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阶级形成史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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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阶级形成史论
武士阶级形成史论
引言
从镰仓幕府成立到明治维新，武士阶级统治日本长达700年之久。
武士政权或武家政权是日本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政权形态，而且直接与近现代日本相联结，因此在日本社会和民族性格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1991年日本集英社出版了一套（日本历史）丛书，其中第7卷（武者之世）写武士阶级形成的历史。
着者是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入间田宣夫。
他在该书结语中评价了武士政权的历史作用。
他先引用了1602年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中对日本的文字说明：
“尚强力”、“权常在强臣”，然后评论道：
这个评语决不是褒奖语，其意思是说，日本人好战，武力优胜者即可掌握权力，由于这种野蛮的风俗，日本不能成为先进的文明国家，这是很可悲的。
着者认为：
利玛窦是从国际性的或普遍性的立场出发评价中世纪的日本人的，而国际性普遍性的立场，例如当时的中国人认为男子应以习文修学为最高目标，而视武人为鹰犬，而日本正相反，“其民多习武，少习文”。
着者认为:
这正是武士政权存在的阴暗的一面，而这一中世纪的遗产即轻文重武的岛国风气，即使到了近代以至现代也未能消除，对此我们难道不应抱有警惕么？
入间田教授的论断说明了武士政权对近现代日本的深远影响。
从了解日本、认识日本的角度看，研究武士阶级的形成史是一个富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关于武士阶级的形成问题，日本学者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
尤其从六七十年代以来，无论在史料的发掘方面，或是在视角的深化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从史料的发掘方面说，过去被认为史料价值不高的物语、军记一类作品受到重视；过去仅被作为美术史、风俗史史料的绘卷（画卷）也被视为视觉史料而用于历史研究；此外，日记、考古资料也得到广泛的利用。
从视角的深化方面说，随着史料的多样化，社会史、军制史、地域史等新视角不断提出，并取代阶级分析的旧方法。
从阶级观点研究武士的出现，一般认为是领主为自卫而建立私人武装的结果，但是这个论断缺乏史料的支持。
社会史则从社会职能的角度进行解释，认为武士的社会职能是练武、打仗，可以说是“杀人请负人”，而武力的请负化是与当时王朝国家的基本统治原则“请负制”一致的。
军制史则强调武士与地方政权相结合，构成军团制废除后的国衙军制的一部分，以及武士与公权相结合对武士阶级形成的意义。
武士起源于东国，武士政权亦建立于东国，其原因何在？
地域史着重探讨这一间题，指出当时东国是防御师夷的兵站基地，并由此而在那里形成了军事贵族，他们是武士的前身。
相对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累累，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
