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 第一章 中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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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第一章中国
历 史 哲 学
——关于历史生成的原则
蒋荣昌著
第一章中国历 史 哲 学
第六节中国古代历史陈述其历史合法性的方式
中国历史的最高合法性根据，作为创生一切历史事实之源，其本性要求其超越于一切历史事实。
生者进入历史，已然已立约者身份对其所面对的历史之生作出承诺，历史原则的合法性来自其自身超越性。
最高强权即最高所有权最终的合法性，不可能由君主强权纯粹事实给出。
在这里，事实已经形而上化。
它表达超事实的至上权力。
而后者本来来自普遍契约——历史生者的最终承诺。
历史生者的人格作为抽象人格，在古代中国表现为形形色色的历史信仰。
这些历史信仰的不同形式建立于同一个根据——即所有历史生者已然作为完整人格加入其中的共同契约。
老庄哲学提供了较为隐晦和形而上学化的历史信仰。
事实流转于“道”并通过“道”而归于大一，使所有事实在现在成为无根据的飘泊者。
终极之我，即现实存在的根据，只有在现实之我消解，并归于“大通”之“道”无限流转的气化之流处，才终于完成终极之本我。
老庄哲学告诉历史，一切历史存在的界限，从几何到权力，都是一堆虚妄的泡影，对现实存在界限的形而上放弃，构成唯一真实。
无我、无己、无功、无名、无言，使一切界说成为无谓的界说。
生者最后只剩下一个不可逃脱的归宿，无我之大我，周行不殆，亘古常存的“道”。
我的终极存在本体，历史生存的人格，被抛入延绵不绝的无限时间。
在儒家的素朴形而上学之中，无限时间被归结为向去世已久的“周礼”和尧舜之世回归。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宣告时间已跨越一切界限，成为创生历史的根源和无数偶然事实的终极根据。
存在的合法性不存于其当下存在，而在于它构成了无限时间的一个环节，成为“五百年”漫长序曲的一个部分。
阴阳五行和邹衍的“五德终始”理论，以及对“天人合一”的广泛信仰。
劝说人们相信，万物和人一样，是阴阳五行或者天这样一些绝对本体的显现者，其自身没有终极自足性。
世界的当下存在是无根据的存在，只有当其跨过自身的存在边缘，与非我的世界连结起来，才终于回到绝对本体，成为本真的世界。
形而上放弃，开放自我边界使其归于虚无，是“天人合一”的历史哲学（古代形而上学、政治哲学、医学哲学、直至方术士哲学）为中国历史提供的根本态度。
当下之我因缺失形而上根据而在形而上终极承诺处遭到否弃。
形上之我，即本真之我，亦即非我之世界（“天”、“五行”、“阴阳”、“道”、“太极”、“气”……）。
现在之我被淹没于无限时间。
历史生者由此不可能凭借当下人格（因为这一人格在此已被先行取消）进入历史，而只能将进入历史之生寄托于没有边缘的无限自我。
存在源于虚无。
于是，“三世轮回”的永恒主体由有限通向无限，完成了历史生者进入历史的人格。
“承负”以其中国化的“父业子承”，昭显出更加事实化的无限人生。
“业报轮回”理论的西域似玄思，为有限时间通向无限，为中国历史的形而上放弃注入了更为深重的世俗化色彩。
绝对之我，即本体之真我，穿越每一个有限人生，进入终古常存的无限时间。
道、玄之“无”，佛学之“空”，合力抽空了有限世界的形上真实性。
存在的界限终将被万劫不复的寂灭与再生的轮回噬尽。
有限世界不是无限世界，已注定世界不具有终极真实性并在终极真实性上沦落于虚无。
世界之我，因其无可逃循的有限性而不可能是终极之我，“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宣告了现象世界对其自身形上真实性的绝望。
世界诞生于前世的寂灭，也终将寂灭于来世。
无限之我只能在界限消没的无限时间之中，成为形而上的本真之我。
“无”即无限，“空”亦无限。
佛玄的形上之思终于打破现象世界横亘眼前的事实界限的壁障，将本真的世界，形上之我，引入无限现世的无限轮回。
流转不息的“行”与“法”消解于无穷无尽的“行”与“法”的变换。
当下现象被无限现象吞没，终极之真、之我，展现于无限时间的荒原，成为一个形上之形，无朋而无外的大形。
