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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理论与自由贸易
第三章比较优势理论与自由贸易
一、比较优势理论及其发展（外生比较优势理论）
（一）外生比较优势理论
外生比较优势理论（exogenouscomparativeadvantagetheory）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贸易模型以及H-O模型实质上都是把国家间先天赋予的生产条件差别作为贸易基础的，因此从大卫·李嘉图到20世纪中期以前的比较优势理论被称为外生比较优势理论。
外生比较优势理论是以李嘉图的外生比较优势说和郝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说为代表的。
1.外生比较优势理论概述
外生比较优势则是指由于天生条件的差别产生的一种特别的贸易好处，它是以外生给定的技术和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即外生比较优势是由事前的差别引起的。
大卫·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比较优势贸易理论。
该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
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
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在更普遍的基础上解释了贸易产生的基础和贸易利得，大大发展了绝对优势贸易理论。
李嘉图的这种比较优势说的理论前提是比较严格的，是属于外生比较优势的前提。
2.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说
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ELI.Heckscher）和其学生俄林（BertilOhlin）所提出的资源禀赋理论（FactorEndowmentsTheory），又叫H-O理论、H-O模型，它建立在对现实经济简单化、抽象化的严格模型设定基础上。
H-O模型假定只有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
假定只有两种商品X、Y，且X商品是劳动密集型商品，Y商品是资本密集型商品。
要素密集是通过对两种商品生产中投入的资本－劳动比率进行比较而确定的，资本－劳动比率（K/L）高的为资本密集型商品，资本－劳动比率低的为劳动密集型商品。
还假定只有两个国家A、B，且B国资本充裕，A国劳动力充裕。
要素充裕是通过对两国生产要素相对价格或生产要素总量相对比例进行比较而确定的，B国的资本价格与劳动力价格之比小于A国，则B国资本充裕，A国劳动力充裕；或者B国的资本总量与劳动力总量之比大于A国，则B国资本充裕，A国劳动力充裕。
两国具有相同的偏好，有同一组社会无差异曲线。
H-O定理表明资本充裕的国家在资本密集型商品上具有相对优势，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在劳动力密集型商品上具有相对优势，一个国家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出口密集使用其相对充裕和便宜的生产要素的商品，而进口密集使用其相对缺乏和昂贵的生产要素的商品。
3、外生比较优势理论难以解释的难题
外生比较优势理论在20世纪中期前风行一时，与当时产业还很粗糙，生产形态是劳动力密集型而非技术密集型相适合的。
当时的国际贸易活动更显示国家的资源、资金与技术还处于发展中状态，这段期间国际贸易的主要产品有香料、丝绸、烟草和矿产等，贸易的区域也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
外生比较优势理论并不足以解释丰富多元的贸易形态。
这一使命注定由内生比较优势理论来完成。
第一，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
这使外生比较优势理论在解释现实上遇到了难题。
依据H-O理论，一个国家应该出口较密集地使用其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生产的商品。
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应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丰富的国家专业化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贸易双方的要素禀赋差异越显著，贸易的潜力就越大，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应主导国际贸易的流向。
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第二，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的比重迅速上升。
在世界出口总额中，制成品出口所占比重一直在上升，其中技术密集度更高的工程产品，如汽车、飞机、科学仪器、电子产品和其他机械产品出口上升更为迅速，占总出口的比重由1963年的27%上升到1987年的39%。
外生比较优势理论把技术作为一个外生的变量，显然无法解释这一现象。
第三，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且跨国公司内部贸易迅速增长。
外生比较优势理论不考虑规模报酬，假定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因而没有实实在在的公司存在，这也就无法讨论范围限于公司内部的公司内贸易问题。
4.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现状
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和核心。
比较优势理论有外生与内生之分。
外生比较优势理论以国家间先天赋予的生产条件差别为贸易基础，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一直是贸易理论的主流，为大多数经济学家信奉。
国际贸易理论的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学说。
认为各国间存在的生产技术上的差异，会造成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别。
贸易各方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其不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其结果比自己什么都生产更有利。
5.外生比较优势理论-发展
李嘉图在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比较优势理论。
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并不限于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别，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生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
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获得比较利益，因此，这一学说亦被称为比较利益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即使一个国家不拥有任何绝对优势，仍然可以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并获取比较利益，正好弥补了亚当·斯密绝对优势学说的理论缺陷。
