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炼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成功实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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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炼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成功实践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成功实践
胡晓炼
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实践证明，人民币汇改把握了有利时机，选择了正确方向，成绩明显。
一、把握了进一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有利时机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指明了“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汇改方向。
1994年1月，我国摒弃了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人民币汇率逐步回归较为合理的水平，提高了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为我国对外贸易差额由逆转顺创造了有利条件。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为避免各国货币竞相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稳定在8.3元/美元的水平；2001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有所减轻，但国内出现了通货紧缩等不利因素，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继续保持稳定。
在此期间，我国吸取亚洲国家的经验教训，加强了金融改革力度和基础设施建设，国内恢复汇率浮动的研究和准备工作也一直在进行。
考虑到我国金融机构还未完成改革，应对汇率变化和为企业提供相关服务的能力还较弱，汇率改革需要与金融改革统筹考虑，首先推进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进行。
至2005年7月，作为汇改基础条件的大型金融机构改革基本部署完毕，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完成财务重组并转变为上市公司，工商银行的财务重组已上日程，开发银行和农业银行的改革进入准备和论证阶段。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出口企业竞争力大大增强，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我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对人民币汇率改革具备了相当的承受力。
这些迹象表明，汇改条件相对成熟，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果断推出。
2008年7月底左右，为了应对不断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收窄了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没有参与国际上的竞争性货币贬值，为稳定外需、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为亚洲和全球经济的复苏作出了巨大贡献。
当前全球经济逐步复苏，我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进一步巩固，2010年6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随着未来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不断发展，可能会面临新的挑战，我们将遵循既定政策，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二、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相一致，与一揽子结构政策相协调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我国根据国情和发展战略自主作出的正确决策，是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适应新的发展和开放格局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有利于促进结构调整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利于维护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符合我国长远和根本的核心利益，是在正确方向上作出的必然选择。
我国实施经济政策的基本任务是促进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使我国经济实现科学发展。
我国存在的储蓄率过高、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问题，应通过一揽子结构性政策来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
由于汇率政策影响内外整体比价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其政策地位不应低于一般的产业政策。
如果内外比价关系不正确，国内经济的价格扭曲问题就会越积越多，经济的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汇率政策与其他结构性政策相互配套，可更好地发挥理顺价格形成机制的作用。
2005年汇改以来的实践证明，一揽子结构性政策为发挥汇率在影响内外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创造了条件；而汇率改革的适时推进，也能为其他改革赢得空间，在我国资源价格等改革的推进中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互动局面。
汇率政策还与解除进口管制、放松外汇管制和加快走出去等政策相结合，对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加剧发挥重要作用。
汇率的灵活性增强，还有利于增强宏观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
三、2005年以来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成绩明显
促使企业加大产品升级换代和创新力度，提升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出口结构优化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变。
2006-2008年，我国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持续上升，“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受到一定抑制；区域结构更趋合理，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占比上升，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占比下降。
