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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体制改革要谨防走形

【财税体制改革要谨防“走形”】

201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2217亿元,比上年增长8.4%,同口径增长5.8%;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5768亿元,比上年增长15.8%,同口径增长13.17%。

2011年以来,伴随着经济调整,政府财政收入增速大幅放缓,已从24.8%下降至8.4%,再加上各地“土地财政”大不如从前,这对财政增收造成了不小的困难,也让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很不适应”。

与过去相比,最近一两年中国已进入到“财政困难时期”。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称,2015年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是8.4%,按同口径校正后的增长速度是5.8%。

如果扣除掉特殊性收入增长措施带来的影响,连5.8%都维持不住了。

地方财政收入情况的表现更差,地方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9.4%,调整后的同口径增长只有4.8%。

安邦咨询(ANBOUND)在基层的实地调研中了解到,不少地方2015年的地方财政收入已接近零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

地方财政收入放缓或减收,一方面使得不少地方政府开始过紧日子,另一方面也使得地方工作变得迟滞,少数地方出现了“借钱保运行”的紧张状态。

中央提出给公务员加薪,在一些地方兑不了现,只能在工资单上“虚涨”工资,落不了地。

有地方官员抱怨,中央加薪“请客”,地方无力“买单”。

在中央和地方财政都吃紧的背景下,如何搞好供给侧改革是个不小的挑战。

一是避免财税体制改革“走形”。

过去,税体制改革往往发生在财政困难时期,重点是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如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就是如此。

分税制改革前,从1979年到1993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28.4%下降到12.6%,同期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从46.8%下降到31.6%。

分税制实行21年后,2015年全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22.5%,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为45.5%左右。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则更宽,包括三点:

改进预算管理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核心则是在中央与地方财务格局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财政部更希望把财政从一般财力收支分配工具,提升到国家治理体系的层面——不仅关系到财政资源配置,还要影响政府行为、国家治理和宏观调控。

可以预期,新的财税体制改革将会受到一些部门和地方的阻力,它们关注的重点还是停留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上。

二是避免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走形”。

分税制改革调整的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在当时背景下,中央缺钱而地方有钱,甚至出现过中央向地方借钱(“老子找儿子借钱”)而不还的情况。

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都感到吃力。

从事权来看,现在摊子已经铺得这么大了,中央与地方同时遭遇财政困难,到哪里去找更多的钱来充实财政?

在我们看来,未来存在几种可能:

第一,中央扩大赤字率,以中央负债的形式从未来借钱。

不过这种方式的增量空间有限,提高1个百分点的赤字率大约是6000多亿;第二,中央与地方围绕财政分配的分歧加大,争议加大,地方对中央的不满增加;第三,中央与地方共同向市场“施压”,加大从市场“剪羊毛”的力度,以缓解日益紧张的财政。

但这种做法可能给企业和市场带来更大的压力,不符合“降成本”的政策精神;第四,政府加大自身改革力度,收缩政府队伍,减少政府开支,加大减税,做到“少取即是多予”。

政府先熬两年紧日子,先把市场搞活,然后再来缓解财政需求。

这里最差的情况就是第三种可能,财政压力加大反而强化了政府对市场的压力,其结果就是政府和市场间的恶性循环。

三是避免中央与地方在财政分权上“走形”。

央地财政关系的重要方面是财权与事权匹配问题,但如果只着眼于此,会将财税改革导向争权与分事的争议之中。

这时很容易忽视的问题是,中央把税收立法权扩大到地方财政的管理权,即中央“抢了”地方的财政管理权。

正如高培勇所说,这样走下去,地方财政就变成了“打酱油财政”——给多少钱办多少事,给什么钱办什么事,不给钱就不办事。

安邦咨询研究团队在基层调研中已经发现了这样的问题。

不少地方官员表示,现在做事的环境约束太大了,中央的钱不好用,用途限制过紧(打酱油的钱绝对不允许买醋)、过程审查很严、用钱成本很高,多做事怕出问题,于是,地方上“等、看、慢”的情况就比较普遍。

李克强总理曾提出,希望下一步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依靠各地方你追我赶、竞相迸发的竞争力”。

但如果不有效解决国内财政分级管理的问题,李总理所期望的情形恐怕难以出现。

最终分析结论(FinalAnalysisConclusion):

