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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走向革命的摇篮
《北斗》是19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1931年9月20日创刊，丁玲任主编。
1932年7月《北斗》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历时十个月，共出版7期。
在现代文学期刊中，《北斗》的历史不长，但在“左联”刊物中，则要算坚持得较久而且容量丰厚、建树斐然的了。
丁玲曾自豪地说：
“北斗发行未久，已被国内外读者大众所称许，公认为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唯一的好刊物。
”有学者赞誉《北斗》堪称文学创作的花苑，也可说是193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星空-上的北斗。
丁玲和她主编的《北斗》在反击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促进无产阶级文艺和文艺大众化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北斗》时期是丁玲文学创作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正如后来她在回忆时所说：
“这时我的浪漫告了结束，我整个的进程改变了。
”《北斗》时期是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转型的关键时期。
本文将根据作家在担任《北斗》主编前后文艺思想的转变，探究其在30年代左翼文艺思想形成的具体轨迹。
一、稿酬制度下的自由主义作家
193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异常尖锐复杂。
1927年国民党发动的“四一二”政变，破坏了国共第一次合作；1931年后，共产党在上海的组织遭到国民党的严重破坏，中央机关被迫迁出上海。
“九一八”和“一二八”之后。
蒋介石推行“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采取各种措施。
加强国民党领袖独裁和统治。
全中国处在白色恐怖、血雨腥风之中。
残酷的政治现实所给予人们的压力远远超越于其他方面。
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对于个人，政治都成为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人们在焦虑中思考和寻找着救国救民的道路。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和处在经济大萧条中的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一种极不平衡的态势。
正当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无望地和大萧条进行搏斗的时候，苏联满怀信心地按计划、有步骤地向共产主义迈进，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充分的理由向往俄国。
走“俄国人的路”成为当时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共识。
在时代思潮最为敏锐的文坛，苏联的文学以及“苏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始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这一时期红色的革命文学成为一种时尚，甚至有人称30年代为“红色的三十年代”。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革命文学所以兴旺起来，自然是因为由于社会的背景，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
”
此时刚刚踏上文坛的丁玲显然与革命隔着一些距离。
丁玲和胡也频“希望革命，可是，……还有踌橱。
总以为自己自由地写作，比跑到一个集体里面去，更好一些”。
1928年以《莎菲女士日记》震惊了整个文坛的丁玲还仅仅只是个靠稿费生活的自由主义作家。
1927年夏天，丁玲母亲在湖南停止了教育工作，在此之前，丁玲和胡也频的经济来源全从湖南寄来。
因为生活拮据，他们准备创办一个杂志。
1929年初用向胡也频父亲借来的钱在上海萨坡赛路租了一栋三层楼的房子，作为出版社社址，兼作住处，与胡也频、沈从文合办“红黑书店”，出版《红黑》杂志。
1930年2月，《红黑》在恶劣凶险的生存环境中倒闭。
这时他们的生活更加窘迫，“米没有了，柴没有了，油也没有了”，为偿还债务，胡也频离开上海去济南教书。
丁玲一人在上海，辞退帮工的姨娘，自己照顾自己，在思念和写作中过着每一天。
1930年3月，左联成立之前，姚篷子受托去征求丁玲的意见，丁玲思考了一会儿说：
“我不参加罢。
”此时以稿酬维持生计的丁玲还只是个追求自由主义的作家。
中岛碧在《丁玲论》一书中说：
“丁玲的文学是在五四的新思想、新文化中培育，在大革命低潮的混沌之中开花的。
