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专题》 《中国古代文论》作业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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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专题》《中国古代文论》作业题

《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专题》

作业题

1、简述《西厢记》的故事情节,并将崔莺莺形象与《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形象作一比较分析。

答:

王实甫《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和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是两个璀璨夺目、具有奇情异彩的女性形象。

她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又各绽光彩。

  一、同样高贵的家庭出身,同样严格的封建礼教教育。

 

崔莺莺和杜丽娘一个是相府的小姐,一个是南安太守的女儿,同样高贵的家庭出身,同样美貌多才,但一个受到“治家严肃”的崔老夫人按照封建道德标准的严格管束,一个受到按照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严格训练出来的官僚父亲的严格管制,以致她们平时甚至连闺房门都不能出,杜丽娘甚至在官衙里住了三年连后花园都没有到过。

她们就是这样生活在有着森严的封建礼教的特殊的家庭环境里。

  二、同样重爱情、轻封建礼教的反抗性格。

(1)在崔夫人“治家严肃”管制下的莺莺,还有整日生活在“女孩儿只合香闺坐”训诫中的杜丽娘,她们不会也不可能和心爱的人有长期相处的机会,因此她们的爱情都是一见钟情式的,但这行动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以门第、财产和权势为条件的择偶标准的反抗。

       

(2)当老夫人苛求张生“挣揣一个状元回来”时,崔莺莺却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认为功名富贵是“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认为“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

杜丽娘梦中与柳梦梅的结合是她美好的思想感情的热烈迸发,也是她冲破封建道德的束缚、追求生活、追求解放、把心头的压抑和不满变为叛逆行动的表现。

她因情而病,因病而死,在阴间里找到了自己的“梦中情人”后才得以还魂复生,还魂后的杜丽娘叛逆性格继续发展,她当面据理反驳父亲,并最终争得了皇帝的认可。

这样两个敢于违抗父母之命,无视封建礼教和道德观念的典型女性形象便跃然纸上。

三、同样功成名就和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结局。

《西厢记》和《牡丹亭》的女主人公都以“大团圆”的喜剧收尾,这种“才子佳人”大团圆的模式反映了人们追求婚姻自由和向往爱情幸福的美好愿望,也反映了古代文学作品奖善惩恶的教化功能。

崔莺莺、杜丽娘尽管都生活在封建礼教的阴影下,但她们都能够勇敢的追求自由的爱情和平等的婚姻;但她们对自由爱情婚姻的追求又打上了不同时代的烙印,反映着具体的历史时代和作家世界观的差异。

  一、时代的不同决定她们对自由爱情婚姻的追求目标不同。

崔莺莺生活在唐代,当时的门户等级观念相当严重。

《西厢记》中崔莺莺的反抗性格主要体现在和老夫人的斗争上,而斗争的全部内容又集中在是否“辱没了相国家谱”的家世利益上。

因此崔莺莺体现出来的是对“门当户对”的反抗,强调“真情”。

杜丽娘名为宋人,实则是明代妇女的写照。

明代妇女所受到的封建礼制的束缚,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严重。

在整部作品中,杜丽娘与杜宝的斗争焦点并不是门当户对,而是“人性复归”,以至杜丽娘、柳梦梅走上金銮殿喊出了儿女情事是“阴阳配合之正理”的口号,这有力地批判了明朝程朱理学的禁欲主义。

因此杜丽娘体现出来的是对“人性复归”的追求,表现人性的不可扼杀,强调“人欲”。

   

二、斗争的结果显示两人的反抗程度不同、作者的思想认识不同。

  《西厢记》结尾以崔莺莺妥协于老夫人,张生金榜高中,脱去“白衣”,使崔张“门当户对”而团圆的。

王实甫在提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口号时,却找不到实现它的正确途径,仍不免按照老夫人的要求,以“金榜题名”来实现“洞房花烛”,体现出对封建家长的一种妥协,表现了作者思想的局限性。

《牡丹亭》却是以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皇帝妥协于杜丽娘——承认杜丽娘的“系人身”“重生无疑”而团圆的。

汤显祖崇尚真性情,反对假道学。

杜丽娘就是“情”的化身,她不仅可以冲破封建礼教的樊笼,甚至能突破生死界限和一切障碍取得胜利。

显然杜丽娘的反抗比崔莺莺更加主动、坚决、彻底,性格也更为坚强。

  总之,崔莺莺和杜丽娘的叛逆爱情已使当时的青年女性从她们朦胧的理想中得到鼓舞,同时也在时刻启示现代的我们:

