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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我国传播学研究方法概述
1994—2006年期间我国传播学研究方法概述
——以《国际新闻界》上的传播类文章为例
内容摘要：
本文抽取了从1994-2006年刊登在《国际新闻界》上的86篇传播类文章，围绕“谁在研究——怎样研究——研究什么”这一主线对我国传播学的研究进行量化分析，具体的量化指标包括作者身份、研究主题、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等。
通过运用内容分析方法进行阐述和梳理，试图窥探出我国传播学研究的现状与特点。
关键词：
传播学量化分析《国际新闻界》
Contentabstracts：
Thisarticlechooses86papersonCommunicationSciencepublishedonTheJournal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from1994to2006，andanalyzesthecommunicationresearchinChinawiththemethodofquantityanalysis，encirclingthemainclueof“whoisstudying——howdotheystudy——whataretheystudying”，theidiographicquantitativeindicesincludetheidentityoftheauthor、theresearch’ssubject、aim、method、fieldandsoon。
Thispaperexplainsandtrimsthepresentresearchwiththemethodofcontentanalysis，tryingtopryabouttheactualityandthecharacteristicsofthecommunicationresearchinChina。
Keywords：
CommunicationSciencequantityanalysisTheJournal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
前言
1982年11月23日至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国传播学讨论会,这次会议“标志着这门源于美国的新兴的边缘学科开始引入中国。
”⑴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于1986年8月在安徽黄山举行，由中国社科院新闻所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联合主办。
与会者指出了以往引进、消化西方传播学工作中的弱点和不足，探讨了传播理论与传播实践结合、传播研究与新闻研究结合的途径，讨论了国际传播学界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的分歧。
1993年6月，中国社科院新闻所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在厦门联合举办了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
会议对大陆15年来传播学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对“建立有中国特色传播学”的诘难给予了有力反驳，对传播学研究中出现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和联系实际的应用研究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媒介崇拜、文化冲突和信息侵略等跨国传播问题进行了认真研讨，提出要继续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以解决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关于1994年以前的传播学研究，已有很好的参考资料。
因此，本文选取的研究时段从1994年开始。
一研究问题
传播学自引进以来，至今已有近30年的历史，在这个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中，不乏一些前辈们对传播学科的发展进行回顾与总结，如黄旦和韩国飙两位前辈的《1981-1996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几种新闻学术刊物的简略考察》（《新闻大学》，1997年）一文就是很好的例子。
对于新闻传播类的学术刊物，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当代传播》、《现代传播》等杂志都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国际新闻界》是新闻传播学的核心刊物之一，与国际接轨，专门刊发有关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学术论文，在学界具有很高的学术权威，能够较准确地反映我国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发展轮廓。