新形势下的财税改革问题,并不是单纯的财政领域内的部门改革问题,实际上也是市场发展问题,是政府治理问题。

如果从系统角度搞好财税体制改革,就能为今后发展增加体制动力;如果改不好或半途停滞,今后的发展将会增加不少体制内耗,阻碍下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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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要点:

“十三五”规划部分既定指标可能将调整】

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将公布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涉及到“十三五”规划的内容,规划纲要将由两会代表委员审议,也涉及到服务业比重这一指标的设定。

另外“十三五”服务业单项规划,对于“十三五”的服务业就业比重也会进行设定。

一些专家认为,“十三五”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设定,将高于“十二五”目标六、七个百分点,也有可能进一步调高。

据报道,为适应“十二五”指标大部分超额完成的情况,不少原先制定的“十三五”指标将进行调整。

其中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指标要调整,服务业就业比重也会设置较高的指标。

2007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0年(“十三五”末),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

截止到2015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已经达到了50.5%。

2015年服务业就业比重数字尚未公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服务业就业比重已经达到了40.6%,远远超出“十二五”服务业规划设定的2015年达到38.6%的指标。

分析称,服务业就业比重快速增加,与工业发展慢有关系。

但是要看到,中国目前的服务业生产效率仍很低,这与发达国家服务业生产效率相对较高不一样。

发达国家目前开始重视制造业发展,中国一些发达地区仍需要一定的制造业,因为不少服务业本身是为制造业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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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要点:

中国城市发展的具体“路线图”出炉】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近日印发,这是时隔37年重启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配套文件,勾画了“十三五”乃至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城市发展的具体“路线图”。

针对城市规划执行难问题,《意见》进一步强化了规划的强制性,提出“凡是违反规划的行为都要严肃追究责任”。

城市总体规划的修改,必须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并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从制度上防止随意修改规划等现象。

针对当前一些城市存在的建筑贪大、媚洋、求怪,特色缺失和文化传承堪忧等现状,《意见》提出建筑八字方针“适用、经济、绿色、美观”,防止片面追求建筑外观形象,强化公共建筑和超限高层建筑设计管理。

鼓励国内外建筑设计企业充分竞争,培养既有国际视野又有民族自信的建筑师队伍,倡导开展建筑评论。

《意见》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使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30%,积极稳妥推广钢结构建筑。

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倡导发展现代木结构建筑。

《意见》提出了未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两大方向,即以政府为主保障困难群体基本住房需求,以市场为主满足居民多层次住房需求。

其中要打好棚户区改造三年攻坚战,到2020年,基本完成现有的城镇棚户区、城中村和危房改造。

《意见》提出,我国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

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

另外要树立“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建设快速路、主次干路和支路级配合理的道路网系统。

《意见》提出,要强化绿地服务居民日常活动的功能,使市民在居家附近能够见到绿地、亲近绿地。

城市公园原则上要免费向居民开放。

限期清理腾退违规占用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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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要点:

“五万亿”不如“四万亿”暴露出什么问题?

国家发改委日前公布数据,截至2015年底,始于2014年的11大类重大工程包已累计完成投资5万亿元,规模已超当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

有舆论质疑:

为什么2015年中央祭出了远高于当年“四万亿”的投资大计,中国经济增速仍下滑至6.9%?

“五万亿”效果不如“四万亿”,暴露出什么问题?

其实,对于“五万亿”和“四万亿”投资不能做简单类比,其效果差异可能源于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中国经济总量的基数差异,2009年中国GDP规模33.53万亿元,2015年GDP规模67.67万亿,基数比2009年时增加了一倍。

二是投资效率有所降低。

2009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为22.48万亿元,2015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是55.16万亿元,比较投资规模与经济规模,2015年的效率有所降低。

三是经济环境不同。

2009年时中国经济遭受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冲击,但经济的“底子”是健康的;但2015年中国经济面临多种问题,如全球经济复苏低迷、国内需求不振、人民币贬值、产能过剩、负债率过高、制造业低迷等诸多复杂因素叠加的问题。

我们在此前分析中也曾提出,面对全球经济低迷下的中国经济转型,现在即使推出“四万亿”政策,也产生不了过去的刺激效果,就是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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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要点:

中国去杠杆也要保持稳健】

安邦咨询(ANBOUND)是中国经济的“稳健派”,一向主张中国经济稳健发展。

“去存库、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是2016年的重点工作,不过,所有这些工作的实施都需要循序渐进。