但是，其出发点，姑且不说艺术方面，在政治思想上，她并不是一个英勇的‘革命派’，反倒替混沌的时代，闭塞的时代中寻求出路的青年们，彷徨的青年们代言，反映他们那种虚无、飘渺的心情。
”这段分析不能不说十分确切。
丁玲对自己早期的创作也有类似的说法：
“没有同群众站在一道。
是孤独的对周围环境、对庸俗斗争的，是另一类型的堂吉诃德。
”
二、革命阵营内战斗的一员
1930年12月，胡也频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会常在他们家开，丁玲开始实际接触左翼运动。
1931年2月，胡也频被杀害，丁玲“像一个孤魂似的深居在一间小屋里，伏案直书，抒发无限的愤恨，寄幽思于万里之外；有时在行人稀少的环龙路上的梧桐树荫下踟躇徘徊，一颗寂寞忧愁的心，不断被焦急所侵扰”。
在痛苦和悲愤之后，坚定了丁玲参加革命的决心：
“我将沿着他们的血迹前进”，“我明白，我不能再难受了，我要挺起腰来，我要一个人生活，而且我觉得，这种事情好像许久以来都已经等待着似的，好像这并非偶然的事，而是就要来的一样。
那么，既然来了，就挺上去吧”，“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活人如何好好地活，且预备怎样同这种人类的愚蠢与残酷作战。
如何活下去，又如何继续去死”。
在沈从文的帮助下，丁玲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
回到上海，丁玲便向党组织表示坚决要到江西苏区去，这也是胡也频原来要去的地方。
“为此冯雪峰介绍我去见党中央张闻天同志，我在兆丰公园与张闻天碰头。
我对他说了我的愿望。
我说，我是搞创作的，只有到苏区去才有生活，才能写出革命作品”。
1931年5月，冯雪峰向丁玲转达了中央宣传部研究意见，请丁玲创办并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
虽然最终没有去成江西苏区，丁玲还是愉快地接受党组织的主编机关刊物的任务。
台湾学者周芬娜女士在《丁玲与中共文学》一书中引用在丁玲领导下工作过的李夫的一句话：
“许多共产主义的领袖和文艺工作者，往往是由于他们的亲朋们的监禁和死刑，才由激进思想的憧憬的绿色牧场中，进而至共产主义革命的战场。
”
此时出版界的情况极其险恶，国民党建立起森严的文网，左联文艺遭受重创：
“一九三一年春，左联的阵容已经非常零落。
人数从九十多降到十二。
公开的刊物完全没有了。
”据统计，到一九三一年四月，被禁的书刊有二百二十八种，后来达到七百多种……”血雨腥风没有将丁玲击垮，丁玲毅然接受党组织的安排，开始创办并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
对于丁玲的行为，茅盾是这样赞誉的：
“丁玲女士个人对这白色恐怖的回答就是积极“左”倾，踏上了那五个作家的血路向前进……再不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阵外的‘同路人’，而是阵营内战斗的一员。
”鲁迅先生曾经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反复强调左翼革命运动的显著成绩之一，就是“造出大群新的战士”。
丁玲的转变就是一例很好的说明。
担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对丁玲来说意义非同寻常。
接任主编以后，丁玲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促进了丁玲的创作的转型。
丁玲的社会活动明显地多了起来，不再蛰居家中，开始走出个人情感的小世界，走向民众，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例如参加“左联”会议，开始与鲁迅先生交往，到大学去讲演，“我在左联还参加过一种活动，就是到大学校去讲演。
中国大学、中国公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暨南大学，……都去讲过”。
在中国公学演讲的题目是《死人的意志难道不在大家身上吗》，在光华大学作《我的自白》讲演；结识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华记者史沫特莱，并结下亲密友谊。
丁玲在回忆中提到30年代曾换上布旗袍、平底鞋，到工人中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成立反日大同盟，丁玲曾参加游行示威。
1931年12月同上海文化界夏丐尊、周建人、胡愈之等人组织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同盟；曾不断地努力去办壁报，去组织民众，去慰劳兵士；1932年2月3日，同鲁迅、茅盾、周起应等42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
丁玲经常到各大学组织学生开展群众运动，召开飞行集会：
丁玲还经常“穿上皮大衣，高跟鞋，打扮得很神气”地为同志们站岗、放哨。
频繁参加社会活动，使丁玲的心胸开阔起来，她的体内生长出一种新的力量，她渐渐恢复了元气。
1932年2月底，丁玲提出的入党申请被批准了。
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丁玲在回顾自己的经历，叙述入党自愿时说：
自己过去曾经不想入党，认为只要革命就可以了，后来认为做一个左翼作家也就够了，现在感到只是作党的同路人是不行的，“我愿意做革命，做党的一颗螺丝钉。
