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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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

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

曹诗图/王衍用

【作者】曹诗图/王衍用，葛洲坝水电工程学院，宜昌443002　曹诗图　曲阜师范大学地理系，王衍用

   提　要　肯定了梁启超在人文地理诸多领域的研究成就，认为他的人地关系学术研究，体现了明晰的人地相关思想和科学的地理唯物论，以及动态的地理作用观。

对他的人地关系研究缺陷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

指出他的宝贵学术思想遗产对当今人文地理研究有着深刻启迪。

   关键词　梁启超　人地关系　学术思想　地理唯物论　地理环境

   人地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常青的论题，它一直引起学术界的争论，其间经历了由“环境决定论”到“和谐论”的发展演变，并呈现过种种兴衰、沉浮。

这一论题虽然广泛涉及哲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的诸多学科，但它却一直是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理论命题。

中外许多先哲曾对人地关系（或天人关系）进行过思考，发表过种种见解，至今仍能给我们以深刻启迪。

从地理学的角度看，认真研究先哲们有关人地关系的论述，从中吸取精华，对于促进当今人地关系这一论题的深入研究和地理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梁启超这位学术先驱曾对人地关系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哲学思考，他的许多开拓性的研究涉及到人文地理学的诸多领域，对于我国近代历史上的人地关系研究乃至人文化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地理学界未能对此予以重视和进行必要的评价。

本文试对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进行一些评析与探讨，以求教于地理学界的同仁。

   　　　　1　梁启超在人地关系研究上的成就与贡献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他一生著述宏富，在他的著述中有不少关于人类文明、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专篇论述，阐发自己的人地观及其学术思想。

这方面较有影响的代表作有《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地理及年代》、《中国地理大势论》、《亚洲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以及《中国史叙论》等，研究涉及人地关系的诸多层面和人文地理的众多领域，成果颇为丰富。

   众所周知，梁启超本人不是地理学者，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致力于地理环境的作用及人地关系的研究，并取得如此重要的成就呢？

这是阐述梁启超人地关系研究的学术成就时有必要首先弄清的问题。

笔者认为，这主要有国际与国内两个方面的背景原因。

从国际方面看，自1748年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这一名著出版后，西方学术界普遍重视地理环境的作用和人地关系的研究，许多学者高谈阔论地理与历史、文明的关系，地理史观一时蔚然风并迅速传播，使地理唯物论在孟氏学说问世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影响日益广泛和深远。

这对当时中国的思想界与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从国内方面看，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的这段历史时期，正值中华民族灾难日益深重之际，当时众多的爱国之士渴求救亡之道，设法保种自强，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普遍存在着以趋新为尚的社会心理，对西方的新理新说非常欢迎。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目光敏锐、思想活跃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在“西学东渐”的热潮中，广泛吸取西学，最先在西方思想之树上把“地理唯物论”这一新枝采摘下来，移植于本土之上。

时势的需要促使他在“五四”运动前后这一时期致力于地理与历史、地理与文明关系的研究，他运用唯物论的理论与方法，深入探讨人地间的辩证关系，发表了不少论及地理环境作用和人地关系的著述。

这在当时地理学以沿革地理占统治地位，学术研究极少涉及人地关系的情况下，起到开一代新风的重要作用。

   综观梁启超的有关著述，他在人地关系研究和人文地理研究领域的开拓上有如下主要成就与贡献。

   在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方面，梁启超把文学、艺术、学风、风俗、人才以及宗教等与地理环境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撰有《中国地理大势论》、《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等文章。

他在《中国地理大势论》〔1〕中认为，文学上千余年间“南北峙立，其受地理环境之影响”很为明显。

“同一经学，而南北学风，自有不同，皆地理之影响使然也。

”并认为先秦诸子学说各异，与其所处的地域环境有关，“孔墨之在北，老庄之在南，商韩之在西，管邹之在东，或重实行，或毗理想，或主峻刻，或崇虚无，其现象与地理一一相应。

”同一文章中，他还分析了我国书法、绘画、音乐、词章、宗教以及风俗等文化现象的南北差异及其地理影响。

他认为：

“书派之分，南北尤显，北以碑著，南以贴名。

”北碑为方笔之祖，遒健雄浑，峻峭方整。

南帖为圆笔之宗，秀逸摇曳，含蓄潇洒。

“画学亦然，北派擅工笔，南派擅写意”。

音乐上，北曲悲壮，南曲靡曼。

词章上，“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

”……所有这些均与地理环境的南北差异有关。

他在分析我国风俗的南北差异中对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以地理言风俗推崇不已，认为以地理人事合证之方法，“可谓目光如炬矣。

