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清末新政.docx
《第七讲清末新政.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第七讲清末新政.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第七讲清末新政
第七讲早期现代化的深入——清末新政研究
概言
这一部分，长期以来我们是作为辛亥革命的背景来讲的，而且基本上给予完全否定，斥之为假维新、伪立宪。
这实际上是国民党人意识形态下的历史，是极其偏见和不公正的。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对这段历史给予复原，实事求是的进行研究，我们发现，这是清政府在灭亡之前进行的一次深刻的改革运动，按现在比较时髦的语言来说，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比较见成效的一次运动，其广度和深度，大大超过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中国的社会面貌在20世纪初期得到较大的变化，是真正的中国社会的转型期。
这次改革在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初见成效的情况下进一步向深入发展，准备在政治制度上发生大的变化，即由封建专制过渡到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但由于改革的失误，破坏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在革命爆发后清政府迅速被推翻，请王朝从而结束了对中国268年的统治。
没有清政府的十年改革，决不会有后来的辛亥革命，所以讲辛亥革命，必须将清末新政搞清楚。
清末新政长达10年之久，在孙中山革命的同时，清政府一直在进行改革，改革的阶段性也是非常明显的，1901－1905年，主要是在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1906－1911，在其他改革的同时，主要进行政治层面的改革。
因此，在新政的概念和术语表达上学者们还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看法是，1901－1905称新政，1906－1911称预备立宪，这是狭隘意义上的新政。
一种是广义上的新政，即将1901－1911的十年都称之为新政。
我个人是从广义上称新政的，教材是从狭义上称新政的。
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是这一时期最大的一个学术问题。
过去我们否定新政，讴歌革命，现在反了过来，肯定新政而否定革命。
尽管革命者与“新政”的主持者清朝统治者是不共戴天的，但辛亥革命与“新政”是互相联系和互相依存着的，无法割断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
它至少表现在：
第一，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逼得清朝统治者加快“新政”特别是预备立宪的步伐，后者以为惟有尽快推行“新政”，才能使“内乱可弭”；第二，预备立宪促使革命者加快革命的准备，使后者计划抢在宪法与君主立宪制确立之前推翻清朝，以免革命成为非法而爱新觉罗家族成为“万世一系”的合法统治者；第三，“新政”为革命者准备了可资发动的基本力量——新军与新式知识分子；第四，“新政”为革命者准备了自己的同盟军与合作者——资产阶级与君主立宪论者；第五，清末预备立宪期间关于民权思想的公开宣传与历次国会请愿运动的实践为中华民国的创建提供了条件；第六，清末的国库空虚，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南京临时政府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迅速面临财政危机，督抚专权的趋势则导致民国初期的军阀割据与混战。
显然，那种认为如果不是革命的发生，新政将使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指责革命者添乱的论点也无法回答梁启超、张謇及其身后一批温和的国会请愿者与广大资本家在屡遭羞辱之后纷纷转向革命之举究竟是对还是错？
此论的主要失误不仅在于论者对“新政”的前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以为革命高潮的到来就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单方面努力的结果。
这与以往那种只承认孙中山等人之于辛亥革命的赫赫功勋却无视梁启超等人的历史贡献是异曲同工。
殊不知，1911年的反满大合唱就是在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而主观条件还不太成熟的情况下出现的。
事过数年后，孙中山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时，曾直言不讳地说：
“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
”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的整体认识。
参考书目：
朱寿朋：
《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
候宜杰：
《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
（美）任达：
《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周积明：
《世纪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
李细株：
《张之洞与清末新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朱英：
《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主要讲述：
1、新政的起因