现象世界的“空”、“无”，被归结为现象的大全，成为无所不包的“有”、“大一”，从而为事实的原则化设定了终极合法性。
这种现世化的历史信仰已经内在地肯定当下的现世性。
当下现世性与跨越当下现世的现世性的本质同一，使当下现世的“长生久视”成为不断突破时间有限进入永恒的形上追寻。
“长生久视”直至“白日飞升”为永久的“长生久视”，在道教终极目标、中医药膳的方药宗旨和全民化的养生术研求中，具有同样的形上意义。
使形突破时间的界限，长存于时间，与追求小宇宙与大宇宙的融通，投身大化流行，载负着同样的形而上虔敬和热忱。
对无限时间的终极依恋，必然申引出对肉体的依恋，对延续肉体，放纵肉体的依恋。
“民以食为天”流露出中国人几千年对延续肉体的形上执着。
对“吃”的讲究超越了对肉体生理欲求的响应，成为永恒正义的回声：
“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和“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
“六十年甲子一轮回”、“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使古代历史生者终于打破现世时间的限制，在现世进入来世。
不绝的“香火”与祭祀使现世生者摆脱了对虚无的恐惧。
突破现世的有限进入现世的无限，在“孝”，的具体事实，即子孙的不竭繁衍之中，得到现实保证。
对现世的执着，以最彻底的现世的方式实现、姓与子孙的无限生存使有限之我与无限之我空前贴近地连结为一。
不断繁衍的“我家”，一个又一个“六十年甲子”，完成了“形”对无限之形的回归。
现世以最彻底的现世的形式打到重演现世的形上根据。
历史生者由此以现世之外的无限之我对历史作出承诺。
普遍人格在无限时间之中得到确立。
现世之我作为有限之我，已经被证明缺乏终极真实性，因而是一个虚假的事实。
最高强权事实作为现实历史的法权来源，其合法性，不能由虚假的现世人格来给予，而只能来源于具有终极真实性的无限人格——时间。
在由无限时间构成的终极人格处，绝对平等，即现世权利事实超越所有个人的抽象性，得到完全展现。
最高强权作为独占权力的事实性，在“明年皇帝到我家”或者“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无限时间性人格那里，成为抽象权力。
历史合法性，亦即最高强权先在地成为唯一法源的合法性，由此得到一个终极的合法性基础。
然而，这种绝对形上证明本身没有绝对形上性来为之作出保证。
无限时间显现为形的无限延伸。
有限性被无限性克服，至大之形构成形之根据。
形外之形，即形而上，使空间与时间的无限性绝对地拒斥了终极存在自身的形上性。
世界的无限延续作为形上根据，使超世的无限世界，即照临现世时间的超世价值，成为不可能。
形上存在的本质，即其超时间，超现世、超事实的绝夺价值性，在无限时间的形上化那里，由遮蔽而跌落为一个非现在的事实。
非现世的过去和未来现世创造现世，现世为现世提供依据，事实即原则。
形即形上。
历史既已将自我置于这一终极悖论之上，便不能不接受由此而来的一切悖论。
生者赖以加入历史的人格，即历史契约的签置者，被迫虚无化为非人格。
人格之为人格的有限性，在时间性无限人格的绵延之中，消解于悖论。
最高强权即最高所有权，亦即最高法源，由事实性陈述变为原则性陈述，反映出这样一个悖论的现实——最高强权为现世立法。
最高强权的事实性存在为现世立法，成为超事实的原则。
事实性直接构成原则性，强权事实作为事实成为原则。
“最高”这一对唯一事实的陈述，被接受为一个原则。
现世法权秩序直观的合法性所具有的原则形式，例如使编民行矩统一于编民人格，笼罩着其所创造的事实，并由此获得某种超事实的抽象品格。
事实作为事实在这里加入普遍契约，使事实本身成为合法事实，并且同时使法本身成为法。
然而，普遍事实，即合法事实并未构成法源。
编民不是其编民身份的给予者。
法的抽象性来自其法源的抽象性。
但法在这里来自一个个别事实，即君主强权的至上权威——而不是来自超越一切个别事实的普遍人格，来自一神。
历史的形上真实性，即其终极合法性，既已通过有限世界的无限化获得，有限人格的无限化便不可避免。
最高强权即最高所有权在无限时间之中，是全体生者潜在的普遍权力形式（李世民、朱元璋的人格同一性），在无限权力境域，是全体强权者的普遍权力形式（汉武帝与董仲舒的人格同一性）。
