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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青年之思想，为本志之天职”
《新青年》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
早在《新青年》创刊前两年的1913年，陈独秀就与汪孟邹说，想出一本杂志，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
到1920年初，未经十年八年功夫，新文化运动就顺利展开。
陈独秀对“模仿秀”们竞相办大同小异的杂志不以为然，借机公布了他的“杂志观”：
凡是一种杂志，必须是一个人一团体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才有发行底必要；若是没有一定的个人或团体负责任，东拉人做文章，西请人投稿，像这种“百衲”杂志，实在是没有办的必要，不如拿这人力财力办别的急着要办的事。
陈平原解读说，“杂志”之不同于“著作”，其最大特色本在于“杂”――作者众多、文体迥异、立场不求一致；为何陈独秀看不起那些“东拉人做文章，西请人投稿”的办刊方式?
就因为在他看来，理想的杂志必须具备两大特征：
一是“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一是“有一定的个人或团体负责任”。
后者指向同人杂志的形式，前者则凸显同人杂志的精神。
《新青年》之所以能吸引那么多目光，关键在于其“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
那么，到底是什么是《新青年》同人“不得不发表”的“主张”呢?
这牵涉到《新青年》的另一特色：
有大致的路向，而无具体的目标。
可以这么说，作为民初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文化杂志，《新青年》的发展路径不是预先设计好，而是在运动中逐渐成型。
陈平原强调《新青年》同人杂志的形式与精神并没错，却似乎忽视了同人杂志中主编的精神主导作用，并由此也忽视了主编对杂志大致走向预先设计的意义，尽管杂志在运行中会随机调整，但若没有预先设计，杂志就会丧失自己的风格与个性。
主编无疑是杂志的灵魂。
主编意识、主编素质、主编操作能力，无疑会深刻地影响着杂志的风格、路数甚至命运。
1920年春，《新青年》随陈独秀南下上海。
再迁广州到1922年7月出满九卷休刊，此期间编务工作虽由陈望道承担，陈独秀仍为主编。
即使1923年到1926年间《新青年》以季刊或不定期的形式出版，明确主编为瞿秋白，陈独秀对之的影响仍为极其深刻的。
瞿秋白曾有言：
“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1923年回国之后直到1926年10月病倒为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之下，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
”瞿秋白所言“很不胜任”的“‘狗耕田’的工作”，自然包括对《新青年》的主编，“很不胜任”自然只得求助于“陈独秀同志”。
因而我们无论是分段或全程研究《新青年》，都不能忽视陈独秀作为其主编的作用与地位。
作为主编，陈独秀对《新青年》的宗旨，性质、特色有哪些设计呢?
一、宗旨：
重塑中国青年的精神形象
《新青年》创刊号上有《社告》：
国势陵夷，道衰学弊。
后来责任，端在青年。
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析以修身治国之道。
“国势陵夷，道衰学弊”，是《新青年》创刊的政治、文化背景。
《新青年》创刊于“不祥之社会”，即“二次革命”失败，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在政治上踢开国会，废除《临时约法》，袁世凯一手炮制了“字字皆袁氏手定”的《中华民国约法》，举行“国体投票”妄图复辟帝制；在文化上复古尊孔，在全国学校恢复“尊孔读经”，实行祀孔、祭天大典。
康有为为首，由陈焕章。
麦孟华等出面成立了“孔教会”，并上书参众两院，要求奉孔教为国教，以孔子配上帝。
1915年8月。
杨度、孔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等组织了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鸣锣开道，进行一系列的“变更国体”活动；同年，日本又提出了“二十一条”迫袁接受；在如此紊乱的政局下，人们对共和政体，对中国的前途悲观失望，思想界也处于消沉彷徨之中。
素有“不羁之马”与“犟牛”称号的陈独秀，经历了自康党到乱党的变迁，在辛亥革命中政治的、军事的斗争方式都尝试过，然见效有限。
于是在辛亥革命后他改用思想文化为武器，釜底抽薪，试图从根本七颠覆旧传统旧制度。
所谓釜底抽薪是从底层做起，进行“国民性改造”，因为“我国民志气之消沉，至今日而极矣”。
这是当时志士仁人的共识。
陈独秀的高明处在寄希望于青年：
“后来责任，端在青年”。
他在《一九一六年》中进而说：
“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
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吾人始有与晰族周旋之价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
青年必怀此希望，始克称其为青年而非老年；青年而欲达此希望，必扑杀诸老年而自重其青年。
”
陈独秀不仅早在1915年就将青年与国家存亡联系在一起：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其高明处在于并非单纯以年龄，更着重以精神视青年：
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
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
其始也未尝不新鲜活泼，浸假而为陈腐朽败分子所同化者有之；浸假而畏陈腐朽败分子势力之庞大，瞻顾依回，不敢明目张胆，作顽狠之抗斗者有之。
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
到1916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中进而论证新、旧青年之别：
青年何为而云新青年乎?