2、新政的成就——新政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3、新政的失败——新政与清王朝的灭亡
一、新政的起因
1898年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将百日维新或者说光绪新政措施除了京师大学堂之外几乎全部扼杀，而短短的不到3年之后，这个扼杀戊戌变法的刽子手突然变成了变法的旗手，高喊变法新政。
1901年1月29日，尚在流亡中的西太后以光绪的名义颁发了变法的诏书。
诏书的最后一段话为：
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以更张。
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
——《光绪朝东华录》第4602页
这就是清末新政开始的标志性诏书。
此后，大小臣纷纷上书，提出新政建议。
西太后为什么在20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就高喊变法新政呢，是由一系列的原因的。
第一，为了取媚洋人，讨得帝国主义的欢心。
清政府裕列强议和期间，英国、日本等国敦促清政府“革新内政，”清政府惟命是从，向列强表示：
“藉得稍苏喘息，整顿内政。
将来中外必能益加修睦，与各大国永享无穷之利益。
”（《义和团档案是来》下，第933页）
第二，为了稳定人心，维护其统治，不得已而为之。
变法上谕中还有这么一段话：
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其渐图富强。
义和团运动期间，全国局势混乱，西太后对列强宣战，东南督抚竟然与列强互保，是清政府统治危机最好的说明。
为了稳定人心，维护统治，所以以变法相号召，稳定人心，维护统治。
第三，封建顽固势力大大削弱，为新政的实行扫除了障碍。
维新变法期间，西太后完全被顽固派所包围，最后顽固派扼杀新政。
政变后维新派遭株，帝党被惩处，中央政府完全被顽固派所控制。
经过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顽固派首脑人物等被列强指控为战争祸首而得到惩处，端王载漪被削职充军，徐桐自杀，刚毅被处死等。
中央内部的大顽固派被清除，其他的顽固派不再敢坚持顽固立场，这就为新政减少了压力。
洋务派开始得势，洋务派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分别获得进官加爵的奖励，而洋务派是主张变法实行新政的，这次新政，实际上是在洋务派的领导下进行的，新政是洋务运动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
新政的形式和特点是洋务派提建议，中央接受后以上谕的形式下发实行。
新政的实际策划人前期是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刘坤一病故后是张之洞、袁世凯。
1909年之后，袁世凯下台，张之洞病死，新政由满洲少壮派贵胄领导，新政形势急转直下，直至灭亡。
第四，我们也应该看到，经过义和团之变和八国联军之难，尤其是《辛丑条约》的签订，空前耻辱的刺激，使西太后为首的清廷不得不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改变既定国策，推行新政。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新政的前期，即1901－1905年的改革，与光绪新政或者戊戌新政没有什么区别，但西太后一再声明，“康逆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
”即使刘坤一、张之洞也说，他们的变法条陈与康有为的不一，康有为的是邪说谬论，这些都不过是玩的政治游戏而已，主观上的不一，而实际上是一致的，这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
二、新政成就——新政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一）新政的开端——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督办政务处：
1901年1月29日，清廷宣布变法新政，3个月后，即4月21日宣布成立新政的领导机构——督办政务处，奕匡、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李鸿章死后，由袁世凯替补，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与。
5月又增补瞿鸿为督办政务大臣。
江楚会奏：
这年7－8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人连续会衔上变法新政3折，即著名的江楚会奏。
第一折，主要是兴办新式学校，设立各类学堂，改革科举制度；第二折，主要是整顿中法十二端；第三折，主要是采用西法十一端。
9月，清廷批准了江楚会奏，并以江楚会奏为蓝本，开始了新政，下令各省切实举行。
新政的第一阶段，1901－1905主要根据江楚会奏的基本精神进行的。
直隶总督袁世凯也积极上书皇帝，提出变法的十条办法，也部分得到清廷的采纳。
（二）新政的具体内容
新政明显分为两个阶段，1901－1905主要是经济改革、军事改革、教育改革，政治改革不太明显，主要是政治机构改革。
1906－1911，在以上改革的基础上，主要进行政治改革，即预备立宪，两个阶段均有丰富的内容，教材写得非常详细，先看教材，看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再总体上谈、综合谈。
（三）新政成就——新政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1、新政与中国政治早期现代化
政治现代化就是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制度国会制度、宪法的制定、民主监督等一整套的制度，政体、国体方面的变化等。
新政时期西方资产阶级一整套的民主制度、民主程序、民主内容几乎都有了。
1909年各省成立咨议局，作为地方议会的雏形，1910年中央设立资政院，作为国家议会的基础，而咨议局、资政院的议员，绝大多数是通过选举产生的。
