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个人的求学经历谈哈佛大学的教育理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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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个人的求学经历谈哈佛大学的教育理念
从我个人的求学经历谈哈佛大学的教育理念
梁雷
（哈佛大学音乐系，剑桥，美国，02138）
［摘要］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美国教育的成功，是美国教育200余年提倡”思想自由”与“政治自由”同等重要的结果。
其教育特点是，重视通识教育，而非应试教育；鼓励学生直接接触原典，主动地、独立地去理解、分析、归纳和判断，提出新颖的看法；认为一个没有精神信仰的教育是一个不完整的教育；鼓励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想象力；提倡学生们具备一种”全球”的、”多元”的世界观，尽量避免学生产生主观的、过于简单的、极端的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爱国主义”情绪。
一个现代的民主社会需要的是有思辨能力的、能做出理性决定的、并关切全人类福利的世界公民。
我生长在一个音乐家庭。
17岁去美国读书，25岁时被哈佛大学聘为青年院士。
后来我又通过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和担任助教参与教学的机会，对哈佛大学的教育理念有些个人的体会，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在谈哈佛大学的教育之前，我想先从我人生的第一所学校说起。
因为从某些方面看，它给我的教育与后来哈佛大学所给我的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我的第一所学校
我最初的老师是我的父母。
我4岁开始学习钢琴，是一个非常不专心的学生，经常离开作业，弹奏一些头脑里的“音乐”。
当我这样走神“乱弹琴”的时候，父母常常会问我：
“你在弹什么呢？
”我说：
“不知道。
”但他们没有责怪我，因为他们从“乱弹”的声音中听到了“音乐”。
我的父母能保护我的音乐想像力，让其自由发展，这是我人生的幸运！
尽管我小时练琴不用功，父母对我的教育却一直以鼓励为主，并以我喜爱的邮票作为奖励。
从6岁起，我每“写”出一首作品就能得到一张邮票。
我父母还帮我把随手弹出来的曲子录音，后来又教我记谱。
如果当时没有父母的呵护，我童年时期的“作品”恐怕早已丢失了！
现在我有时也会遇到爱“乱弹琴”、能创作优美乐曲的学生。
但他们这种自由表达往往遭到了家长的干涉。
我很为这些孩子忧虑，希望他们的老师和家长能对学生和子女的自由想像加以保护和培养。
我从11岁开始跟周广仁教授学习钢琴。
周老师根据我的特点，为我设计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案。
我记得她特别注重训练我的速读能力，每个星期都为我带来几首我没有弹过的作品，如巴托克的《小宇宙》等。
这类作品既练习了我的速读能力，又提高了我对现代乐曲的了解。
记得那时，每首试读的作品只许我弹两遍：
第一遍，节奏可以错，但音不可以错；第二遍反过来，音可以错而节奏不可以错。
周老师还有其他的严格训练的方法，使我至今获益匪浅。
另外，我的家庭音乐环境非常丰富。
父亲梁茂春是研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学者，母亲蔡良玉是研究西方音乐史和美国音乐的学者。
因此我从小就接触到了中西方不同的音乐传统。
我小学快毕业时，面临究竟上普通中学还是上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选择，记得周广仁老师向我父母建议让我上普通中学。
她认为这样可以为将来的发展打下更好的文化基础。
于是我去了北京市重点学校第80中学读初中。
这是在周老师影响下作出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对我后来的发展影响很大。
为此，我一直非常感谢周老师。
我初中毕业后就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理论学科学习。
我永远感激给我了最初的音乐专业训练的附中老师们，包括李滨扬老师、郭文景老师，还有曾经教过我父母的何振京老师及沈灿老师。
教我视唱练耳的是朱有臻老师。
记得有一次考试，朱老师给我80分。
