马克思对技术的发展以及生产力的发展满怀希望,他相信生产资料作为公有财产交到工人手里就可以消除剥削与异化。

他没想到的是,技术在不断要求统治,人类主体的生产力在当代生产的发展中已经丧失自身的“贞操”。

由于技术和过度生产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已经严重损害了生态环境,并造成了整体上的生态危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人类应立足于社会发展的现实来尊重自然界,并承认生态环境的统一性、系统性,纠正马克思的那种过分强调征服自然的失误,建立一个以生态学视角为基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

这种新历史观主张“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利益”,“向人们提供非异化的创造性的掠夺,使人们从不必要的有害于生态系统的消费心理中摆脱出来”,使得社会发展“真正植根于人与自然的完全和谐之中”。

4.2.1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联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们不仅应该肯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而且应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远影响。

具体而言,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联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必然性以及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等方面。

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这些方面存在广泛共识,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4.2.1.2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人类学立场,一贯主张人与自然之间维持一种可持续的平衡关系,以此协调社会发展的无限性与环境再生产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完整统一体”的思想,强调应该关注现实的人类世界这一环境思想,这种思想蕴涵着一种可持续发展观的前瞻性,它成为当代环保运动的具体行动指南。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方法和具体内容上都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做了继承。

在方法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以“人类尺度”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具体内容上,他们与马克思主义一样,相信自然与社会是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两者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的。

人类从自然界进化而来,自然则是人的“无声的有机体”。

人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自然性质,同时人类通过实践改造自然界,赋予自然存在社会性。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建构其社会理想即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时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构想。

他们认为,在生态社会主义这样的生态社会里,人们可以自主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真正实现人类自由和人与自然的历史性统一。

尽管生态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并不相同,但它与社会主义一样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超越,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认为,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

一方面,人与自然是不可分离的,它们各自通过对方来规定自己、展现自己;另一方面,它们又是互相渗透、互相作用的,人类作为自然界整体的一部分,必须服从它的内在规律,必须承认外部自然或第一自然的优先性,但是同时人类又可以作用于它所产生的第二自然。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生态系统中的中心地位,但它并不否认自然生态系统内其他自然存在物同样有它们各自的生存和发展的要求。

格仑德曼等人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系统,它的整体性决定了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的统一,人类保护自然、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同维护人类自己的生存权是一致的。

4.2.1.2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必然联系

在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必然性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把近代自然环境问题与当时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他们认为,当时所出现的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和都市化的一个必然后果。

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给人和自然带来的巨大灾难,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自然本性。

具体而言,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给人和自然带来的灾难,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自然的本性。

他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将环境问题与当时社会矛盾联系起来考察的方法,将自然问题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密切联系起来。

它从多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内在必然性,明确主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全球性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同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人对生态环境的支配,指出生态问题主要是由对待自然的“特殊的”方式所带来的。

它强调应该把自然问题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联系起来考察,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去寻找生态危机的原因。

高兹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要不断地去掠夺自然,破坏生态环境。

佩珀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着一种“成本外在化”的趋向。

在资本主义市场法则的支配下,任何企业都不愿意把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纳入生产成本,而是想尽一切办法使这部分成本外在化,即把它转嫁给社会。

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将一些能源消耗大、污染严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掠夺那里的土地、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

拉比卡则进一步指出,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生态掠夺和剥削是一种生态殖民主义,它加剧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4.2.1.3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

在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生产方式必然“扰乱”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导致生态危机。

要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因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生产方式。

故而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一个有计划地从事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

”即共产主义社会,到那时候,“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到那时候,“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社会(即社会主义)才能真正消除生态危机、解决生态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是无法实施生态保护和解决生态危机的。

要保护生态环境,解决生态危机,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代之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因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动机不是追求利润,而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施以生态保护为宗旨的理性,即生态理性。

生态理性就是尽可能用较少的劳动、资本和资源生产出具有高使用价值的东西,而且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可能公平合理地分配劳动产品,限制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点主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动机必然会破坏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实现生态保护。

只有消灭那种仅仅坚持经济理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坚持生态理性和经济理性统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建立新型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彻底解决好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发展的双赢。

4.2.2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区别

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公开宣扬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对资本主义进行了较系统的批判,对社会主义的前景与发展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展望,提出了一些非常深刻的思想。

但是,由于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传统的影响,它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割裂开来,采取抛弃其理论、保留其方法的态度,这就使得它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必然存在着区别。

4.2.2.1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阐释不同

对资本主义矛盾的阐释,主要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修正。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升到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这一高度来进行考察。

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所提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基本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价值实现的矛盾,即生产无限扩大与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它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爆发经济危机。

这一矛盾被奥康纳称之为第一重矛盾。

奥康纳认为,当今社会的生态恶化状况比马克思时代的生态状况严重得多,应该把第三个同样重要的范畴即生产条件引入到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社会理论的两个基本范畴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

在引入生产条件以及使用价值因素后,资本主义与生态发展的对抗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它会引起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

4.2.2.2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阐释不同

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阐释不同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主义模式的修正。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未来的历史归宿,但他们并没有描绘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

斯大林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开创出苏联式社会主义模式,形形色色的其他社会主义模式也相继出现,但是,这些社会主义模式都存在着重大的理论失误。

在人类社会面临生存窘境的时候,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目标显得十分窘迫。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它致力于生态原则和社会主义的结合,探索了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即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在批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模式以及反思超越各种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基础上,它提出自身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途径,探索了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

其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大不同,在于它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绿色的,而绿色社会的实现必须有赖于社会主义。

因而在经济基础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反对自由经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反对任何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主张建立一种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混合型”的社会主义经济。

它不太重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认为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不是决定性的问题,只要掌握了政治上的控制权就可以消除现代化大工业造成的全球性生态危机。

它比较重视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分配,试图通过重新分配社会个人财富,建立一种“共同体财产所有制”。

综上所述,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处于低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重大挫折和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当代社会的生态危机,探索解决危机的途径,这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启示和感悟。

它致力于生态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与完善注入了新的元素。

它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未来社会主义应该协调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这丰富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对我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

参考书目: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1:

54.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

ReinerGrundmann.MarxismandEcology[M].ClarendonPress,1991.

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重庆:

重庆出版社,1989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奥康纳.生产的外在自然条件.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1991

(1)

尼科利奇.处在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M].重庆:

重庆出版社,1989.

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北京:

东方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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