有限的无限化，在“最高”这一世俗化的对相对的绝对表达方式里，显现为形形色色的历史场景。
相对即绝对，使历史不得不面对又一个悖论。
最高强权即最高所有权作为最高法权原则自身的非法性，使其从根本上无法阻止改朝换代的非法事实合法化。
朝代更迭与最高强权易姓同时发生。
最高强权在终极根据上得以成立，使割据和反上之类以强权废黜合法强权的非法行为获得了终极合法性。
事实上已经不是强权的合法强权继续垄断合法性在其赖以成立的终极合法性根据上，沦为非法事实，与事实上拥有最高强权的非法反叛者上升为合法性来源，成为新法权秩序的宣布者，依据于同一法律，即事实上的强权即法权。
在此，法权来自事实，非法即法。
中国古代历史信仰，即全体历史生者加入历史的普遍契约，为既成历史权力提供了合法性根据。
这种历史信仰为有限世界的无限化，事实的价值化，形的形上化作出了不懈论证，从而为现世权力事实的合法性，事实创生事实的神性，时间性无限普遍人格的形上真实性奠定了逻辑基础。
但历史本体的绝对真实性，亦即形上的终极真实性，由于在此已内在地失去其根本的形上性，已注定无力超拔于事实世界成为本来意义的形上之真。
本体堕落为事实，合法性的本质终于被抽空。
事实由此失去其作为本真的本体性现象所必得以为根据的本体根据。
第七节中国宗教的逻辑结构
古代中国的宗教信仰，或者说历史行为的根本态度是现世的。
它不依托于某种超越的绝对彼岸价值而生成于一个相对的现世彼岸。
历史生存的超生存已决定历史行为必然导向彼岸。
东方历史的现世宗教昭示着这样一个生存图式，即对现世彼岸而非超现世绝对彼岸的信仰。
彼岸的彼岸性在本来意义处虚无化。
绝对价值最终只能逃向时间，逃向流转不定的现实世界，逃向无限事实的自在延续。
中国古代宗教的现世信仰是整个中国宗教历史的终极根据。
对历史进行还原的探究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如下可能——即从宗教现象的既有状况进入其生成原则。
a.人神交通
东方宗教以各不相同的形式表达了人与神的同一性。
巫术代表着原始的人神交通形式（道教符录派和佛教密宗继承了原始巫术的通神性）。
甚至古代希腊的酒神崇拜也保留着基本的巫术品格。
中世纪占星术和巫术一道见逐于基督教，源自彼岸宗教的内在要求。
人神交道打破了人与神的界限，使人向神僭越成为可能。
作为绝对彼岸价值根源和其唯一保护者的神，不断沦落为偶像。
商周遗落在土坑里的卜辞明白告诉世人，人与神之间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墙垣。
卜骨是沟通人与神，沟通受造者和创造者，因而也沟通现在和未来（创造者在此所造是一个时间境域）的方便桥梁。
它听从人的意旨显现，并经由这种意旨而通达神，通达一个可以通达的彼岸。
人从此获有神性，神从此不再是本来那个神。
伯阳父见山崩地裂，孔子说六益退飞，春秋战国时代所有相信天象物候的士和因此而信士者都在凭借一些未经烧烤的甲骨走向神界。
卜者因推知神而成为神，这可以从人神交通直接引伸出其合法性。
潜在的或者公开的“天人合一”已不可避免。
老子那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道”，把造物者推溯为原初时间的起点，那个“先天地生”，有“象”，有“物”的“物”。
老子力图用“道可道，非常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等来消除蒙在“道”身上的事实世界的阴影，使他所肯认的“道”终于遁入无限事实的世界。
这个无法摆脱悖论迫使庄子继续把“道”推向事实世界的边缘：
无功、无名、无己……。
事实世界的有限性使老庄无力树“道”为“逻各斯”、“理性”、“理念”、“创造因”、“太一”直至“上帝”。
“道”只能逃离现场，从实在世界隐去，到无限时间处寻求庇护。
无限时间是一个悖论建造的坟墓。
创造者不是有限事实的任何一个，但老庄并未给出超越于事实世界之上，超时间的永恒本体，某个定在永恒创造者。
他们陷进了自己的脚跟作成的陷阱，满足于向事实世界说“不”。
时间的边界被不懈地拆除，并在此挣脱时间的事实性去迎接超越时间的永恒正义来照亮时间。
拆除时间的界限，最终只能将有限时间归于相对无限的时间，把有限事实归于无限事实。
老庄的“道”沦于事实性无限（时间的无限），而未能超越为价值性无限（超时间的形上之无限），使现世信仰得以获得一个狡黠的悖论来吞没一切理性的追问。
