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的现代性思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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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的现代性思想

论韦伯的现代性思想

毕天云

[关键词]韦伯；现代性；理性化；马克思；哈贝马斯

[摘要]现代性是社会学的中心主题，韦伯是一位现代性理论家。

本文分析了韦伯关于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和现代性的命运等思想，并与马克思、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简要的比较，最后讨论了韦伯现代性思想的意义。

众所周知，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最早产生在欧洲（确切地说是西欧）并非出于偶然，它既是欧洲社会思想发展的结果，更是欧洲社会现代化的产物。

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现代性不断孕育、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以现代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现代性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于我们可以说，现代性问题是贯穿社会学发展的一根“红线”，现代性问题是社会学的中心主题。

当今国际知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早在1971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一书中就指出：

“马克思、涂尔干与韦伯的社会学观点，皆根植于他们对现代社会形式之基本结构与发展趋向的不同观念上。

”[1]英国的另一位社会学家尼格尔·多德在1999年出版的《社会理论与现代性》一书中，以“现代性”为主题线索，介绍和评析了“古典社会理论”、“现代社会理论”和“后现代社会理论”中有代表性的十五位社会学家的现代性思想。

[2]韦伯，作为古典社会学的三个大家之一，他的研究视野当然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游离”于社会学的“中心主题”之外。

特纳（BryanS.Turner）认为：

韦伯是“一位现代性理论家”，“理解韦伯对其事业的看法的最佳方式，是将其看作对现代性性质的孜孜探求。

”[3]目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在学术界炒得沸沸扬扬，要理解和把握现代性的真谛，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返回古典”，看看讨论现代性问题的“祖师爷”们“说过些什么”，后人从中能“得到些什么”，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韦伯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思想家，在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中，现代性思想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理解韦伯的现代性思想，首先要理解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

韦伯晚于马克思46年出生，在他还是一个儿童的时候，马克思的理论已经在思想界和政治“场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马克思主要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韦伯则主要生活于资本主义从“自由时期”向“垄断时期”过渡的时代背景下：

资本主义世界在自由竞争时期建立起来的市场交换法则由于垄断的形成而显得软弱无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商业精神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物质生产方面创造出越来越多的人间奇迹，但与此相伴的却是人们精神世界的意义和价值的逐步衰落和丧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韦伯阐述了他的现代性思想。

在1919年向慕尼黑一批青年学子发表的“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韦伯指出：

“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

”[4]这段论述集中地表现了韦伯的现代性思想。

韦伯认为，理性化、理智化是他所处时代独有的，换句话说，在韦伯看来，人们现在通常所称的现代性是以理性化或合理化为基本特征。

韦伯指出，理性化渗透和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①经济理性化。

韦伯认为，经济理性化集中体现在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上。

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核心是资本主义企业，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企业是一种体现理性化特征的合理性的组织，因为它把经营活动与家庭分离开来，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仅是一个消费单位；它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薄记）精于计算，计算越是精确，资本主义的理性化程度就越高；它是形式上自由劳动的合理的资本主义组织，这是现代西方的独特现象，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则只有一些迹象；它在技术上充分利用科学知识，依赖现代科学，尤其是以数学及准确而有合理的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

韦伯认为，这一切都离不开理性的作用，都是理性化的表现。

②行政理性化。

韦伯说，合理化的资本主义不仅需要技术生产手段，而且需要一种可靠的按章办事的行政管理制度与之匹配。

在韦伯的眼里，在国家机构的诸构成部分中，官僚体制集中地体现出理性化的特点；官僚制是最符合理性要求的行政管理类型。

因此，行政理性化的显著特征就是官僚制化，“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意味着根据知识进行统治：

这是它所固有的特别合理的基本性质。

”[5]“纯粹的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即官僚体制集权主义的、采用档案制度的行政管理，精确、稳定、有纪律、严肃紧张和可靠，也就是说，对于统治者和有关的人员来说，言而有信，劳动效益强度大和范围广，形式上可以应用于一切任务，纯粹从技术上看可以达到最高的完善程度，在所有这些意义上是实施统治形式上最合理的形式。

