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国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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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中国人
中国文化中国人
（一）看不懂的中国人
日本学者松本一男在其著作《中国人与日本人》里概括中国人的特性为：
不可理解的国民。
此话若说与西洋人，估计能引起他们的同感，因为凡是与中国人打过交道的洋人都多多少少的产生过这样的疑惑：
中国人，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老实说，想用简单的语言把中国人概括全面，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普通人不行，学者也不一定行。
从明清前来中国的传教士，到中国学者，如严复、林语堂、鲁迅、柏杨、金紫千等，都著文著书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剖析过中国人，先把书目列给大家：
松本一男《中国人与日本人》
明恩溥 《中国人的特性》
利玛窦 《利马窦中国札记》
林语堂 《吾国吾民》
柏杨 《丑陋的中国人》
金紫千《中华文化之魂－研究中国人》
另外告诉同学们，柏杨一本《丑陋的中国人》，曾经惹恼诸多爱国小青年。
所以，另请大家看一下日本的地球物理学家高桥敷所著的《丑陋的日本人》，有学者认为，中日同文同种，不管此观点对否，不妨把丑陋的日本人做咱一个参照系。
列完参考书，话题打回。
外人认为中国人不可理解，我认为那是他们头脑太简单。
或者说，他们的文化太简单了。
中国人所谓的不可理解，其实是中国文化的丰富复杂所决定的。
李泽厚曰：
人是文化的积淀！
金紫千曰：
人是文化的灵魂！
我说，人是文化的载体！
中国文化的复杂丰富，决定了中国人民的不简单！
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是"三教九流"，指三种宗教和九种学术流派。
关于"三教"，据记载此说起于三国时代。
吴国的孙权和上书令阚泽谈话中所提到的三教指儒教、道教、佛教。
"九流"，指先秦的九个学术流派，见于《汉书·艺文志》。
这九个学派是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三教九流成了贬义词，泛指江湖上各种职业。
九流也被人分作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
再加上某些学术流派的失传，所以现在学人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定位为三方五家。
三方是儒、道、释，五家为儒教、宗法传统、道家、道教，佛。
当然，还有用九流这个概念的，比如有些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综称为十家九流，这十家是，中国儒家，中国道家，中国佛家，中国墨家，中国法家，中国名家，中国兵家，中国阴阳家，中国纵横家，中国农家。
总之啊，这么一列举，可看出，咱们家当还真不少。
有这么丰厚的文化家底，咱们的国人当然不简单了，随便一个中国老太太，哪怕她大字不识一个，但是她身上的文化色彩也是五光十色，老外看得五迷三道的晃眼儿。
举例证明，一个妇人嫁人嫁得不对了，老挨丈夫打，她谁也不埋怨，就怨自己命不好－我命苦啊。
儿子没养活，夭折了，她会自我安慰曰：
天意啊！
天命是谁的思想？
孔家老二的。
孔二的天命论大家可能都知道，高深莫测谓之天，无可奈何谓之命。
这时候，你能看出这女人信儒。
可是一旦儿子长大，娶了媳妇忘了娘，或者游手好闲赌搏吸大烟什么的，老太太会拍着膝盖哭诉：
报应啊，老天爷，我作了什么孽了，给我这么一个不孝子（或曰败家子），这时候，老太太她好象又信佛了。
可是你看她桌子上供的牌位，分明又是"太上老君在此"！
太上老君是谁？
道家创始人老子是也，因为跟唐家李氏王朝同姓，所以难免开后门之嫌疑，被李家封了个"玄元皇帝",道教徒称他为道德天尊（又称太上老君）。
周宁也说，中国人同时信三教：
尊孔祭祖，炼丹修真，烧香拜佛。
问题是，中国人不只信这么三教，他跟吃火锅似的，逮什么都往里头煮，所以，他到底信仰什么，他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呢，害得老外不得不跟着中国的歌星唱：
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相形之下，还是中国学人能看个***不离十。
比如林语堂，他认为儒道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