同时，“引进来”、“走出去”步伐加快，融入全球产业链的程度和参与国际市场的深度前所未有地扩大。
企业主动适应汇率浮动的意识和能力增强，大量出口企业通过提高售价转嫁汇率升值损失，实施积极财务管理。
对外贸易在质量提高的基础上取得进一步发展。
扩大进口支持内需，降低进口成本，有利于缓解通胀压力。
2005年6月至2008年6月，我国累计进口27290亿美元，其间由于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相当于节约进口成本16497亿元人民币。
同时大量的技术、装备进口迅速提高了我国的国力和生产效率。
此外，通过降低进口产品的人民币价格，特别是减少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对我国物价的影响，直接缓解我国物价上涨。
推动资源配置优化，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改善和更加平衡的发展。
在包括汇率政策在内的宏观政策共同作用下，三大产业关系更趋合理，服务业比重增加，2008年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2.9%，较2005年上升2.6个百分点。
产业布局更加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向中西部转移，配合了国家加快中西部发展战略的实施，2008年中西部地区GDP占全国比重为37.1%，较2005年上升1.3个百分点。
我国资源大量向出口部门分配的倾向得到改善，更多资源向内需部门分配，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2008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0.8%，较2005年上升14.9个百分点。
低估汇率鼓励劳动力向出口部门集中的导向有所调整，推动了就业向非可贸易部门为主的服务业的转移。
2008年，统计局公布的我国总就业人数中服务业占比较2005年提高了1.8个百分点。
长期看，工业化水平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将推动制造业逐步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发展，吸纳的就业有下降的趋势；而服务业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其吸纳就业更具稳定性，空间也更大。
向国际社会展示了我国促进全球经济平衡的努力，有利于发展对外关系。
人民币浮动体现了我国促进全球经济平衡增长的努力与诚意，维护了我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切实缓和了对外经贸关系，有助于遏制贸易保护主义。
汇改至2008年，外国对我的贸易救济调查虽未停止，但涉案金额小，且多属于局部性、自然性案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我国自由开放的贸易环境。
我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了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运行格局。
四、应动态分析看待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企业的影响
由于坚持了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三性”原则，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可能出现的不利影响得到了有效控制。
企业承受力继续增强。
即使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出口退税率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众多不利因素下，我国进出口企业的各项指标仍稳中趋升。
出口未受到实质影响。
2006-2008年，我国出口年均增长23.4%，进口年均增长19.7%，是外贸发展的黄金时期。
汇率浮动促使出口从简单加工转向深加工和精加工，拉长了生产链条，细化了分工，增加了就业岗位，就业保持良性上升态势。
2006-2008年，统计局公布的我国总就业人数增加了1655万。
汇改前社会上曾有担心企业汇率承受力较弱，汇率浮动会造成企业大量倒闭，出口和就业出现大幅下滑。
还有分析认为，如果人民币升值3%，纺织、轻工企业将大量关闭、破产。
但事后看，之前对改革的副作用估计得比较重，对企业的灵活应变能力则估计不足。
之所以过度担心汇改可能会产生的不利影响，与习惯于用静态的分析方法研究政策影响相关，假定成本、定价、财务效益等因素不变，汇率变化直接给所观察的经济指标带来什么变化。
实际上我国经过近三十年市场取向的改革之后，大多数企业已初具适应市场变化而自我调整的机制和能力，因而应采取在动态情景下进行分析的方法。
采用出口换汇成本及销售利润率等静态评估的方式低估了企业的灵活性和调适能力。
出口企业不仅可以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加大产品创新增加盈利空间，还可以通过提高出口价格将汇率升值成本转嫁出去。
兼营进口业务的企业还可以享受到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减少进口成本的好处，兼营内销的企业也可以通过增加内销比例摊薄汇兑损失。
企业应对汇率变化的财务管理方法也越来越灵活多样。
企业对包括汇率在内的多种处于变化之中的经济和市场因素进行动态风险管理。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组织生产面临的各种参数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中，包括原材料价格、劳动工资、出口退税率、市场需求、销售渠道、产品结构和生命周期、公用设施价格，等等。
这些因素的年变动幅度经常超过10%，汇率仅是其中一个波动较小的变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不再适宜用类似计划经济固化各项外部条件的办法去帮助企业。
企业无风险长期订单下降、订单期限趋短是当前全球化特点之一，全球各类企业都在适应市场（如需求、投入品和产出品价格与渠道、汇率、套期保值价格、保险价格等）的不断变化，并利用IT技术（如低库存、零库存、缩短工期、外包等）和金融手段来适应快速变化，管理风险。
评估汇率变化的影响应考察大多数行业和企业。
行业和企业都在市场环境下不断有创新、发展，也会有落后和淘汰。
某个企业承受力很差，往往在结构优化中首先面临调整，对汇率浮动承受力最差的部分应当从加强社会保障、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和适应性等方面予以关注和帮助。
对汇率变化整体影响的评估不应重点放在单个企业的出口竞争力，而应着眼于整个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变化。
贸易整体状况和发展质量的提高应是评估改革的重点。
要对信息和声音易出现系统性偏斜的现象做出正确判断。
汇率变动过程中，有企业获益，有企业受损，还有企业在一部分业务中获益，而另外一部分业务受损。
通常为了得到政府的政策帮助，容易强调汇率浮动对其出口、利润和就业的影响，而较少大力宣传对其进口品成本改善以及其他方面的利好因素。
这时候反映出的汇率浮动对企业承受力的影响就会偏于负面，可能与实际产生偏差。
对此应该谨慎全面分析，作出客观评价和判断。