真情踏出爱之路。

2、简述《琵琶记》中的“三不从”情节,并谈谈该剧内涵的矛盾。

答:

第一:

欲在家养亲,父不从,蔡伯喈被迫上京赴考;第二:

考中状元后,蔡伯喈想推辞牛丞相招婚,但牛丞相不从,并以奉旨成婚的方式逼迫蔡伯喈“重婚”;第三:

蔡伯喈时刻怀念家人,欲辞官归里,可朝廷不从。

即所谓的三不从。

每一个“不从”都是蔡伯喈不敢违抗的,由于面对无法抗拒的父名、权势和圣旨,蔡伯喈只有违心的认命,屈服了。

他的不教不义,竟是为了全忠全孝所造成的。

这一方面反映了蔡伯喈性格的软弱,另一方面反映出外在的规范、社会的准则与基本做人准则之间的冲突,因而,使全剧表现出元代后期文人在重建精神文化系统上的苦闷。

3、简述《桃花扇》的故事情节,并谈谈“桃花扇”的象征意义。

答:

《桃花扇》写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避乱南京,结识了秦淮名妓李香君。

两人一见钟情,定情次日,香君得知婚事费用皆出于魏忠贤余孽阮大铖,其意在结纳方域,以求开脱名。

香君义形于色,立即下妆却奁以还。

大铖衔恨,乘左良玉移兵南京之时,谣言方域为良玉内应。

为避害,方域往淮南投奔史可法,为之参赞军务。

甲申三月,李自成入京,崇祯自缢,□臣马士英、阮大铖等即于南京迎立福王,建立南明朝廷。

昏王□臣不理朝政,征歌逐舞。

马士英、阮大铖又屡屡加害香君,香君不屈,守楼明志,血染桃花,廷筵骂座,入宫软禁。

方域回到南京,与复社文人一起被阮大铖捕获,也锒铛入狱。

不久清兵南下,弘光、马、阮出逃。

方域出狱,随张瑶星往栖霞山。

香君趁乱出宫,也随人入山。

侯李二人在祭坛相遇,张道士以国恨、家恨之言点醒他们,二人双双入道。

全剧在一派悲歌声中结束。

桃花扇一剧形象地刻画出明朝灭亡前统治阶层腐化堕落的状态,中国各代王朝的灭亡实际和明代是如出一辙,“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剧本脱稿后立即引起社会的关注,在舞台上经常演出。

康熙皇帝专门派内侍向孔尚任索要剧本,看到其中描述南明皇帝耽于声色的情节,常皱眉顿足说:

“弘光弘光,虽欲不亡,其可得乎!

”康熙皇帝从中看到了昏君佞臣亡国的历史教训,将这部戏曲作品作为一本统治者的重要的历史教科书加以推崇。

4、如何认识《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

答:

一,怀不臣之心,生性多疑,残酷好杀,奸诈多变的曹操.

二,重视人才,以诚待人,有胆有识的曹操.

三,才华横溢,狡诈多变,胸怀大志的曹操.

四,作为一名政治家,曹操具有大气,实在,慷慨多情的性

格特点.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他是一位有作为的封建统治者.他既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又是一个阴谋家和野心家.作者把曹操奸诈阴险而富有人情味的性格特征描述得丰满而又深刻,令人信服.至于历史上的曹操,历来众说纷纭,由于篇幅和本人的水平有限,故不再作赘述.

5、如何认识《水浒传》中的“忠义”思想。

答:

为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侠义小说。

它生动地描写了农民起义的根源:

官逼民反,乱自上作的历史现象。

提示了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必然性,塑造了一批以宋江为首的忠义之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忠义思想。

“忠义”二字贯穿作品的始终。

在《水浒传》中,所谓“忠”就是忠于大宋皇帝,这是《水浒传》所一贯标榜和宣扬的书名《忠义水浒传》,梁山原来的聚义厅后被宋江改成“忠义堂”。

宋江还口口声声说:

“今皇上至圣主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错昧。

”作者还特意为宋江安排了“九天玄女授天书”,在这位娘娘的指示中有两个最主要的内容,即“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

”小说同时还指责方腊起义,其理由也不外乎他自立朝廷,违反了“忠”的大伦。

甚至最后写宋江临死之际,仍然表白忠心,“宁可朝廷负我,我不可负朝廷。

”这种“忠君”思想当然是封建正统思想,它给起义事业带来了莫大的危害,终于使得艰难缔造的义军接受“招安”,导演出悲剧的结束。

而“义”呢?