”[6]③法律理性化。

在韦伯的心中，行政理性化与法律理性化是密不可分的，没有法律的理性化就没有行政的理性化，法律理性化是行政理性化的保证。

台湾学者陈介玄在“韦伯论西方法律合理化”一文中指出，“在韦伯看来，西方法律体（bodyoflaw）有诸多不同的理性层面，依此，许多可能的法律思想朝向合理化发展。

其中，最基本的两个思想元素乃是‘通则化’（generalization）和系统化（systematization）。

所谓‘通则化’是指将与具体个案之判决相关联的理念，化约到一个或多个原则上，亦即一个或多个命题上；所谓‘系统化’，乃是所有分析蜕化之法律命题的整合，因而，构成了逻辑清晰、内在一致，且至少在理论上无裂缝之规则体系。

”[7]陈介玄还进一步从法律内在层面的合理化和外在层面的合理化两个方面梳理和分析了韦伯有关西方法律理性化的思想。

[8]④文化的理性化。

在韦伯那里，文化的理性化是指世界的“祛魅”，即宗教世界观图景的消除和世俗文化的产生过程，它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

正如哈贝马斯所总结的：

“韦伯把那种除魅过程描述为‘理性的’，该过程在欧洲导致了宗教世界观的瓦解，并从中产生出世俗文化。

随着现代经验科学、自主的艺术和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道德理论和法律理论的出现，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使我们能够根据真理问题、审美问题和道德-实践问题的各自内在逻辑，来完成学习过程。

”[9]关于文化理性化的具体表现，韦伯分析了音乐的理性化、建筑的理性化和道德的理性化等，重点阐述了音乐的理性化，包括音乐乐理层面的理性化和音乐乐器层面的理性化及其音乐理性化的社会因素和承携者。

⑤个人的理性化。

按照韦伯的观点，个人的理性化集中表现为渗透在新教徒生活中的伦理理性主义和新教徒行动的准则——现代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认为伦理理性主义是资本主义得以形成的因素之一，并着重分析了在宗教信仰基础上形成的新教徒的入世禁欲天职观怎样成为一种社会行动，而在其后的发展中，又怎样逐渐与原来的宗教神学相脱离，并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合为一体的。

韦伯说：

“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

”[10]又说：

“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11]，即世俗的生活指导有其宗教的基础。

最后，这种以天职观念和为职业劳动献身的精神的特殊具体的理性思想，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全面系统地渗透在一切生活领域。

韦伯不仅从横向的角度分析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理性化的表现，还从纵向的角分析了现代性的展开——理性化的过程。

理性化（rationalization）是韦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也是韦伯现代性思想的核心术语。

他从这一核心概念出发研究西方近代社会发展的趋势，认为西方近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

何谓理性化?

在韦伯那里，其基本含义是指理智的思考和计算。

它是人们在观察事物时所使用的，而不是来自事物本身的概念；同时，这一概念具有相对性，只有在人们从特定角度观察事物时才有合理性与非理性之分，事物本身则无所谓合理性与非理性。

例如，对于一个不信宗教的人来说，任何一种宗教的生活方式都是非理性的；对于一个享乐主义者来说，任何一种禁欲规则都是非理性的。

[12]在西方学术史上，“理性”是一个具有多重涵义的概念，韦伯对“理性”和“理性化”概念有着独特的理解。

关于“理性”，韦伯曾使用过“工具合理性”、“价值合理性”、“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等概念。

韦伯在对人们的社会行动进行分析时，把社会行动分为合理性行动和非理性行动两大类，其中合理性行动又分为工具（目的）合理性行动和价值合理性行动两类。

工具理性的行动“是由关于环境和人类的其他客观行动的期望所决定的行动；这些期望被用作获得活动者自己理性地追求和计算的目的的‘条件’或‘手段’”；价值理性的行动是“由对于某些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其他行为有意识的信念所决定的行动，它并不取决于它的成功的前景。

”[13]在观察理性化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具体表现时,韦伯又常把合理性区分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