”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中，他提出了不少颇有研究价值的问题〔2〕，例如：

为什么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独占？

为什么考证学盛于江南，而理学却盛于江北？

等等。

试图从地理环境上寻找原因。

他还用统计学方法将历史上有传的人物的籍贯列表进行分析，制成《历史人物之地理分配表》，进行地理考证，开人才地理研究之先河。

他对前人所言“山东出相、山西出将”这句话颇赞同，认为“环境对于‘当时’、‘此地’之支配力，其伟大乃不可思议。

”

   在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以及涉及历史地理研究方面，梁启超撰写的《中国史叙论》、《地理及年代》、《历史统计学》、《中国地理沿革图序》、《世界上广东之位置》等文章均有大量篇幅论述。

他非常重视史地关系、时空关系的研究，力倡“新史学”，号召进行史界革命，力反传统封建史学的神意志观，主张以影响历史发展的各种物质力量进行探讨，认为只有将历史放在地理环境这个空间或时空坐标中观察，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他认为“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

”〔3〕“历史者，因空际时际之关系而发生意义者也。

吾尝言之矣，曰：

‘史迹之为物，必有当时，此地之两观念相结合，然后有评价之可言’。

”〔4〕他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研究了我国历史上的国都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认为中国的北方地理环境较之南方长期占有优势，所以历史上的国都绝大多数建在黄河流域。

他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中，详细研究了广东交通的历史演变，在交通历史地理上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在军事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方面，梁启超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

他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一文中，列表（即“历代革命军及割据所凭籍地理表”）统计了从秦末的陈胜、吴广到清朝的义和团运动为止的一百多次兵事，认为“历代革命军及割据所凭籍”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历史上诸多兵事“其所以能用兵之故，虽有种种特别原因，不能尽以归诸地理，要之，地理为其一重要主因，无可疑也。

”认为黄河、长江流域“为最能举事之地，”与“地理之适于开化”有关。

“四川每天下有乱，则常独立，而其灭亡最后，”是由于其地势“利保守而不利进取”。

认为我国南北交战多北胜于南，也与地理环境差异的背景作用有关。

并指出研究军事与地理环境关系的重要意义，认为“以兵事言地理，亦治此学（笔者按：

指史学）之一大法门也。

”〔5〕此外，还提出了“兵事地理”之概念。

   在政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方面，梁启超也进行了一些研究，他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认为，中国封建群主制度之所以存在几千年，与中国版图太大，民间团体太散，交通不便，难以联接有关，故“一二枭雄之民贼常得而操纵之也。

”他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一文中分析了四川、广东的地理环境及重要位置，“以政治地理细校之”，认为此二地在中国历史上多为“政治上一独立区域”，与特殊的地理环境关系密切。

在同一文章中他还指出，由于地理环境所“风动”、“熏染”，建立在黄河流域的政权，常常规模宏远，局势壮阔，气魄磅礴；而建立在长江流域的政权常常规模绮丽，局势清隐，气魄文弱。

此外，他还研究认为，欧洲之所以分成许多小国，与欧洲山脉纵横和多小平原等地域环境有关。

中国政治上的南北对峙，与山脉、河流、气候形成的南北分异有关。

   须特别指出的是，梁启超对社会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成就非凡。

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地理环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上升到理论高度并系统论述的学者〔6〕，他把社会历史放在地理环境这个物质基础和空间加以考虑，在社会发展与地理环境关系的问题上发表了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对当今人地关系研究有着深刻启迪。

例如，他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中，将北半球的亚洲、欧洲、北美洲和南半球的澳洲、非洲、南美洲分别进行了比较，阐明了文明程度差异的地理原因，并分析了高原、平原、海滨等不同地理环境对文明产生与发展的影响。

他认为，人类文明最初都发生在气候温和、水源与土壤条件较好的地理环境，埃及、印度、中国、巴比伦成为文明古国，原因多在于此。

他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中分析了海洋地理环境对近代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认为“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海滨居民“活气较盛，进取较锐”，因而濒海国家“文明进步最速”。

〔7〕笔者认为，近现代社会中的临海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高、经济发展速度之快的历史事实，可以说是对梁启超这一论断的有力证明。