《水浒传》中的“义”比之《三国演义》又大不相同,主要在于被压迫者之间的相互帮助的关系。

“义”与“不义”,在很大程度上指是否同情与支持被压迫被剥削者,是否参加与坚持革命反抗。

具体来说,鲁智深打抱不平,是“义”,李逵误信人言而要杀宋江,也是“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品自始至终均把“义”放在“忠”和“孝”之下,使“义”服从于“忠”,服从于“孝”。

由此可见,“忠”与“义”是梁山好汉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

如同我国历代文人,思想者一样,“忠义”已经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是存在于中华民族所有子女其中也包括梁山好汉们心中的一个传统道德范畴,同时,在《水浒传》中,“忠义”的思想内涵又是极为复杂的。

《水浒传》第55回说:

“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史弟且藏身,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团圆八百人”,为然,“忠义”中有“为君”,即把“国”与“皇”等同起来,这符合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同时“忠”还包括有“保境安民”、“杀富济贫”等更具积极意义的爱国思想和民本思想在内,对“义”强调,更反映着社会道德规范的变化。

小说自始自终证歌“仗义疏赌,济困扶危”,不仅连一般意义上反映了下层群众的利益,且更深刻地反映了城市居民江湖游民等队伍的扩大,社会道德规范也在发生着悄悄的变化。

总之,《水浒传》中的“忠义”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基础,又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维护现实秩序的一面,既符合城市居民和江湖游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意志,又符合统治集团的利益,这正是其“忠义”思想自该小说成书以来,被各阶层普遍接受和广为传颂的原因。

6、猪八戒形象分析。

答:

八戒性格温和,憨厚单纯,力气大,嘴巴甜。

但好吃懒做,爱占小便宜,贪图女色,经常被妖怪的美色所迷惑,难分敌我。

猪八戒贪吃贪睡,自私自利,好进谗言。

他常常想捉弄人,但不是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就是作茧自缚。

为什么连这样一个人也最终修成正果,被如来佛封为“净坛使者”。

这与猪八戒的知错就改,能听取领导和同事的意见有重要联系(其实这与悟空的‘督促’有很大关系),做到了悬崖勒马、甚至是浪子回头。

在取经事业中的他对师兄的话还算得上言听计从,对师父忠心耿耿,总算是为西天取经立下汗马功劳,才有净坛使者的美好结果吧。

猪八戒的形象具有当代意义。

猪八戒率性而为,张扬个性,其自然天性源于他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凡夫俗子;一个普普通通、安守本分,一个并不情愿、时时打退堂鼓地凡夫俗子;一个作为上至公卿下至百姓都可以轻松嘲笑并调侃的对象,一个来自于人民内部的、带有芸芸众生的人性优点及弱点的形象,因此,具有迎合大众文化的当代意义.

7、谈谈《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的意义,并对潘金莲形象作一评析。

答:

一,在题材上对前人题材的“拿来”继承,举例说明,它的许多情节故事直接取自《水浒传》和宋元平话;二,分四点讲了《金瓶梅》在艺术上所具有的开创的意义和价值。

比起前人之作,《金瓶梅》最大的特色就是具有了小说感,换言之,它更像是小说了;三,《金瓶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意味着它是十全十美的,它的确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主要是引领了后世家庭小说创作的出现,但同时,也开启了后世艳情宣淫小说的先河。

8、谈谈“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

答:

(一)正面形象:

“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大多是正面形象,商人第一次作为被歌颂、被赞美的对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在“三言”“二拍”中,他们身上有很多共同特征。

1.崇商敬业,执着为商。

2.重利逐义,义利兼得。

3.知情重情,尊重女性。

4.个性解放,自强自立。

(二)反面形象:

与这些正面特征相对,“三言”“二拍”中也塑造了很多的反面商人形象,他们与正面人物共同构成了“三言”“二拍”中的商人群像。

笔者认为,在“三言”“二拍”中的反面商人身上,有以下几个共同特征:

1.好色无耻。

2.贪婪吝啬。

3.奸诈狠毒。

9、《聊斋志异》是如何“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

答:

鲁迅先生说《聊斋志异》是“用传奇而以志怪”。

这概括了《聊斋志异》用传奇的手法来写志怪小说的创作特色。

所谓传奇是指唐传奇,它有着一种细腻的描写艺术手法,而志怪是指魏晋的志怪小说。

唐传奇是叙述婉转,绘藻描摹而情节详细,志怪则是重传实可信而文字简洁。

按鲁迅先生这话的原意来解释,是指用传奇的表现手法,来表现志怪式的题材或内容。

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里面有的文章用词藻是很华丽的,注重人物的刻画,在人物外貌和性格特征的描写很生动和细腻。

其次,《聊斋志异》虽属于志怪范围,但所写的内容不与生活隔绝,人情世风,时露笔端。

深沉的哲理,冷峻的抨击和辛辣的嘲讽都是精妙绝伦的。

再次,故事离奇曲折,构思精彩。

最后,《聊斋志异》里面的题材全面丰富,有写科场的营私舞弊的《素秋》《神女》;有讽刺考官的昏庸无能的《司文郎》《于去恶》;嘲笑士子醉心功名的《王子安》《续黄梁》;还有很多事写人神和人鬼和人怪之间的婚姻爱情故事的《晚霞》《乔女》等等,这些都写得很精彩。

从以上这些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部著作不愧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是“用传奇而以志怪”。

10、试对《聊斋志异·连城》中的“知己之爱”作一评析。

11、举例说明《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并对其中的马二先生作一形象分析。

答:

《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特色体现在作品题材的真实性、故事叙述的客观性、人物对象的喜剧性和细节描写的夸张性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是一个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也正是它们的有机融合,一来将讽刺艺术的运用提升了一个高度;二来寓庄于谐,使《儒林外史》更为形象,描绘出了一幅晚清封建末世儒林的“清明上河图”,是我国的讽刺文学的一个里程碑。

鲁迅对《儒林外史》的评价极高,正是由于《儒林外史》所具有的独特的讽刺艺术,他说:

“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

然此类小说,大抵设一庸人,极形其陋劣之态,借以衬托俊士,显其才华,故往往大不近情,其用才比于‘打诨’……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感而能谐,婉而多讽:

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可以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将讽刺艺术运用到了一种后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马二先生是八股制度的虔诚信徒,也真把儒家思想,包括立身做人的一些积极因素,溶入血液,所以宅心仁厚。

马二的举业宣传渗透着封建的说教,讲的尽是“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显亲扬名才是大孝”之类的腐臭道理。

他的大脑塞满了圣贤的语录,再也没有给自己留下思考的空隙。

他既不认识别人,也不认识自己,不合环境而心不在焉,我行我素,颟顸自守,表现出机械而僵硬的喜剧特征。

马二先生的自我抑制,不仅因为在精神上有无形的拘钳,而且因为在物质上也有实际的困窘。

他食欲好,食量大,但久困场屋,羞涩的钱囊无法满足胃袋的庞大需求.他的基本特征就是被封建教条毒害而迂腐僵化

12、试对薛宝钗、林黛玉形象作一比较分析。

答:

林黛玉,痴情种,灵动清净,是个才女,曾经魁朵菊花诗,她和贾宝玉是单纯的灵的爱情,同时为了保护自己语言尖酸刻薄,耍小性子,同时愿意捍卫自己的爱情。

薛宝钗,精明,自云守拙,深藏不露,其精明曾度可与凤姐相比,大家闺秀,把自己对宝玉的感情影藏在封建礼教允许的范围内,是封建礼教下的牺牲品,虽然嫁给宝玉,但宝玉出家,也是个悲剧人物。

13、试对袭人、晴雯形象作一比较分析。

答:

晴雯和袭人同是《红楼梦》中非常出色的艺术形象。

晴雯“心比天高,风流灵巧”,性格刚烈,疾恶如仇,虽身为奴婢,却从不自轻自贱。

她美丽纯洁,心灵手巧,尽管只是怡红院的一个丫头,却深受贾宝玉喜爱。

袭人温柔和顺,言谈举止非常合乎封建社会的妇道标准和封建礼法对奴婢的要求。

幼年卖身贾府为奴,先侍奉贾老太君,再伺候了侄小姐史大姑娘几年,最后受命做了贾家命根子宝玉的大丫环,怡红院众婢之首。

因蒙王夫人垂青,得其暗示;有朝一日将委她主宝玉侧室。

因此她为了那所谓的虚无的侧室,她的所作所为,奴性百出,极尽卑微,她的心机和醋意又极其可怕。

虽然最后的结局看似袭人好些,但留给后人更多印象的却是晴雯。

在大观园中晴雯是个最不幸的人,因为她受到了以王夫人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的排挤压迫致死;同时在《红》里她也是最幸运的人,因为她获得的是更多的颂歌。