宪法方面，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即制定宪法的总的精神和指导原则，皇帝的权力也在宪法之内。
政府方面，废除军机处，于1911年5月成立内阁，虽然这个内阁里边皇族成员、满族居多数，但从制度上说，从形式上看，是近代国家体制。
宪法、议会、内阁，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最主要的内容。
此外还有地方自治，到辛亥革命之前，各省大都成立了各级自治机构——自治公所。
另外，长期以来，我们认为清政府在新政期间仅仅有《钦定宪法大纲》、和《十九信条》而没有制定宪法。
1989年资政院议员汪荣宝日记的发现，使我们了解到宪法条文已经拟定，只是没有最后敲定，汪荣宝是宪法起草人之一。
但我们仅了解了这一过程，而没有看到宪法草案全文。
最近，我们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了宪法草案，但还不是汪荣宝所说的宪法草案。
但足以证明，清末制定了宪法草案。
国家机构方面，由原来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隋唐以来就设立的国家机构，一千年来没有变化，完全是封建的或者说前现代的国家机构，经过新政，设立了外交、农工商、学部、法部、邮传部、巡警部、陆军部、海军部、度支部、理藩部等部，国家机构真正实现了现代化。
具体过程为：
1960年之前：
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1961年设总理衙门
1901—1905年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新增商部、学部、巡警部，总数达10部
1906年中央国家机构改革：
巡警部—民政部；户部—度支部；兵部－陆军部；刑部－法部
工部并入商部，新设农工商部
新设邮传部（交通、通讯）、理藩部（少数民族）
原有的外务部、吏部、学部、礼部不变。
总数达11个部
1911年新增海军部
1911年5月皇族内阁成立时，传统的军机处废除，礼部、吏部废除，余下10部。
地方省级改革：
改革前后，总督↘教育→学政→提学使司
巡抚↗司法→按察使司→提法使司
财政→布政使司
这一切，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标志和内容，通过清末新政，鸦片战争以来先进中国人所追求的真理我们都学来了，都实现了，至少在形式上实现了。
这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大巨变。
2、新政与中国经济早期现代化
第一，将发展经济确定为国家的基本国策，通过上谕的方式宣布“工商业为富强之根本，”要振兴工商，发展工商和保护工商。
清政府已经从传统的农本商末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发展工商业是现代理念。
第二，专门设立主管经济的国家机关
1903年设立商部，（1906年改为农工商部，）主管商务、工矿、铁路、电信、金融、农桑畜牧等
1906年设立邮传部，将铁路、电信、航运从农工商部分离，分工更为明确。
第三，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
如《商人通例》、《公司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章程》等，使经济的发展有了法制保证。
经济政策与经济法规的颁布，大大刺激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
据统计，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企业，甲午战争之前72家，资本额为2091.2万元；而1895－1911年，新设企业491家，资本额1085.56万元。
这个数字不实。
有人估计，1900年全国华资企业570家，资本额6900万元；至1911年，各类企业达2300－2400家，资本3.2亿元，平均每年以14％－15％的增长速度增长。
经济发展的快速度是现代社会的明显标志之一。
3、新政与中国军事早期现代化
第一，停止武科考试，各省设立武备学堂，培养新型军官
第二，将西方军事制度引进中国，将军队分为常备、续备、后备、巡警四种，常备（3年）即现役国防军，续备（3年）为后备军，由退伍兵组成，平时各安其业，每年进行一定时间的的军事训练，国家支一部分薪俸，战时编入战斗部队。
后备兵（4年）由续备兵而来，训练时间更少，每年一个月，训练时由国家开支。
后备兵战时也要编入战斗部队、后备兵以后，完全成为一般的平民，不再承担军事义务。
巡警专门维护社会治安。
巡警的编练，将军队从地方事务中解放出来，从而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原来的旧军，八旗、绿营，湘军、淮军，兵种只有步兵、骑兵，而新军马、步、炮、工、辎重等多兵种。
第三，裁汰旧军，编练新军
编练新军起源于甲午战争之后，但最大的成果是袁世凯在小站编练的新建陆军和张之洞在两江总督任上编练的自强军，新建陆军7000人，自强军不到2000，合在一起还不到10000人。
清政府大规模编练新军还是在新政期间。
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共编练了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和一支禁卫军，全国新军总数约为14万人，（一说为26万人）而仅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就约有7.5万人，占总数的一半还多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始终是新军的主体，其编制之完整，武器装备之先进，纪律之严明，是其他新军不能比拟的。
袁世凯编练的北洋新军，是中国新式军队中最优良的军队，与北洋新军有着同样良好声誉的湖北新军的主持人张之洞也承认，“即如兵备一层，我老实言之，北洋似较鄂为优”。
外国人也评论说：
“按西方标准，袁世凯的部队是大清帝国唯一装备齐全的军队”。
当代学者经过对清末新军的研究，得出同样的结论。
如台湾著名研究新军的专家刘凤翰先生，对清末新军以兵源、干部、装备、训练、成军时间、战场经验以及兵员满额与否为评定标准，将新军分为优、良、佳、可、差五级，其中优级四个镇，即北洋新军第二、三、四、六镇。