因此，本文选取了《国际新闻界》这本杂志进行抽样研究，对1994-2006年期间我国传播学的研究进行量化分析，简要梳理和评估，试图窥探出这些年来我国传播学发展的现状和特点。
本文拟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学科队伍——谁在研究？
2．研究方法——怎样研究？
3．学科领域——研究什么？
二样本采集与研究方法
本文拟抽取《国际新闻界》每年的年中和年末两期杂志进行纵向研究，共分析了从1994-2006年的52本杂志。
经统计，《国际新闻界》在这个时间段里共有各类文章1626篇，抽取的杂志样本上共有各类文章533篇，抽样文章比例为32.8%。
在样本中，《国际新闻界》上传播类文章共有86篇，占所抽取杂志文章总篇数的16.1%。
因为《国际新闻界》刊发的论文以新闻类为主，所以文章所占比例合理。
（如下图）：
文章数量
和比例
杂志名称
26本杂志里共有传播类文章篇数
两者
百分比
26本杂志里共有各类文章篇数
两者
百分比
13年里共有各类文章篇数
《国际新闻界》
86
16.1
533
32.8
1626
上表反映了《国际新闻界》上传播类文章每年所占百分比的变化趋势，总体上看，从1994-1999年，每年的传播类文章所占比例不断攀升，到2000年以后，传播类文章所占比例略为下降后稳步发展，据此以1999年为分界点把研究时间分为两个阶段，采取内容分析方法，并运用SPSS软件进行量化分析。
我们将先以整个时段即从1994-2006年的总体数据来回答相关问题，同时再以两个时段各自数据的对比分析来回答相关问题。
在抽取的《国际新闻界》中，第一阶段共刊登各类文章236篇，其中传播类文章有42篇，占17.8%。
第二阶段共刊登各类文章297篇，其中传播类文章有44篇，占14.8%。
文化研究类、广告研究类和媒介经营类的文章有所增加，分别从3篇、1篇和6篇增加到12篇、7篇和10篇，这导致了传播类文章的比例相对略为下降。
新闻类文章从178篇增加到221篇，可见新闻研究类的文章仍然是《国际新闻界》的中坚力量，这是由它的办刊理念和定位所决定的。
在参考过去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研究的目的和需要，本文的内容分析部分主要包括：
Q1、论文作者身份：
1、专家学者2、业界人士3、博士生4、研究生5、不详
Q2、论文研究主题：
1、传播媒介2、国外传播理论介绍3、国外传播研究方法介绍4、学科基础研究5、本土问题研究6、其他
Q3、传播媒介研究：
Q3-1、媒介类别：
1、国外媒介2、本国媒介3、无区分
Q3-2、媒介类型：
1、传统媒体2、网络媒体3、手机媒体4、数字电视5其它
Q3-3、媒介主题：
1、媒介介绍2、媒介理论3、媒介运作4、媒介技术5其它
Q4、理论框架：
1、有2、没有
Q4-1、理论框架来源：
1、传播学2、其他社会科学
Q4-2、理论框架应用：
1、使用与满足理论 2、创新与扩散理论 3、议程设置理论 4、沉默的螺旋理论5、枪弹论6、两级传播论7、群体动力论 8、把关人理论 9、知识沟理论10、教养（涵化）理论 11、第三者效果理论12、电视暴力效果理论13、框架理论14、混合多种理论15其它
Q5、研究范畴：
1、人内传播2、人际传播3、群体传播4、组织传播5、大众传播6、未区分
Q6、研究方法：
1、有2、没有
Q7、研究目的：
1、理论建构2、理论检验3、描述现象4、用理论来分析现实问题5、理论探讨6、其他
Q8、是否有研究假设？
1有2没有
Q9、研究领域：
1、效果分析2、受众分析3、传者分析4、媒介分析5、内容分析6、政治经济学分析7、文化学分析8、意识形态分析9、其它
Q10、研究方法：
1、定性研究2、定量研究3、定性与定量结合4、无法判断
Q10-1、定性研究：
1、文化批判2、文本分析3、深度访谈4、个案研究5、逻辑推理6、其他
Q10-2、定量研究：
1、内容分析2、问卷调查3、统计资料4、控制实验5、其他
Q10-3、资料来源：
1、一手资料2、二手资料3、没有注明
Q11、本期研究分类：
Q11-1、新闻理论与实务篇
Q11-2、传播研究篇
Q11-3、文化研究篇
Q11-4、广告研究篇
Q11-5、媒介经营篇
Q11-6、媒介技术篇
Q11-7、其它篇
三研究发现
1．学科队伍——谁在研究？
总体来说，专家学者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主体是当仁不让，占据了80%以上的份额，第二主力军就是在校博士生与研究生。
两者几乎“垄断”了所有研究。
但分阶段来看，第二阶段专家学者的论文数量稍为下降。
而在校博士和研究生的论文数量有所增长。
在第一阶段，由博士生和研究生撰写的文章共有5篇，在第二阶段，其数量上升到9篇，从11.8%上升到20.4%，虽然涨幅不是很大，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可喜的现象——年轻的科研队伍正在默默地成长。
（见图1）
2．研究方法——怎样研究？
从研究目的来看，在所抽取的《国际新闻界》的86篇传播学文章中，尚未有进行理论建构和理论检验的文章。
主要还是在于进行传播现象的描述，两个阶段的比例分别为76.2%和50.0%，用理论来分析问题的文章在两个阶段里的数量基本持平，而理论探讨类文章在2000年以后逐渐增多，增幅为24个百分点。
（见表1）
表1：
研究目的
时间
分类
1994-1999年
篇数（百分比）