以别夫旧青年也。
同一青年也，而新旧之别安在?
自年龄言之，新旧青年固无以异；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是不可不指陈其大别，以促吾青年之警觉。
慎勿以年龄在青年时代，遂妄自以为取得青年之资格也。
自生理言之，白面书生，为吾国青年称美之名词。
民族衰微，即坐此病。
美其貌，弱其质，全国青年，悉秉蒲柳之资，绝无桓武之态。
艰难辛苦，力不能堪。
青年堕落，壮无能为。
非吾国今日之现象乎?
且青年体弱，又不识卫生，疾病死亡之率，日以加增。
浅化之民，势所必至。
倘有精确之统计，示以年表，其必惊心怵目也无疑。
而我之青年则何如乎?
甚者纵欲自戕以促其天年，否亦不过斯斯文文一白面书生耳!
年龄虽在青年时代，而身体之强度，已达头童齿豁之期。
盈千累万之青年中，求得一面红体壮，若欧青年之威武陵人者，竞若凤毛麟角。
人字吾为东方病夫国，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几无一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族，将何以图存?
吾可爱可敬之青年诸君乎!
倘自认为二十世纪这新青年，首应于生理上完成真青年之资格，慎勿以年龄上为伪青年自满也!
稍作梳理可知，陈独秀的逻辑路数为：
欲救亡先启蒙，欲启蒙先改造国民性，欲改造国民性先改造青年。
欲改造青年则先分辩新、旧青年。
他寄希望于新青年：
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是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清宁之日也。
予于中国之老者壮者，与夫比诸老者壮者之青年，无论属何社会，隶何党派，于生理上，心理上，十九怀抱悲观，即自身亦在诅咒之列。
幸有一线光明者，时时微闻无数健全洁白之新青年，自绝望消沉中唤予以兴起，用敢作此最后之哀鸣!
“新青年”不是天生的一族，而是要在精神界掀起陈旧布新之大革命才有可能铸就。
《新青年》锁定新青年，就在于要重塑中国青年的精神形象。
二、六义：
理想的新青年的精神形象
《新青年》以“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分析修身治国之道”为出发点与归宿。
陈独秀在第1卷第1号中，借答读者来信，进而强调：
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
批评时政，非其旨也。
不批评时政，并不等于《新青年》不关心时政。
之所以如此低调面向“时政”，近则为回避政府舆论禁忌的锋芒，远则如胡适所云：
“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
”
尽管他们都未做到二十年不谈政治，何时谈政治，如何谈政治虽貌似枝节却在《新青年》同人中酿成了相当尖锐的冲突与分歧。
此为后话。
《新青年》之创刊，实致力履行其“天职”，即对青年进行思想与修养的启蒙。
而所谓思想与修养的启蒙，就是要唤发起青年“最后之觉悟”。
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将最后之觉悟归之为伦理的觉悟：
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拙，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
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
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
此而不能觉
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
吾敢断言日：
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
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这里的伦理觉悟，实则为青年的精神形象。
在陈独秀那里，理想的青年的精神形象，即《敬告青年》中所呈“六义”：
1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陈氏认为：
“我有手足，自谋温饱。
我有口舌，自陈好恶。
我有心思，自崇所信。
决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
……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
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
2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陈氏指出“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并称“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
……世界进化，?
V?