中国的士大夫一般是外儒内道，儒是入世的，积极的，道是出世的，消极的，奇怪的是，这么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恰好完美无缺地和平共处于中国人身上，而且有时候还分段体现，比如当官时，他就是儒，贬官时，他就是道了，比如苏东坡。
以至于现在的人给自己定左右铭，还是儒道各半，叫作：
以出世的态度干入世的事业。
也就是说，干事的目的是儒，干事时的态度则是道。
或者说，成功了就是儒，失败了就又变做道，总之，象变戏法似的，怪不得人家洋人眼花，却原来是咱们心花，玩的手法也花。
中国人不可理解，还有一个原因。
有学人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早熟的哲学。
梁漱溟在其《东方学术概论》指出，人类学术无非研究三个问题：
第一，人对物的问题。
人类征服自然，产生自然科学。
第二，人对人的问题。
人与人相处，产生社会科学。
第三，人对己的问题。
人与自己的较量，产生宗教。
梁认为中国学术早熟，不注重解决第一类学术问题，却直奔第二类第三类学术。
比如儒，便是中国最早的人际关系社会学，尼采那疯子把中国的儒骂作中国把戏，骂作庸俗的世俗哲学，估计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
因为欧美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注重人本身，关注的是个人自由，至于人与人关系却被完全忽略，直到后工业化时代，美国才出现个卡耐基，教人《如何推销你自己》，咱看着就象幼儿园小朋友的入园手册。
如果说儒是第二类学术，那么中国的道则是介于第二类与第三类的学术。
既调节人际关系，又调节人本身，至于佛，则完全是第三类学术了。
那么学术早熟对中国人有什么影响呢？
第一，导致中国不重科技的传统，第二，导致国人提前看透人生。
庄子认为人生如梦，可尼采那疯子说：
人生既使是一场梦，也要做得有滋有味！
相形之下，中国人视生如死，视死如归，生不如死，死即是生，颠颠倒倒，令人哭笑不得。
单说庄子，妻子死了他不但不哭，反而鼓盆而歌。
这且不说他，等他自己要死了，弟子欲厚葬他，他说，不可，别葬我，随便扔个地方吧。
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壁，星晨为珠玑，万物为葬品，多好！
弟子曰：
怕乌鸢吃尸。
庄子回曰：
在上乌鸢吃，在下蝼蚁食，夺彼而与此，不太偏心了吗？
壮哉庄子，只可惜中国远古时就出产这么聪明绝顶的人，绝不是什么幸事。
早熟的学术，带出的是早熟的国人。
一代比一代聪明，一代一代的把 早熟进行到底，儒家的中庸，被玩成了抹稀泥的首鼠两端的滑头哲学，道家的超世，被玩成了明哲保身的缩头乌龟哲学，老是老滑头，小是小滑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话到嘴边留半句，事到临头让三分；饱经世故少开口，看破人情但点头。
知识分子如此，当官的更如此，否则鸦片战争期间，中国也不会出现"不战不和不降不逃不死"的两广总督叶名琛那样的老不死的不字主义的官僚来。
至于老百姓，虽然识字不多，可是却不傻，也知道：
吃饱点儿，穿破点儿，见了当官的走慢点儿，拐过弯去跑快点儿。
中国人如此早熟，那晚熟的半生不熟的老外当然看不懂咱了，累死他们！
（二）农业经济与中国人
中国的经济基础是深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它对国民性格的养成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首先，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方式，导致国人先天没有合作意识，发展到现在，是中国人私德良好，公德没有，有人写文章概括为《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自家的小院里那是经营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的，可是一到公众场合，就不行了。
在中国人家里，对待客人那是热情又大方，可是站站牌下等公共汽车，挤起座位来，同样是热情不客气。
看梁漱溟先生的回忆，有一个细节特别有趣，先生八岁时八国联军进北京，美国大兵进他家搜查，最后临走时吵吵了一句：
大门口太脏了，要天天打扫！
看到这里，不由得哑然失笑，中国人只扫自己的门前雪，看来不假矣。
总之，小农式的你挑水来我浇园的男耕女织的经营方式，直接导致国人先天缺少合作意识，没有利他主义，社会公德自然不怎么样了。
延伸到现在，表现为，假冒伪劣盛行，整个社会普遍缺少诚信。
商业中需要的游戏规则，在小农意识面前没有立足之地。
前年我们的高考作文题是"呼唤诚信"，用意是良好的，但是中国孩子一个也不傻，一看就知道出题者的意图，明白自己应该选择什么，结果，呼唤出来的仍然是假诚信。
其次，长期面朝皇土背朝天，两眼向下，土里刨食的耕作方式，又导致了国人的保守精神。
小时候闲来无事的时候，我经常坐墙根儿观看家里的母鸡是如何寻找食物的，它在石榴树底下刨啊刨啊，下面什么都没了，还刨，直刨得我替它着急，一颗石子扔过去，惊得它逃窜不已，十分钟以后，你会发现胡汉山它又回来了，还刨那个地方。