她对我说，“你其实是够资格拿90分的，但因为是你，我只给80，希望你更加努力。
”这种既充满关爱又非常严格的“特殊教育”一直使我感激不尽，终生难忘。
可以说，我的”耳朵”是朱老师给的。
进入哈佛大学之前
我17岁离开北京去美国读书时还是个中学生。
一到美国，一切都要从零做起。
生活比较艰难的时候，一天只有一美金的伙食费。
那时一顿便宜快餐大约要三四美金，我是以大减价时买的方便面为主食的，还发明了一美金的不同做饭方法。
各种各样的工作我都做过，比如在餐馆端盘子啦，给人溜狗、剪草、刷油漆啦，甚至还帮人盖过房子！
印象最深的是在中餐馆打工时，老板要求穿黑色的鞋。
我买不起，就捡了双人家不要的鞋穿。
因为鞋不合脚，脚被磨得流血。
打工虽然辛苦，回到家躺在床上数钱时，却感到快乐。
我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课程都是在波士顿的新英格兰音乐学院上的。
在查尔斯河的对岸就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
我喜欢综合性大学的学习环境，总觉得音乐学院的课程太狭窄，满足不了我多方面的兴趣。
所以，我常常去哈佛大学的图书馆看书，有时还旁听一些课程，比如世界宗教史、现代建筑、哲学、科学史、美术、人类学等等。
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图书馆。
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是在东亚地区以外的馆藏中文图书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尤其出名的是这里收藏了大量元明时期的善本书和孤本书。
我就是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里一点一滴地找到了中国的文化。
说起来令人惭愧，很多中国文化中的经典著作我是在国外才读到的，很多影响我至深的中国书籍也是在海外才注意学习的。
那时读书还有一个手抄的习惯。
为省钱，我常常把喜欢的书抄下来。
记得我手抄过的书包括敦煌本的六祖惠能《坛经》。
《坛经》这本书曾被钱穆先生称作”中国人不能没有读过的十本中国书”之一，可我在国内上学时从未接触过。
依钱先生的标准，我没有成为文化上合格的中国人。
当时我有非常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但我逐渐意识到自己虽然从民族、国家的意义上讲是中国人，并为此骄傲，但是从文化和精神的角度看，我非但不感到自豪，反而感到极大的空虚。
我不能不承认对自己的文化非常无知。
这是非常可悲的，尤其我的民族自豪感与内心中对中国文化的无知两者间强烈的反差更令我惭愧。
民族主义在今天的中国是国人一致认同的精神凝聚的核心力量，其重要性几乎可以取代过去一切曾经流行的信仰。
但我逐渐在自学的过程中体会到，“民族自豪感”掩盖不了自己的“无知”与“空虚”，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自信心。
读书有时也带来意外的缘分。
潘天寿先生的《画语录》是我手抄过的书之一。
一次，我在纽约的朋友家遇到一对夫妇，交谈中说到潘先生的艺术理论。
我非常兴奋，背出很多他的画语。
这对夫妇非常感动，原来这位先生是潘天寿先生的公子潘公凯老师。
后来潘老师夫妇把他们家收藏的最后一本潘天寿《画语录》送给我，留作纪念。
我非常激动，这本书一直珍藏在我钟爱的书架上。
我在图书馆还接触到很多线装书。
后来，我有幸住在赵元任先生的长女、哈佛大学赵如兰教授家，接触到了很多赵元任先生的藏书，比如线装的《四部丛刊》等。
当指尖触摸着柔软的宣纸，眼睛看到柔和的淡黄色，脑海映入大大的竖行方块字时，我经受到了精神与感官的全方位体验。
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在思想上触及到中国文化，而且仿佛在身体感官上也”触摸”到了一个失去了的“中国”！
这种感动是很难用言语形容的。
我想，我心中的中国就是在这种精神与感官的“品尝”和“触摸”中逐渐自己建造起来的。
这个“中国”与我生活过的“中国”产生出的距离，或许是虚幻，是梦，但由于它，我的内心逐渐变得充实。
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还意识到我在国内的中学学习中国文化时，很少读原典原著，阅读的往往是被教材挑选好，由教育部门“咀嚼”过的“中国文化”，已经远远不是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
到了美国后的自学过程中看到的是原典，如同直接向孔孟、老庄、佛陀请教，发现他们个性强烈，言语活泼，思维不羁，充满幽默。