总之，200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按照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原则以我为主有序推进，总体上对我国实体经济发挥了积极影响，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有利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扩大内需、调整结构，也在积极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机制改革的配合关系
胡晓炼
调整经济结构、保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中国面对的巨大挑战和重要任务。
为应对这一挑战，实现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近期在生产要素价格改革、节能减排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积极推进资源税费改革，提高环境污染成本，提高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水平等等。
劳动力价格、资源能源价格和环境代价的变化总体来说是上升趋势，在这一背景下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必要对要素价格调整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关系进行客观深入的分析。
一、生产要素价格随经济发展而调整是客观要求。
随着GDP总量的扩大，经济发展的好处应由人民分享，职工工资理应提高。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发生显著变化，劳动年龄人口从上世纪后20年的较快增长到本世纪头10年的增长放缓，再到今后5-10年内可能出现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绝对下降。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大量向城镇转移，中国经济将趋向“刘易斯拐点”，劳动力过剩局面将逐步逆转，劳动工资上涨压力凸显。
长期以来，一般出口加工企业非熟练工人工资增长缓慢，但近年“民工荒”频频出现，表明一般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已无法维持过去的低水平。
“富士康事件”以后，低收入职工问题更受关注，近期不少地区大幅提高职工最低工资标准。
同时，经济活动规模越大、能源资源消耗越多，相关的瓶颈制约就越明显。
我国已进入城镇化、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能源资源消费很大，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暖的压力日益沉重。
一般情况下全球不可再生能源、资源的价格以及环境代价趋于上升。
2003-2009年，我国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累计上涨35.6%，其中有国际价格上涨因素，也有国内制造业生产和出口扩大，拉动价格上涨的因素。
我国经济进入更高发展阶段，人们关于资源、环境的意识进一步增强，能源资源价格存在内在调整压力。
简言之，无论国际收支平衡与否，生产要素的价格调整都将进行。
二、广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我国政府多次强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推行油、气、水、电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理顺基础性产品价格体系；深化环保收费改革，适当提高排污费、污水和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等。
除直接调整价格外，还积极采取加强对环境保护的执法检查、整顿市场秩序、禁止拖欠农民工工资、制定最长工作时间要求等措施，这些都会导致广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
要素价格调整往往涉及如何摆布改革与通胀的关系，改革与收入初次分配、再分配的关系，以及是否对改革的受损者进行补偿等。
因此，生产要素价格的调整要求与其他改革综合全面设计。
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变动之间，既存在替代关系，也存在互补关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为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总体要求，需要扩内需，减少经济增长对净出口的过度依赖。
进一步改革汇率形成机制和合理调整广义生产要素价格，都有利于上述目标的实现。
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快，则汇率升值压力就小；若人民币汇率浮动，要素价格上涨压力就会减轻，两者之间存在一定替代关系。
如果根据政策目标和经济的具体状况，对要素价格调整和汇率变动进行合理组合，可取得更好的效果。
例如，同时适度调整劳动工资和浮动人民币汇率，比单纯大幅提高劳动工资更平稳，有助于保障工资水平的提高与劳动生产率和企业效率的提高相匹配。
特别是在面临物价上涨压力情况下，如果汇率不动而任工资物价过快上涨，将强化通胀预期，增加消费、投资的不确定性，并使普通劳动者面临更大的通胀风险。
因此，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和汇率浮动还存在互补关系。
四、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变动在频率、灵活性、作用机制、影响范围等方面有所不同。
第一，广义生产要素价格在朝市场确定这一方向趋进过程中所进行的调整具有明显的通胀效应和分配效应，需要与其他政策配套综合进行，频繁操作的难度较大，通常为阶段性调整。
而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人民币汇率可升可贬，根据经济形势和国际收支状况灵活动态变化。
第二，两者的灵活程度不同。
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汇率弹性较强，可涨可跌，而生产要素价格具有一定刚性。
能源资源一般越来越稀缺，其价格将不断上扬；环保费用会一直征收，很少半途而废；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约束会越来越强。
劳动工资也有刚性，除危机、重大技术突破等导致阶段性下降外，其长期调整趋势是单方向的。
而汇率则在经常项目顺差或逆差时，在市场供求作用下灵活双向变化。
第三，两项改革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机制不同。
汇率浮动能较快地影响进口商品价格和价格总水平，改变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比价关系。
汇率升值，将使资源更多地从贸易品部门流向非贸易部门，促进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
要素价格调整将影响价格体系内部各类比价关系，侧重在微观基础上发挥价格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第四，两项改革对企业的影响范围不同。
汇率改革和要素价格调整对企业的影响有差异，人民币汇率升值，可能影响出口企业的价格竞争力，但对大量进口国外原材料、半成品进行生产，主要满足国内需要的企业而言，则是有利的。
从要素价格调整来看，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和环保成本上涨对整个社会正常企业整体都有影响。
虽然企业通过加快技术革新、生产率增长和资源利用率提高等因素，可以消化部分要素价格上涨的负担，但整体上影响面是广泛的，传导链也较长。