长大后，我老是考虑，中国人的农业耕作是不是与鸡的生存方式有着相通的方面？
保守，则决定了国人先天缺少开发精神，缺少探险与浪漫。
土里刨食，衣食之来源，命之所系，又决定了中国人对土地的浓厚感情，背井离乡不过是灾荒年间无可奈何的选择，安居乐业，叶落归根才是国人的理想生活和最终宿命。
如今，如果不是农业早已成了没有剩余的产业，老百姓也不会浩浩荡荡的出门打工的，因为心里头，他们仍然恪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理想。
对比一下，你会发现。
欧洲人善于探险，而中国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探险家。
你会说，中国有个郑和，不错，可惜郑和所经之路，中国的小海盗们早就经常走动了，郑和只不过是规模大点。
郑和一次出动200艘大船，随行人员2万5千名，而哥伦布的探险队伍，也就3只帆船，90名随员；麦哲伦的环球，无非5只船，265名船员。
大家觉得，西方人更象是探险呢，还是郑和更象探险？
在我看来，郑和的行为，不是探险而是示威，从古到今，我从来没听说那个国家的探险队伍能达到两万人马呢，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开赴中国的远征军也就4000千人而已。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观注一下中国八十年代兴起的探险热。
1985年，四川乐山人尧茂书驾"龙的传人"号漂流筏，抢先在美国人之前漂流长江，不幸遇难。
尧的探险，一开始就讲上了政治，成了事关民族尊严的大事，随后，类似的民族英雄层出不穷。
听听河南队的队歌：
漂流长江，坚定信念，我们是中华民族热血汉......听了这样的歌，你感受到的是饱满的爱国热情－大刀，向日本鬼子的头上砍去！
也许，正因为我们骨子里缺少探险精神，所以才把探险当作上战场，甚至当作上刑场，象1986年、1987年的"首漂长江热"、"首漂黄河热"，漂流者是因为决不让美国人肯沃伦拿走中国江河的首漂权才铤而走险的，中国人自己被自己的爱国热情感动不已，慷慨不已，直闹得肯沃伦迷惑不解，说，你们中国人如果到美国漂流密西西比河，是不会遭到反对的。
美国人哪里明白？
中国人的探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探险，老实说，它就是一场中国人自己头脑里臆想出来的抗美战争（比如某大腕在春节联欢会上演小品，与在美国留学打工的儿子通电话，这电话打着打着，就打成抗美战争了，老子悲愤的说与儿子，等以后咱们中国怎么样了，让那老美来咱国家端碗洗盘子！
中国观众把它当作爱国讲演了，掌声大起，美国观众看不明白了，说：
如果开的工资高，我们愿意去你们国家端碗洗盘子去！
老美还是不明白中国人。
第一，中国人认为端盘子是丢人的活；第二，中国人认为在美国上学打工就是遭受美帝国主义剥削，第三，一般中国人不知道中国留美学生通常是在华人餐馆里打工，而克扣留学生工资的，也就是咱华人老板敢干。
总之，我们的人民情绪，有时候很滑稽的。
）！
历史上，我们的探险不是出自人性利益的驱动；现在，它又不是出自队员个人的内心的爱好，从古至今，它就是政治运动，也许，这就先天注定了中国探险的悲剧性。
如今，中国探险不再与政治，爱国等亲密接触了，但政治作秀，道德作秀与商业炒作奇妙的混合到了一块儿，令人反胃。
勇士们说：
没有探险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这话没错。
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探险精神从何而来？
其三，农业是靠天吃饭，儒家提出"天人合一"，"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
道家则从相反的方向提出"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猪怕壮"等处世格言，导致国人重天命，轻人力，无创新，怕变动。
中国的政治格局中，最难过的，下场最不好的，一般都是改革家，所以一般官员信奉的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至于某些历史人物对待自己的失败，也完全忽略人事，推之于天意。
比如西楚霸王被汉军追杀得只剩28骑的时候，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
"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这里看出，即将失败的霸王，把自己的失败推之于天意，那么为了证明"非战之罪"，霸王拉开架式，要给大家来一次最后的表演：
"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霸王最后"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
何如？
骑即伏曰：
如大王言。