更感到过去所受的教育，严重误导了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所以，我学习的结论是，在具备了一定知识基础的条件下，学习的最好方法是直接接触原典，自己分析、领悟和归纳，对原典的内涵作出自己的判断，而不要通过中介者的过分干预，造成误导。
我在读新英格兰音乐学院时还遇到了一位好老师罗伯特•科根（RobertCogan）教授。
他原先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是著名作曲家罗杰•塞深斯（RogerSessions）。
他对我说，“我的老师曾对我说过一段话，我也告诉你。
他说，‘学习音乐的过程就像一棵树的成长。
树的根要扎得很深很宽，要花很长的时间一点一点地、有耐心地慢慢积累，坚持成长。
’”这棵树的形象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
哈佛大学院士协会对我的影响
哈佛大学有个“院士协会”（HarvardUniversitySocietyofFellows），创办于1933年。
这是个非常特殊的机构，采用与博士学位不同的方式鼓励和支持杰出的年轻学子自由地学习和研究。
其发起人和创办者、已故哈佛大学校长洛厄尔（A.LawrenceLowell）针对当时哈佛大学体制上的缺陷，说：
“我们已经走到整批地培养庸人的境地。
”“假如一个青年具有突击队员的素质，就不该把他当作步兵来培养。
”“我并不想蔑视博士学位，而是想创造一种代替的方式，以便更适合于鼓励那些罕见的、独立的天才。
”他和他的同事认为对这种人才“给予其自由”是最好的原则。
因为有了这个原则，哈佛大学院士协会从开始就是一个独立的单位，不从属于任何学院，但保持与各学院的互动。
院士协会每年从全世界提名、挑选8至10人聘请为“青年院士”。
他们在哈佛大学享有三年的副教授待遇，却没有教学任务，可以专心致志、自由地进行创造性的学习和研究。
院士协会成立至今，已经产生了16位诺贝尔奖金得主，其中“资深院士”和“青年院士”各有8名。
他们当中包括大家熟悉的发现去氧核糖核酸（DNA）的遗传学家沃森（JamesWatson）和历史上第一位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巴丁（JohnBardeen）等。
1998年，我即将从新英格兰音乐学院获硕士学位，准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时，意外地收到哈佛大学院士协会的来信，通知我已被提名为青年院士，约我去面谈。
面谈后不久，便受聘为青年院士。
我在就任的三年期间，真正体会到哈佛大学浓厚的学术氛围、自由独立的教学理念和资深院士们崇高的学术品德与人格。
我印象很深的是在被正式聘任的第一次晚餐前，有一个就职仪式。
由当时任哈佛大学的校长宣读誓词，带领我们宣誓就职。
这篇“哈佛大学院士协会青年院士就任誓词”是洛威尔校长（Lowell）写于1933年的，它清楚地概括了院士协会的学术宗旨。
现在翻译如下：
“你入选本院士协会是因对你在学术领域中作出重要成就之厚望，及你在知识与思想上作出显著贡献之承诺。
此承诺，你需尽全部智识与道德力量去实现。
你应实践学人的美德，摒除其弱点。
你当尊敬前辈——正由于前人的探索才有你今天的起点；也当帮助后来者，进而继续你拓展的事业。
你的目标是知识与智慧，而非名利。
绝不占有他人的成绩，也绝不因他人获得更好的机遇而生妒嫉之心。
你所追求的是一远大的目标，并永不为已取得的成就而自满。
所有的成就与发现都应被你视作每位追求真理的学人从不同角度共同努力探索的、更辽阔的图案的一部分。
作为一名哈佛大学院士协会的青年院士，你将终生为此目标而献身。
“
这篇誓词像一面镜子，我时时要拿它来观照，检验一下自己。
我在院士协会的最可贵的经验是亲身体会到了什么是代表哈佛大学最高水平的学术环境。
在这里不仅可以接触到不同学科的青年学者，而且可以受到具有很高学术风范和人格力量的资深院士的熏染。
我在面试结束后的餐会上，有一个印度人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这个学科当下最重要的发展是什么？
”提出这个尖锐问题的是获得森（Amartya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Sen）。
他非常博学，涉及的领域非常广，包括哲学、文学等，同时又是一位极富人道主义精神的学者。
他获得诺贝尔奖就是因为他在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对世界贫困国家的经济体制及“饥荒”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他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贡献是通过对历史史料和数据的严格分析，证明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所谓“饥荒”都不是自然灾害所造成，而是人为的错误管理和行政失误所造成的。