老庄论证说，所有事实同样有限，其有限使之不能成为其余事实的根据，而“道”作为万有的根据，创生万的源泉不可能是万有本身。
不是万有，即是非万有。
万有作为既在的事实是万有，非万有即非既在，非既在面向无限，亦即面向无限的将来。
将在对既在的取代实现了对既在的否定，无限将在对既在的无限否定是“道”——世界的根源和超乎一切的永恒本体。
本体在这里被理解为潜在事实，而不是象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理解为具有永久现实性（形上真实性）的超越本体。
本体就此沉沦。
于是，时间为时间提供存在根据，时间创造时间。
时间不能再执着于时间本身，因为其自身并不根源于超时间并与时间同在的绝对价值。
老庄之“无”在此引出两个逻辑结论：
其一，作为时间的无限，它消解个体事实现在存在的界限，使个体事实当下实在的存在根据虚无化。
个体事实由此成为丧失根据的实在。
其回归根据的唯一可能，即消解其自身对现在的执着，投身于无限轮回的时间之流，成为“大化”、“天均”永久流行的某个环节。
“无功”，“无名”，“无己”是终极归宿的召唤。
“己”、“名”、“功”等实在的或形上的界限，只是在其放弃为界限之时，才回到终极之根据。
拘守界限，即事实继续作为现在的事实，必然沦于非道的状态，飘游于逐万物而不返的无何有之乡。
有限时间中存在者的实在界限，本身即虚无（它没有存在根据）。
只有当其解除自我实在界限，把有限自我与无限过去未来连结起来，即只有当其最终不再是其自身，才由此进入存在的形上根据。
形上根据与形并不共在于同一存在境域之中。
形与形上的共在，是以时态的推移，即以无限之形作为有限之形的形上依据有限之形的吞并来实现。
有限之形溶于无限之形，是其重返根据不可逃避的存在处境。
万物“出于机，入于机”——庄子所预设的存在虚空，时间的无边黑暗，已注定要吞没世间一切盈亏，一切消息。
一切时间的事实都是无根的飘萍，没有一个可执着的根据，形与形上绝不共在。
其二，老庄抽空了世界的无限价值这一绝对根据，使世界沦于在其形上意义上无可逃避的虚无。
世界在形上意义处绝对虚无化。
它仅仅是一堆形下事实，而且因其是或将是，而成为“道”的流放者。
重返“道”，亦即投奔无限之形，我形之形上，亦即我形之形下事实受造于非我形之无限事实，是老庄开示的重返存在之家的不二法门。
关键问题是，老庄是由讨论事实世界作为事实的有限性进入主题。
他们从未以时间的有限事实与超时间的无限价值的对待，或者说以人世与神的对待，以本来意义上此岸与彼岸的对待，以形与形上的共在作为前提。
世界终将不再是世界，这种时间的窘困与存在俱来。
“朝核辐射不知晦朔，蕙蛄不知春秋”，暴露出存在者对时间的恐惧。
然而，历史生存之为历史生存，从来不由时间的永恒来提供依据。
历史生存在其本质上即超生存，即形上之生存。
它在永恒和无限价值的召唤声中诞生，并在其自身所拥有的时间的实在处显示其创造者——神——的永恒正义。
神存在的无限和绝对意义自在于其临在于有限时间对形上价值的绝对持护。
时间的限定无力限定超时间的无限价值。
历史正义的恒久之呼声来自存在根源，它经由时间显现，并经由时间的显现创造时间。
以物理学方式来谈论历史终究不能不回到历史，皈依时间终究不能不悬设时间为形上价值。
老庄对根源的依恋，已幻化为对时间的依恋，并不能不以皈依无限事实来取代对形上价值的皈依。
对失去存在依据的终极焦虑也终于堕落为对日月推移的恐惧。
形上生存所追随的永恒，在根本上即形上的永恒。
它超越于时间。
时间的有限不可能终止其无限，同样，时间的无限延续也不能给予其永恒。
时间的无限延续被引为终极依据的必然结果是，事实的价值化和价值的事实化。
庄子说“道”“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又说“道，未始有封”。
这是一个与时间同在，在时间的无限延绵中走向永恒的创造者。
它自身创造自身，并且因为没有时间边界而成为一个永恒者。
它是其自身的根据（自化、自然），其绝对形上性由其超脱于有限之形所特有的边界成为无限之形得到确立。
它的时间性而不是超时间性的形上性，使之在根本上无法挣脱其形而上的形而下性。
“道”终究只是一个事实，依托于时间——即使后者是无限时间——而存在。
事实被迫自身创造自身，形被迫作为形上为其自身提供根据。
人被迫成为神。
到此为止，创造者和被造者，人与神的界限已消融于完美的理性行程。
孔子坚决主张把“怪、力、乱、神”撂置起来，而这种撂置的内在意向无疑是认定人事的现世根据自存于人事的现世。