北洋新军第一、第五镇和湖北新军第八镇为良级，其评定是比较科学的。
新军的武器几乎都是从外国进口的，主要是德国、英国及日本的武器，在当时的世界上比较先进。
即装备也基本西化，比如袁世凯的北洋六镇武器装备情况：
“六五式”（6.5厘米）口径马步枪，是日本光绪三十一年造的最新式马步枪。
“七九式”（7.9厘米）口径，是德国造的套筒毛瑟式枪，比日式旧一些。
七生半炮，是法国克鲁苏最新炮。
五生七炮是德国克虏伯、格鲁森厂造，比七生半旧一些。
除此之外，军官还配有手枪和战刀以及望远镜等。
如第六镇军官佩刀452把，军佐佩刀97把，书记佩刀46把。
军官手枪452杆（6响和7响），军佐手枪96杆，炮目兵手枪355杆，马兵刀1046把。
四倍光千里镜284个，八倍光千里镜180个，侧视镜219个。
北洋新军的武器装备完全实现了西化。
原来的旧军，八旗、绿营，湘军、淮军，兵种只有步兵、骑兵，而新军马、步、炮、工、辎重等多兵种。
多兵种协同作战，从而发挥一支军队的综合战斗力。
中国陆军已经走出中世纪，与世界各国军队比较接近，从而成为国家的国防军，中国的国防力量大为加强。
4、新政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
教育方面的现代化既广泛又深远，包含各个层面：
第一，科举制度的废除
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仅是新政时期教育现代化的主要内容，而且是整个新政时期最有成效的措施，对中国社会的变革影响深远。
科举制度的废除虽然来自洋务运动以来洋务派、维新派、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但其最后的废除得力于张之洞、袁世凯的努力，尤其是袁世凯的努力，给科举制度以最后一击。
1905年8月，由袁世凯主稿，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南巡抚端方等6人联合上奏，要求从明年起，废除科举制度。
“科举不废，学校不广”，“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
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两天后，清廷完全接受了袁世凯等人的意见，颁发了从1906年起，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的谕令。
从此，自隋炀帝大业六年（907年）以来实施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第二，确立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
中央1905年设立学部，各省设学务处，置提学使，各州县设劝学所。
第三，确立了中国近代教育体制
壬寅－癸卯学制：
1902年，清廷颁布了由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规定了学校的学制，因为这一年是农历壬寅年，故称壬寅学制。
因该学制不完备，所以并没有实行。
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在壬寅学制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完备的《奏定学堂章程》，因此年是农历癸卯年，故称癸卯学制。
参加制定这一学制的除张百熙之外，还有湖广总督张之洞、户部尚书蒙古人荣庆。
该学制将中国教育分为3段7级，其中初等教育3级13年，即蒙养4年，初小5年，高小4年；中等教育1级5年：
高等教育3级11－12年。
即专科或预科3年，本科3－4年，通儒院即研究生5年。
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体制均源于此学制。
学制的规定与规范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破天荒的。
第四，确立了中国教育的多样化和广泛性
以上学制主要是普通教育体制，普通教育体制之外，还规范了实业教育和留学教育。
实业教育与发展工商业培养实际实用人才紧密相关。
留学教育是教育的进一步深化，清政府敞开了留学教育的大门，官派的，自费的一律给予支持。
对归国留学人员给予政治、经济各种优惠和奖励，如赏给进士、举人出身，可以到政府做官等。
和我们今天对海归派一样。
新政的教育改革，大大推进了中国教育的快速发展。
仅从在校学生和学校数目上看，可以凸现出这一时期的成就。
据全国教育第三次统计表中的数字，当时的统计，1905年，全国各类新式学堂8277所，在校生人数258873人；而到1909年，学堂达52348所，在校生达163.8884万人，增长速度平均每年分别是830％和150％。
5、新政与中国法制早期现代化
早期法制现代化也是史无前例的。
首先，宪法方面，制定和颁布了宪法大纲，主要是光绪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和武昌起义以后颁布的《十九信条》。
《钦定宪法大纲》虽然仿效的是日本宪法精神，极力维护君主的权力，23条中14条维护君权，如皇帝有颁行法律、解散议院、总揽司法、设官置禄、宣战媾和、统率陆海军等权力，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但也承认了人民有一定的权力，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加以逮捕和监禁，财产和居住不得无故加以侵扰等。
这些对中国人来说是从来没有的。
《十九信条》是武昌起义后，驻守滦州的新军第20镇统制张绍曾会同协统蓝天蔚举行兵谏，要求改革政治，实行立宪。
清政府于11月颁布《十九信条》，对《钦定宪法大纲》中皇权部分进行修订，比如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皇室经费由国会议决，皇权由宪法规定等。
关于宪法草案如上所述，也拟定出来了，只是革命来得太快了，没有最后通过和颁布。
其次，部门法方面，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如《商人通例》、《公司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章程》，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
