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艺术》绪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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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石窟艺术》绪论
周二：
1：
设计014，北楼203
周四：
2：
设计016，北楼207
《敦煌石窟艺术》讲义
时间：
17学时；
讲授方法：
课堂讲授，可能的参观，讲授与放幻灯片相结合。
参考教材：
迄今为止尚没有一本《敦煌艺术概论》或与敦煌石窟艺术相似的教材，各高校正在加紧作这项工作。
可参看各种与敦煌有关的画册、《敦煌研究》、出版的音像作品。
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刘进宝《敦煌学述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
胡同庆、罗华庆《敦煌学入门》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出版。
《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以及史苇湘、段文杰等人的著作。
本课旨在通过17个课时的讲授，使学生了解敦煌学的基本概念、敦煌学之一大分支——敦煌石窟艺术的定义、概念、范围、内容、特点等，石窟艺术与其他相关领域的关系，比如，佛教、敦煌文献等，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状况，使学生对伟大的敦煌莫高窟石窟艺术有一个概观的了解，为深入研究或具备初步的研究能力打基础。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为何要开设敦煌学（以敦煌石窟艺术为主）？
敦煌藏经洞的打开，是20世纪人类文明的重大发现
1900年6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园箓，在清理今编号16窟的积沙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即现在的16窟。
出土文物包括公元4——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经济文书、刺绣、绢画、纸画、法器等5万余卷件。
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军事、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等提供了前所未有、数量巨大的珍贵资料。
1、为何说藏经洞的打开，是20世纪人类文明的重大发现？
文明是一个积累、渐进的过程。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历史长河的行进当中，在进行两种生产——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由低级到高级，由原始到文明，实现着生产的进步和自身的逐渐完备。
这种进步和完善，就是在不断的经验总结和成果积累基础上进行的。
今天的任何成果和进步，都是在昨天的基础上产生的。
而一旦脱离蒙昧，创造文字后，就有了记录这种成果的载体，它不仅能及时地记录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同时也是人类相互之间交流的工具、文明成果的载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信息工具。
但不可否认，虽然有了这种工具，由于种种原因——来自于认识的、手段的等等，人们无法将形诸于文字的东西一一保存下来。
或正因为要保存，反而由此而丢失——敦煌藏经洞的文物，就可能是这样的原因。
因此，藏经洞文物，可以说是文明载体的失而复得。
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4——11世纪的社会各个方面的原始资料，由于这些资料没有经过史学家们的筛选、过滤、甄别——传统史料无一例外要经过他们的处理，有选择地留给后人的史料，往往带上了他们的史学观——因此，更能反映社会的真实面貌；又由于当时的认识水平，他们将自己认为无用的大量史料不予记载，从而为今天的研究留下了无尽的遗憾——而敦煌文献，恰好可以弥补这些缺憾。
它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敦煌当地的史料，这些史料就像一个麻雀一样，不仅是敦煌当地历史演进的珍贵记录，同时，从某种意义上，又是整个王朝政权的缩影。
它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史料，从而使我们得以了解数种文明以怎样的方式在敦煌以及西域碰撞、交流、融合。
它为我们留下了佛教在一个地方下层社会的集中表现，使我们得以窥见宗教是如何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的。
等等等等。
可以概括地说，它是是被掩埋了的人类财富和文明的重见天日。
使我们不得不以新的眼光审视昔日的辉煌和灿烂！
2、藏经洞文物的发现，不仅是中古中华文明的再现，同时，又由于它内容的丰富性，成为20世纪的重大发现。
它由于敦煌是四大文明的交汇处，藏经洞文物又包含了数种文明成果的遗存，学界称其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的学术海洋”、“东方博物馆”等。
它的内容的广泛和丰富性，我们将在后面要讲到。
正因为如此，它和河南安阳殷虚甲骨文发现、秦始皇兵马俑、并称为20世纪学术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而藏经洞文物，就其信息量的广泛和丰富上，是前几项无法望其项背的。
藏经洞的发现，是20世纪学术论坛最好的奠基礼。
而我们所要讲授的《敦煌石窟艺术》，是按传统分类敦煌学的两大支柱——就资料而言——敦煌文献研究和石窟艺术研究——之一，而且是有着巨大研究潜力和研究价值的领域。