这里我们看到，霸王一直提到天亡我也，绝对不是虚荣心所致，而是确确实实在听天由命了，因为紧接着在乌江渡口，有逃生机会的霸王演出了最悲壮的一幕，他笑对撑船以待的乌江亭长说：
天之亡我，我何渡为！
壮哉项王，只可惜，临死还信天命！
至于近代志士如谭嗣同，维新失败了，也归于天意，临上刑场前，喊的是：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历史英才如此，小民百姓更是走路跌个跟头都认为是天意，所以，国人性格中最明显的特性便是重天命，轻人力，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不信，请参考余华的小说《活着》。
其四，中国农民稳重实在的一面，也是农业生产决定的。
小农们都知道，人哄地皮，地哄肚皮，所以，精心侍候那几亩庄稼，会被邻人视作最大的美德。
但是农业生产要求四时更替，对时间的精确性不作要求，所以，中国人不讲精确时间，不重效率。
同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又导致国人炕头时间比较长，没有其它乐子可寻，便导致"农业副产品收入过多"，林语堂总结为"生殖力高""好色"，其实，老先生只看见了表面现象，忽略了其后的经济背景。
正因为农业生产不需要时间的精确，效率的高效，相对应的，中国政治体制里才会出现官僚主义作风。
一句话，小农与官僚是一对双胞胎，有小农，就有官僚，有小农经济，就有专制统治。
这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是互为作用的。
所以某种程度上言，西哲的断言是对的：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小农的理想就是温饱问题，那么民主了，自由了什么的，就永远不是小农们最切实的目标，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体制为什么在中国可以根深堤固。
说到这里，我可以给大家下个断言：
西方式的个人自由与民主政治，在未来的时间里，将继续与我们无缘。
且不说中国文化的原因，单从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就能得出这个结论。
这方面，我比较推崇何清涟的观点。
按何女士的划分，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由三大类构成：
精英层，中下层，边缘化集团。
何清涟统计了一个数字，中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大约700万人，占从业人口的1%；中下层的上层，也就是知识精英层，约2930万，占从业人口的4%；中下层的的中底部，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大中学教师等，约8200万，占从业人口的11.8%；中下层的下层，包括工人，城乡两栖农民，约4.8亿，占从业人口的69%；最后是社会边缘化群体，包括农村困难户与城市下岗人员，约1亿，占从业人口的14%。
从这一组数据里，我们可以发现， 中下层的下层与社会边缘化群体构成了83%的庞大的社会底层，老实说，这一社会底层的奋斗目标就是温饱与生存。
这一点，我是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来分析的，总之，如果人的温饱尚未解决，安全感没有着落，那么，其它的高层次需求，自我实现了，民主自由了，就只有靠边站了。
那么这就给当下我们知识分子中的自由主义流派一个启示：
你们所呼吁的，也许离大众太远了，所以，你们听到的，将只是自己的回音。
悲剧啊，同学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研究一下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看他们在为哪个阶层呼吁，很有意思的。
（三）宇宙观与中国人
宇宙观方面，远古中国人信奉的是盖天说。
所谓的"天员（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就是盖天说的基本原理，其理论到春秋时已系统形成。
汉朝时，又出现了浑天说和宣夜说。
宣夜说认为天地没有一定的形质，日、月、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等都飘浮在气体中，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学说在东汉后基本失传，至于浑天说，战国时的慎到（约公元前四世纪）就曾经说过：
"天体如弹丸，其势斜倚"（《慎子》）。
这可能是现在能够见到的古代文献中最早的关于浑天思想的明确记载。
慎到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天是球形的概念，这个天球沿着倾斜的极轴在不停旋转。
这就是说，早在战国时代，我国已经有了初步的天球概念。