14、试对“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作一评析。

答:

金玉良缘讲的是薛宝钗和贾宝玉的故事,说的是宝钗小时候癞头和尚送的錾有八字吉谶的金锁,与宝玉出生时口中所衔的玉之间的关系。

宝玉的玉上刻着“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刚好与宝钗的金锁上刻的“不离不弃,芳龄永继”组成是一对,因而就有了宝玉宝钗姻缘天注定这样的说法。

木石前盟讲的是林黛玉和贾宝玉的故事,说的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黛玉前世是绛珠草,宝玉是神瑛侍者,神瑛使者曾经在几百年间,用水细心浇灌过一株绛珠草,风雨无阻未有间断,使得绛珠草修得仙道。

后来神瑛侍者因凡心偶动下凡历劫,绛珠草愿也随他下凡,幻化为女子,愿以一世泪水偿还。

木石前盟是指绛珠草要以一世泪水还恩。

《中国古代文论》作业题

1.孟子“以意逆志”说的理论意义。

答:

孟子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在孔子解诗实际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意逆志”的理论,意,即作品的意旨;志,即作诗者的思想。

以意逆志就是指:

解说或理解诗歌不要抓住只言片语而望文生意,也不应该对某些夸张作机械理解,必须领会全篇的整体精神,并结合自身的品味去探索作者的志趣和意向。

在此,“意”有两方面的含义:

说诗者的心意和蕴藉作品中的整体情意。

孟子提出“以意逆志”旨在反对割裂章句或局限于字面意思而歪曲诗的本意,主张从诗的整体来体现诗人的思想,是对春秋战国时代以断章取义的手段的反驳和纠正。

这也是它存在的理论意义所在。

对孔子以“仁义”为标准的人格美和人格美的形成,都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从而发展并完善了孔子的美学思想。

2、毛诗派言志新论的理论开拓表现在哪些方面?

答:

诗大序提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发乎情”“吟咏情性”,开拓出“情”作为诗歌表现的重要内容,为后来的缘情说的提出提供了基础。

从理论视野上,毛诗派把诗学关注重心从孔子的实用功利性、孟子的文本阅读而转向诗歌创作,为诗歌的体裁和创作方法做了系统阐释。

3、班固、王逸关于楚辞论争的实质。

答:

班固、王逸关于《楚辞》论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是关于关于屈原人格,班固发挥儒家明哲保身的宗旨,意为屈原露才揭己,以至于沉江而死,是激愤过度,有失温柔敦厚之旨;王逸则从儒家杀身成仁的信念出发,以为屈原“进不隐其谋,退而不顾其命”,恰恰体现了忠贞的人格魅力,其高洁傲岸的人格值得肯定。

第二是对《离骚》作品的评价,班固认为《离骚》等作品中多怪诞、虚无之语,这些不是“法度之正”,与经义不符;王逸则从体裁和用语方面把《楚辞》与儒家经典进行比较,认为《离骚》依经取义,正好继承了诗人之义。

争论实质:

班固、王逸对《楚辞》的评价都从居于正统的儒家思想出发,但却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反映了汉代儒家思想的内在矛盾性。

汉儒一方面提倡诗歌之怨刺讽谏精神(为了维护统治),另一方面又要维护君权神圣,对怨刺及激愤的人格诗人加以种种限制。

班固、王逸的矛盾正是汉代儒家思想矛盾的反映。

另外,班固、王逸以儒家思想为尺度原则对屈原作品作出的评价,都无法看到《楚辞》神奇诡异的浪漫主义特征,这反映了儒家文艺思想在艺术评价方面的局限性。

4、陆机《文赋》对艺术构思的描述包括哪些内容?