V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
”
3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陈氏称：
“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
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
”他教导青年：
“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
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
”
4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陈氏指出“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
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
”并认为“居今日而青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
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
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
潮流所及，莫之能违。
”
5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陈氏在批判中国那种崇尚虚文的现象后指出：
“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
”并以大无畏的精神宣称：
“物之不切用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粪土。
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
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6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氏指出：
“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
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
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
青年是社会的希望，时代的良心。
青年的思想、修养――伦理觉悟――精神境界，是《新青年》致力所在。
《新青年》的极致目标是要造就一代新青年。
此《新青年》之所以为《新青年》之所在也。
三、主旋律：
科学与民主
陈独秀所设计的“改造青年思想、辅导青年修养”启蒙运动的主旋律，是科学与民主。
陈独秀重视科学，更重视科学精神。
他说：
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朽骨。
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
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
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
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体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过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陈独秀旗帜鲜明地说：
“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惟科学。
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
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
”当陈独秀带领青年奋力开辟科学领土时，首先碰上的自然是根深蒂固而又活灵活现的迷信势力。
国之将亡，必多妖孽。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大地上的封建迷信势力，随着种种复辟思潮一起泛滥成灾。
民国初年的上海，更是妖气袭人，文化界的有鬼论者竟将乩书汇编成册，名日《灵书丛志》，进而成立“灵学会”，大肆散布鬼话，妖青惑众。
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立即展开了对有鬼论者的猛烈进攻。
陈大齐、易白沙、钱玄同、鲁迅等皆有文发表。
陈独秀自己写了《有鬼论质疑》，向有鬼论者连续提出八点质问：
吾人感觉所及之物，今日科学，略可解释。
倘云鬼论之为物，玄妙非为物质所包，非感觉所及，非科学所能解，何以鬼之形使人见，鬼之声使人闻?
鬼果形质俱备，惟非普通人眼所能见；则今人之于鬼，犹古人之于微生物，虽非人之所能见，而其物质的存在与活动，可以科学解释之，当然无疑。
审是则物灵二元说，尚有立足之余地乎?
鬼若有质，何以不占空间之位置，而自生障碍，且为他质之障碍?
或云鬼之为物有形而无质耶?
夫宇宙间有形而无质者，只有二物：
一为幻象，一为影象。
幻为非有，影则其自身亦为非有。
鬼既无质，何以知其非实有耶?
鬼既非质，何以言鬼者，每称其有衣食男女之事，一如物质的人间耶?
鬼果有灵，与物为二，何以各仍保其物质生存时之声音笑貌乎?
若谓鬼属灵界，与物界殊途，何以今之言鬼者，见其国籍语言习俗衣冠之各别，悉若人间耶?
人若有鬼，一切生物皆应有鬼，而何以今之言鬼者，只见人鬼，不见犬马之鬼耶?
陈独秀的质问，宛如连珠炮一般射向有鬼论者。
科学与民主相辅而行，专制与愚昧相依为命。
科学是愚昧的克星，民主是专制的对头。
如同宣传科学必须扫除迷信，启迪愚昧，弘扬民主则不得不与专制势力交手。
陈独秀说：
“野蛮的军人，腐败的官僚，都是国民的仇敌。
但是两样比较起来，军人更觉可怕，可厌。
”㈣由这两种统治者，而生发出武治与文治：
中国的武治主义，就是利用不识字的丘八，来压迫政见不同时政党；或者是设一个军政执法处，来乱杀平民。
中国的文治主义，就是引用腐败的新旧官僚，来吸收人民的膏血；或者是做几道命令，来兴办教育工商业，讨外国人的好；做几道命令，来提倡道德，提倡节孝，提倡孔教，讨社会上腐败细胞的好。
辛亥革命前后以至民国初年，特别的国情决定中国野蛮的军阀的武治主义尤为猖獗。
武治主义的重要表现自然是“军人干政”。
如此这般的文治与武治。
除了不可自拔的腐败之外，其对内实行的是专制主义，对外实行的是卖国主义。
对于专制主义，陈氏有云：
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也都是从前的言论自由对于他同时的法律文明批评反抗创造出来的；言论自由是父母，法律文明是儿子，历代相传，好象祖孙父子一样。
这与通常所谓以民主为手段的说法，迥然有别。
更重要的问题是：
世界上有一种政府，自己不守法律，还要压迫人民并不违背法律的言论。
……法律只应拘束人
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先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现在文
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
言论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没有自由了；言论若不自由，言论若
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决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
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
1919年1月，陈独秀撰《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坦然承认世人对于《新青年》“破坏礼教”等罪名的指责，并“主张”：
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co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
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文学。
认定只有德、赛二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代表杂志同人宣誓：
“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
这些“不得不发表”的主张，有的见之于创刊之初，有的是日后追认的。
集合起来，代表着陈氏对《新青年》的主旋律的设计。
一个刊物，若无主旋律贯串始终，则会如断线的珍珠，虽有闪光点，却难以成为完美的艺术品。
四、启蒙策略：
中西文化相结合、启蒙文化与大众文化相结合
陈独秀坚持对青年进行思想文化启蒙，有其独特的智慧与方式。
其最重要者有两点：
其一为中西方文化相结合，以西方文化精华去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之惰性，促进中国文化之新生。
陈氏对欧美文明全面取法：
“近世欧洲之时代精神”，“见之伦理道德者，为乐利主义；见之政治者，为最大多数幸福主义；见之哲学者，日经验论，日唯物论；见之宗教者，日无神论；见之文学艺术者，日写实主义，自然主义。
”陈氏对法兰西文化则更情有独钟，他曾说：
“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
一日人权说，一日生物进化论，一日社会主义是也”；“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
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
”
所谓中西方文化相结合，在陈独秀那里实如鲁迅所言“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是在煮自己的肉”。
也就是说西方文化于中国文化之间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是不可动摇的。
陈氏有言：
“欧洲输入之文化。
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
他坚信：
“欲建设西洋式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组织，以求适今世之生存。
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至于“中国学术差足观者，惟文史美术而已，此为各国私有之学术，非人类公有之文明；即此亦必取长于欧化，以史不明进化之因果，文不合语言之自然，音乐绘画雕刻皆极简单也；其他益智、厚生之各种学术，欧洲人之进步，一日千里，吾人捷足追之，犹恐不及，奈何自画?