第五，两项改革对通胀的影响不同。
生产要素价格上调，将直接增加通胀压力。
如果人民币汇率在市场供求作用下有所升值，将直接降低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且通过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减少基础货币被动投放，减少通胀压力。
五、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机制改革可更好地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一方面，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有利于为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创造稳定的低通胀环境，而不会妨碍广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
过去经验多次表明，要素价格调整主要顾虑对通胀、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冲击。
例如，燃油税费改革酝酿了十几年，有关改革所需条件、时机、分配效应等问题上争论颇多。
较大的顾虑往往是要素价格改革是否导致通胀，是否对收入分配产生较大影响。
汇率改革则可缓解这一影响，促进要素价格调整。
货币政策操作在制订通胀区间时，已为其预留了空间。
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价格调整，有利于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粗放性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方式，推动出口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企业对市场价格波动的应变力和承受力，还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少短期资本流入和国际社会压力，为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创造更宽松的环境。
因此，汇率机制改革和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不会相互掣肘、相互排斥，两者可以更好地配合，这对宏观经济稳定发展非常必要。
总体来看，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符合宏观调控的正确方向，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企业进一步改善管理和加快技术创新，减少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促进结构调整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汇率机制改革和广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既相互替代，又有互补性，可并行不悖。
继续深化汇率形成机制和生产要素价格机制等改革，进一步夯实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是我们始终应该坚持的方向。
汇率体制改革与货币政策有效性
胡晓炼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日益扩大，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更加深化，面临的经济形势更加复杂。
为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可持续增长，宏观调控的能力和作用就十分重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更加重要。
结合中国的特殊发展阶段，货币政策需要兼顾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宏观经济目标。
汇率政策不仅关系到达到上述宏观经济目标，还涉及国际竞争力、国际经贸关系以及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等。
完善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增强汇率灵活性，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改善宏观调控能力。
一、货币政策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我国的货币政策通过金融体系传导实现对整体经济的调控。
货币政策不局限于调控单一领域或行业，而是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各个领域，影响到各个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
因此，相对于汇率目标而言，货币政策有着更为全局性的影响和系统性的重要意义。
我国有些条件跟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特别是我国属于发展中的大国，并且处于改革转轨阶段，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宏观经济政策需兼顾改革和发展等多项目标。
我国货币政策也采用多目标制，既关注通胀，又要考虑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就业等问题，还要推动金融改革。
在这种现实国情下，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显得尤为重要。
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
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国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率先实现了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
针对复杂变化的形势，中央提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是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真正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机统一起来，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
应看到，随着我国经济较快复苏增长，外汇流入较快，流动性增加较多，采取积极的对冲操作后流动性依然十分充裕，存在着通胀预期强化和资产价格投机等潜在风险。
因此，正确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与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是现阶段摆在宏观经济决策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从各国的历史经验教训来看，通货膨胀及其治理不仅是宏观经济研究领域一个永恒话题，而且也是关系到社会以及政治稳定的重要问题。
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说法，通货膨胀是一种疾病，一种危险的有时甚至会致命的疾病，如不及时制止会摧毁整个社会。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受通货膨胀损害最大的是低收入群体，尤其是我国4000多万的城镇低收入群体和近亿人的农民工，处理不当容易对社会公平和稳定造成影响。