以去杠杆为例,中国社科院的统计显示,中国加入WTO到全球金融危机这一段时间,中国的杠杆率稳定而且下降;但金融危机以后,特别是2009年后杠杆率逐渐上升,显示金融危机对杠杆率的变化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

前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表示,2009年之前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平稳,2009年以后开始上升。

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升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事情,这一杠杆率从2008年的98%,提升到2014年的149%,增加非常快。

在社科院做的国际比较显示,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水平在所有比较国家中是最高的。

中国的杠杆率如果有问题,主要是非金融企业。

因为在中国,企业出了问题,一定会造成银行出问题;银行出了问题,一定连带财政出问题;财政出问题,一定意味着整体经济出问题。

在去杠杆问题上,偿还债务是正道,包括出售资产偿债。

但如果都靠出售资产偿债,资产价格急剧下降,债可能越偿越多。

在经济稳定和去杠杆之间,政府部门一般会倾向于选择经济稳定,一边喊去杠杆,一边提高杠杆。

另一个解决办法是减记债务,由政府或央行来承接债务,这虽然在短期内可行,但长期风险非常大,会增加政府债务;如果央行承接,会扩张其资产负债表。

降低杠杆率的唯一出路是在控制债务增长速度的同时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

总体来看,中国去杠杆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不能通过银行倒闭、金融市场狂泄、失业率上升等极端形式在短期内集中爆发完成。

去杠杆是一个极为缓慢、曲折波动的长过程,核心问题在于去杠杆和保持适当增长速度存在着矛盾。

因此,在中国去杠杆,一定要保持稳健和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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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要点:

国内劳动合同法可能将调整】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近日召开。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出席并演讲。

楼继伟认为,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约束,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最终导致劳动生产率太低。

他说,首先是现行的用工制度脱离劳动生产率,工资刚性上涨。

最近十年,特别是最近八年,工资超过劳动生产率两三个百分点,使得我们竞争力越来越不足,实际上代工制是灵活用工,不可能长期发展。

法律造成的扭曲,使这方面的用工制度,使生产力极大的退出。

“我们老讲工资上涨,但是退的太早了。

”现在企业必须签订长期合同,但从企业来讲,如果我没有订单了我就放假,有订单了再招回来。

再一个新进入的劳动力数量减少造成劳动力市场下滑,对于低技能劳动力损害很大。

此外,降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企业需要支付大量的培训成本,使非技术员工成为技术员工。

现在企业最需的是技术员工,而情况是,企业把员工培养好了他就走了。

如果企业说,如果员工要走就要支付大量的费用,则技能工人很难招。

工资增长降低劳动力市场投资的意愿。

学生失学率上升,工人不愿意放弃当前收入培训,所以出来了劳动派遣工的制度。

企业内部应该推行工资集体谈判。

楼继伟认为下一步应该保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再有一方面,不能说全是劳动合同法造成的,人没有落户的可能性,企业不愿意培训。

如果有动力的话,应该把职业培训和企业结合起来,这样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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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要点:

未来五年北京实现绿色出行达71%的目标不易】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了“四个中心”的首都城市战略定位。

2月19日,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猴年首场发布会,邀请发改委、交通委等部门,向媒体介绍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讲话两年来,北京市各领域的新举措、新变化、新成果。

其中在备受关注的交通领域,中心城区拥堵加剧的形势已经得到遏制。

发布会上,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委员容军表示,北京在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的基础上,将改善步行自行车出行条件。

2014年完成80条城市道路步道自行车道整治工程,2015年在金融街、和平西桥等地开展了自行车道的彩色铺装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公共自行车方面,全市已建成公共自行车网点1730个,规模达5万辆车,年租还总量8000万,覆盖11个区。

今后,北京市在路权保障上要向自行车和步行倾斜,2016年将完成300公里自行车道治理,新增1万辆公共自行车,公共自行车总规模将达到6万辆,绿色出行比例达到71%。

到2020年,中心城绿色出行(公共交通、自行车、步行)比例要达到75%,小客车出行比例控制在25%以内。

在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看来,未来北京市在路权保障上要向自行车和步行倾斜的发展方向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然而,若要实现上述绿色出行目标并非易事。

首先,政府管理层对推进城市人群自行车出行的意识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以行政副中心通州为例,据我们了解,目前在网点办理租自行车卡是有一定门槛的。