但是，其本身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一是李嘉图虽然解释了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如何引起国际贸易，但是没有进一步解释造成各国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原因；二是李嘉图认为各国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将进行完全的专业化生产，这一点与现实有较大的出入。
现实中，难以找到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进行完全专业化生产。
一般来说，各国大都会生产一些与进口商品相替代的产品。
李嘉图虽然指出了比较优势的存在，却将之归结为由于技术的不同而产生的结果。
20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和他的老师赫克歇尔又进一步从生产要素比例的差别而不是生产技术的差别上，解释了生产成本和商品价格的不同，从而导致比较优势的产生。
这一理论可概括为：
“不同的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比例，而不同的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比例是不同的。
因此，各国在生产那些能够比较密集地利用其较充裕的生产要素的商品时，就必然会有比较利益产生。
因此，每个国家应该出口能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比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
”赫克歇尔和俄林克服了斯密和李嘉图贸易模型中的局限性，认为不仅仅是劳动力，资本、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要素也都在生产中起了重要作用并影响到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
他们还注意到，不同的商品生产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配置，而各国生产要素的储备比例和资源禀赋不同，因此，产品生产的相对成本不仅由技术差别决定，也由要素比例和稀缺程度的不同而决定。
一般来说，劳动力相对充裕的国家，劳动力价格会较低，因此，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成本会相对低一些。
而资本相对充足的国家，资本的价格会较低，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则相对成本较低。
因此，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资源配置或要素禀赋上的差别。
比较优势的思想发端于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第四篇第二章中提到不同国家生产商品的固有的或后天获取的“自然优势”（naturaladvantages）和交换的合理性。
--之后，李嘉图将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思想发展为相对比较优势思想，并将这种思想理论化和应用于国际贸易研究，初步形成了比较优势理论的框架。
按照李嘉图的观点，比较优势，即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该差异源自各国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劳动生产率不同的国家根据相对优势进行生产和交换，双方均可获利。
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存在诸多局限性。
其中最令人不满的有两点：
一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仅涉及劳动力一种生产要素；二是该理论难以解释多种要素存在情形下的比较优势来源。
对李嘉图理论的不满导致了贸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倍受关注的是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
该理论构造了一个包含“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的模型。
该模型从要素禀赋结构差异及其所导致的要素相对价格的国际差异的角度探寻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得出了一个国家应出口哪些密集使用本国富有要素的产品，进口哪些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的产品的结论。
并指出，通过国际自由贸易可以使生产要素得到有效配置，通过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可使“要素价格均等化”，并影响产业布局。
在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之后，贸易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数据收集和处理技术的进展，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贸易理论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性。
里昂惕夫发现，美国进口资本密集产品与出口劳动密集产品的状况，与美国资本充裕而劳动稀缺的现实不符。
这就是所谓的“里昂惕夫难题”。
该难题的提出，使人们对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普适性产生了怀疑。
为了对现实作出新的解释，一些研究者引入人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对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进行改进，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揭示不同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
还有一些研究者试图通过放弃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部分重要假设来构建“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从以下两个方向发展了比较优势理论。
（1）发展方向之一，放弃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关于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研究规模收益递增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指出一国的企业或者行业可能仅仅由于历史或偶然的原因较早地进入某个产业，从而可以较早地扩大生产的规模，并利用规模经济形成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
（2）发展方向之二，放弃赫克歇尔—俄林关于贸易参与国在获得生产技术方面具有相同可能性的假定，研究不同国家的企业或产业获得不同水平或内容的技术的可能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技术可获得性差异理论，既可以用来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也可以用来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
就发达国家而言，即便两个发达国家在开发技术方面具有相同的能力，由于随机性因素的影响，开发出来的具体技术也是存在差异的，且不同国家还可能专业化地开发不同产品或生产技术，因而，两个国家的技术能力相同并不意味着最终产品相同，具有相同技术能力的国家仍然存在贸易的可能性。
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研究结果是导致著名的产品或技术“生命周期”理论的产生。
该理论认为，新的技术和产品一般是在发达国家首先开发成功的。
当产品和技术趋向成熟并进入标准化阶段时，产品的生产则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