刑法方面，先后颁布了《大清现行刑律》和《大清新刑律》，将封建法律《大清律例》改造成资产阶级的新刑律，这在中国法制史上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其他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新政期间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新政中禁烟取得成功，满汉通婚解禁，中国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
总之，清末新政10年，中国社会确确实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真正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是真正的社会转型，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成效体现。
当然这个转型从清末10年始，至民初10年终。
民国10年之后，中国社会发生根本转向，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把目标转向高度集权制的社会主义的苏联。
但新政不是完美无缺的，尤其是新政的关键时刻，决策人发生重大政策失误，导致革命的发生，清王朝由此而亡。
三、新政的失败——新政政策失误分析
（一）新政领导层面的分析
1、西太后
2、载沣与隆裕太后
3、各省督抚
清政府新政政策失误主要还是在政治层面。
新政以来进展还基本顺利，至1908年11月，突然发生了一大事变，即光绪皇帝与西太后先后在11月14日、15日去世，新政领导层发生重大变化，以致于影响了新政的进行。
在此之前，新政名义上由西太后、光绪皇帝主持，实际上由赋有统治经验的洋务派官僚如袁世凯、张之洞操作，新政的每一项重大措施和决策，几乎都是他们促动的结果。
江楚会奏、科举制度的废除、出国大臣考察的派遣、预备立宪的实行等，都是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争得西太后的同意得以贯彻实行的。
西太后思想固然顽固，但她在玩弄权术上赋有经验，非常老道，她能够平衡各派政治势力，从而维护她的和请王朝的统治。
但她死后上台的以载沣为首的满洲少壮派贵胄太无能，太无知、太没有领导水平了，以致于犯了几个关键性错误：
（二）政策失误
第一，对袁世凯的处理。
袁世凯不是一般的官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此位置是地方官员中位置最重要的，号称“疆臣领袖，”各省总督巡抚有什么事情都要先看直隶总督的态度，不仅如此，他同时还身兼中央的八项要差，即：
参与政务大臣、会办练兵事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并会办商约大臣、督办京汉铁路大臣、办理京旗练兵大臣等八项兼差。
而袁世凯的各项兼差涉及政治、军事、商务、邮政、铁路等新政的各个方面，其权力非常广泛，以至于“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
当时的权力中心不在北京，而在天津，在北洋，以至于天津袁世凯的直隶督署有第二政府之说。
这种说法并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当时人们都认可的，甚至公诸于报端。
1906年12月22日《大公报》报道说：
“……近年来兴学、练兵、整饬吏治，各省之中直隶为第一，而练兵处、政务处之实权，亦不在北京而在天津，此第二政府之说所由来也”。
袁世凯统率北洋六镇新军，成为清政府势力最大的官僚，其权势地位远非他的前辈曾国藩、李鸿章所能比。
袁世凯利用其手中的权力，一方面进行各方面的改革，一方面向朝廷保举人才，将自己的朋友、部下、幕友等推荐到中央的重要部门和地方，加紧扩张自己的势力，使北洋集团迅速崛起。
他以小站班底为基础，网罗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外交、法律等各方面许多人才，由此形成了一个势力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
袁世凯北洋集团势力的崛起对清廷的威胁西太后已经有觉察，采取明升暗降的统治手法将袁世凯提拔到中央，做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载沣无此笼络手段。
袁世凯与其北洋集团是新政的旗手，新政的业绩大部分是他们创造的。
他们对新政对清政府是积极拥护和支持的，他们是清政府最重要的统治基础之一。
但是载沣上台以后，首先对袁世凯开刀，在光绪、西太后死后的不到50天，处理袁世凯，将袁世凯罢免，迫其回河南养病，从而将新政最积极最有生机的一方逼到自己的对立面，这是清廷决策的最大失误。
第二，违背太平天国以来汉族地主地方势力日益扩大的总的趋势，一味加强以满洲贵族为中心的中央集权，迫使汉族官僚离心，失去了自己统治基础的又一部分。
清王朝是以满洲贵族为中心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制的政府，离开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这个政权就存在不下去。
清初统一全国，靠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洪承畴——吴三桂为代表。
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靠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
太平天国之前，清政府的统治权力是满汉均分，满人占优势。
太平天国以后，汉族地主势力上升，满族势力下降，这是总的趋势。
下降到什么程度。
我们举例说明：
1861－1900的40年中，清政府任命的总督44个，其中汉人占33个；同一时期任命的巡抚117个，其中汉人104人。
以载沣为首的清廷在新政的后期企图扭转这个趋势，一味扩大强化中央集权，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