2000-2006年
篇数（百分比）
合计：
篇数
理论建构
0（0）
0（0）
0
理论检验
0（0）
0（0）
0
描述现象
32（76.2）
22（50）
54
用理论分析问题
6（14.3）
7（15.9）
13
理论探讨
4（9.5）
15（34.1）
19
合计：
篇数（百分比）
42（100.0）
44（100.0）
86
总的来看（图3），有过半数的文章（68.2%,58篇）运用了传播学研究方法，其中60.3%运用的是定性研究（在两个阶段的比重分别为65.5%和55.2%）。
但其中大部分使用的是逻辑推理的方法（非严格意义上的规范化研究方法）。
仅有17.2%的文章运用定量研究方法。
至于研究者具体使用的研究方法,我们首先可从定性研究方法的阶段表中（表2）看到，如上所述，逻辑推理是学者们最常使用的方法，在两个阶段所有运用定性分析的文章中所占比重分别高达71.4%和79.2%，相比之下其他定性研究方法使用的比较少。
文化批判法在第一阶段运用得比较多，而第二阶段则更侧重于运用深度访谈法和个案研究法。
表2:
定性研究方法
时间
分类
1994-1999年
篇数（百分比）
2000-2006年
篇数（百分比）
合计：
篇数
文化批判
4（19.0）
1（4.2）
5
文本分析
1（4.8）
1（4.2）
2
深度访谈
0（0）
1（4.2）
1
个案研究
1（4.8）
2（8.3）
3
逻辑推理
15（71.4）
19（79.1）
34
合计：
篇数（百分比）
21（100.0）
24（100.0）
45
其次,从定量研究方法的阶段表（表3）可以看出,问卷调查和统计资料是两种主要的定量研究方法，在第一阶段，两种方法的比重分别为70.0%和30.0%，到了第二阶段，两者比例转变为23.1%和69.2%。
这是因为可引用的资料越来越多，后来的很多研究者可以直接统计和引用已有的资料进行深入的研究。
表3:
定量研究方法
时间
分类
1994-1999年
篇数（百分比）
2000-2006年
篇数（百分比）
合计：
篇数
内容分析
0（0）
1（7.7）
1
问卷调查
7（70.0）
3（23.1）
10
统计资料
3（30.0）
9（69.2）
12
控制实验
0（0）
0（0）
0
合计：
篇数（百分比）
10（100.0）
13（100.0）
23
此外,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第二阶段的比重迅速上升，从6.9%上升到27.6%，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对研究方法的运用日趋娴熟。
（见表4）
表4:
研究方法
时间
分类
1994-1999年
篇数（百分比）
2000-2006年
篇数（百分比）
合计：
篇数
定性研究
19（65.5）
16（55.2）
35
定量研究
8（27.6）
5（17.2）
13
定性与定量结合
2（6.9）
8（27.6）
10
合计：
篇数（百分比）
29（100.0）
29（100.0）
58
当然，研究方法的运用离不开资料的搜集和占有。
从表5可以看出，运用研究方法过程中的资料来源，主要还是以二手资料为主，两个阶段分别为89.7%和82.8%，虽然第二阶段一手资料来源有所增加，但比重不大，增幅仅为7个百分点。
表5：
资料来源
时间
分类
1994-1999年
篇数（百分比）
2000-2006年
篇数（百分比）
合计：
篇数
一手资料
3（10.3）
5（17.2）
8
二手资料
26（89.7）
24（82.8）
50
未注明
0（0）
0（0）
0
合计：
篇数（百分比）
29（100.0）
29（100.0）
58
3．学科领域——研究什么？
对论文主题的研究，从总体数据看（图2），学者们最感兴趣的是对传播媒介的研究（34.9%），其次为对传播理论的研究与介绍（24.4%），而对本土问题的研究落笔较少。
其中关于传播媒介的文章，有54.3%集中于网络媒介研究，超过了传统媒体所占比例（42。
9%）。
这与该时段内网络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是分不开的。
从两个阶段的数据对比来看，研究主题是有所变化的。
（见表6）在对传播媒介的介绍与研究方面，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始终是两大主要的研究对象，但研究重点有从传统媒体向网络媒体转移和从纯粹的媒介介绍向媒介的具体运作转移的趋势，对媒介技术的研究类文章也在不断增多。
对国外传播理论和传播研究方法的介绍性文章从第一阶段的23.8%上升到第二阶段的38.6%，引进国外研究成果的步伐在稳中求进。
前一个阶段有相当比例的文章侧重学科基础研究，占到21.4%，而本土问题研究却颇受冷落，新千年之后，对本土问题的研究性文章日益增多，占15.9%。
这表明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进程在不断加快，学者们在关注西方传播理论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投入到将理论与本土问题相结合的传播实践当中去。
表6：
研究主题
时间
分类
1994-1999年
篇数（百分比）
2000-2006年
篇数（百分比）
合计：
篇数
传播媒介
16（38.1）
14（31.8）
30
传播理论
6（14.3）
15（34.1）
21
传播方法
4（9.5）
2（4.5）
6
学科基础研究
9（21.4）
4（9.1）
13
本土问题研究
0（0）