从观点上看，我国学者有关武士阶级形成的论述基本上也是吸取日本学者的看法，而且是以前的传统看法。
吸取日本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根据史实，用我们的观点来阐明武士阶级的形，成史，应该提上日程。
本文作一初步尝试，以抛砖引玉。
“武士”一语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
中国初出为：
唐“天宝十一载改诸卫士为武士”。
日本初出为：
宝龟二年“赐亲王已下五位已上丝，各有差。
其明经、文章、音博士、明法、算术、阴阳、天文、历术、货殖、恪勤、工巧、武士，总十五人赐丝十绚”。
这里的“武士”当然与本文所说的武士含义不同。
本文含义的“武士”一语十世纪以前虽已出现，但不固定。
同样含义的词语还有“兵”、“侍”、“武者”等。
这几个词语间也稍有区别：
“兵”，以战争为职业者；“侍”，贵族的警卫；“武者”，政权中的武人。
日本学者认为这三个词语反映同一实体的不同侧面，到十二世纪时三者统一为“武士”。
以上是“武士”的语源。
武士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应该予以明确的定义。
日本学者间有两种定义方法。
一种从职能定义，例如：
“以武艺为专业者”、“以武技、战斗为业者”。
但是，武士不仅是一个职能集团，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集团、社会集团。
显然这种职能定义的方法不能全面反映武士的状况，因此都需要作补充说明。
例如：
“在封建时代作为支配者而发挥权势”、“后来成为身分阶层或其所属成员的呼称”。
但是，什么支配者、什么身分并不明确。
另一种从阶级定义，例如：
“拥有武力并在农村居住的本地领主”、“凭依武力统治地方而又任职于政府者”。
这些定义虽然指出了武士的阶级性，但又局限于“本地领主”、“地方统治者”，而实际上镰仓幕府后武士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成为全国统治者。
因此这些定义只适用于平安时代，而不适用于镰仓幕府后的时代，尤其是江户时代。
显然这种定义作为定义缺乏普遍性。
武士出现于十世纪，200多年后镰仓幕府建立，以后武士政权延续了近700年，直至明治维新。
在这近1000年间，武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那么应该以什么时点作为定义的基准呢？
上述两种定义方法的问题恰巧是没有弄清楚武士定义的时基准。
我认为定义武士应把武士作为一个阶级或阶层来看待，以其形成作为定义的时点基准。
而作为一个阶级或阶层的武士，其形成又应以武士政权的建立作为标志。
根据以上考虑，我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指标来定义武士。
第一，经济上为领主，既可以是庄园领主，也可以是封建领主；第二，社会上以武艺、战争为职业；第三，政治上以掌握政权为目标；第四，思想上以主从关系为道德准则。
作为一个政治集团、社会集团的武士阶级应具备以上四个指标，尤其是第二、第三点最基本。
这样的定义把武士与一般的职业军人、雇佣军人区别开来，既适用于武士形成期，也适用于武士政权期。
当然在武士形成期这些指标不那么典型，但已具有这些因素。
武士政权虽然历经变迁但不出这些基本点。
以下我们把武士作为一个阶级，并以武士政权的建立作为其形成标志，来考察武士的形成问题。
阶段
武士形成为一个阶级并建立政权，历经近3个世纪的曲折过程。
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土着扩张阶段，939年平将门之乱以前；
