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三农民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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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三农民生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暴风雪中的“民生答卷”
唐宋2010年01月06日
2010年的暴风雪，也是一张铺天盖地的“民生考卷”。
一场暴风雪，让我们欣喜地看到政府部门“抗风险能力”的提升
“回家喽！
”1月4日晚8时30分，被暴风雪冰封25小时的1814次列车恢复通车，寒冷的车厢一片沸腾，给家人报平安的电话响成一片……在肆虐的暴风雪中，安全脱险，是多么让人欢欣鼓舞的好消息！
应对暴雪首要是保民生。
一个多月前，河北等地降下创纪录的暴雪时，党和政府目标明确。
在极端恶劣天气中，保障居民的衣食住行，就是保障最紧迫的民生。
从这个意义上说，2010年的暴风雪，也是一张铺天盖地的“民生考卷”。
一场暴风雪，让我们欣喜地看到政府部门“抗风险能力”的提升。
25个小时的生命大救援，展现了卓有成效的行动和指挥。
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营救1814次列车上的1400名乘客，国务院领导迅速作出紧急批示，铁道部雷厉风行协助救援，内蒙古应急办调动数千消防官兵开赴现场。
大雪封山、公路中断。
武警官兵人背肩扛翻越多座大山，把棉衣、棉被、食品、热水送到旅客手中，用铁锹铲雪的官兵被风雪裹挟成“最可爱的雪人”。
应对极端恶劣天气，是需要社会联动的系统工程，缺了谁都不行。
为了保证 “不停暖”，天津各供热单位提前升温，确保居民住上“暖屋子”；为了保证“不断电”，内蒙古全力支持华北用电，确保了北京等城市电力供应；为了保证“不断粮”，商务部紧急通知，确保粮、油、肉、菜等生活必需品不脱销、不断档……由于有关部门科学调度、密切配合，没有发生2008年初南方冰雪低温灾害中的电网瘫痪现象，为居民生产生活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
面对60年一遇的特大暴风雪，我们的应对更加自信，更加从容，更加有条不紊。
过去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政府部门的信息和行动经常“慢半拍”。
可是，在这次“考试”中，很多部门“抢”在了暴风雪的前面。
北京气象台在一天之内轮番发布寒潮、暴雪、道路结冰等三种预警。
与此同时，环卫、地铁、交通管理等部门启动紧急预案。
由于反应快速、措施得力，北京市区没有出现严重拥堵，交通平稳顺畅。
一场暴风雪，也暴露出一些“硬件”和“软件”的问题，凸显了一些行业服务能力、服务理念的“缺陷”。
面对暴风雪，如果各个部门都能将民生放在首位，多一些人性化的服务理念和措施，多一些信息发布和信息沟通，那么即使不能马上解决困难和问题，也会让群众在严寒和拥堵中，感受到更多的关怀和温暖，获得更多信心和力量。
突如其来的天灾，对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都是严峻的考验。
当前，罕见的暴风雪正在气势汹汹地“南下”，湖北等地的气象部门已经发出黄色预警，提醒居民和相关单位注意防范。
我们期待，经受过2008年冰冻灾害洗礼的南方各省，能交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民生答卷”。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公务员聘任制，不只是端掉“铁饭碗”
郝洪2010年02月05日
公务员聘任制，不仅让公务员队伍更专业、更高效、更廉洁，制度变革之下，将是观念的冲击与震荡
近年来各地尝试的公务员聘任制终于有了大规模推广的可能。
今年深圳将有近七成公务员实行聘用制，这意味着，在深圳大约有2.4万人被摘掉“官帽”，手中的“铁饭碗”变成了“瓷饭碗”。
公务员聘任制的改革尝试并非深圳一家，但是，深圳却是第一个真正从制度上将此项改革常态化的城市。
此举的意义，并不亚于31年前深圳虎崖山下，蛇口工业区破土动工的开山第一炮。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行政制度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点。
深圳改革，让我们的行政制度改革在完善公务员制度这个点上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公务员聘任制的实施不是简单的一句“摘掉了‘官帽’，打破了‘铁饭碗’”可以总结，也不仅仅是让公务员队伍更专业、更高效、更廉洁，制度变革之下，将是观念的冲击与震荡。
聘任制之下，曾经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权力意识都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撞。
这样的冲撞不仅在公务员自身，还有广大的公众——当公众不再将管理者当作高高在上的“父母官”时，民主平等的观念将更加深入人心。