7（15.9）
7
其它
7（16.7）
2（4.5）
9
合计：
篇数（百分比）
42（100.0）
44（100.0）
86
对国外传播理论的介绍在这十几年中所占的比重也很大，但有70%多的文章都没有理论框架的应用，少部分有理论框架的文章，也多是基于其它社会科学的理论，这在两个阶段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5.6%和61.5%。
传播学的学科发展离不开其它社会科学，这棵学科大树之所以能茁壮成长，正是因为它那繁茂的根系伸向了其它各个肥沃的社会科学学科领域。
从传播类型的角度来看，除了未对传播类型加以区分的研究之外，绝大部分文章关注的是大众传播，占41%。
对传播的其他类型如人际传播、人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的关注仍然较少。
（见图4）。
这种现象在两个阶段中并未显现出明显差异。
从研究分析的领域来看，媒介分析一直是传播学研究的重头戏，第一阶段相对以效果分析和受众分析居多，到了第二阶段，则侧重传者分析和受众分析，传受双方相生相随，仍然是传播学界经典的研究对象。
（表7）
表7：
研究领域
时间
分类
1994-1999年
篇数（百分比）
2000-2006年
篇数（百分比）
合计：
篇数
效果分析
6（14.3）
2（4.5）
8
受众分析
4（9.5）
6（13.6）
10
传者分析
2（4.8）
10（22.7）
12
媒介分析
13（31.0）
15（34.1）
28
内容分析
1（2.4）
0（0）
1
政治经济学分析
2（4.8）
4（9.1）
6
文化学分析
3（7.1）
3（6.8）
6
意识形态分析
3（7.1）
2（4.5）
6
其它
8（19.0）
2（4.5）
10
合计：
篇数（百分比）
42（100.0）
44（100.0）
86
四讨论与结论
从对《国际新闻界》样本的几个相关变量的分析与讨论过程中，基于以上研究发现，我们概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学科队伍年轻化加快，但教学水平有待提高。
从以上统计结果可知，2000年以后，虽然博士生和研究生的数量增加了将近9个百分点，但相对来说，这个速度还是比较慢的，它反映了目前传播学教育水平不够先进，年轻队伍的科研能力还不够理想。
去年8月份，在深圳大学举行了2006年中国传播学论坛，我国著名新闻传播学者吴文虎教授指出：
“中国现在的传播学教育是比以前有很大发展，教学点多了，会讲这门课的人多了，但水准本质上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没有两样。
要下决心研究传播学理论，特别是原创理论，要敢于挑战前人，学科理论上要有突破。
”
的确，目前我国传播学教育虽然在量上比以往有很大的增加，但质上的提高却不明显，仍处于介绍、描述和评价西方传播学、以及探讨中国传播学理论体系的初级阶段，对国际传播学界最新研究动态和成果不够关注，对中国传播学理论体系的探索、建设也没有标志性成果。
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寄希望于年轻一代的学者们。
2．研究目的更多的是进行传播现象的描述或理论探讨，几乎没有新的理论建构。
这是目前我过传播学发展最不如人意的一点。
运用已有的传播理论或其它社会科学理论描述传播现象在学界甚为风行。
至于其他目的，且不说进行理论建构，即便是进行理论检验的文章也比较少，但也不乏一些做得比较规范的文章，如深圳大学王晓华教授在“06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发表的《决定受众选择互联网的因素研究——对权衡需求理论的再检验》一文。
传播学是从其它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只有涉足诸多不同的学科领域，既要有学科范围的广度，又要有学科领域的深度，才能较好地进行传播学研究。
3．我国传播学研究者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够多样。
此外，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也很少运用。
最擅长的是逻辑思辨，这种研究方法不需要大量繁杂的数据收集和统计工作，省时省力。
但正如上文所说，这并不能算是一种很严谨的研究方法。
我们在引进西方传播理论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各种传播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控制实验、实地观察、文本分析以及文化分析等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都是研究者进行传播学研究的强有力武器。
从我们的统计图表中可以看出传播研究方法尚未受到我国传播学者的足够重视。
此外，研究方法的资料来源绝大部分为二手资料，表明一些传播学研究者缺乏实干精神，未能深入实地搜集第一手数据。
4．论文研究主题的重点向网络媒体和具体的媒体运作转移。
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介在不断发展创新，网络媒体的发展尤为迅猛，研究网络传播和媒体运作的文章越来越多，如陈力丹的《大众传播理论如何面对网络传播》（《国际新闻界》1998年）、张锦的《互联网络：