北京户籍人口除外,非本市居民办理时需要提供身份证和工作居住证,以及个人缴税证明。

而在北京限制人口规模扩张的背景下,非北京户籍人口获取工作居住证的比例是很低的。

换言之,北京市公共自行车很大比例上是本地户籍人口在使用,未获得工作居住证的居民并不能获得绿色出行的便利服务。

公共交通服务于“人”,而这个“人”不应受到户籍限制。

其次,政府管理层对公共自行车服务市场发展应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

据北京市交通委数据显示,2015年全市公共自行车平均周转率与2014年同期相比增长了56%;日均骑行15万人次,最高骑行人数超过2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从市场角度看,北京公共自行车服务市场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但从目前北京公共自行车实际投放量来看,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计划2016年的公共自行车总规模达6万辆,而这一数字与北京两千多万常驻人口相比,相差甚远。

从收费方面看,目前租一辆自行车要缴纳300元诚信保证金,工本费10元,同时要求卡中保留30元余额,也就是说,办理一次租车费用至少需要花费340元。

假设以2015年10万人办卡计算,单租车初始费用就达3400万元,再考虑到每年的收入增长率,实际收取费用远不止这些,而这将是一笔很大的沉淀资金。

这还不算来京办事、旅游的人群,如果北京公共自行车服务能对所有人群开放,那么,未来市场发展不可估量。

我们想说的是,很显然,公共自行车服务已经成为一个大的产业,规模效益已经使该产业链(诸如维修折旧、广告投放等)的市场化成为可能。

其不仅能为北京市经济发展提供大幅增量,还会对绿色出行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可谓“多赢”。

然而,从实际情况看,北京的公共自行车服务俨然已成为“稀缺资源”,未来五年北京实现绿色出行达71%的目标并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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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要点:

最终消费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巨大的】

最终消费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巨大的。

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北京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1万亿,实现10338亿元,连续第8年保持全国最大消费城市的地位。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996年突破1000亿元到2009年突破5000亿元用时13年;到2015年突破1万亿元,用时仅6年。

20年来,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逐步成为拉动北京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对首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发挥了重要带动作用,推动北京率先形成了投资、消费协调拉动的经济格局。

目前消费对北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七成。

与北京一同迈入消费万亿大关的还有上海。

数据显示,2015年,上海全市完成消费总额10055.76亿元,同比增长8.1%。

一度被业内惊呼“步入寒冬”的上海南京东路、南京西路、淮海中路等一线商圈销售明显回升,摆脱连年负增长困境,去年销售额同比增速分别达1.7%、1.1%和2.9%。

上海市商务委主任尚玉英表示,2015年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的商贸业增加值、税收分别达到4201亿元和1730亿元,占全市总量的16.8%和17.5%,最终消费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提升。

统计显示,2015年,上海全年商品销售总额93407亿元,同比增长6.4%,过去五年年均增长13.9%;电子商务交易额16452亿元,同比增长21.4%,是2010年的3.9倍。

2015年,上海合同引进外资589亿美元,同比增长86%,对外直接投资总额573亿美元,同比增长3.7倍,规模均居全国之首,分别是2010年的3.8倍和23.7倍;实际利用外资185亿美元,同比增长1.6%,连续16年实现增长;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111亿美元,连续8年超过百亿美元。

上海目前已成为国际消费品品牌进入中国境内市场的首选地之一,国际知名高端品牌中,已有90%进驻上海;上海通过“国际时尚周”等一系列重大活动,带动时尚产业集聚;消费需求升级还带动进口消费品快速增长。

去年上海进口消费品423.5亿美元,占该市进口比重达16.6%。

京沪之后,还有哪座城市离万亿消费大关最近?

答案自然是华南的中心城市广州。

作为千年商都,广州是华南地区的商业、交通、经济、教育、文化等中心,有大量的专业批发市场,商贸物流业十分发达。

目前广州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达7932亿元,预计再过两三年,消费总额有望突破万亿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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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要点:

中国社会保障形势严峻】

近日,由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编写的《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2016》一书出版。

报告从社会救助、扶贫开发、医疗保险等方面总结了十二五期间的发展,并提出了十三五期间的发展前景。

报告中提到了养老待遇群体间、地区间差距大的问题。

首先,公职人员养老金一直为企退人员2倍以上。

由于制度分设,群体间待遇差距扩大。

2005年以来,以缩小企业退休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差距为理由,每年为前者提高10%以上的养老金,但后者的养老金提高更快。

公职人员退休后的养老金一般是企业退休职工的两倍以上。

企退人员基本养老金连续11年平均每年增长10%以上,2015年全国平均水平为2200元/月,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平均不足200元/月,多数地区不足150元/月。