森在英、美生活多年，但一直保持印度国籍。
获得诺贝尔奖后，他在去瑞典的路上被机场的工作人员盘问。
因为他持的是印度护照，莫须有地被怀疑是“恐怖主义分子”。
他任凭这些人的刁难，直到接受瑞典国王的接待时，才发表演说，批评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公民的不同等待遇，用自己的亲身体验说明来自第三世界公民天天要面对的不公平与骚扰。
另一位曾于１９５１年被聘为青年院士的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Chomsky）除了在语言学，尤其是对语言的“转换生成语法”、“深层结构”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是一位出名的左翼知识分子。
他的文选的前一半常常是他在语言学方面的文章，后一半是他的政治研究论文。
记得在“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纽约后，小布什宣布“反恐战争”。
当时美国左派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一片沉默，只有乔姆斯基这样的学者站出来，发表文章和广播电视讲话，检讨美国多年来实行的不平等外交政策，提出“恐怖主义”的根源恰恰在于美国霸权主义的国家的强权策略。
他提出，如果套用美国政府对“恐怖主义”的定义，那么美国自己恰恰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
美国政府如果不彻底检讨自己错误的外交政策，其“反恐”的结果只能是留下更多、更深的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源。
作为一个犹太人，乔姆斯基却强烈批评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压迫，与其他哈佛、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成立组织，要求对以色列的种族主义政府进行经济制裁。
在哈佛大学院士协会接触到这样的学者，使我对美国优秀学校的教学理念有了更深的体会。
我认为他们所代表的首先是学术的独立与思想的自由。
美国发展至今，最值得骄傲的，并为全世界所公认的，我认为应首推教育。
目前，全世界75%的最好的学校在美国。
10所最重要的大学中有7所在美国。
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学只是其中一个代表而已。
美国的教育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我觉得与其200余年来推崇“思想自由”，并将学校作为具有与政府抗衡力量的独立地位的理念有直接的关系。
而哈佛大学院士协会的学者正代表了这种精神。
华盛顿特区乔治城大学教授埃德蒙•佩莱格里诺（EdmundPellegrino）曾说，“人的政治自由是由人权法案及其修正案所保护的；思想与精神自由是由一个解放人的思想的教育所保障的。
政治自由保证我们能自由地表达我们的意见；一个通识教育（liberaleducation）保证我们所表达的意见本身是自由的。
”他这段话概括了美国对教育的根本认识。
美国前总统杰弗逊曾主笔起草“独立宣言”，后来又成为民主党的前身共和主义派别的领袖，并任美国哲学学会会长。
他从政界退休后，实现了他一生最大的梦想之一，就是成立“维吉尼亚州立大学”，并任校长。
他的教育哲学是：
“民主是优秀人才的贵族统治”，而“只有经过启蒙的人才能在民主的体制下成功地自我统治”，而这样的教育体制必须免费提供给所有的公民。
他于１７８９年提出的《知识传播法案》就是以此为目的。
他认为，每一个美国公民都应接受三年的义务教育，目的是，经过三年的学习，公民就应当具有读报和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能力，于是就可以通过办报来起到对政府的新闻监督的作用。
受过教育的人们可以通过对历史的理解，在任何时候和情况下准确地发现各种伪装了的暴君。
他主张美国教育的首要目的是通过增强人们的辨别力和新闻监督的能力来保护民主。
依我看，这个法案的提出，是人类历史中闪光的一页。
每一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对教育的认识，这些认识取决于当时社会的需要。
西方历史中，从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人王”，经过中世纪对“教士”的培训，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全才”，和现代科学“专”的产生，每一个时期对“受过教育的人”的理念都有所不同。