韦伯说：

“一种经济行为的形式上的合理应该称之为它在技术上可能的计算和由它真正应用的计算的程度。

相反，实质上的合理，应该是指通过一种以经济为取向的社会行为的方式，从曾经、正在或可能赖以观察的某些（不管方式如何）价值的基本要求的立场看，允许用货物供应现存的人的群体（不管其界限如何）的程度。

”[14]这里，形式合理性主要表现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实质合理性则主要归结为目的与后果的价值。

在韦伯那里，工具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基本同义，价值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意义也基本一致。

据韦伯的观点，形式（工具）合理性与实质（价值）合理性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张力：

从工具或形式合理性出发，价值或实质合理性行为是非理性的；反之，从价值或实质合理性的观点看，纯粹工具或形式合理性又是实质上非理性的。

韦伯说，理性化是

“这样的知识和信念：

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

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

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而求助于魔法。

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

”[15]而技术与计算就是形式合理性或工具合理性的运用，这样，也就是形式是理性的而实质是非理性的。

因此，根据韦伯对理性化的看法，作为过程的现代性——理性化——实际上是形式（工具）合理性的扩展过程。

这个过程主要表现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分离、冲突，以及形式合理性压倒实质合理性，占据社会各领域的主导地位的过程。

所以，在韦伯看来，西方社会现代性发展的过程或者说西方近代社会合理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形式合理化”而“实质不合理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是一种“形式的合理性”和“实质的非理性”；反之，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则是一种“实质的合理性”和“形式的非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形式合理性比实质合理性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韦伯的这一见解是非常深刻的，在回顾社会主义国家80余年实践的酸甜苦辣中，韦伯在20世纪初近乎先知的思想，再也不能无视其合理性和真知灼见了。

依笔者浅见，韦伯这一观点实质上“点到了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效率与公平这一难题的髓”，它不仅反映了两种社会制度中长期存在的效率与公平不平衡的事实，而且指出了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同时兼顾是何等的艰难，人类将继续在形式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冲突的困境（或者说是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中苦苦求索。

韦伯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他以一种高度的热情讴歌西方社会的现代性——理性化，更在于他以一种冷峻甚至是残酷的眼观指出了现代性不可避免的命运。

韦伯虽然不是一个“算命先生”，但他确实具有“留情不算命，算命不留情”的气质和风度；他在为人们展示现代性的美好的一面时，也指出了现代性的另一副令人不悦的面孔。

韦伯给现代性“算命”的结果是：

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

这种略显凄怆和悲凉的命运包括：

①意义的丧失。

在韦伯看来，由于理性特别是工具（形式）理性化的过度发展，将导致人们无法对世界做整体的把握，科学理性也无法提供对世界、对人生的终结意义的解释，结果只能是“意义的丧失”。

“文明人的生活已被嵌入‘进步’和无限之中，就这种生活内在固有的意义而言，它不可有个终结，因为在进步征途上的文明人，总是有更进一步的可能。

无论是谁，至死也不会登上巅峰，因为巅峰是处在无限之中。

亚伯拉罕或古代的农人‘年寿已高，有享尽天年之感’，这是因为他处在生命的有机循环之中，在他临终之时，他的生命由自身的性质所定，已为他提供了所能提供的一切，也因为他再没有更多的困惑希望去解答，所以他能感到此生足矣。

而一个文明人，置身于被知识、思想和问题不断丰富的文明之中，只会感到‘活得累’，却不会‘有享尽天年之感’。

对于精神生活无休止生产出的一切，他只能捕捉到最细微的一点，而且都是些临时货色，并非终结产品。

所以在他看来，死亡便成了没有意义的现象。

既然死亡没有意义，这样的文明生活也没了意义，因为正是文明的生活，通过它的无意义的

‘进步性’，宣告了死亡的无意义。

”[16]②价值多元性与“诸神不和”。

韦伯认为，理性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社会分化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中，真、善、美三种价值集于一身的现象不存在了。

由于理性化，由于科学理性无法回答世界的意义问题，从而使价值呈现多元性，并且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存在相互冲突的立场。