对于中央银行而言，首要的责任是币值的稳定，防止产生高通胀的风险。
货币政策是管理通胀的最重要和最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应不断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确保实现物价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
二、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面临挑战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近年来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受到外汇占款较快增长的严峻挑战。
1993年以前，我国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交替出现，1994年之后，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出现。
尤其是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经常项目顺差显著扩大，成为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来源。
在保持汇率水平相对固定的前提下，国际收支顺差的持续增长和外汇的不断流入直接导致人民银行以外汇占款的形式被动投放基础货币。
近年来，人民银行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能力。
针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外汇流动的变化情况，以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内容，搭配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等对冲工具，大力对冲外汇占款增长，回收银行体系过剩流动性，但流动性水平过高的压力难以从根本上缓解。
从近年来我国基础货币的来源结构来看，央行对金融机构贷款的占比呈不断下降趋势，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供应的主渠道。
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受到影响，货币供给呈现出较强的内生性特征。
近年来，虽然我国CPI基本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但广义价格水平，如PPI（生产者价格指数）、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都有较大幅度上涨。
此外，随着银行体系流动性增加，央行票据的大量发行和存款准备金的频繁调整等也对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乃至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造成一定影响，央行的对冲成本也在逐渐加大。
三、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根据传统国际金融学中“不可能三角”的观点，对于一个开放经济体来说，“资本自由流动”、“独立的货币政策”和“汇率稳定”这三项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一般只能同时实现其中两项。
小型的开放市场经济体可以为了实现汇率目标而放弃国内货币政策。
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采取货币局制度，港币汇率严格地钉住美元，其利率的调整完全跟随美联储。
新加坡则选取汇率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中介目标，主要通过汇率工具而不是利率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
对于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我们不应受制于其它国家经济政策而放弃自身的货币政策目标。
从我国整体利益最大化出发，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实现维持通胀水平的长期稳定、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等长远利益要远远超过部分行业调整、淘汰落后产能等短期成本。
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来看，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
例如，在通货膨胀压力高企的时候，本币适度升值一点，进口的东西就相对便宜一些。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资源比较缺乏的国家，需要大量进口初级商品，汇率调整更有助于缓解“输入型”通胀压力。
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既是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也是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
在这过程中，我国贸易发展应更趋于平衡，适当通过汇率等价格手段调节贸易不平衡和国际收支失衡有利于缓解外汇流入和储备积累过快的压力，实现经济更加平稳、可持续的发展及货币供给平稳有序的增长。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作为国与国之间货币的比价，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助于直接应对各类外部经济冲击，有助于增强一国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以及宏观经济的“韧性”。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发生的多次金融危机都表明，僵化的汇率体制容易受到投机力量的攻击，可能引发所谓“自我实现”的货币危机。
汇率的灵活性还有助于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从2005年以来的实践来看，遵循“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原则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使得企业、商业银行等微观主体主动适应汇率浮动的意识增强，应对市场变化的灵活性和能力提高。
货币市场、外汇市场进一步发展，市场深度和广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金融机构在适应汇率灵活性的同时，加强了风险管理，改善了金融服务，加快了产品创新。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夯实了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和市场基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改善对增强货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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