到汉代，浑天家以为天形穹窿好像鸡蛋的壳，地居天内好像蛋黄，这是已经接近知道天地的情形了。
这里之所以详细的讲解中国的宇宙观念，因为它对中国的天下观念，国际政治观念影响太大了。
因为不管是盖天说，还是浑天说，中国人从上到下，一致认为，中国是这棋盘或鸡蛋的正中心，周边都是夷狄蛮，再远处，就可能是鬼国了。
十三世纪时，西方流行地圆学说，几个世纪以后，西方传教士把地圆学说介绍给中国，中国人觉得很可笑，康熙时主持天文工作的钦天监监正杨光先居然"喷饭满案"，天文站的站长都这般水平，皇帝当然高明不到什么地方，鸦片战争开始了，道光皇帝才慌慌张张的问手下：
英国地方在哪里？
英国到新疆有无陆路可通？
真是大傻问小傻，问得小傻干瞪眼儿，手下一群小傻谁能回答个一二三？
高层如此，老百姓更遑论了，思维最远的地方仅及爪哇国，爪哇国再往南，当然是鬼国了。
荷兰是鬼国，西班牙也是鬼国。
由于荷兰是低地国家，甚至有政府官员认为人家都是水鬼！
视周边为夷狄，视远边为鬼邦，单从心理上讲，倒也情有可原，问题是，它对近代中国国际政治的影响太大了。
它最大的后果是：
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
张岂之认为：
中国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
陈独秀认为：
中华民族自古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
顾炎武更是认为，亡国与亡天下是不一样的：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
曰：
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
。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戝，与有责焉而矣！
总之，中国百姓没有国家观念，那么他们也就相应的没有了爱国情感，至于朝廷天下，那是肉食者们考虑的；而肉食者们也相应的认为，天下就是他的家，百姓只是他家的☆☆，他的家，那是宁赠友邦，也不能给家奴的。
16世纪，葡萄牙人占据了我们的澳门，不是他们不想吃掉整个中国，而是实在吃不动，16世纪，整个漫长的东方海岸线上，葡萄牙人最多的时候也不过2万人；西班牙占领菲律宾，走不到中国跟前就累得大喘气；荷兰再厉害，也就是占领一个小台湾，一个中国海盗头头郑成功，就能对付得了荷兰殖民者。
如今，我们的教科书上称郑成功为民族英雄，却不知当初清政府为了剿灭台湾的郑家势力曾试图联系荷兰殖民者以共同歼灭郑家海上势力，然后把台湾作为奖品奖励给荷兰。
周宁在其《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中也说，当时的康熙认为：
海贼乃疥癣之疾，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欲弃。
施琅上书言：
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
由此，台湾才得以留了下来，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施琅已经具备模模糊糊的地缘政治观念了，可惜，没有进一步向海洋发展。
上层统治者没有国家观念，后世出现宁赠友邦勿给家贼的慈禧，出现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中正同志，也就不足为奇了。
上层与下层互不相爱，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一点外国殖民者也看到了，1576年，西班牙殖民者桑迪博士在菲律宾写给国内的信上称：
中国人是一群卑贱、无耻而且可恶的人，中国的国王与官吏虐待穷人，以闻所未闻的暴政对待他们的人民，而他们的人民也没有一个人会对他们的国王效忠。
这是殖民者观察出的结果，后来发生的事实更引证了他们的结论。
1603年，由于误会中国政府要派兵攻打菲律宾，西班人提前动手，屠杀华人侨民2万，过后他们又担心，明政府会兴兵问罪的，因为按照他们的常识，政府没有理由不保护他的人民，于是西班牙人修书福建抚臣道歉。
一年以后，皇帝才降下招书来，让福建抚臣杀掉引起误会的中国风水先生，再移檄吕宋问罪，又过了一年，福建守臣的檄文才发出，先谴责西班牙人无故伤害中国商民，要求他们释放华人，退还财物，同时一再表明政府的态度：
商贾是戝民，华侨多无赖，皇恩浩荡，大国仁义，决不会为一些戝民兴兵动革。
。
。
如此的体贴安慰，西班牙人终于如释重负，原来政府真的不爱其人民。
37年后，1639年，西班牙人再次屠杀侨民2万人。
政府不爱人民，人民也不傻，也谈不上爱政府。
麦天枢在其《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里是这样说的：