而这，恰恰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
深圳的公务员制度改革会不会流于形式，相信这是所有关注这一改革的公众普遍关心的话题。
因为，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上，任何一项新制度都触及相当多的人的利益，这样需要自我革新、自断其臂的改革从来不乏阻力。
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一下深圳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历史，梳理一下近年来各地关于公务员聘任制的种种创新冲动，我们应该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深圳这场突破不是一个城市的改革冲动，而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是来自社会基层的现实要求。
深圳这一场改革并非突如其来，而是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积累，其间，不乏全国其他城市在公务员聘任制上的探索，而这些探索最初均来自社会基层。
事实上，不仅是公务员聘任制，近年来，多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多来自基层的创新与创造。
比如目前已在全国广泛推行的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前的公示制度，即是由江苏省宿迁市首创。
这样的创造缘于现实工作中矛盾的推动，也缘于基层管理者冲破观念约束、向上发展的自我要求。
因为，改革来自基层，它体现了社会变革的内在需求，因而也彰显了无穷的生命力。
反思网络时代的媒体责任（人民时评）
范正伟2010年02月12日
在众声喧哗中激浊扬清，在利益诱惑下允中守直，是包括互联网站在内的任何有责任感的媒体应尽的本分，也是它受人尊重的根本保证
重庆姑娘小罗，近日掀起一阵不小的舆论风波。
这名身高1.46米、大专学历的超市员工，自称智力非凡，曾在上海发放征婚宣传单千余份，誓言非北大、清华高个儿才子不嫁，并做客数家省级电视台，人气很旺。
电视台一遍遍约请小罗当嘉宾，充分展现她的“出格”，有记者甚至专门跑到她的老家采访其祖孙三代，大曝她成长过程中的种种花边新闻，连恋爱、拥抱之类的细节都不放过。
而在这些深度挖掘、高调传播的后面，是一些观众和网民对小罗本人的鄙薄甚至恶搞。
媒体的聚光灯，将这个有些另类的女青年塑造成了令人厌恶又忍俊不禁的怪物。
似乎承受各种花样翻新的嘲弄，是她应付的代价。
“炒作，或者神经病，鉴定完毕。
”这是小罗在网上得到的典型评价。
面对此情此景，我们不禁要问：
假如她确实是在炒作，那么，究竟是谁为她提供了炒作的舞台？
假设真像有人所推测的，她的确在性格和心理上存在某种障碍或缺陷，我们又为何要如此恶语相向？
网络时代，表达空间日益拓展，言论更加宽松自由，人们登上公共话语平台的机会越来越多。
这是历史的进步，也带来新的问题与困惑。
少数媒体或者由于猎奇心理，或者出于利益考量，常常将一些风格怪异、品位不高的新闻人物和新闻事件推上前台，大加炒作。
在“消费”着这些人物和事件带来的注意力、阅读率和相伴而生的商机时，这些媒体却将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忘得干干净净。
很多人恐怕已经记不大清杨丽娟这个名字了。
这个少女疯狂地迷恋着偶像刘德华，倾家荡产也要赶到香港面见天王巨星，甚至在生身父亲羞忿投海后也依然执迷不悟。
当年疯狂的报道和议论，如今已经归于沉寂。
杨丽娟怎么样了？
她的家人怎么样了？
在那场媒体狂欢的盛宴中各取所需的人们，谁还在想着她？
那些将杨丽娟推向公共舆论漩涡中的媒体，如今在哪里？
他们对那场舆论风波的受害者——杨丽娟及其家庭，承担了怎样的道义责任？
大众传媒必须承担社会责任，是全世界传媒行业的基本准则。
客观报道和传播新闻事实，是媒体的重要责任之一，但是，出于公序良俗的考量，选择什么、怎样报道，应该成为级别更为优先的标准。
即使是在标榜“新闻高度自由”的西方社会，暴力、色情等内容，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从媒体商业利益出发，炒作甚至制造媒体事件，同样为这个行业所唾弃。
有人说，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应该一切从受众的需求出发。
这种认识是片面的。
毋庸讳言，在一个多元社会里，读者的需求是多方面的。
媒体的社会责任，恰恰体现在坚持正义公平的价值判断，维护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而不是随波逐流。
在众声喧哗中激浊扬清，在利益诱惑下允中守直，是包括互联网站在内的任何有责任感的媒体应尽的本分，也是它受人尊重的根本保证。
否则，小心受众也会对你说一声：
“炒作，或者神经病，鉴定完毕”。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用工荒与求职难为何并存？
何勇2010年03月01日