“有些事情，尽管不美但却神圣，而且正是因为它不美且只就它不美而言，才变得神圣。

……有些事情，不仅是它尽管不善而成为美的，并且只从它不善这方面看，它才是美的。

……有些事虽然不美、不神圣、不善，却可以为真，此乃一项常识。

”在“诸神不和”情境中，每个人都必须做出抉择。

“对于每个人来说，根据他的终极立场，一方是恶魔，另一方是上帝，个人必须决定，在他看来，哪一方是上帝，哪一方是恶魔。

”[17]一旦当你做出了抉择，“你将侍奉这个神，如果你决定赞成这一立场，你必得罪所有其他的神。

因为只有你坚持忠实于自己，你必然会达到这样一个终结的有着内心意义的结论。

”[18]③自由的丧失。

韦伯看到，理性化尤其是行政理性化的必然结果是个人自由的丧失，即在现代社会中，人的独立价值不复存在。

因为在现代社会里，为了管理的效率，官僚体制是必需的；但官僚制使整个社会成为一架大机器，每一个在其中工作的个人则成为这台机器的一个部件或要素，承担一定的功能；为了服从整个体制或系统的功能需要，个人必定要压抑自己的个性和自由。

在官僚体制中的人们缺乏内在的精神的支持，在一切关系中都持一种冷漠态度；在这样的制度中，每个人都成为这架庞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或螺丝钉，个人按照自己信仰、理想的价值而行动的自由受到了极大的压制。

韦伯说：

“每当想到世界有一天将会充满着这样一些小小的齿轮，——一些小人物紧紧抓住职位不放并极力钻营更高的职位——就像埃及历史的景象重现……真使人不寒而栗。

这种对官僚制的追逐真使人绝望透顶。

就好像在政治中……我们只需要‘秩序’，此外别无他求；倘若一旦秩序发生动摇，我们就会感到六神无主，畏葸不前；倘若完全脱离了秩序，就会感到孤立无援。

难道世界有朝一日只有这种人而没有别的人存在吗？

我们现已完全被卷入了这样一种进化过程，现在最主要的问题不是怎样促进和加速这一过程，而是设法反抗这个机器，免于灵魂被分割标价出售，摆脱这种至高无上控制一切的官僚生活方式，以保持人类中一部分人的自由。

”[19]面对现代性的上述“宿命”，韦伯不无忧虑地总结到：

“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

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

‘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20]这就是现代人无法避免的命运。

韦伯为现代人描绘的未来不是花团锦簇的夏日，而是冰冻冷酷的漫长冬夜。

韦伯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西方社会的现代性的，他的现代性思想具有浓厚的“文化决定论”色彩，这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中的“经济决定论”形成鲜明的对比。

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资本主义学说中，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学说实质上就是他的现代性理论。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现代性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十分重视经济因素——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在马克思看来，政治因素、文化因素都不过是经济因素尤其是人们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和观念反映，归根结底，只有经济才是社会的基础。

就此看来，西方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看作经济决定论并非一派胡言。

韦伯和马克思研究的对象都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但韦伯研究的着眼点不同于马克思。

马克思解决的问题是：

资本主义怎样在欧洲发展起来的？

韦伯所要回答的问题是：

为什么理性化的资本主义首先出现在欧洲？

马克思的分析主要是一种纵向的“内部”分析，韦伯的研究则主要是一种横向的比较研究。

国内某些学者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学说来反对韦伯的现代性理论，犹如用张三的性别与李四的年龄作比较，实在是没有说到“点子上”。

韦伯在比较分析（西方社会与东方社会）中，他并非没有重视经济和政治的因素，读过《中国宗教：

儒教与道教》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

韦伯是在从经济、政治角度无法解决他所要回答的问题的前提下，才转向文化变量的。

尽管如此，韦伯从来就没有对具有“文化决定论”色彩的现代性思想作出“独断论”的结论。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结尾，他写下了一段具有“自知之明”的话：

“以对文化和历史所作的片面的唯灵论因果解释来代替同样片面的唯物论解释，当然也不是我的宗旨。

每一种解释都有着同等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不是作作准备而已，而是作为一次调查探讨所得出的结论，那么，每一种解释不会揭示历史的真理。