如果以为沿海和长江 的炮声与白旗，已经在国民中掀起了多么巨大的精神波澜和情绪风涛，那便是属于今人想当然的自作多情，事实上，英国殖民者也发现了这一点，1841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 舰队突破虎门要塞， 沿江北上开向乌涌的时候，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平静地观看着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两个不相看的别人争斗。
同学们会说，三元里人民不是抗英了吗？
是的，三元里人民抗英了，但是三元里的抗英在于，祖坟被英夷挖了，妻，女，母，被英夷强奸了，它的直接起因，乃是基于一个民族的伦理自觉与伦理本能。
而且，这么一种本能的反抗，最后还是被清政府自己给瓦解了。
如果说中国的执政者只爱自己的龙 墩的话，那么老百姓也不含糊，只爱自己家的门槛。
陈独秀在其《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中说：
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解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它可以抵抗外族压迫，恶人利用它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我们中国是贫弱受人压迫的国家，对内固然造了许多罪恶，"爱国"两字往往可以用作搜刮民财压迫个人的利器。
陈独秀说了这么多，无非是一个意思：
警惕恶政下的爱国主义。
说白了，爱国本是一件简单的事，但那是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言，对于奴隶，爱国就复杂化了。
真正的爱国英雄袁崇焕被政府当作卖国贼凌迟处死，北京城的老百姓自发形成的爱国义举则是疯狂地一人一片肉把袁的肉块生吃了； 岳飞死了，真正的卖国贼端坐龙礅依旧当他的万民之父皇，卖国贼的经济人秦桧则在死后被百姓弄得长跪不起；秋瑾等爱国志士喋血菜市口，贫农刘老栓则用烈士的鲜血沾成人血馒头给他儿子治肺结核！
阿Q更是踮着脚后根喊：
杀头？
好看！
我对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的龚自珍，如果知道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领路的恰是他的亲生儿子龚孝拱的话，他老先生一定会害羞的。
血于火的洗礼中，中国有了辛亥革命，有了五四运动，但是文化启蒙并没有完成，奴隶也没有变成公民，伟人尚且没有完全接收现代文化的洗礼，没有拥有现代国家观念，更遑论一般的民众？
了解了这一点，对于抗日战争中中国汉奸之多（光伪军就280万），我们就不会感到吃惊了。
提到汉奸，我们不妨作一下介绍。
最开初的汉奸，意为一切为外国人做事的人。
你给外国人当厨师，汉奸!
你教外国人的孩子学中文，汉奸！
你卖东西送货到外国人门前，汉奸！
按当时的观念，现在的外交部长应算头号汉奸了，但是当初的汉奸只是道德歧视对象而非政治仇视对象，也就是说，并无人身安全之虑，可到义和团时代就不行了，洋人被称作长毛，汉奸被称作二毛，格杀勿论。
当时义和团眼里，严复是他们要杀的第一个特大汉奸，《国闻报》都被义和团砸了，最后这汉奸还是在大刀王五的掩护下才逃出天津奔向上海的。
文化启蒙大师成为义和团英雄眼里的头号汉奸，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这种讽刺闹剧，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依然上演着。
详情容我不说，否则我也成汉奸了！
现在文化界最大的一桩汉奸公案是有关周作人的，日本人进北京，当时文化人士大都南下了，只有周作人选择留了下来，有人说，周之所以选择留下乃是想保护北大的图书馆。
不管怎么说，时人不容他。
当时南下中的郭沫若就以惋惜的口吻说，愿以几百个脑袋换周作人。
这里，我更看不起的是郭，有种自杀，否则别犯酸，那种酸溜溜，让人想起了丑女人对付漂亮女人的绝招：
漂亮倒是漂亮，可惜作风不好！
人常说，中国文人不如妓，此中可看出点苗头。
其实，周作人平时的人品，才华，哪样也不差。
单举一个例子：
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被张作霖绞死后,极大地刺激了周作人。
他一边悲愤地写下《偶感》，捍卫李大钊的名誉,一边把李大钊的大儿子李葆华藏在八道湾,转送日本留学。
周作人这样作，是冒着极大的生命风险的。
但这样一个勇敢的人，在政府和同仁纷纷南逃（中国人忌讳这个逃字，八国联军进中国，慈禧和光绪把自己的逃跑叫西巡，小日本来了，中国政府与中国文人就"南下"了）之时，为什么不勇敢地选择南逃呢？
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倪墨炎也认为周作人不是胆小之人：
"周作人当汉奸绝不是偶然的。
别人捉进去了，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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