第二，对抗朝廷阶段，平将门之乱----1028年平忠常之乱；
第三，充当鹰犬阶段，平忠常之乱----1156年保元之乱、1159年平治之乱；
第四，形成新贵阶段，保元、平治之乱----1185年平氏灭亡；
第五，建立幕府阶段，平氏灭亡----1192年源赖朝任征夷大将军。
以下以平、源两氏势力消长及有关重大事件为线索，描述各阶段的基本状况与特征。
土地扩张
桓武平氏的始祖高望王，889年赐姓平氏，被任命为上总介，下放坂东（关东）。
坂东是镇抚虾夷的前进基地，是落后的边陲之地。
“凶徒结党，群盗满山”。
高望王下放坂东是朝廷为加强边备而采取的一个部署，但却为平氏土着关东，扩张势力提供了机会。
因为边陲遥远，朝廷鞭长莫及，控制力弱。
国司官分四等:
守、介、椽、目，任期四年。
高望王任期届满后，未回京都，而在坂东定居，以便扩大势力。
到其子代，势力已达于上总、下总、常陆。
高望王的8个儿子中，有3人任镇守府将军。
此外，国香任常陆大椽、二子良兼任下总介、良孙任上总介、七子良持任上总介、八子良茂任常陆少椽。
而到其孙代，势力更扩大到下野、相模、武藏、陆奥等地。
在平将门之乱爆发以前平氏已三代称雄坂东。
平氏扩大势力的手段:
与地方豪族联姻，如国香与常陆椽源护有姻戚关系。
源护为嗟峨源氏，也是赐姓皇族。
这是和平手段。
非和平手段为私斗，如931年良将子将门与伯父良兼因“女论”而发生战争。
四年后将门又与常陆椽源护及伯父国香交战，杀源护子及国香，继而又与国香子贞盛等交战。
双方都向朝廷申诉。
先是朝廷发太政官符追捕将门，将门上洛陈弁后又发追捕良兼、贞盛、源护的官符。
贞盛不服也上洛陈词，朝廷又发太政官符责问将门。
双方都企图利用与朝廷的联系，使争斗有利于自己。
十世纪中叶，平氏已在坂东构筑了足以发动反乱的实力。
就平将门而言，他在下总国丰田庄建立据点，势力范围及于相马郡与猿岛郡。
他在猿岛郡的石井乡还建有营所。
营所既是将门出巡的休憩处、四方人马来往的住所，又是储藏兵器的仓库、堡垒。
将门有一支自己的武装，大约一千人，称为“驱使”、“从类”。
此外，还能动员、指挥大约八千人的称为“伴类”的其他地方豪族的武力。
如上述，他在中央贵族中也有自己的后台。
将门不仅在同族间进行秘斗，而且干涉其他地方豪族与国司间的争斗。
如939年武藏权守兴世王与足立郡郡司武藏武芝发生争执，兴世王违反惯例率兵强行进入足立郡内，没收、查封百姓的财产和房屋，“将门急闻其由，告从类云：
武芝虽非我近亲，但我欲镇定彼此之乱”。
于是率兵“向武藏国”，与武芝一同责问国府。
总之，经过三代人四五十年的扩张，平氏已形成了称雄坂东，足以发动反乱的实力。
显然一旦时机成熟，他们的能量散发出来，必然会形成震动全国的大反乱，而其导体即是国衙的压迫。
对抗朝廷
本阶段起自平将门之乱，迄止平忠常之乱。
先叙述这两次事件的概况。
平将门之乱爆发于939年。
起因是常陆国新资族藤原玄明不服从国司，“素为国之乱人，至官物叫柬把不济。
行文多次，竟敢对抗不服”。
于是国司藤原惟几派兵追捕玄明，玄明逃奔将门的据点下总国丰田庄求援。
11月将门率兵攻打常陆国衙，以千人胜三千国衙军，占领常陆国衙并夺印镒。
其时，武藏权守兴世王建议将门攻占整个坂东，“既已背朝廷，取常陆，则掠取坂东，其罪亦同”。
将门接受此建议，于12月11日占领下野国府并夺印镒，15日又驱逐上野国守并占领该国府。
至此，将门己控制了下总、常陆、下野、上野四国。
继而，听从自称八幡大菩萨使者的女巫宣告的神谕，于12月19日在上野国府宣称自己是新皇，任命了左右大臣、纳言、参议、文武百官及坂东八国国司，并计划在其根据地下总国亭南建造皇都。
朝廷得报，大为震动。
但迟至次年1月1日才任命东海、东山道追捕使，11日向东海、东山道诸国发布追讨官符；同时停止节会，并向神佛祈祷（在1、3、6、7诸日）。
但此次追捕使似乎未能成行。
19日重新任命参议、修理大夫藤原忠文为右卫门督、征东大将军，但组建征讨军又费时近20天。