与产品和技术的这种生命周期相适应，首先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新产品，其后则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出成熟的标准化的产品。
至于为什么新的技术和产品总是首先在发达国家开发成功，研究者则一般从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角度予以解释，认为，只有富裕国家才有可能支付得起昂贵且具有高失败概率的研究和发展费用。
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观点，处于创新期的产品为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处于发展期的产品为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处于成熟期的产品为资本与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处于衰退期的产品为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
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产品的产地也从技术创新的国家向其他国家转移，由此决定了国际贸易的走向。
研究者们还得出了以下结论：
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最有可能具有相似的消费者偏好与市场需求特征，当一国的厂商计划进行跨国经营时，他们最有可能进行开发的市场首先应当是与本国收入水平相当的市场，从这个角度讲，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间的贸易量应当是比较大的。
贸易理论的上述新进展与国际贸易发展的要求是相适应的。
按照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国际贸易应当主要在要素禀赋结构相差较大的国家间进行。
然而，20世纪中期以来的国际贸易的发展状况却是要素禀赋结构相似的国家（地区）间的贸易——主要是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占有国际贸易的主要份额。
新贸易理论为国际贸易的这种新的发展动向提供了解释。
二、杨小凯的内生比较优势理论
（一）杨小凯内生比较优势理论的概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澳大利亚华人杨小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传统贸易理论进行了重新思考，进一步突破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的框架，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
杨小凯的内生比较优势理论可以概括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兴古典增长模型两个方面。
1.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内生比较优势理论
所谓内生比较优势是指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后天的专业化学习或通过技术创新与经验积累人为创造出来，它强调的是比较优势的内生性和动态性。
杨小凯以事前和事后的生产率差别把比较优势区分为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
他认为，内生比较优势是由对生产方式和专业化水平的事后选择产生的，这种内生比较和绝对优势有可能在天生生产条件完全相同的国家之间产生。
或者说由于选择不同专业方向的决策造成的事后生产率差别称作内生比较优势。
外生比较优势则是指由于天生条件的差别产生的一种特别的贸易好处，它是以外生给定的技术和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即外生比较优势是由事前的差别引起的。
杨小凯认为专业化分工导致人力资本与知识的积累，从而产生内生比较优势。
在杨小凯（2002）的内生贸易模型中，每个人的天生条件可能相同，人们之间不一定有与生俱来的差别，即可能不存在外生比较优势。
那么内生比较优势是如何产生且随着分工水平提高而提高的呢?
杨小凯认为，分工后的总合生产力水平之所以高于自给自足水平，原因在于分工可以节省重复学习的费用。
杨小凯认为，这种基于分工的发展而后天不断创造出来的比较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他认为，内生绝对优势有可能在外生比较优势不存在时出现。
如果我们接受先天的生产率差异（即外生比较优势）作为分工的条件，就会导致贸易产品、方向和格局的静态化，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较利益陷阱的根本原因。
而作为分工的结果出现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则预示着一国贸易动态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
基于分工造成生产率差异的内生比较优势能够随着分工的逐步发展而不断演进，而且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是加速知识积累和生产率内生进展的动力。
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就成为一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持续不断的源泉。
因此，这种后天的比较优势就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
将这种模型发展到有中间产品的情形，可以用来解释国际贸易、经济发展、落后国的产业升级等现象。
2.新兴古典增长模型——熟能生巧
1991年杨小凯和博兰（YangandBorland，简称Y-B模型）将熟能生巧的概念引入其模型中，阐述了熟能生巧与交易成本、分工演进及经济腾飞的关系，阐释了内生比较优势可以通过熟能生巧即经验积累人为创造出来的观点。
他首先设定经济系统中的熟能生巧具有特别的含义——分工中的熟能生巧，并引入交易成本的概念。
此外，它还放弃了新古典模型的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分离的假设。
模型假定生产率增长是专业化熟能生巧、交易成本和有多样化消费偏好的消费者一生产者交互作用的结果。
当时间t=0时，每个人都没有太多的生产经验，生产率很低，也不能负担专业化和分工造成的交易成本，表现为自给自足状态。
随着时间的推延，每个人积累了一些生产经验，生产率有所提高，能承担不太高的交易成本，开始从事一定程度的专业化活动。
渐渐地，专业化熟能生巧加速了专业经验积累，个人专业化生产率进一步提高，能承担较高的交易成本，并选择较高水平的专业化。
如此下去，直到分工演进的潜力被耗尽。
Y-B模型的分析表明，分工的自发演进机制能产生内生增长。
这种演进提高了每个人的生产率，同时降低了个人在社会中的独立生存能力。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几种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虽然研究角度不同、方法和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强调了技术进步对比较优势转换的作用和“干中学”的经验积累效应，从而对二次战后东亚国家的经济崛起和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同时对现实中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内生比较优势理论的指导意义
内生比较优势理论是现代国际分工与贸易分析的基石，中国对外贸易格局的转换必须基于比较优势的内生演进。
与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相比，内生比较优势理论对于我们的指导意义似乎更大。