他在同一文章中还一针见血地指出：

“以地理不便故无交通，无交通故无竞争，无竞争故无进步。

”这一精辟见解对当今发展市场经济（靠交通与竞争）和贫困山区的开发（要想富，先修路）也不无启迪。

   此外，梁启超还研究了人群的气质与性格、人种与民族等人文事象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其中有些论断不乏预见性，并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

如他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一文中论及人群的气质与性格时指出，广东“其民族与他地绝异，言语异，风习异，性质异，故其人颇有独立思想，进取之志。

”广东在近代成为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延生了众多的杰出人物；广东在当今率先迈出改革开放步伐，人民进取精神之强盛，地区经济发展之迅猛，地域文化色彩之独特，可以说是对梁启超上述论断的有力验证。

梁启超有关社会人文事象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颇为周祥，涉及到人文地理学的众多领域，并填补了我国人地关系与人文地理研究的不少空白，可谓学术界杰出的“拓荒者”。

   从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的总体来看，我们认为他的研究方法与学术思想基本上是科学的、正确的，在不少方面含有唯物辩证法的因素。

因为唯物辩证法认为，地理环境是文化生成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与自然前提，它通过社会生产方式这一中介对文化和社会历史发展起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与作用。

诚如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所言：

“吾因是相信唯物史观派所主张谓物质具万能力。

”〔2〕他的研究较注重从大量的具体事实材料的分析出发，善于运用统计学方法和比较方法进行分析、归纳而得出结论，较少有主观臆断成份，这与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学说有较大的区别。

他在人地关系研究上述提出了一些很值得后人吸取的宝贵意见。

首先，他看到了地理环境与人文事象的密切关系，充分肯定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发展及文化的重要作用，而不是象诸多学者一味用精神的力量去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及文化现象；其次，他通过对历史事实材料的分析，不仅觉察出地理环境作用的局限性，而且也看到了改造环境的“人力”或“心力”的巨大作用，认为“尽人力则足以制天然也”。

〔7〕他的研究能较好地处理人地之间的辩证关系，思路与方法比较正确，其研究既有广度也有一定深度。

   　　　　2　梁启超人地关系学术思想的主要特点

   综观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笔者认为，其学术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2.1　明晰的人地相关思想

   梁启超研究认为，人类历史及文明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十分密切，主张学术研究注重人地关系。

如他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指出：

“地理与人民常相待，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

若二者相离，则无文明、无历史。

其相关之要，恰如肉体与灵魂相待以成人也。

”〔3〕认为只有人与地理环境二者结合，才能创造文明，才能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

这种强调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结合的观点，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乃至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的。

   梁启超一方面重视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强调地理环境的重要客观作用，认为“环境对于‘当时’、‘此地’之支配力，其伟大乃不可思议。

”〔2〕另一方面也非常重视人类对地理环境的重大影响，强调人类的主观能动作用。

他的研究没有陷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泥淖。

这可以从他的《地理环境与文明之关系》一文中见其端底。

在此文中，梁启超一方面从地域分异观念出发，分别对高原、平原、海滨三种不同的地理环境予物质生产方式和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重要影响作了具体分析。

另一方面也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阐发了“尽人力足以制天然”的观点，认为地理环境对人类影响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7〕我们从梁启超有关人地关系研究的著述总的来看，明晰地表达了“天然能胜人，人亦能胜天然”等人地相关思想。

这种学术思想与人地观与我国古代思想家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独特人地观大相契合，其较之我国史地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的“见人不见地”和“见地不见人”的学术思想无疑要科学和进步得多。

   　　2.2　科学的地理唯物论

   人类的历史、文化不能脱离人类在时间—空间上所处的地理条件，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地理环境中进行，并与之发生水乳交融的关系，人类异彩纷呈的社会历史文化，在许多方面是由于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与制约而形成，这已越来越被许多学者的研究所证明。

如长于中国文化研究的世界著名学者李约瑟就认为，地理因素是造成中国和欧洲文化差异和这些差异所涉及的一切事物的重要因素。

梁启超早在“五四”运动前后研究中西文化差异时，就敏感地认识到地理环境对文化或历史文明的重大作用，他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中，论及西方的地理唯物论诸说（如亚里士多德、洛克等人的言论）和中国古代哲人（如管子等）的相关言论，认为地理环境之差别是造成亚洲文明与欧洲文明大相径庭的主要原因之一。