“未知生，焉知死”表明，孔子拒绝在时间之外去寻求对于形的解释。
万物自化，即万物在时间的自然秩序之中由来已久并不绝地生成的事实性本来状态，是世界终极本体无言的显现。
“天何言哉？
四时生焉，百物成焉”。
如环无端的世界，生生而不息。
其昼夜不舍的生成，即创世者无穷无尽的自在自化。
事实性存在深不可测的黑暗遮蔽了事实世界自身的有限性。
无限事实，“天”，成为一切事实的创造者，使其事实性纪化为神性。
人对神的僭越由此持有最终合法性。
把“周”视为“礼”制，亦即人间秩序最高根据的观点，已经潜藏于孔丘对“天”和“怪、力、乱、神”的态度之中。
周礼成为历史合法性的根源，一切后来历史在时间上，因而在根本依据上不可超越的创造者。
背离周礼，使历史日益颓废，日益远离自身存在的根据。
“克己复礼”则是回到根源的行动，并终将成为得救的道路。
“郁郁乎吾从周”终于只能到历史开端处去追寻历史的创造者，终于只能将自我放逐于时间的尽头——那个不断退去的终点。
“逝者如斯”——成为儒者数千年无从遮掩的形上感喟。
三代——那也是道家所谓大道未尽的世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仁政”，“桃花园”，“至德之世”或者“无何有之乡”，筑成了历史回归的乐园。
历史生成的形上根据始终被植于过去和未来。
“至德之世”的拥有者，作为时间的拥有者，为时间立法，作为历史合法性的根源，创造历史。
到此已再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阻止他继续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气至大至刚，充塞天地”和“万物皆备于我”。
在孟子这里，人即是天，天即是人，人自身即有成就其自身的至上根据。
荀子由于不满孟子而进一步阐说：
“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要求“明于天之外”。
圣人的自足性，他们自我创生并创生万物的神性，已经取代了天。
“不求知天”在此并不意味着把“天”归于绝对本体，对之保持沉默。
在更内在的意义上，它已将“天”所指示的形上翔不注销尽净。
“明于天人之分”的真正意旨即是“制天命而用之”，亦即以人取天，将天虚悬为神来措置天人关系。
荀子“明于天人之分”与董仲舒“天人一也”的理论具有根本上的同一性。
董的《王道通三》说：
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
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
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熟能与是？
”“王”在这里作为“制天命而用之”之“人”，经纶天地，牢笼万物。
还是孟子那句话：
“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
儒者“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自处原则，同样包含了人对神的狂谬。
治天下、拯黎元、淳风俗，是儒者所谓志士仁人行仁成圣、攀援神殿，无可放心的终极使命。
成为神，是彼岸现世皈依现世彼岸的必然要求。
“涂之人皆可以为禹”，和“人皆可以为尧舜”支持人向神僭越。
圣人作为经典和经典之世的造作者，代替神向历史宣谕了绝对律令——世界生成的最终原则。
人既可以作为人间世的创造者，便没有理由不成为其自身的创造者——“独善其身”揭示了人自身为其自身提供成人依据、进入存在的自足性。
神所独有的自本自根，自创自生的绝对创造性，在宣布“独善其身”，由自身进入其自身的人这里，失去了创造人的绝对权力。
佛教大德高僧为中国历史树立了又一批西域化的儒教圣人。
“坐化”、“寂灭”如同道士“羽化”、“飞升”，是现世人立地成神的一种表面上不现世的理想。
“一阐提皆可成佛”，“一切众生，皆当作佛”（道生《妙法莲华经疏》），确认人自身即具拯救之源，人即潜在之神。
道生区分了“生死中我”和“佛性我”，但“非不有佛性我”最终使这种区分成为蹈空之论。
人与神之间不存在根本的界限，人与神的分离，终究只能是未成之神与已成之神的分离——即使是在以阿罗汉为人间修行至上境地的小乘教那里也同样如此。
龙树早已戳破禅机：