外生比较优势理论可以作为我国调整产业结构的指导原则，以纠正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高度扭曲的产业体系，这不仅能使我们取得更多的经济剩余，也会大大促进我国的就业。
但是众所周知，运用外生比较优势理论也有很多缺陷，除了它苛刻的假设之外，它极易使发展中国家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形成对本国初级产品和发达国家技术、资本密集品的双重依赖，从而落入“比较利益陷阱”；此外，现实也非自由贸易的天堂，我们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却使我们频频遭受贸易壁垒和反倾销调查之苦。
避免落入陷阱的对策就是运用内生比较优势理论，重视培养我们的动态比较优势，谋求在更高层次上的竞争优势，逐步形成良性的产业升级机制。
第三章贸易保护理论
二、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
竞争优势理论的系统构筑者是迈克尔·波特。
波特于1980年、1985年和1990年相继出版了其著名的竞争3部曲：
《竞争战略》（CompetitiveStrategy）、《竞争优势》（CompetitiveAdvantage）和《国家竞争优势》（TheCompetitiveAdvantage0fNations）。
三部著作一脉相承，自成体系，成为现代管理学界的权威论著。
《竞争战略》，运用作用于一个产业的5种竞争力模型。
确定了分析产业及其对手的理论框架，提出了获取竞争优势的成本领先战略（OverallCostLeadership）、差异化战略（Differentiation）和目标集中战略（Focus）。
《竞争优势》采用价值链分析方法，论述了企业如何获取竞争优势的方法和途径。
《国家竞争优势》，利用所构建的“钻石体系”模型，探讨了国家、州（省）与其他地理区域如何取得持久竞争力的问题。
波特认为自己所提出的竞争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的区别在于：
后者集中在宏观经济政策（政府预算赤字、货币政策、市场开放或民营化）或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方面；前者则突出强调主要根植于商业环境的地点竞争力，认为劳工、资本和自然资源并不能决定繁荣，因为取得这些资源并非难事，竞争力来自企业以当地的资源生产出更具价值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力，生产力的提高则离不开国家和区域的竞争环境。
他所 构筑的“钻石体系”模型，从“生产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战略与竞争背景”、“相关产业和支援产业”等4个方面探索了竞争力的来源、变化及其对政府与企业的意义。
三、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关系辨析
目前，有关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关系的认识存在两种极端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不相容，只能择其一。
另一种观点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不存在本质的区别，只是采用了不同称谓。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均有片面性，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分别隶属于经济学与管理学两大学科，二者既相对独立，也相互联系。
1、两种理论相对独立波特明确指出，其研究的领域是管理学而不是经济学，给自己的定位是管理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
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本质区别在于，经济学致力于解释经济现象，揭示经济规律，是一门认识世界的学科；管理学致力于提供实现预期经济目的的途径和方法，是一门改造世界的学科。
虽然经济学和管理学呈现出交织发展的特点，但仍存在较为清晰的边界。
第一，理论基点不同。
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点是交换和贸易，竞争优势理论的基点是竞争。
尽管比较优势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先于竞争优势理论，但二者在逻辑上并不存在严格的前后相继的关系。
波特虽然提及比较优势理论在探讨竞争力问题中的应用，但并未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建立竞争优势理论，而是另辟蹊径，对比较优势理论所未涉及到的植根于商业环境的地点竞争力进行了系统研究。
第二，作用目标不同。
作为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比较优势理论是从历史的、客观的角度，对已经发生的国际贸易及相关的经济现象做出解释、分析和判断，为预测国际贸易发展趋势，选择合理的国际贸易模式提供科学依据。
作为战略管理理论基础的竞争优势理论，则是从价值创造的角度，致力于为经济行为主体做出合乎价值取向的决策、设计提供有效的工具和方法。
作用目标不同，理论体系框架及其应用范围也必然有所不同。
第三，发展路径不同。
作为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绝对比较优势”到“相对比较优势”、从“外生变量”到“内生变量”、从“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的历程。
作为战略管理理论基础的竞争优势理论的发展，则经历了从企业微观层面向产业中观层面乃至国家宏观层面的历程。
2、两种理论相互联系笔者强调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的相互独立，并不意味着否认二者的相互联系。
在笔者看来，比较优势理论中所论及的生产要素自然秉赋、技术水平、人力资本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无疑是形成国家、区域、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
尽管波特更多地是从管理学角度构建竞争优势理论，却未曾割断竞争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的联系。
况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并不能涵盖竞争优势理论的全部，还有众多的国内外学者从其他视角（比如生产要素禀赋）对竞争优势问题进行研究。
相应于经济学是经济管理学的重要理论基础，隶属于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也必定是隶属于管理学的竞争优势理论的重要基础。
既然两种理论体系既相独立又相联系，那么，两种理论就应该结合运用。
林毅夫结合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与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提出并论证了后发优势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林毅夫认为，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根本差别在于要素禀赋结构。
产业和技术结构总体水平的升级，从根本上说，依赖于该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
发展中国家要赶超发达国家形成后发优势，便应该将经济发展目标定位于尽可能快地提升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
而要提升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又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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