答:

陆机《文赋》对艺术构思的描述包括构思的初始阶段,要“收视反听,耽思徬迅”,即内视(集中注意力有利于构思)。

对构思之议题做到深思熟悉,充分发挥想象力,在历史和现实的广阔维度上收索物象,形成素材。

这一阶段是精神的虚静和活跃。

构思极致状态的特征:

“情曈昽而弥鲜,物照晰而互进。

”随着心中物象的联翩出现,所需表达的情思也由朦胧而清晰。

陆机的描述真实德反映了艺术构思情感性的特征。

整个构思过程也必然结合着语言,随着情思的活跃,前人优美的辞句,也不断涌上心头,激发想象,活跃的想象必然带来语言的通畅。

所以作者说:

“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

灵感来时文思泉涌,灵感不来时文思枯竭。

”构思过程有艰涩与流畅之分,这实际上是灵感状态的表现:

“或操瓠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

”灵感来时文思泉涌,灵感不来时文思枯竭。

艺术构思的总体要求是:

“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

”创造出新颖别致的意象。

5、简述《文心雕龙》基本结构和各部分内容。

答:

《文心雕龙》素有“体大思周”之名,全书是研究写作指导,但立论从文章写作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出发,广泛涉及各种问题,结构严谨,论述周详,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第一著作。

它的系统性和理论性在古代文论中独树一帜。

全书五十篇,分为几个部分。

开始《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为第一部分,讲“文之枢纽”,是全书的总纲。

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为第二部分,分述各种问题的源流、特点和写作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

其中又有“文”“笔”之分。

自《明诗》至《谐隐》十篇为有韵之文,自《史传》至《书记》十篇为无韵之笔。

从《神思》到《总术》为第三部分,统论文章写作中的各种问题。

第二部分以文体为单位,第三部分则打破文体之分,讨论文学创作、文学构思以及鉴赏等等文学理论文体,相互联系形成一个论述的整体。

《时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五篇为第四部分。

这五篇没有直接的联系,但都是撇开具体的写作,单独探讨有关文学的某些重大问题。

最后,《序志》一篇是全书的总序,说明写作缘起与宗旨

6、简述《文心雕龙》“神思”论的基本内容

答:

神思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论概念,它指的是在文学艺术创作过程中作家的思维活动特点。

刘勰在《神思》篇中首先指出了“神思”作为艺术思维活动过程中生动丰富的艺术想象活动的具体情形:

“文之思也,其神远矣。

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

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

”“神思”的活动无所不到,可以不受到具体环境的限制,超越时间和空间,具有无比广阔的活动范围,而且在整个“神思”活动的过程中,文学家的思维活动始终都是和客观物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同时,这种活动又是和作家的感情之波澜起伏联系在一起。

当“神思方运”之际,“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对艺术想象活动的特点作了非常形象的描绘和相当深刻的概括,即“神与物游”,作为创作主体的心灵与作为创作客体的物的融合统一。

7、《文心雕龙·时序》指出: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结合战国、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具体情况加以说明。

答:

文学不可能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下发展,政治的盛衰、社会的治乱等外界生活场必然会影响到作家的生活、思想和情感,这是文学发展的客观动因。

除了政治,刘勰还认为,时风与社会心理的变化往往也影响文学风格的变化。

例如建安文学,由于当时特定的时代特点和社会心理,所以其呈现的面貌很鲜明:

此外,学术文化思想对文学的发展亦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

根据刘勰之所述,大抵可归纳出三点:

(1)文学随时代、社会诸因素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其规律表现为“质文代变”,即文学内部两种质素――质朴与文华――的相互消长;

(2)从上古到宋齐,“质文代变”的具体表现是,或质胜于文(黄唐虞夏、曹魏后期、东晋),或文胜于质(楚、西汉、西晋、宋齐),或质文相兼(商周、东汉、曹魏前期),总的趋势是由质朴向文华发展;(3)指出楚汉之后,文华胜过质朴,有悖于雅正之道,对此不良倾向必须予以矫正。

刘勰的这些看法均以历史史实为依据,大体还是可信的;至于具体描述则稍有粗疏之嫌,甚至带有历史循环论的色彩。

好在刘勰的思考并未就此停下,在《通变》篇中,他还进一步从文学自身的发展变化中找原因,并就如何纠正“从质及讹,弥近弥澹”的不良文风,提出了他自己独到的见解。

综观整个“通变”论,可以说,刘勰是站在一个“惟务折衷”、朴素辩证的立场上看问题的,其文学发展观以“通”(继承)为基础而以“变”(革新)为旨归,以“通”求“变”,以“变”葆“通”,初步建立起了一种积极、进步的文学史观。

就像刘勰自己所说的,“文律运周,日新其业。

变则其久,通则不乏”(《通变》),这样一种文学史观,不说在当时,即使放在今天,仍能给我们留下诸多的启迪。

8、韩愈“气盛言宜”的内容及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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