解决用工荒与求职难并存这个看似悖论的问题，治本之策还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新春伊始，东部沿海地区不少地方出现用工荒，很多企业找不到工人，像等米下锅一样等人开工。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的一项调查分析结果，东部沿海地区有70%被调查的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用工荒。
用工荒的出现，可能有经济回升向好、企业订单增多的原因，有企业用工和待业人员专业不吻合的原因，有农民工维权意识提高的原因。
大面积的用工荒，意味着我国在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经济回升向好的同时，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人才培养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尖锐；同时，产业结构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也越来越急迫。
为什么这么说？
应该看到，用工荒的另一面，是大量新增劳动力形成的巨大就业压力。
目前，我国经济就业弹性为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不到100万人就业。
也就是说，按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每年最多可新增就业1000万人。
而目前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超过2000万。
一方面，大量企业出现用工荒，另一方面，不少劳动力找不到工作，尤其是大学生群体就业比较困难，有些地方大学生的平均工资已低于农民工群体，就业结构性矛盾日益彰显。
把企业用工荒和大学生求职难放在一起观察，或许更有意义。
从用工方来讲，主要是低端产业的用工荒，用工需求比较多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电器制造、机械加工、服装制鞋等低端制造业产业上；而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先进制造业等朝阳行业，在国际上还没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用工需求不足，造成大量大学生就业难。
这无疑折射出目前我国经济产业发展的不足。
从对求职者的要求看，不少企业需要的是掌握熟练技能的技工，“来了马上可以干活”，而这恰恰是目前农民工欠缺的，也是大学生们所不具备的。
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
结构性的就业矛盾日益突出，意味着传统的依靠低廉成本，拼资源、拼消耗、拼人力的增长方式急需改变，倒逼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倒逼着产业的升级换代。
解决用工荒与求职难并存这个看似悖论的问题，需要多管齐下，统筹解决。
比如，提高农民工福利待遇保障水平，抓紧进行技能培训，及时调整重知识轻技能的教育模式等等。
但治本之策，还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只有真正把经济发展的重心转移到科技进步、自主创新上，保持传统制造业产业优势的同时，在谋求现代服务业、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高端产业的全球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形成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产业链条，解决企业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才不再是什么难事。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找准自己的位置
张铁2010年03月17日
人大代表中的领导干部，更应该注意转换自己的身份。
这不仅是宪法的要求，也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
刚刚落下帷幕的全国两会上，备受关注的选举法修正案，以近95%的赞成率，顺利通过。
城乡按照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将会让更多来自农村的基层代表，在人大的会场上，为亿万农民的利益鼓与呼。
然而两会上，相对于来自基层的代表委员，领导干部代表受到了更多关注。
而且，基层代表平时履职中，也有更多实际困难。
对于领导干部代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发言人李肇星有个简短明确的观点：
这里没有领导，只有代表。
胡锦涛总书记为领导干部作出了表率。
3月5日，总书记参加他所在的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专注地倾听每位代表的发言。