”[21]

韦伯对现代性的态度也是值得我们深入体悟的。

韦伯并不反对现代性，因为他非常清楚，现代性的产生是世界理性化的必然产物。

对于现代性，我们看到的韦伯既不是一个完全的悲观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完全的乐观主义者。

韦伯是一个辨证的客观主义和现实主义者，他既肯定现代性的必然性和进步性，也不否认现代性的消极后果，这一点与马克思和哈贝马斯有相近之处。

在韦伯的内心深处，“对现代性抱有一种矛盾的态度。

他和马克思都相信，在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下，‘固有的一切都将消融殆尽’。

现代化过程破坏了传统秩序，也破坏了传统权威借以使这个世界可以理解并合法化的意识形态。

现代性对一切都提出了质疑，并将他们置于单一的理性原则面前予以衡量。

”[22]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消极后果,马克思提出“异化论”，韦伯得出“非人格化”和“铁笼论”，哈贝马斯强调“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三位大思想家可谓“殊途同归”。

面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消极后果，韦伯似乎显得“无动于衷”，他只是“诊断了疾病”，但未开出治疗的“药方”，这为后现代主义者留下了启迪智慧的思想源泉。

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马克思则截然不同，主张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制度：

在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共产主义来取代已经失去合法性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在落后的东方国家，通过跨越“卡夫丁峡谷”来跃过资本主义现代性。

第一副“药方

”（可称为“西方共产主义学说”）迄今没有经过真正的实践检验，我们将拭目以待；第二副“药方”（可称为“东方共产主义学说”）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效果有喜有忧，需要进一步的修正和调整。

从马克思的“激进”立场看，他更像一个“后现代主义者”。

哈贝马斯在与后现代主义者的论争中，采取为资本主义现代性辩护的立场，试图以“交往理性”（或沟通理性）来替代“工具理性”，重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理性基础。

这是一项宏伟的工程，“药效”如何，一时还难以断言。

仅此而言，哈贝马斯更像一个“现代主义者”。

韦伯分析的现代性主要是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准确地说是现代性的西方形式（或者说是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形式），他的现代性思想有无普遍性意义呢？

我想，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看，韦伯的现代性思想中既有普遍性的成分也有特殊性的因素。

就其共性的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无法逃脱这一全球性的历史进程；区别不在于你是被动卷入还是主动参与，而仅仅在于现代化的早晚、快慢和程度。

尽管伴随现代化产生的现代性首先出现在西欧，然后向北美和全球扩散和传播，但作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个性之中必然包含着共性。

韦伯把西方现代性的成长过程主要视为“形式（工具）理性化”的过程，这反映了现代化的一个共同规律。

现代化的速度和水平主要靠效率来解决，在“知识经济”时代，没有工具理性（特别是科技理性）的充分发展，就不可能解决效率问题。

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对于解决我国长期以来重视“实质（价值）合理性”、忽视“形式（工具）合理性”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韦伯关于现代性具有二重性的深刻洞见提醒我们，别“一相情愿”地把现代化设想为一个完全美好的前程；在享受现代化成就的同时，要承受“现代化的代价”。

韦伯关于形式合理化走过头必然“物极则反”的忠告，对于一个深具“中庸”传统但又经常做“形而上学”行动的民族来说，并非一句过时的“劝导”。

就其特殊性而言，韦伯现代性思想的“根”深深植于西方文化的传统之中，他对东方社会特别是对中国社会的分析由于“客位”角色的优势，确实显现出许多过人的精辟、独到甚至是入木三分之处。

但他毕竟是“从西方看东方”，而不是“从东方看东方”，难免有“看偏”、“看漏”和“看花掉”的时候。

看看今天的现实，我们发现，不仅西方的宗教能孕育出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精神，东方的宗教也有这个能力。

韦伯离我们而去已经80余年了，但韦伯的思想对现代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韦伯的现代性思想的魅力将是持久的；读着近一个世纪之前的韦伯著作，看着今天的社会现实，笔者对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的一句话深表同意：

“韦伯，我们同时代的人”。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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