征讨军由“诸司各所堪兵者”及沿途征集的“诸国之兵”组成。
2月8日征讨军终于出发，但到达坂东时将门已被平贞盛与藤原秀乡的联军打败，并在2月14目的会战中中箭身亡。
藤原忠文不过扫荡将门的残部而已。
平贞盛是将门的宿敌，藤原秀乡也是地方豪族，当时任下野国押领使。
两人联合，打着追讨官符，纠集诸国势力，也不过400兵。
其取胜的原因是:
利用平将门的约八千人“伴类”返回乡土的时机。
3月有功者叙位，藤原秀乡从五位下，平贞盛从五位上，源经基从五位下。
4月25日将门首级送至京都，挂于东市广场示众。
平忠常之乱爆发于1028年。
平忠常是桓武平氏的一支，将门叔父良文之孙。
他继承父祖的遗产，以上总为根据地，成长为关东东部的有名的军事贵族。
他曾任武藏国押领使、上总介、下总权介等官职。
平时即“对抗国司，怀有枭恶野心，反叛皇室，吞没公物，并夺取调庸等税品”，从而得到不满国司苛政的地方豪族们的拥护。
1028年6月起兵攻安房国，杀国守藤原惟忠，公开叛乱。
朝廷得知安房守被杀，立即派平直方等为迫讨使，但公卿们讨论出兵的吉日费了40多天，到8月5日才正式出兵，也不过200骑。
而在此以前平忠常又占领了上总国衙。
平直方追讨军与平忠常转战2年，屡战屡败，未能平定。
后者在房总半岛（上、下总、安房三国）掌握政权达三年之久。
1030年9月朝廷召回平直方，任命新任甲斐守源赖信为追讨使。
源赖信率“馆乃者共”与“国兵”共2000人，同时得到左卫大夫平惟基的3000骑兵支援，合计5000人。
平忠常的兵力没有记载，从平直方2年未能平定，源赖信需要平惟基的骑兵支援看，平忠常的兵力当在他们两人之上。
又从上总守在乱后的报告中所称：
“追讨忠常后关东之民仍抗拒公事”看，其兵力大部分如将门那样也是伴类，即得到地方豪族的支持。
但当平忠常得知源赖信出征后，却在其出发以前突然亲自往甲斐向赖信呈名簿和谢罪状，表示服从与投降。
后在押解京都途中病死。
日本学者认为：
这是因为源赖信初下关东时已使忠常服从自己，因而当忠常听说自己的主人任追讨使时立即请降，或是因为连年战争，房总荒芜。
据说上总国原有22900余町步田地，战后减少到18町步。
离散他乡的民众经数年以后才返回故里。
平将门之乱与平忠常之乱相隔近一个世纪，但有许多共同点。
第一，反乱的主角是恒武平氏。
平将门一文因反乱失败而衰亡，其他平氏仍在关东发展，因而又有平忠常之乱。
在近一个半世纪中，关东为平氏的势力范围。
第二，目的明确：
以武力耷取地方政权，对抗朝廷。
将门虽开始并不想以朝廷为敌，但一旦举事就十分坚定。
不但自称新皇，建立对立的朝廷，而且提出了一套理论。
他在给原主藤原忠平的信中称：
“将门为柏原帝，不过是中央贵族争斗的延长，所用兵力为军团兵士，并且不出月余即被朝廷派遣的追讨军平定。
将门、忠常之乱无论在反乱目标上、动用兵力上，或是在延续时间上，都与以往的地方反乱不同，他是不同性质的反乱。
第五，失败非因朝廷军事镇压的结果，而是出于内部原因。
朝廷虽派遣了追捕使、追讨使，但动作迟缓，能动员的兵力远不及反乱军。
平将门之乱因平贞盛与藤原秀乡的倒戈而失败，平忠常不战而降也是由于源赖信的威望。
从上述第二、第三两点看，即从夺取政权的明确目的即阶级意识，与具备独立的武装力量及主从原则在武力编组中开始起作用这两方面看，应该说武士作为一个阶级似已初步形成。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它又是不成熟的。
从政治上看，夺取政权仍属于初步尝试。
因为他们这时的目的仅限于地方政权，还没有夺取全国政权的明确意识。
即使将门自称新皇，其目的也仅限于“暂且夺取坂东各国”。
平忠常则局限于房总半岛。
他们还没有完全摆脱对中央贵族的卑屈和崇敬心态，而要消除这种心态，在认识上来一个飞跃，超越对中央贵族的卑屈和崇敬心态，树立夺取全国政权的观点，还需要经历更长的历史过程。