应该说，这一论断是正确的。

因为社会存在（包括地理环境）决定社会意识，自然物质的差异是绝对的，历史与文化不是空中楼阁，它的生成与发展不可能脱离赖以滋生的地理条件，历史与文化的许多特点可以寻根到民族栖生地的特性上。

研究历史与文化的差异，注重地理环境背景的分析，这无疑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

可是，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未能给梁启超的这一学术思想以公允的评价，而是斥之为“地理环境决定论”而加以全盘否定，把梁启超视为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和唯心主义者横加批判，实在是一大误解和“冤案”。

   梁启超在论述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起源的具体作用时，洋溢着科学的唯物论思想，闪烁着辩证法的思想火花。

例如，他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中分析认为：

“热带之人得衣食太易，而不思进取；寒带之人得衣食太难，而不能进取。

惟居温带者，有四时之变迁，有寒暑之代谢，苟非劳力，则不足以自给，苟能劳务，亦必得其报酬。

此文明之国民，所以起于北半球之大原也。

”此段文字，乍看起来，似乎有些“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意味，但细究起来，却可以发现里面蕴含着较深刻的辩证唯物思想。

这段文字旨在说明，文明起源于一种既不太优裕也不太严酷的地理环境，即对于人类有适度刺激的地理环境。

这种辩证的文化生成观与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的“挑战与应战”的科学理论是非常吻合的。

马克思在这方面也有过生动地论述，他认为：

“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

”〔8〕这些均说明了地理环境的属性深刻地影响到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梁启超虽然非常强调地理环境的重要作用，但他并没有步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误区。

他认为，地理环境只是影响人类历史与文明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不是决定性因素，而是更强调人力因素的重要作用。

例如，他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中指出：

“谓物质的环境具有万能力只含有一部分真理。

”并说：

“专从此方面（笔者按：

按地理环境）观察，遂可以解答一切问题耶？

又大不然。

使物质上环境果为文化唯一原动力，则吾侪良可以委心任运，听其自然变化；而在环境状态无大变异之际，其所产获者亦宜一成而不变。

然而事实上决不尔尔。

……人类所以秀于万物。

能以心力改造环境，而非＠①然悉听环境所宰制。

”他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中更明确地指出：

“尽人力则足以制天然也。

”可见，梁启超地地理环境视为影响人类历史与文明的重要因素而不是决定性因素，他的人地观较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或许具有一些“或然论”的思想。

这种科学的地理唯物与人地观，在“五四”运动前后时期来讲，应该说是非常可贵的。

   　　2.3　动态的地理作用观

   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作用具有动态性和时序性，是一个因时而迁的历史花畴。

诚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普列汉诺夫所言：

“地理环境对于社会人的影响，是一种可变量。

被地理环境特征所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人类控制自然的权力，因而使人类对周围的地理环境发生了一种新的关系。

”〔9〕梁启超在看待地理环境的作用时，正是持这种动态的观点。

他一贯认为“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

〔10〕他在《地理及年代》一文中论述道：

“……然此类地理之权威，迄近代既日以锐减。

例如海运及国境之铁路既通，则连山大漠，不足为对外交通之障；国内船路邮电诸机关渐备，则幅员虽广，不艰于统治……诸如此类，今皆有异于古云。

”“人类征服自然之力，本自有限界，且当文化愈低度时，则其力愈薄弱，故愈古代则地理规定历史之程度愈强。

”〔4〕可见，梁启超在考察地理环境的作用时，具有一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比较注意把地理环境的作用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考察，这已十分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把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视为一种可变量的科学观点。

梁启超的这种动态的地理作用观，较之传统的或所谓“经典”的地理环境作用理论（如斯大林等人认为地理环境及其作用几乎不变的那种静态的地理环境作用观）无疑要科学和进步一些，较之同时期以严复为代表的“地理环境虚无论”更迥然有别。

可以这样说，直到70年代，我国地理学界与哲学界对人地关系和地理环境作用理论的研究，尚未超出梁启超所涉及的广度与深度，而是仅仅满足于那种以地理环境的不变性和社会历史的可变性为依据去否定地理环境重大作用的非科学的观点，以及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只起“加速或延缓”作用的简单结论，不敢越雷池一步。

   梁启超虽然不是地理学者，但他却对地理环境的作用和人地关系进行了如此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在人地关系方面的研究成就与学术思想及其对我国人文地理学在客观上做出的贡献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在梁启超致力于地理环境作用和人地关系研究的这一时期，我国地理学者几乎都沉溺于沿革地理学的研究，很少涉及人地关系的探讨。