9位代表发言后，会议主持人说：
“代表发言结束，请胡锦涛总书记讲话。
”总书记笑着纠正说：
“代表发言还没有结束，我作为一名人大代表也作一个发言。
”总书记诚恳而又平等的态度引来现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实际上，这应该是一个常识：
人大代表不是行政职务，没有官职大小、级别高低之分。
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工人农民，作为人大代表，他们在人大这个权力机构中，地位一样高、责任一样重，有着同样的发言权、质询权、选举权。
从另一个角度说，人大的权力来自亿万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根本。
各级行政机关，都是由同级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受其监督。
如果认为是领导干部、是行政机关负责人，地位就高于其他代表，那就不对了。
目前，人大代表中领导干部所占比例还比较大。
但正因为如此，人大代表中的领导干部，就更应该注意转换自己的身份。
这不仅是宪法的要求，也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
两会前，有代表说：
“人大代表有职无权。
”实际上，人大代表是“有职也有权”：
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无论是出席人大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等重要报告，还是提出议案和建议、参加选举和表决等，都是在集体行使人民赋予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无论是“居庙堂之高”的领导干部，还是“处江湖之远”的基层代表，都应牢记自己人大代表的性质和身份，找准自己的位置，切实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发展新能源不可因噎废食
林治波2010年03月18日
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新能源产业该不该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发展的问题
对于以风能、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为主的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存在不同意见，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反对者的主要理由是，新能源产业成本高，污染重，技术不过关等等。
最近有人对风电工程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我国风沙伴存，风电设备受风沙磨损大，上马太多风电项目不符合国情。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据笔者了解，早在14年前，在距玉门镇不远的戈壁滩上，就建立了4台实验性风电机组，至今运行良好。
在我国应用的风电设备，一般都进行了差异化设计，充分考虑了风沙、低温、干旱等特殊气候条件，并按20年以上的运行寿命设计。
甘肃、新疆、内蒙古、宁夏、吉林等地区运行的风电机组已有数千台，运行状况良好。
至于成本，一位风电专家指出，西北风沙大，但解决风电设备被风沙袭击的问题并不是太大的难题，我们采用的润滑脂不同，对电机也采取了密封性措施，估算下来，每台机组每年也就多出100元的维护费，完全可以接受。
随着差异化产品的生产应用，恶劣气候条件对风电设备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小。
欧美沿海国家，虽然沙尘少，但海风对电机的侵蚀更厉害，他们需要付出另外的成本。
发展新能源，是我国重要的能源战略。
风能是最具开发价值的可再生能源之一。
西北地区蕴藏了我国最丰富的风能。
以甘肃酒泉为例，据气象部门风能评估，酒泉市风能资源的理论总储量为1.5亿千瓦，可开发量4000万千瓦以上；年有效风速时间达6300小时以上，年满负荷发电时间达2300小时，无破坏性风速，对风能利用极为有利，适宜建设大型并网型风力发电场。
作为国家批准的第一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项目不仅解决了当地因煤炭资源缺乏造成的缺电问题，也将使甘肃的资源优势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并带动装备制造业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最终推动民生的改善。
据测算：
风电场建设期间一年用工1.5万人，运行期间需2500人，装备制造方面可吸纳5000人就业，第三产业也可拉动5000人就业。
正如酒泉市委书记李建华所言：
“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建设及配套产业发展，将成为支撑酒泉未来3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突破口。