”他因而强调：
中国文化“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
陈独秀从别国窃得火来，要煮的远不止是中国传统文化，更包括自己的灵魂。
而不像有的窃火者只煮别人的肉不煮自己的肉。
以科学、民主为主旋律的启蒙运动，本是顺应世界潮流而勃起的，堪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然中国之传统势力源远流长，在这里兴起启蒙运动，宛若逆水行舟，即使拼尽全力，也不可能达到林毓生先生所描写的“彻底反传统”的境界。
胡适声称全盘西化，也只落得个“七分传统，三分洋货”的角色，陈独秀即使欲“彻底反传统”，也充其量与传统交个平手，即达到中西文化相结合之佳境。
其二为启蒙文化与大众文化相结合，以启蒙思想改造大众文化，以大众文化之形式传承启蒙精神。
其实陈独秀曾经效法的康党在由追求做“帝王师”向做“大众师”的转变过程中，就已注重以“大众化”的话语去进行“化大众”的工程。
《无锡白话报》主编裘廷梁在戊戌变法的高潮中，即发表了提倡白话文的纲领性文章《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倡言“崇白话而废文言”。
而康、梁于“大众化”话语中又首选文艺（尤其是小说）作为“开民智”之利器。
康有为有云：
“经史不如八股盛，入股不如小说何”，“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
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原因是他们看到“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
”
在维新受挫，救国无路的逆境中，梁启超等忧国忧民之士突然在浩如烟海文化之中发现了小说这只小船。
于是他们便把这只小船视为救民救已于苦海的“诺亚方舟”。
以此为逻辑起点，梁启超发起了“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提出“新文体”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
”
陈独秀们于“五四”时期似乎全面地继承了康、梁以“大众化”话语去“化大众”的启蒙智慧。
其实是同中有异。
贾植芳先生曾将两者相比较指出，首先就所化之“大众”而言，维新派注重的是集体主义的“众”，而五四时期《新青年》派则侧重的是个体主义上的“人”，前者注意的是民之智力的改变，而后者侧重的是人之德性的重铸――以人的文学去实现人的发现。
其次，就“化大众”的策略而言，维新派直接将文学视为“新民”的工具或直接将文学变为鼓动大众革命激情的传声筒，如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插人大量的政治“说教”，使之“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而五四时期陈独秀们是在保证文学之独立性的前提下，发挥其思想上“化大众”的潜在功能。
再次，就文学“大众化”的程度而言，维新派随着变法的流产，其文学由高高在上的“化大众”转向了低姿态的迎合市民阶层“大众之趣”的大众化。
而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们在文学的情感、题材语言的大众化上都有一定的自觉性，尤其是语言的白话化再加一定程度的欧化，成为当时一道新的文化风景线。
陈独秀的启蒙策略，实则也就是其主办《新青年》的策略，第一个结合即《社告》中所谓：
“今后社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
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求之时，就不可不放跟以观世界。
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
可备攻错”，第二个结合即《社告》中所谓：
“本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
凡学术事情足以发扬青年志趣者，竭力阐述，冀青年诸君于研习科学之余，得精神上之援助。
”这两个相结合的策略，直接影响着《新青年》的基本内容与基本风格。
希望以上资料对你有所帮助，附励志名言3条：
1、常自认为是福薄的人，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都合情合理，有这样平常心态，将会战胜很多困难。
2、君子之交淡如水，要有好脾气和仁义广结好缘，多结识良友，那是积蓄无形资产。
很多成功就是来源于无形资产。
3、一棵大树经过一场雨之后倒了下来，原来是根基短浅。
我们做任何事都要打好基础，才能坚固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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