所谓敦煌学者，即是以古敦煌地区及其周边的石窟寺艺术、古遗址、古墓葬等考古资料与相关的文物文献，以及于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各类佛经文书、写本文献、纸绢画等美术品为主要资料，运用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佛学、美学、艺术史学、图像学、哲学、文学、文字学、历史文献学等各类学科资料与研究方法，进行相应学科领域的研究，也就是进行敦煌、河西、中亚西域以至中国古代的历史研究，所涉及的方向与内容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而现今留存于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敦煌西千佛洞、安西东千佛洞、肃北五个庙等各处的石窟寺艺术，则作为敦煌学框架体系中的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资料，和藏经洞资料一样，如鸟之双翼，车之二轮，共同构成敦煌学研究的资料基础与前提条件。
敦煌石窟艺术研究之所以在敦煌学当中的地位如此之高，重要而又特殊，这也是由石窟艺术资料本身的特性而决定的。
石窟艺术作为客观而形象佛教艺术形式，也是对历史的客观而形象的记录与反映，一时代之艺术是一时代的社会与历史的产物，因此艺术品的客观性与形象性是我们研究的中心关照，是历史的胶片，而构成敦煌石窟艺术主要内容的洞窟壁画艺术是这方面的最为典型的代表。
我们透过画面看到的是中古社会与历史，方方面面，无所不包，应有尽有。
艺术品特有的存在形式，也决定了研究的手段与目的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对一幅画面的解读，是要关照历史的、考古的、宗教的、艺术的等各个方面，而就敦煌石窟艺术品而言则同时必须关注其存在的时间与空间，表面与本质的佛教内容与意义，进而力求全面而客观地诠释画面的每一个情节，以至于整个画面的意义，再到每一幅画面在各自所存在的空间的特定宗教与世俗含义。
了解乃至从事初步的研究，可为我们学习绘画、装潢、设计乃至艺术史来说，可以插上理论素养的翅膀。
3、敦煌是中国人的骄傲，作为敦煌的故乡，我们甘肃人应该为有敦煌而感到自豪。
敦煌是我们的名牌，甘肃人不能数典忘祖，义不容辞了解敦煌，了解敦煌学。
敦煌学不仅是一部学术史，同时也是一部争光史、奋斗史、爱国史，从学术的角度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光荣的爱国传统。
4、我们学习这一门课程，还应该看到，它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我们在后面将专门谈到，它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知识结构，促进我们对祖国灿烂文化的深入了解，激发爱国情操，增进对本土的热爱，同时，由于敦煌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学好它，可以触类旁通，将大有益于其他学科的学习。
5敦煌艺术应该成为美术专业的必修课
“敦煌石窟艺术”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也是全世界的精神财富。
更是甘肃人的骄傲。
不能数典忘祖，作为艺术设计专业和装潢专业的学生，不能不了解敦煌石窟艺术；作为甘肃高校毕业的大学生，就更不能不懂敦煌石窟艺术，即使不是敦煌学或敦煌艺术的专家，也应该对敦煌石窟艺术作一定深入的了解。
而敦煌壁画是既是中国艺术的源头，又是集大成的流。
我们从中完全可以吸取养分。
拓宽知识面，加深知识素养，训练美术技法等。
作为中国的美术工作者或美术专业的大学生，敦煌艺术是“必修课”。
学好这门课，对我们将来所从事的职业，也大有用处。
可从事敦煌学研究，继续深入学习，全国有许多招收以敦煌学为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敦煌又是西部旅游的龙头，学好敦煌学，将来可以从事以旅游为主的工作。
第二节、《敦煌石窟艺术》在“敦煌学”中的地位
1、敦煌学名称和定义
“敦煌学”是一个学界约定俗成的定义。
如果按照人文社会科学有特定研究对象、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科学定义看，“敦煌学”，则“敦煌学”不能与其他社会科学、如语言学、经济学、哲学，甚至一些分支学科如区域经济学、大众哲学、结构语言学等等同列。
因此，有学者建议应该叫“敦煌研究”（周一良语），因为“敦煌学”已沿用了100年，成了一个学界何大众都认可的学问，因此，有学者建议在提到“敦煌学”时，永远将其放置在括号中。
尽管“敦煌学”没有如同其他社会科学那样严格的科学定义，但经过100多年的研究，学界就其研究对象、内容、范围、研究方法这些作为社会科学一般所具备性质和条件，对“敦煌学”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尽管对何谓“敦煌学”存在着一些争论，但并未影响研究的深入和拓展。
几种意见大同小异。
一种认为敦煌学是“一门以敦煌石窟艺术、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敦煌其他遗留和相关史料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
”
另一种意见认为敦煌学是一门“以地名学”的学问。
凡与敦煌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民族、地理等等资料和现象，均可作为研究对象，包括在敦煌学范围之中。
类似于“东方学”、蒙古学、阿尔泰学，近年来又出现了西域学、吐鲁番学等等。
无论怎样，学界对“敦煌学”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发展、渐进的过程。
如最先提出“敦煌学”的著名学者陈寅恪，当时提及“敦煌学”时，尚不包括石窟和壁画，而现在，学界又提出了狭义“敦煌学”和广义“敦煌学”概念。
狭义敦煌学确实只将敦煌学限定在敦煌的范围之内，而广义敦煌学，则包括西域、整个河西走廊的历史，如吐鲁番出土文书、河西汉简。
有学者甚至认为，“敦煌学”应该使一个概念，从学术发展的眼光看，即整个西北的历史文化的概念。