”
当然，如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新能源的快速发展也会面临许多困难。
就西北风电的发展而言，目前不是该不该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发展的问题。
当前我们要做的，一是要加快技术研发，尽可能多地自主掌握关键技术；二是要不断完善并网、补贴、配套和环保等相关政策。
相信新能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难题，都会在发展中不断得到解决，而解决的前提是，发展新能源的方向不能改变，决心不能动摇。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遏制土地拆征的“利益依赖”
徐立凡2010年04月07日
“被出售”和“被爆破”现象，是一些地方政府对“卖地财政”过分依赖的必然结果
央视报道，江苏扬州市某新建小区房屋在业主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当地政府评估出售，经媒体报道后才中止；新华社报道，广西南宁市一栋待售商品房遭爆破拆除，6层整楼倾而未倒，被称为“楼歪歪”，这两桩新闻，近来引发批评质疑。
表面看，“被出售”和“被爆破”的理由都很充分，“被出售”的起因是政府计划改造区域整体环境并保护古运河，“被爆破”的由头则是要内部拆除重建。
但是，这两个看似出于公共利益的决策考量，恰恰有悖于公共利益。
改造区域整体环境，无论理由多么正当，都不能以剥夺小区居民的合法居住权和知情权为前提。
这样的决策不仅因有违程序正义而使居民财产面临被侵犯的危险，也在事实上越过了法律规定的边界。
同样，以“内部原因”对待售楼实施爆破，似乎可以绕过法律的约束，但绕不过民众的疑虑：
到底是因质量问题拆除，还是为了二次出让土地？
到底是开发商所为还是其他人在幕后推动？
“被出售”和“被爆破”并非个案。
全国各地时有发生的“楼歪歪”、“楼脆脆”现象，为住建部有关责任人宣布的“中国建筑平均寿命只有30年”不断提供着新的注脚。
部分楼房的“短命”，除了开发商追求利润最大化违规建房导致质量下降，一些地方追求土地反复出让的红利导致楼房拆了建、建了拆，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通过土地反复出让谋求红利，危害很大。
其一，征地拆迁环节的寻租空间被人为扩大；其二，谋取经济或政绩红利具有强大的动能，令一些地方忽略个人财产保护和民生利益的政策篱笆；其三，打着公共利益旗号在土地拆征上谋取利益，不仅会造成公共利益范畴的概念混乱，也会降低法律和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其四，征地拆迁的高频率，不仅造成了大量资金的低效率运转，也造成了对资源和能源的巨大浪费。
从根本上说，对土地拆征怪现象监控不严甚至形成利益依赖，这是一些地方政府对“卖地财政”过分依赖的必然结果。
由于缺乏稳定、可靠的财政收入来源，没有找到新的、稳定的经济增长点，“靠地吃地”就成为重要选择。
当经营权拍卖受限于土地的稀缺性时，以不同的名目反复拍卖土地经营权就应运而生。
正因如此，“被出售”、“被爆破”之类事件才反复上演。
因此，遏制一些地方政府对土地拆征的利益依赖，迫在眉睫。
在监管环节，需要强化对楼房建筑质量的政府监管力度，保证建筑寿命达到合理年限；在土地使用规划环节，要引入更合理、更科学的程序，避免“拍脑门”决策，民众代表也应该介入这一环节，以保证其知情权不被有意忽略；最重要的是，在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要迈出更大的改革步伐。
只有更为科学的政绩考核机制和新的稳定财税收入来源确立下来，地方政府对土地拆征的利益依赖才有望消除，“被出售”和“被爆破”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消失。
回应民意重在平时（人民时评）
范正伟2010年04月26日
多置“减压阀”，少用“灭火器”，正确引导民意在制度框架下表达释放，避免民意“堰塞湖”的形成，就会少很多突发事件
如何妥善回应民意表达，日益成为检验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尺。
4月25日，针对舆论热议的“强拆致村民自焚”事件，四川峨眉山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政府强拆”的说法与事实不符，该事件系村民违法阻工所致。
就在前一天，因对4月13日海洋社区居民到庄河市政府集体下跪事件处置失当，庄河市委副书记、市长孙明被大连市委市政府责令辞职。
是非曲直暂且不说，“自焚”和“下跪”足以令人痛心疾首。
它们不仅伤害了群众的身体和尊严，也考验着政府的回应能力和行政理念。
就民意表达而言，“自焚”和“下跪”显然都不是正常的方式。
民意表达往往包含着利益诉求，任何理智的人都会倾向于选择成本较小的手段。
只有日常的手段失灵时，极端的表达方式才会被选择。
就上述两个事件而言，前者正如峨眉山市一位领导所言，根源在于“历史问题未能较好解决”，后者则是居民穷尽了其他手段才出的下策。