基础养老金全国最低标准从2009年到2014年一直是55元,2015年虽有所提高,但仅为70元。

其次,企业职工养老基金缺口风险增大。

报告指出,受人口年龄结构等影响,养老保险基金仍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这为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尽早实现全国统筹设置了障碍。

从绝对水平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运行区域差异明显,部分地区可能面临支付风险。

报告根据《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的相关数据提出,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在2014年支付月数在5个月以下的地区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黑龙江,这两个地区分别可支付3个月和3.5个月。

报告认为,未来基金缺口的风险增大。

第三,医保45%以上资源处于低效运转状态。

报告指出,社会保障制度实践中的浪费与低效现象惊人。

另外,贫困人口分布零散近40%在贫困村外。

报告称到2015年,农村仍然有超过7000万贫困人口,他们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要在短短5年内让贫困人口全面脱贫是一项艰巨而繁重的任务。

受各种因素制约,部分贫困者很难采用扶贫开发的方式脱离贫困或缓解贫困,形成所谓的“贫困内核”。

而贫困区域越来越碎片化,贫困人口“大分散、小集中”的趋势将会更加明显,仍然有将近40%的贫困人口分布在贫困村外,贫困人口的瞄准方式急需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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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要点:

香港的“红色资本”与“灰钱”】

作为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受到国际市场与中国内地市场的共同作用。

作为“自由港”,国际资本能自由进入香港市场;同时,来自内地的“红色资本”在香港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过去十多年,“红色资本”不断增加,已成为香港金融市场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甚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按香港市场的划分,红色资本包括三类:

一是国企资本,包括红筹和H股,十年来大幅增加,占了香港股市总市值的40%到60%;二是内地的私企资本,三是各类“灰钱”,即内地一些权贵及其家族或代理人在海外特别是香港以不上市形式营运的纯粹私人资本。

据香港《信报》引述香港金融界人士推算,单是资本额在10亿至20亿美元或以上的“灰钱”私募基金,就有20支以上,规模较小的以及不以私募基金形式营运的就更多。

估计这些“灰钱”规模占在港上市的红色资本市值的3%至4%左右,近两三年的增长尤其快。

随着中国内地加强反腐、美欧国家开始重视金融反恐之后,大陆“灰钱”外流就不那么容易了。

西方国家知道这些“灰钱”与恐怖主义无关,但紧盯大额资金的国际流动的结果之一,就是知道了“灰钱”的来龙去脉,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西方国家的筹码。

就算不是“灰钱”,红色资本带着一些劣质企业文化在海外市场运作,也出了不少问题,常常被外国监管机构检控;外国投资者经过好几年的“中国热”之后,头脑开始清醒,对中国内地的国企私企股票需求降温。

2012年以来,不少海外中概股纷纷私有化,退市回国,就是这种变化的一种表现。

“灰钱”选择香港,除了因为在西方遇到麻烦退而思其“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在香港本地市场发挥影响力。

不过,香港也是讲求法制的资本市场,“灰钱”在香港的运作,算不上称心如意,但仍会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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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要点:

3·15晚会解不开网络购物假货问题的死局】

今年3·15晚会目前收到的各类投诉中,网络购物占全部投诉量的25%,而在2015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受理的投诉中,远程购物投诉共20,083件,占销售服务类投诉的69.86%,在远程购物投诉中网络购物占比95.41%,比去年同期上升3.13%。

这样看来,在今年的3·15晚会中,网络购物是在劫难逃。

然而,与历年曝光的各类知名企业被“抓贼抓赃”相比,3·15晚会点名批评京东、淘宝等网络购物服务平台则难以做出义正言辞的模样。

根据新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作出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的,应当履行承诺。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

正如马云所说,淘宝不生成假货,是社会上生成假货在淘宝上容易被发现而已,我没有办法把这个假货打掉,因为我不是执法机构,我没有办法把他关到监狱里。

近期,为应对淘宝假货,阿里巴巴开启“全网举报”系统,不遗余力打击假货。

从表面上看,淘宝、京东等网络购物平台不仅不应该被点名批评,而且要为其打假的努力点赞。

网络购物平台因假货而兴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大家也都意识到假货的危害。

但是一旦彻底整治假货,牵动的就是千千万万家个体电商,平台的根基就会被动摇,所以打假问题就成为了一个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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