党要把我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党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三、左翼文艺思想的形成
丁玲在入党时曾感慨自己终于找到了“一条改革中国社会的路”，在谈到作为一个作家投身革命对创作的影响时说：
“我不是出于一时冲动，而是经过十年的仔细的思考和生活的磨炼。
这时不处在革命的高潮，而正是白色恐怖的时代。
我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从一个作家的心灵的要求走到党内来的。
自然我必须抛弃我原有阶级堆积在我身上的苦闷，而把广大人民的忧戚融洽在我整个生命中。
自然，我的文章的主题，作风，都会随之而有所改变，这是自然地事。
”
《北斗》以培养文艺新军为己任，主编丁玲十分关心青年创作，重视从工农大众中直接培养作家。
对“左联”提出的“提拔真正的普洛作家”、“努力在工农大众中间，找寻作家，培养作家”的主张极为重视。
特别重视发表工农作者的新人新作，丁玲不惜花费大量时间为这些作者看稿、改稿、写信。
丁玲在通过《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代邮回复一位名叫阿涛工人作者的信中说：
“我要同你说，你以为大家都看不起工人，认定工人都不配创作，都写不出好文章，而且就不要看工人写的东西。
我想这也是偏见。
有些作家是有这种脾气的；可是我们却绝对没有。
我们非常重视这些作品，因为这里面更能反映大众的意识，写大众的生活，写大众的需要，更接近大众，为大众所喜欢；同时也就更能负担起文学的任务，推进这个社会。
”丁玲是这样说的，在编选稿件上也是这样做的。
《北斗》2卷3、4期合刊上发表了白苇君、叔周君、慧中君三篇工人作家的新作品，丁玲在编后记中特别指出：
这三位作家的作品还说不上是好的新作，可能还很幼稚，但出之于拉石磙修马路的工人白苇君，从工厂走向军营的炮兵叔周君，以及从事于工农文化教育工作而且生活在他们中间的慧中君之手，这是值得推荐的，希望读者加以注意，并给予批评。
主编《北斗》期间，丁玲思想中建立起的革命意识，在创作和文学批评中能够自觉运用无产阶级文艺观念，其左翼文艺思想的逐渐成熟。
丁玲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扩大作者尤其是无产阶级作者队伍，在刊物上组织了两次有关文艺思想的讨论和征文活动。
第一次是在《北斗》第2卷第1期上开展的关于“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的征文。
丁玲热情鼓励读者能够针对当时创作不振的社会现实，各抒己见。
同时组织作家开展讨论，发表意见。
当时参加笔谈的有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胡愈之、穆木天、张天翼、阳翰笙等20余人，大家一致感到在动荡激变的中国社会政治条件下创作不振是严重的事实，笔谈中大家分析了不振的原因，对创作的出路进行探寻，一致主张克服“旧感情和旧意识”，“改变生活”，“从实际的斗争中”去理解理论、把握生活、进行创作。
对这次征文，丁玲作了一个小结。
文章中丁玲把当时文坛的作家划为三类，并且对三类作家的创作情况进行了细致而准确的分析。
第一类是所谓的小资产阶级作家。
对于这类作家，丁玲进行了无情地批评，“一部分作家为了本身阶级（小资产）的苟安，不惜替统治者说话，只描写一切美妙的谐趣的东西，或者是杀人喝血的东西，行使其对大众麻醉的作用。
所以就有所谓艺术至上，所谓唯美主义，所谓民族主义，他们虽然借了金钱的势力，借了枪杆的势力，大吹大捧，然而因为主人的自身，就走在崩溃的末路，所以他们便只呈现着一点死前的挣扎”。
第二类是一些所谓的“大作家”。
作者分析这类作家写不出作品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有意远离时代造成的：
“他们大半属于享名很久的作家，已经感到自己写的那些东西，不为大众所需要，而自量又写不出更好的，于是说文学在这时代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而躲懒，而沉默下去了。
”第三类是怀抱热情参加社会实践的青年作家。
对于这类作家，丁玲在鼓励中又有明确的指导。
“他们有阶级的觉悟，为大众的革命在文化上作斗争的，虽说比较有了正确认识，可是不够得很，理论理解的缺乏，实际生活更缺乏，所以写出来的东西，不正确，空洞，残余的旧意识的气氛，随处显露着。
努力的虽不乏人，而结果不能使人满意。
不过，这是有出路的。
因为他们是在黎明之前的摸索和努力。
我们期待他们的萌芽和新生。
”文章中丁玲在指出作家的出路的同时，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文艺观念：
“主要的是改变生活，所有的理论，只有从实际的斗争工作中，才能理解的最深刻而最正确。
所有的旧感情和旧意识，只有在新的，属于大众的集团里才能得到解脱，也才能产生新感情新意识。
”同时明确告诫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青年作家，“要产生新作品，除了等待将来的大众而外，最好请这些人决心放弃眼前的，苟安的委琐的优越环境，穿起粗布衣，到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的队伍里去，为他们，同时也就是为自己，大的自己的利益而作艰苦的斗争。
这样子，再来写东西，我想大致的困难，是可以解决的了。
再其次，说到现在从事写作，而又不能立即就将生活改变的一群，虽然这不是很前进的，却也是应该加以培养的一群。