纵观近年来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往往是利益表达途径不畅、合法维权通道受阻使然，最后导致群众“信访不信法”，甚至服从“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潜规则。
这无益于法治社会的建立，也有损政府权威和公信力。
民意是反映社会真相的一面镜子。
社会转型期，矛盾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下，利益受损者通过各种方式诉说自身困境，寻求问题解决，寻找公平正义，恰恰说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是充满信心和信任的。
这种信心和信任，是党和政府的重要执政资源。
它来自党和政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的历史判断，“群众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的工作标准。
这样的理念，我们不仅要在各种突发事件发生时切实捍卫，更要在日常的工作中身体力行，格外体察民情、尊重民意、保护民权。
群众的要求未必都尽然合理，有时候公职人员也会抱怨有的人要求多、工作难做。
然而，在抱怨之前更应反躬自问：
自己是否在平时堵塞了民意表达通道？
是否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第一选择？
事实证明，只要我们能以“权为民所用”的真情认真去工作，在回应民意的时候多一些倾听疏导，少一些“截”“堵”思维，多置“减压阀”，少用“灭火器”，正确引导民意在制度框架下表达释放，避免民意“堰塞湖”的形成，就会少很多突发事件，少很多被迫“危机公关”的无奈。
人民时评：
从“发言门”看基层民主的推进
郝洪2010年04月28日
媒体热议的湖南双牌县县委书记“发言门”事件，近日有了新进展。
事件主角之一县委书记郑柏顺接受北京媒体专访，澄清自己并非独断专行，而是一个“搞了很多规章制度”、“充分发扬民主”的基层干部。
所谓“发言门”事件并不曲折复杂。
有媒体报道说，在今年3月的双牌县政协七届三次会议上，政协委员、县委办副主任胡佐军发言引发县委书记不满，被指发言违反政治纪律，个人主义膨胀，随后被安排下乡工作。
此后，又有人反映，印有郑柏顺头像的台历在乡镇和各单位销售，引爆“台历门”。
让一个偏僻山区县的县委书记突破“低调做人”的原则，越过千山万水，与北京媒体对话，公开自证其民主，可见“发言门”事件的舆论威力。
但是，一个县的民主氛围如何，仅靠县委书记在媒体上公开一席谈，恐怕难以证明。
从媒体报道来看，双牌县的情况似乎并不如县委书记本人所说的那样完美。
政协委员将“县委已经安排部署调研的改革措施”变身为政协会议的个人发言，而非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提出自己独家见解，这本身已有违参政议政精神；而以行政问责的方式追究政协委员的责任，无论是直接或是间接追责，同样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初衷有所出入。
双牌县“发言门”事件发生后，舆论哗然。
然而，舆论风波的背后，我们是不是该平心静气想一想，这样的事是否只是偶然发生？
将“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变为一种“民主秀”的情况，在类似的基层县乡还有多少？
这对基层社会经济发展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正步入县域经济大发展的时代。
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推动，随之带来的一个负面效应是基层政府对经济的超强干预，干部招商、指标经济等等现象比比皆是。
权力过度集中，且不受约束和限制，加之县乡远离媒体观察中心，舆论难以及时监督，久而久之，就容易导致“一把手”说了算。
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要特别注意防止民主集中制流于形式、成为摆设。
民主氛围受影响，经济发展同样也会遭遇瓶颈。
县域经济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其发展有一定的规律性，它是特色经济，更是民主经济，不同于大中城市的规模经济和区域经济，它更需要民营经济的发展和支撑。
行政权力对经济的超强干预，往往容易压制民营经济的发展，弄出许多好大喜功的政绩项目、面子工程。
“发言门”事件孰是孰非暂且不论，基层民主的探讨或许可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不仅关系到一方百姓的利益，更影响着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谁在为国有土地“变脸”搭台
徐立凡2010年05月11日
房地产市场投机氛围的彻底荡涤，不仅需要去除市场投机因素的浸透，还要防止权力投机因素的浸透
据新华社报道，在安徽省亳州市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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