相形之下，梁启超在人地关系方面的研究更难能可贵，这些是我国地理学界不得不承认的。

   　　　　3　梁启超人地关系学术思想的缺陷及其原因分析

   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存在着一些不足和明显缺陷。

他在论述地理环境的作用时，由于时代的局限，有些方面失之粗略，不少地方有些泛泛而论，探讨尚欠深入，在科学地解释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的辩证关系及相互作用机制方面也还显得不够。

少数地方的论述并有些偏颇、绝对化和自相矛盾。

例如，梁启超在论述历史与地理的关系时，颇赞同英国学者洛克的言论，把历史类比为精神与肉体的关系，认为“有健全之肉体，然后活泼精神生焉。

”〔7〕这显然是欠科学的，并具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意味。

他在不少论述中具有过分夸大地理环境作用的色彩与倾向，仿佛给人一种只要搞清了地理环境就可以“通其一、万事毕”的印象。

他认为“历史为人类心力构成，人类惟常能运其心务以征服自然界，是以有历史。

”〔4〕“心力是宇宙间最伟大的东西，而且含有不可思议的神秘性”，“若不承认这一点心力的神秘性，便全部人类进化史都说不通了。

”〔10〕这种观点具有唯意志论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倾向。

而且，他在社会历史发展观上尚未跳出庸俗的进化论和环境的机械作用论的圈子，认为地理环境直接影响人的生理与心理，进而影响到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而对生产力的中介作用重视不够，更未能从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总体结构中去科学地考察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复杂作用。

导致后人对他的学术观点产生了一些否定看法并进行过激烈的批评，有的甚至认为梁启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从而全盘否定他的学术思想，抹杀他对人地关系和人文地理研究的重要贡献。

笔者认为，只要通览梁启超有关地理环境作用及人地关系的全部著述，从整体上把握精神实质，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有些误解与偏见是不难消除的。

   笔者认为，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存在缺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由于社会历史局限，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不可能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科学地解释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关系，更不可能从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总体结构中科学地考察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复杂作用，致使他的地理环境作用理论只停留在机械唯物论水平上，而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隔一段距离。

   二是在当时民族灾难日益深重，梁启超急于寻求解救中华民族的良药妙方，在“西学东渐”的热潮中难免存在照搬西方地理唯物论观点的倾向。

如他所言：

“集译东西诸大家学说。

言地理与文明关系。

草为是篇。

”〔7〕加之他“笔端牵带感情”，因此在地理环境作用的观点上存在片面夸大和随意发挥的地方，致使“真理跨出一步而成谬误”，从而使他的某些学术观点蒙上“环境决定论”乃至形而上学的阴影。

同时，由于他的思想上爱走极端，以致常常“我操我矛以伐我”，“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造成学术观点上一些矛盾。

   三是由于梁启超后来政治观点上逐渐变化，思想上紧跟“三圣”（孔、老、墨），以致陷入唯心论的泥淖而不能自拔，他在后来曾把心视为万物的根源，故在社会发展观上由原来的地理唯物论变为唯意志论。

我们从梁启超的人地关系学术思想的缺陷总体分析来看，他一直未能彻底挣脱庸俗进化论的束缚，也未能很好地跳出“二律背反”的怪圈。

他的地理环境作用理论与同时期国外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作用理论还存在一定距离。

   尽管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存在一些缺陷，但在我国近代历史上，他的地理环境作用理论还是较为科学、较为系统的，他在人地关系研究上的成就还是非常突出的。

希望有更多的地理工作者从本学科的角度对梁启超的有关学术思想进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饮冰室文集》之十．北京：

中华书局，1989．84～87.

   2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一．北京：

中华书局，1989．50～51.

   3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文集》之六．北京：

中华书局，1989．4～5.

   4　梁启超．地理及年代．《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七．北京：

中华书局，1989，1～5．

   5　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饮冰室文集》之十．北京：

中华书局，1989．98，90～91。

   6　王记录．梁启超论地理环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

（2）：

34．

   7　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饮冰室文集》之十．北京：

中华书局，1989．108～110，115～116．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2．561．

   9　《晋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上海：

三联书店，1961．170～171．

   10　葛懋春．蒋俊．《变法通议》自序．《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1，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