封建时代和专制体制所需要培养的是没有独立思想的“有技能的工作人员”。
在那样的体制下，必然只强调人的技能训练，同时禁锢个人的独立思考。
杰弗逊的这个法案的提出，是启蒙运动思想的展现，是第一次把人的思想自由作为教育的理想，并把“思想自由”与“政治自由”的重要性相并列。
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品质。
他还曾提出“没有自由，真理就得不到发扬”，说得一针见血。
如果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政治的或是意识形态的观点和成见，就必然失去了发现真理的必要条件。
这是关系到治学的原则问题。
蔡元培先生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是同样的主张。
陈先生和蔡先生的话说明我们中国的学者中的确有过对启蒙思想有极深认识和体会的思想家。
哈佛大学院士协会并没有奢华的办公楼与会议室。
青年院士们的办公室是在哈佛广场中央附近一栋简朴的浅黄色三层小楼。
院士们一起用餐的饭厅位于一所学生宿舍内，是一间朴素典雅的饭厅。
正因为它的“不宣扬”，在学校中有时人们称它是哈佛的“秘密协会”。
这个协会与政治、商业集团没有任何关联，既不依赖其他组织的在经济上的支持，也不受任何外界的干预，保持自己学术上的绝对自由。
凭借这种学术自由，并依靠多年不断的坚持与努力，赢得了很高的声望。
人们说它聚集了哈佛大学“精英中的精英”，并被誉为“学者的天堂”。
在美国学术界有这样一种说法：
“波士顿是美国的雅典；哈佛大学是雅典的神庙，而哈佛大学院士协会就是神庙中的神龛。
”
与哈佛大学院士协会的简朴作风形成对比的是，我在国内各地看到很多地方大兴土木，建造新校区，兴建大学城。
投资的目标大多集中在建造辉煌宏伟的大楼和购买豪华的设备，但在人力资源方面有没有做出同样的努力呢？
我见到有的学校建起雄伟的“图书馆”，但里面没有多少藏书。
学校的校长办公楼看起来更像是世贸大楼。
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是针砭时弊的警言。
我们有决心实现普及教育，并为教育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这固然是好事，但很多学校为了达到表面的成功，通过不断合并、扩大招生和增设专业，形成了一种虚假的繁荣景象。
常识告诉我们：
如果教育从数量上突飞猛进，而不以保证质量为前提，其造成的结果很可能是质量与数量成反比，迅速跌落。
一流大学并不一定在于人数多、大楼高、面积大，更重要的是在尊重自然规律的条件下，真正提高教学的质量和学术氛围。
否则只能是一个”大跃进式”的、自欺欺人、好大喜功的假象。
哈佛大学的教学特点
我在哈佛大学的经历比较特别。
我是刚取得硕士学位，就受聘为哈佛的青年院士，后来又在哈佛攻取博士学位的。
我在读书、受聘和教学的过程中逐渐领悟到它的教学的一些特点。
下面试图归纳一下我的体会，介绍给大家。
哈佛大学教学的第一个特点，是通识课（即共修基础课程）的门类非常广，其目的是通过给每一个本科学生广博的知识基础，来培养学生的辨识力。
每一个本科生都必须用两年时间选修通识课程，其中包括历史、哲学、艺术、外国文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等。
这种安排与欧洲和东亚的著名学校都非常不同。
在欧洲与日本的学校，学生可以相当早地选择主修专业，并且很早就开始专业化学习。
哈佛大学（以及其他美国的综合性大学）通识课程的学习目的，不是让学生大量地吸收知识，而是让学生通过学习“去了解掌握知识的方法。
”换言之，它的目标不是让学生们记住大量的信息，而是逐渐培养学生们的”辨识力”和”鉴赏力”。
有一个英文词说得好,“aneducatedeyeandear”，可以说是“开启学生的眼与耳”，也就是培养一双训练有素的、有辨识力的眼睛和耳朵。
哈佛大学讲授通识课程的教授往往是学校中最知名，最受尊敬的学者。
一开始我觉得让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教大学一年级本科生岂非一种浪费？
后来，我逐渐体会到这后面的智慧和远见：
当一个学生刚刚开始接触一门新的学问时，启蒙老师最重要。
如果学生一开始接触的就是这门学科最顶尖的学者，用最高的思想境界开启他的头脑和眼睛，传授治学的方法和治学态度，这个学生就会对这门学科的深刻与奥妙有更准确的理解。
我在哈佛听了不少这样的课程，并注意到有很多学生，正是因为得到这样高水平学者的引导和感化，直接受启发于他们对这门学科的深刻思考和体会而决定终生献身于一门学问。
顶尖学者给予的启蒙，影响力无穷。