“涅磐与世界，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磐，亦无少分别”（《中论·观涅磐品》）。
无论是依恃自力，还是他力，佛教向存在之境的地发，其所追寻的正义的拯救，在其前提之中，即已堕入根本的自力性。
自力即人之自我，他力即非我之他我——人自身作为人必然拯救自身，是一切佛教哲学成佛论和佛性论的共同逻辑起点。
佛教知道事实世界的无尽轮回不过是苦难构成的无边苦难。
“一切皆空”洞穿了世界不能仅仅依凭其作为世界的事实本身成为存在的真实。
形下存在有待于形上的存在根源，历史生成自身不可缺少的合法性必然要求超越的彼岸神性世界。
但佛教终于未能超越时间。
“涅磐”或者回归“佛性我”，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轮回。
这种在轮回之中中止轮回的解脱论本质上即是以有限时间自身来抗拒无限时间。
逃向绝对现世不再出来，终究不能摆脱“空”的纠缠。
“涅磐”之“空”使佛教脱离空无的事实世界及其轮回的意向归于破灭。
彼岸不能不以此岸现世的本来形式（“空”）构造自身，神不能不沦落尘世，人不能不成为神。
古代宗教的“天人合一”性，亦即其现世性和人神同一性，决定了儒、释、道等惯常意义上的宗教形式的信仰本质，同样决定了在惯常不被视为宗教形式的其它所有信仰形式。
阴阳、五行、气、太极、两仪等等世界生成的形而上学图式把人置于事实世界自生自灭的无限流行序列之内，人一身而具阴阳、五行等世界生成的原始德性，与事实世界共处于亘古常存如环无端的生生不息之中。
事实生成于事实，亦将毁灭于事实。
创造者即受造者，神即人，终极彼岸在这里消解了，彼岸即未来之此岸，此岸即过去之彼岸。
没有一种绝对召唤，世界的终极价值根源作为超越彼岸照临现世。
也没有神向被时间淹没的人作出救赎的承诺。
此岸只是在不是此岸之时，才面对彼岸。
在其此岸之世居于此岸时，它不是面对彼岸的此岸。
时间吞没了此岸，在这无望的羁旅，此岸无从显现。
人被迫树自身为神。
世界必得有一个根源，使世界成为真实的世界。
“一念三千”、“三谛圆融”、“万法唯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心外无理”……循着早已成形的孟荀传统，将人悬设为世界的立法者。
“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
岂惟草木瓦石为然。
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
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
”（王守仁《传习录》卷下）人的日常心与形上心没有在王阳明的“良知”处，得到逻辑上严密的区分，人作为形上生存者的形上本己性亦无从由人的事实性生存的掩蔽中显露出来。
神作为形上存在的绝对真实，是人进入自我本己存在之境的根据，亦即回归其本真形上生存（或曰超生存）的终极根据。
由古代哲学充当的古代宗教教义学将人的日常心与形上心混为一谈，实质上即是将形下人混同于形上人，物理人混同于历史人，人混同于神。
形上关怀所从来的世界的绝对创造者（神）为世界提供存在依据（形上创造），在这里衍变为现世实存之人心创化世界的巫术。
为“天地”寻求形上根据，这一来自形上生者内在本源的价值吁求，跌入人形下实存的现世事实性，作为有限生者的“良知”，而不是无限存在之超越神性，内在地失去了自身的本质。
价值被事实遮盖，信仰被贬为自然之理，使人无力拒绝僭越为神。
不言而喻，东、西方宗教的“彼岸”及其对“神”的信仰存在着根本分歧。
西方宗教甚至在古希腊时代即已确立超越神性，严格区分了神与人的界限。
柏拉图责难荷马把神描述为人是亵渎神。
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到柏拉图自己的“理念”，都在竭力维护神界的超越性，及其绝对自足性。
基督教“三位一体”说和关于基督是人、半人半神，还是神的争论，根源于同一个对神的超越神性的信仰。
“三位一体”使人创造神或者神如人被造的解说失去根据，从而维护了神的绝对自足性，从此断灭人捏造神的一切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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