当然，他们最主要的，还是离不开理论和生活，因为这是文学的原素，同时还必须非常刻苦地和自己的意识作斗争，才能走在新的创作的路上”。
《北斗》在第2卷3、4期合刊上组织了第二次征文笔谈。
中心议题在“左联”成立时就提出来的“文艺大众化与大众文艺”。
“左联”成立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和“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组织也成立了。
为了使“文学能从少数特权者的手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大众的所有”，“左联”号召“全体盟员到工厂到战线到社会的底下层中去”，普及革命文学，组织工农群众，从事革命活动。
这次笔谈比第一次要更扎实和深入，有11个作家参加了征文活动，还有4个作家写了专题论文。
讨论过程中丁玲进一步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思想，作家的世界观和文学观都有了明显地改变。
讨论中丁玲明确表示：
“一个无产阶级作家无须一定要描写无产阶级，但必须有无产阶级的观点”，作家创作应该首先“反映大众的意识，写大众的生活，写大众的需要”。
在作品的描写对象的问题上，强调无产阶级作品要“用大众作主人”，“以中国无产阶级为对象”，并规劝作家“不要使自己脱离大众，不要把自己当个作家。
记着自己就是大众里的一个，是在替大众说话，替自己说话”。
这些讨论的意义在于引导作家明确自己的时代责任，意识到作家的创作与社会发展的联系，它起到了动员作家迎接新的变动、反映时代变动的作用；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丁玲在左翼文艺思想在革命实践中逐渐成熟的过程。
这一时期，为着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丁玲脚踏实地地工作着。
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中，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把文学创作与现实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
丁玲和她主编的《北斗》从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共同开拓着左翼文艺的发展方向，为革命文艺运动的深入发展开辟着道路。
例如她发表了《一九三一年文坛之回顾》、《一九三一年日本文坛》、《关于和》、《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等一批敢于触及现实的评论文章，及《大动乱的年头》、《阿妈退工》、《无题》等一批反映抗日、工人罢工的文学作品。
《北斗》经历十个多月，就遭到了封杀。
茅盾在为《北斗》的结局感到惋惜时说过：
“《北斗》共出了七期，很受青年的欢迎，在那时颇有影响。
可惜第三期以后，丁玲忙别的去了，刊物又‘红’了起来，那些‘中间’老作家的文章也绝迹了，终于又遭到了查封的命运”。
丁玲在《编后语》中的文字，无论从叙述方式、口吻语气、行文风格、对投稿者和读者的态度以及表述内容上都变得越来越抽离创刊号絮语式的个人印迹，并日益熟练于以冷静、严厉甚至生硬的语气，以集团权威的身份发言。
例如钱杏邮在《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一文中对鸳鸯蝴蝶派的批评，只是指出其创作中有取媚市民、闭门造车题材陈旧等缺陷，但也明确表示他们毕竟不反对抗日。
丁玲在《编后语》发表议论时，却嫌钱氏“分析没有触到阶级的根底，没有加强的指出‘鸳鸯蝴蝶’派的关于上海事变的文艺的政治的意义”。
丁玲在议论批评中强调文艺阶级属性的“左倾”调子，强调文学创作与政治斗争的结合的主张，更加明显了。
在主编《北斗》和参加左联革命活动的过程中，丁玲逐渐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作家的世界观和文学观也出现了转变，对于个人奋斗与社会革命、写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我觉得单写小说是不够的。
我要脚踏实地地干真的革命工作。
我把社会看作一架机器，革命是这机器的动力。
像这机器的一个齿轮那样工作，是必要的。
”在革命实践中，丁玲终于意识到把从前感受到的孤独和绝望的体验作为“旧”的东西而抛弃，重新建构出一个与“大众”声息相通的新自我的必要性。
《北斗》是作家走向革命的摇篮，她的创作思想是其主体思想改变的明证。
丁玲以其文学创作和社会实践标志着其左翼文艺思想的确立。
希望以上资料对你有所帮助，附励志名言3条：
1、上帝说：
你要什么便取什么，但是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2、目标的坚定是性格中最必要的力量源泉之一，也是成功的利器之一。
没有它，天才会在矛盾无定的迷径中徒劳无功。
3、当你无法从一楼蹦到三楼时，不要忘记走楼梯。
要记住伟大的成功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学会分解你的目标，逐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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