哈佛大学教学的第二个特点是鼓励学生直接接触原典原著，自己主动地、独立地去体会、分析、归纳和判断这些原典，通过自己思考，对原典提出新颖的看法。
这一点，我可以用我教过的音乐理论课程为例。
我教的一门课是主要为本科生音乐专业设立的音乐理论课程。
内容包括和声、对位和作曲。
我们在教传统和声时，不用任何教材，而让学生们直接接触巴赫的圣诗合唱曲。
我们认为，任何教材都是理论家们总结经典作品中的和声所提出的个人观点。
而最好的学习方法，不是让学生们去生背硬套这些现成的理论，咀嚼别人吃过的食物，而是让学生们在老师的引导下，自己直接向巴赫学习。
通过对巴赫作品的深入了解和分析，我们鼓励学生们主动地去发现、认识巴赫应用和声时的规律和特点。
巴赫生前教授作曲时，也是用圣诗合唱曲作为和声的入门教材。
我们挑选了一个包括389曲集，每一个学生必须深入地了解其中10当我们讲到一个题目时，课堂上基本是用讨论的方式进行的。
比如，当我们探讨弗里吉亚终止式这个题目时，每一个学生，都要从自己了解的10品中找到曲例，进行分析，掌握巴赫处理这个终止式的不同方法。
结果是非常多样的。
这样的研究结果，往往比任何教材所能教给学生的内容都要丰富。
比如，一般教材中往往过于简化地说，平行五度不能应用。
但我们的学生们直接向巴赫学习，发现巴赫巧妙地应用平行五度的例子。
这样的发现对启发学生的思考和艺术想像力非常有帮助。
这也印证了我前面说过的话——直接接触原典是避免被教材误导的最好方法。
所以我们鼓励学生们直接与原典对话。
当然，这些学生是在已经有一定素养和基础的前提下才能进行这个层次的探讨的。
哈佛大学教学的第三个特点，我认为是他们对学生的“精神信仰”的关注。
哈佛大学对教育有这样的看法，“一个没有精神信仰的教育是一个不完整的教育。
”一所学校除了提供给学生”技能的训练”之外，必须让学生们感受到对人生的”精神感召”和”生命的终极目的”的追求。
没有精神追求的人是个“不完整的人”。
美国社区大学协会的主席大卫•皮尔斯（DavidPierce）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
“一个社会不能只依赖面包，它也需要诗歌。
教会人们如何工作给予他们谋生的手段,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则给予他们生活的目的。
”精神追求并不是指信仰某某“主义”或宗教，而是指要意识到只有物质追求的生命是不完整的。
诗歌、音乐、艺术、信仰、爱好，都可以成为弥补这种精神上的需要，使生命更完整、充实。
我曾经听过哈佛大学宗教学院的世界宗教课程。
哈佛大学建校时本来是一个培养牧师和神职人员的场所。
现在的宗教学院不再是培养神职人员和灌输宗教思想的地方了，其课程也已经现代化。
在这门课上，老师让学生们阅读世界不同文化的重要原典。
要了解伊斯兰教，就直接去读《可兰经》，要了解佛教就直接读《法华经》等佛经。
通过学生们的讨论，大家对这些宗教中对“神”、“爱”、“慈悲”等观念作出自己的判断，而不是被高高在上的教授进行“灌输”。
他们鼓励学生自己思考、分析、判断的教学方法，我认为非常值得借鉴。
因为通过这个过程，学生们可以直接“向圣贤学习”，提高他们的主动性，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训练了他们的思辨能力。
哈佛大学教学的第四个特点是鼓励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想像力。
我说的“独立精神”是“独立”而非“孤立”。
我们反对的是一种人云亦云的思想态度，因为那是专制社会教育的特点。
民主社会提倡的是个人的独特、新颖、理性的思维。
著名的英国哲学家艾尔弗雷德•怀特黑德（AlfredWhitehead，他曾是哈佛大学院士协会的资深院士）曾经为“大学”下了一个令人思考的定义。
在他1929《理想的大学》（IdealUniversity）, 他写到，“傻瓜有想象而没有知识，呆子有知识而没有想象。
大学的责任是将想象与知识牢固地衔接起来。
大学如果没有想象力就什么都不是，失去想象力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
我们鼓励学生们经常问自己几个问题，“Howdoweknow?
Whydowebelieve?
Whatistheevidence?
”不要轻信老师或是书本、报刊上的信息和结论，而是常带着怀疑的态度寻问：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为什么相信？
证据是什么？
”只有善于提出这样的问题的人才是经过思维训练、思维缜密而丰富、头脑不过分简单的人。
学生学习，不是被动地接受灌输，而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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