一个虚拟的传播社会》（《国际新闻界》1999年）、匡文波的《网络传播中的信息利用新技术》（《国际新闻界》2002年）、谢新洲的《网络媒体竞争态势分析》（《国际新闻界》2003年）、杨波的《论网络对个体自我效能的影响》（《国际新闻界》2006年）等。
5．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进程在不断加快。
继1990年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出版之后，1997年出版了由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这两本书可以说是传播学中国化或者本土化比较突出的成果，也可以说是我国传播学研究起步的代表作。
”⑵。
新千年之后，学界对传播学本土化的研究更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然而正如中国化研究的主将孙旭培教授（1997）所说：
“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目的，通俗地说，就是通过研究中国的传播历史和现状，为传播学的丰富和发展作出贡献，使传播学不至于只是‘西方传播学’。
”但是，他早在1994年即声明：
我们致力于传播学研究中国化，“不能因此导致一个结论：
我们可以创立一门完全不同于西方传播学的中国传播学。
辩证法使我们懂得，要善于把事物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
传播研究中国化也是一个过程，就是通过大量挖掘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间关于传播方面的财富，促进传播学的发展，最终创造出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的传播学。
”⑶
6．传播研究仍未能摆脱美国主流研究的羁绊。
主流研究是指“以大众媒介为研究对象，将大众媒介看作是传播信息的有效工具和渠道，认为传播信息是传播的出发点和归宿，致力于研究大众媒介的信息对受众的传播效果及其功能和传播效应”。
⑷从我们的数据可以看出，大部分仍局限于媒介分析、效果分析以及受众分析等这种拉斯韦尔模式的研究之中。
事实上这种研究模式早已在国外研究中显现出它的不足，并遭遇到欧洲批判学派的强烈冲击。
后者跳出传播媒介本身，以宏观的视觉审视传播与社会的各种关系。
近年来，我国传播学研究也开始借鉴批判学派的文化研究、政治经济学分析等武器，但从数据来看，这种力度显然很不够，更多的还是在功能主义的框框里踯躅徘徊。
所以，目前摆在我国传播学研究者面前最迫切的是打开眼界，跳出囚笼，勇于接受和挑战新的范式。
五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诚然，本文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如由于时间和资料的限制，样本量相对小了一些，研究结果无疑是有局限性的，对传播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若能综合多本核心杂志进行全面的研究，可能会得出更加准确的结论。
在此，希望通过对抽样的《国际新闻界》上的传播类文章进行量化分析，从一定程度上窥探我国传播学研究的现状与特点，为传播学科的发展做出一点微薄的努力。
注释：
⑴李启：
《传播学与中国》，《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3期。
⑵韩运荣：
《传播学的“玄化”与“细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传播系刘建明教授访谈》，《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6期。
⑶邵培仁：
《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传媒学术网，2005年12月：
⑷王怡红：
《对我国传播研究思路的反思》，《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4期。
参考文献：
⑴孙旭培主编：
《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⑵吴予敏：
《无形的网络》，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⑶徐培汀：
《二十世纪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党建读物出版社，2002年版。
⑷[美]罗杰斯：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的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⑸[美]施拉姆、波特：
《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中文版。
⑹[英]麦奎尔、温德尔：
《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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