从组织形态看，虽然主从原则开始在编成军力上发挥作用，但尚未形成严格的规范。
这不仅表现在伴类的集合离散，而且驱使从类中也经常出现投敌的情况。
与以后以严格的主从关系和家属结合原理编组的武士队伍相比，尚处于某种自发状态。
但是，即使武士夺取的是地方政权，也毕竟宣告了它作为一个阶级开始形成，并登上历史舞台。
也正因为这样，这两次反乱震荡了日本列岛，使朝廷大为惊恐，“京官大惊，宫中骚动”。
自此以后，朝廷在京都治安的维持、中央贸族的警卫以及地方叛乱的镇定等，总之一句话，在维护权门贵族的统治方面，只有依靠武士的力量。
因为，与将门、忠常同样的武士平定了这两次反乱。
京都贵族们得出了一个结论：
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而要利用地方豪族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借助他们的力量来镇压叛乱，利用他们作为爪牙来维持统治和秩序，也就是要把武士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引进王朝国家体制。
平将门、平忠常之乱的失败，也为武士自身提供了教训。
这就是:
武士自身的发展也必须借助于朝廷的威望。
当时的社会是一种向心的社会结构，重中央、重贸族，而轻地方。
武士要形成严密的组织，必须以贵族世界的承认为媒介，才有吸引力和凝聚力；要最后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目的，也必须进入中央政界，而固守于落后边远之地是无法进入中央政界的。
因此，他们以后就由对抗朝廷转向了跻身于贵族世界，即便充当他们的鹰犬即“侍”也在所不惜，以借助于朝廷的威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用中国的比喻说，就是采取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中去的战术。
这是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又是一条必由之路。
平忠常之乱以后再也没有发生武士的地方反乱，其原因即在于此。
投靠权门，作为其“侍”，以求发展这种路线，在将门之乱以后源氏的动向中己见其端倪。
源氏的始祖是经基。
他是清和天皇第六皇子的长男，将门之乱时任武藏介，因向朝廷告密将门反叛有功，被授予从五位下，接着又被任命为追捕南海凶贼副使，参加平定藤原纯友之乱。
死前961年赐姓源氏，是为清和源氏之始。
至其子满仲时确立源氏在贵族中的“京侍”地位，满仲被称为“天皇、大臣以下共用”的工具。
尤其投靠摄关家，为摄关政治的确立立下汗马功劳。
在关白、太政大臣藤原实赖诬陷左大臣源高明谋反的安和之变中扮演了告密者的角色；在藤原家内部兼家为与伊尹争夺摄关地位而策划的花山天皇出家事件中担负警卫任务。
满仲还利用与摄关家的关系，历任摄津等国的国司，积累了盖世之财。
他在摄津多田庄建立基地，组织武士团，成为其栋梁（首领）。
《今昔物语》描述满仲晚年出家时的状况称：
出家前夜，在其住处四周有四五百武士警卫，以防有人偷袭；出家当日有50余亲信郎党跟随。
满仲奠定了源氏的基础。
满仲有三子：
赖光、赖亲、赖信，皆仕于藤原道长；尤其赖信为道长之侍，许可升殿。
从满仲开始，源氏的基地在畿内，如赖光以大和为根据地，赖信以河内为据点，赖信为河内源氏之祖。
但赖信不战而平定平忠常之乱，一举提高了源氏在关东的威望，如忠常之子愿代代为源氏的从者。
这不仅巩固了源氏的京侍地位，而且成为其势力伸向关东的契机。
赖信历任伊势、河内、甲斐、陆奥、信浓、美浓、相模等守，并任镇守府将军。
总之，源氏三代的活动说明，他们走了一条与平氏完全不同的道路。
这就是，以畿内为根据地，投靠权门，借机发展。
