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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形象的新视角

工人形象的新视角

  工人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大规模涌现,是与社会主义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工人阶级被提升到当家作主的地位,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在这种形势下,写工人既是国家对作家提出的要求,同时也是反映社会发展、阶级变化的内在趋势。

“十七年文学”中的工人英雄形象,“改革文学”中的反思型工人形象,“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的“分享艰难”型工人形象,都具有自己的特征,富有特定的时代内涵。

  当下文学作品对工人形象的关注,大致可分两类:

第一类是对城市工人困境的书写,表现他们或坚韧或绝望的人生境遇,如毕淑敏的《女工》、曹征路的《那儿》;第二类是对“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关注,致力于书写他们劳动的艰辛以及进入城市的坎坷,如夏天敏的《接吻长安街》、熊育群的《无巢》。

在当下的复杂语境中,工人有着更复杂多样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感情,作家有了更开阔的视野、更自由的空间,从而工人形象也有了更丰富的表现。

  

  新的人物形象

  工人最初是以整体的当家作主的工人阶级形象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然而,“十七年文学”对工人英雄形象的倡扬,却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工人的日常生活和个体性。

当下作家们对工人形象的塑造,既注意到了主流意识形态在工人身上的历史遗留物,更注意到不同群体、不同环境下工人的独特性,从而出现了许多富于个性和时代特征的工人形象。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梁晓声通过《钳工王》对工人的生存状况进行了审视。

当下文学作品中的工人形象则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艰难处境,他们不再幻想主宰什么,转而关心自己每一天的生计。

他们看上去似乎没有了排除万难开拓进取的精神,但有面对艰辛的坚韧不拔;他们虽然做不到毫不利己大公无私,但会发自内心地团结互助;他们仍然正直善良,仍然勤劳诚实……他们的形象不再高大光辉,却低调而朴素地保持了某些普通人的品格。

与“现实主义冲击波”中“分享艰难”的工人形象相比,当下作品中大量工人形象处境仍然艰难,不同的是,他们脱掉了往日荣耀的帽子,也甩掉了历史的重负,变得更加现实。

当然,也有怀恋远大理想、牢记工人阶级话语的形象,如曹征路《那儿》中的小舅,但其斗争失败的惨痛结局表明了理想主义的破灭。

从整体上讲,当下工人形象的表现焦点从生产转移到生活,从高尚的阶级品格转移到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从“高、大、全”的英雄转移到受苦受难的底层工人。

  “农民工”是当下颇受关注的一个群体。

西方社会学将“农民工”称为“新工人”,将原有的工人群体称为“老工人”;当前,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也从经济学、政治学以及社会学上肯定“农民工”属于“产业工人的一部分”。

无论对这一群体如何定位、如何指称,其复杂性都是不容忽视的。

尤凤伟的《泥鳅》、刘庆邦的《红煤》等长篇小说,荆永鸣的《北京候鸟》等系列小说以及夏天敏的《接吻长安街》、李师江的《廊桥遗梦之民工版》、罗伟章的《我们的路》、熊育群的《无巢》等,都以农民出身的打工者为表现对象。

这些人物形象既有农民的特点,如淳朴、勤俭、谨慎,也有对工人品格上的追求和行为上的模仿。

对于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工人而言,他们身上的“农民性”显示出消极作用。

他们对城市与乡村有着复杂的感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到城市打工最初是为了回家盖房、衣锦还乡,在城市中怀念着家乡的宁静生活;他们被迫走出农村到城市打拼,但在城市中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只能试图以可笑或悲壮的方式融入城市;更痛苦的是,他们回到家乡却发现已不能继续过去的乡村生活,成为往返于城市与乡村的无巢的流浪者。

他们想要获得城市身份,但农民的烙痕无法磨灭,即使拥有了城镇住房和户口,却仍然被周围的人视为农民,而自己也无法坦然。

  可以说,身份认同问题是当下工人形象中的共同问题,而其背后则是更本质的生存问题。

不管是城市中的“老工人”,还是刚刚步入城市的“新工人”,他们在社会中都处于一种不利的位置,从而内心充满了矛盾和困惑。

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下,在金钱物欲的诱惑下,无论是工人阶级的伦理观还是中国传统的伦理观都受到冲击。

这种动摇尤其明显地表现在对女性出卖肉体的态度上。

在曹征路理想主义的哀歌《那儿》《霓虹》中,以及“新生代”作家林白的另类底层写作《去往银角》《红艳见闻录》中,都有出卖肉体的女工形象,而周围的人对此则持理解或旁观的态度。

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残酷的生存统摄一切。

  叙述立场多样化

  新世纪之前,当代文学中描写同时代工人形象的作品中,写作立场基本上是单一的,与主流意识形态密切吻合。

如“十七年文学”中歌颂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工人英雄;“改革文学”中赞扬反思历史、走出阴霾的“全颜色的人”;“现实主义冲击波”中倡扬“分享艰难”的底层工人,其写作立场多呈现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动配合,而工人本身的生存状态与复杂心态则在很大程度上被消弭于历史、政治的变革之中。

尽管也有人提出,当前的底层写作包括对底层工人的书写,似乎正在成为一种主流,但这只是说明各界对底层问题关注程度的加强,说明这一题材正在成为丰富的创作源泉。

实际上,绝大部分底层写作都在酣畅淋漓地书写底层的艰难生存境遇,用心体味底层的心理和情感,这样的写作立场显然异于一味歌功颂德或掩盖矛盾的写作。

  与此同时,大部分作品的叙述者既脱离了社会分析家的身份,也摆脱了知识分子代言人的地位。

作家不期望对某些问题给出答案,也不相信自己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他们只是将工人的真实生活场景和心理境遇展现出来。

这样的立场与启蒙立场已相去甚远,更贴近底层,视角更加平民化。

  并且,作家们在共同关注底层工人的同时,还注意表现自己的个体意识。

林白等“新生代”作家甚至将“个人化立场”带到了这一领域中,《去往银角》等作品在对人物的塑造中灌注了作者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独特体验。

无论这种姿态是否易于走向另一个极端,也不管他们的尝试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但自觉的个性化视角有利于打破窠臼,有利于表现工人形象的“这一个”。

长期以来,性别意识在这一领域中被压抑、被弱化,这也是工人形象不够丰富的原因之一。

当下许多女作家站在女性的立场,创作出大量书写女工生存境遇和心理感受的作品,性别意识的凸显成为新世纪工人形象的一个重要特点。

女工们像男性一样在工厂中挥洒着自己的青春,人到中年又被迫下岗,明明拥有优异的技术却在“性别”一栏中遭遇失败,如毕淑敏的《女工》;她们为家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困难面前比男性承受更多,也付出更多,如方方的《出门寻死》;在艰难的生存处境中,在男性对女性肉体的觊觎中,她们面临着肉体与灵魂的痛苦挣扎,如盛可以的《北妹》、邵丽的《明惠的圣诞》;女工的精神领域也成为女作家们开掘的对象,叶弥的《小女人》、方格子的《锦衣玉食的生活》、黄咏梅的《负一层》都写出了女工对生活的失望和精神上的追求。

尽管这些探索有的还不够贴切,但不可否认,这是对扭转长期以来工人题材“重男轻女”偏向的努力,是对当代文学中工人形象塑造的一种积极拓展和深入。

  

  个性化的风格

  当下,许多作家从自己的思考和体验出发,从不同角度进入工人的生存境遇和心理感受,写出了种种不同基调的作品,曹征路《那儿》中理想破灭的悲壮,熊育群《无巢》中打工仔被冷酷现实逼上不归路的惨痛,李师江《廊桥遗梦之民工版》中小人物遭受命运摆布的苦涩幽默,毕淑敏《女工》中女工默默迎接生活挑战的坚实,迟子建《踏着月光的行板》中困顿夫妻爱情的温暖……在语言的运用上,作家们也注意体现出自己的特点,盛可以在《北妹》中充溢着湘味的泼辣,林白在《去往银角》《红艳见闻录》中的阴冷闭锁,方方在《出门寻死》中的朴素直白,叶弥在《小女人》中的温婉细腻,李师江在《廊桥遗梦之民工版》中的痞气,黄咏梅在《负一层》中的梦幻……作家们个性化的追求,既表现了工人当下生存状态的碎片化,也使描写工人形象的作品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景象。

  在写实的基础上,有的作家开始吸纳各种有益的手法,加入作家的主体特色,使作品由单一的写实走向多样化。

比如超现实情节的设置:

《去往银角》中的主人公在银角只待了一个晚上就老了20岁,更不要说那些人变成兽等荒诞的情节画面。

富有夸张意味的象征也是作家们喜欢运用的手法,包括物的象征与情节、主题的象征。

《北妹》中主人公的丰乳最终被疾病控制而不断膨胀成为累赘,《去往银角》中的主人公走来走去却总是回到原地,这些具有丰富寓意的象征深化了对人物境遇与心理的书写。

将现代主义手法、后现代主义手法融合到写实中,尽管并不是这些作家的独创,但对于丰富工人形象的塑造来说,这无疑是个可喜的变化。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人一直是受到关注的群体,工人形象的塑造起起落落,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与其他题材相比,总体而言,描写工人的作品被认为是薄弱的,是与工人的地位和作用不相称的。

种种纷繁因由中,作家们在塑造工人形象时不能突破观念、手法和风格的局限,这是造成工人形象模式化、单一化的重要原因。

而当下的一些创作,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值得肯定的突破。

与此同时,当下关注工人的作家已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他们当中既有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创作了大量优秀工人题材作品的,如肖克凡;也有八九十年代因其他题材成名的,如毕淑敏、迟子建,以及“新生代”部分作家;还有正以积极的创作态势逐渐产生重要影响的,如荆永鸣、罗伟章;而在创作“打工文学”的打工者中,也出现了一些有潜力的写作者。

尽管这一领域的文学创作曾经遇到过许多问题,也有在前进的过程中出现回潮的可能,但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拥有层次丰富且日益壮大的创作队伍,我们有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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