当然，总的看来，这一路线此时还处于摸索中，其成熟的实施有待于下一阶段。
充当鹰犬
平忠常之乱的平定意味着武士对抗朝廷，以武力夺取政权阶段的结束；而保元平治之乱则是源平两氏之间的代理战争，战胜者平氏成为新贵，形成与摄关政治、院政相并的平氏政权。
在这两次事件之间的一个多世纪是过渡期。
其特点是：
不仅源氏，而且平氏也走上了投靠权门，充当其侍，或所谓“朝廷之固”，以求发展的道路。
如果说前一阶段源氏充当摄关家之侍，出征平乱是被动的；那么在这一阶段它似乎更自觉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它有意识地挑动反乱，制造出征机会，名正言顺地组织地方武士，从而取代平氏成为以关东为基地的最大武士团，并成为院的近臣，上升为新的权门。
前九年之役（1051一1062）和后三年之役（1083一1087）即其表现。
前九年之役是源赖信之子赖义与安倍氏父子之间的战争。
安倍赖时为陆奥俘囚之长，领有陆奥六郡，形成半独立国，不纳年贡徭役，并攻略邻郡，国司不能制。
1051年朝廷任命源赖义为陆奥守，前往镇抚，安倍赖时一度归顺。
但是不久又反，1056年陷入全面战争。
1057年赖时战败死，但其子贞任等善战，大破赖义军。
赖义苦战2年，1062年得出羽另一俘囚长清原武则率兵万余支援，时赖义军3000余，两者结合，战局才为之一变。
9月16日斩贞任，战争结束。
后三年之役是源赖义之子义家与清原氏之间的战争。
1083年清原武则之孙真衡与义弟清衡、家衡之间发生内战，时任陆奥守兼镇守府将军的源义家支持真衡。
不久真衡突然死亡，清衡、家衡降义家，战事一度中止。
但是，1086年清衡又与家衡发生争执，家衡袭击清衡，焚烧其家，击杀其妻。
清衡向义家申诉，义家攻家衡，数月不下，后撤退。
次年义家与清衡联合攻家衡，苦战三月胜之，斩家衡等48人。
义家要求朝廷补发追讨官符，朝廷以私战为由，不许，并解除其陆奥守职，召回京都。
11世纪后半期的这两次战争，是当时两大势力即坂东集团与奥羽集团之间的直接冲突，而且又是镇压化外之民即虾夷俘囚的战争，因此无论时间之长（十二年、三年）、规模之大（前九年之役中源赖义斩首一万八千级，取千耳二箱回京，建立耳寺埋之）、战斗之激烈，都非以前之反乱可比。
因此不仅需要武勇，而且需要武略，要靠战略策略夺取胜利。
赖义被评为“性沈毅，多武略，乃将帅之器也”。
前九年之役时苦战十二年，最后争取清原氏参战，一举结束战争，这是争取同盟者的策略。
当时，“坂东猛士，云集雨来，步骑数万，辎重战具，重叠蔽野，国内震俱，无不响应”。
义家参加了前九年之役，但被当时有名的儒学者大江匡房批评为不懂兵法，于是他拜匡房为师，学兵法。
在后三年之役中，他利用了清原氏内部的矛盾，又传说他从空中飞雁队列散乱而判断有伏兵，说明这时他已深通兵法。
义家不仅善于用兵，而且也善于带兵。
他设刚臆座，鼓励士兵英勇战斗。
他爱兵如子，用自己的身体去温暖冻伤的士兵。
后三年之役被朝廷视为私斗而不予赏赐，义家将自己的私产、没收的敌产分赏有功者。
这样，在长期战斗中结成的生死之交又具有了经济上的基础，主从关系更加巩固。
义家的声威大震，甚至超过赖义，被誉为“猛将武略，通神之人也，弓马之达者”，“武威满天下，诚足为大将军者”，“天下第一武勇者，武士之长者”等，总之，对他赞口不绝。
由于赖义、义家的武功和声威，各地武士纷纷投奔其门下，宣誓效忠。
“赖义之政教威风大行，会坂以东弓马之士大半为其门客”，“逢坂山以东武士大半为义家之从者”，“爱知以东武士皆为源氏家来”为荣。
源氏的势力分布于全国，但核心是关东各国的武士，无论赖义军团或义家军团都是如此。
前九年之役攻击小松栅时拚死奋战者皆为坂东精兵，后三年之役攻击金泽栅时右眼中箭仍奋战的三浦为次是号称相模之雄的三浦氏的始祖。
源氏取代平氏成为关东最大的武士团。
这个武士团的组织形态已具有主从原理与家族原理相结合的雏形。
后三年之役时义家弟义光听说其兄陷入苦战，辞去官职前往支援，可见同族结合的加强。
但是，主从关系超过家族关系。
1091年，义家与其弟义纲因从者间争夺领地而反目，双方准备在京城会战，“天下骚动无有此大者”。
朝廷为此向五畿七道发布命令，禁止义家在各国的从者上京支援。
这说明义家的私兵分布之广，主人一旦有事，从者有义务支援；同时也说明为保护自己从者的利益而不惜兄弟相争，也就是说主从关系高于血缘关系。
应该指出，源氏的根据地本在畿内，当时他们是作为京侍而活动的。
但是，畿内地区贵族势力强大，在那里不可能形成大武士团。
因此，要摆脱京侍之域，成为独立的力量，必须向关东转移。
因为关东接近边境，有用武之地，又远离中央，易于发展。
源氏走的正是由畿内向关东伸展势力的道路，而平氏则正好相反。
军事力的伸展伴随着经济力的扩大和政治力的上升。
源赖义因平定安倍氏反乱有功而升任伊豫守，头两年未赴任，但税收和食封仍须向中央交纳，他只好以私财充抵，可见其富有的程度。
领地寄进是武士效忠的一种形式。
作为武家栋梁的义家已经成为寄进庄园的领家或本所，其庄园之多引起朝廷的惊恐。
1091年朝廷发布命令，“禁止诸国百姓动辄以田地、公契向朝臣义家寄进”，1092年又下令停止义家所立庄园，对个人立庄发布禁令仅此一例。
源氏以前主要是摄关家之侍，源赖义也不过是敦明亲王的判官代，而到义家上升为天皇、院的近侍。
院政时期最重大的社会问题是僧兵问题，义家成为白河院追捕恶僧、保卫天皇及院的武士。
如1081年9月寺门（园城寺）恶僧300余进攻山门（延历寺），白河院命检非违使并源义家入寺门追捕。
同年10月天皇参拜石清水八幡宫，12月参拜春日社，都由义家率郎党数十甚至百余人武装警卫。
以后成为惯例。
1098年义家被授予正四位下，许可院御所升殿；时宫内有反对者，但因白河上皇压制，而无人敢言。
这反映源氏政治力量的上升已非贵族们所能阻止。
虽然义家在朝廷中的地为还不高，还未升入公卿之列，但已成为天皇的近侍、院的近臣，已接近于构成一个独立的新权门。
然而，源氏到义家时达于极盛，从义家晚年尤其1106年义家死后，走向衰落，而在这期间平氏势力开始抬头。
源氏衰落的原因，一是自相残杀：
1091年义家与义纲准备兵刃相见是其发端。
继而1109年义家的继承人义忠被暗杀，义纲受嫌，义忠养子为义率军讨义纲，义纲及其子被杀。
1154年为义孙、义朝子义平与其叔义贤卷入武藏国秩父氏的继承斗争，义平杀义贤。
自相残杀当然削弱了自身的力量。
二是义家死后未出现能作为栋梁的人物，相反其子孙中一再出现因胡作非为而被朝廷追捕者：
义家嫡子义亲1101年任对马守时，杀人民，夺公物，不服从大宰府，被解职并流放隐歧国。
以后又偷渡到出云，杀该国目代，夺调庸物，1107年再次被讨伐，而讨伐者正是平正盛。
1108年平正盛挑着义亲的头班师回朝，给世人以平氏代替源氏的深刻印象。
1154年为义三子为朝在九州胡作非为，不听朝廷召唤，其父因此被免职。
这些当然有损于源氏的威望。
三是在皇室、摄关家内部的斗争中站错了队：
在保元之乱中，除源为义长子义朝站在后白河天皇一方外，源为义一族站在崇德上皇一方，因失败而灭亡。
义朝又在平治之乱中败于平清盛，结果河内源氏一支仅年方13的源赖朝免于一死。
源为义站在崇德上皇方面反对后白河天皇是自源义家以来与鸟羽院方面关系逐渐恶化的结果，这又反映在政治斗争中缺乏判断力，即完全从眼前利益出发而无远见。
反复无常亦是初期武士的本性之一。
总之，以上三方面都说明，即使义家时源氏也还不能说形成了组织严密而有强大制压力凝聚力的政治军事集团，因此不足以对付公家的各种阴谋诡计，而容易被分化利用，各个击破。
例如，朝廷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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