广义敦煌学并非没有道理，它与出土的简牍、文书、石窟、壁画，与敦煌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两者有天然的联系——这也是敦煌学的特点和魅力之一。
敦煌学要深入、拓展，就不能人为地制造限制。
而应当有宽阔的眼界。
而且，敦煌学也确实有了一套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独特的研究对象，成为上个世纪学术论坛上最活跃的学科之一。
如若人为地将敦煌学排除在学科之林，不仅降低敦煌学的地位，也与敦煌学目前所拥有的崇高地位和声誉不相符。
如若将“敦煌学”人为地框限在某一个范围内，势必影响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无论有多少种意见，有几种定义，都不应防碍对敦煌学的深入研究。
敦煌石窟艺术以敦煌石窟建筑、石窟雕塑、石窟壁画为主的佛教艺术。
它还包括了藏经洞出土艺术品。
敦煌石窟艺术研究：
就是运用一切艺术研究方法，对敦煌石窟及相关艺术品从产生的时代、历史背景、发展脉络、风格、特点、在世界艺术史、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作用、影响等的探讨和研究。
2敦煌学研究内容
经过百年的研究探索和努力，学界对敦煌学研究的范围或曰内容已有一个大体的认同：
一般认为：
敦煌学研究的内容主要为两大块：
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献。
敦煌文献研究，就是依据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传统史料、新出土的文献史料，来研究敦煌或与敦煌有关的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军事、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等内容。
实际上，这是以文献为研究资料，而非单指文献研究。
实际上，还应该包括敦煌及其临近地区出土的墓葬器物、壁画、遗留的文物，如关、驿、河、渠、峰燧、城、路，甚至现代人的许多东西。
而本课关注的是第三大块：
敦煌石窟艺术。
敦煌石窟，包括石窟建筑、石窟雕塑和壁画三大块：
石窟形制
敦煌石窟建筑塔
木构建筑
建筑图像
佛、菩萨弟子等尊像
禽兽雕像
石窟雕塑僧人雕像
天王、金刚、力士等护法雕像
佛、菩萨、弟子等尊像画
天龙八部、外道等佛教神怪画
石窟壁画佛说法图
佛教故事画
佛教经变画
供养人画像
装饰图案画
传统神话题材
以上只是从内容上划分的。
若就图像本身，则又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史料和信息。
如衣食住行用等等。
概念：
敦煌石窟：
莫高窟石窟、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千佛洞、肃北五个庙石窟、安西水峡口石窟等敦煌地区的石窟。
敦煌石窟艺术：
即以敦煌石窟建筑、雕塑、绘画为主的佛教艺术。
石窟考古：
指通过考古的方式，考订石窟时代、开凿年代及塑像、绘画内容的实践。
3敦煌学的研究方法
历史学、艺术学、考据学、文献学、民族学、军事学、宗教学、文化、政治，甚至科学学、传播学、文学等等一切方法。
与敦煌学的特点有关。
第三节、敦煌石窟艺术研究历史和现状
1900年藏经洞的打开及随之而兴起的敦煌学，是本世纪最有影响的学术活动之一。
今天，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回首近百年的敦煌学史，展望下个世纪敦煌学更大的辉煌，不仅感慨万千。
敦煌学包括敦煌文献研究、敦煌石窟研究和敦煌历史、地理研究三个方面。
其中石窟研究主要为石窟考古和石窟艺术两个方面。
敦煌石窟研究与敦煌文献研究所走过的道路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的地方。
石窟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前，即1944年以前；第二阶段为1944年到1949年；第三阶段为1950到现在。
下面分别叙述之。
1、资料刊布和初步探索阶段
敦煌学的发端，最先以文献研究为主，几乎没有石窟研究的内容。
直到伯希和、斯坦因等人公布了一部分壁画稿本及石窟照片，敦煌学中才有了“石窟研究”这一项。
其实，对敦煌石窟的报道和研究，甚至要早于敦煌藏经洞的发现。
初期，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文献的刊布和研究上，还没有全面考虑敦煌学的建构和研究对象。
有关敦煌石窟的资料也才陆续刊布。
随着敦煌学研究的发展和石窟资料的刊布，人们的认识也不断加深，石窟研究逐渐成为敦煌学三大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早从近代科学研究的角度对敦煌石窟进行编号和对供养人题记做登录的是法国学者伯希和。
1908年伯希和在敦煌拍摄了大量的敦煌壁画，并对石窟作了编号，对洞窟的供养人题记作了详细记录，并对石窟的艺术风格作了初步的分析，将莫高窟石窟艺术划分为“最早的风格”、“古老的风格”和“常见的风格”三种。
（见《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前言》，第4页。
耿昇、唐建宾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出版）但由于《笔记》一直以影印本流传，直到1990年才发表，故影响有限。
1920年至1924年，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6卷本出版。
它的出版，可以说揭开了敦煌石窟研究的序幕。
由于藏经洞文献中的绢画、帛画及白描画等，多是石窟壁画的稿本，对这些画的内容及风格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对石窟壁画的研究。
因之，国外最先研究石窟艺术者多从这些绘画开始。
1921年，斯坦因《千佛洞——中国西部边疆敦煌石窟寺所获之古代绘画》和《西域考古记》（Serindia）（又名《塞林迪亚》）出版。
前者公布了不少藏经洞出土的绘画精品，后者公布了所拍摄的一部分洞窟壁画。
其中附录中有佩特鲁奇（R.Petrueei）和宾庸（L.Binyon）关于敦煌佛教壁画的论述。
俄国人鄂登堡于1914年率领探险队来到敦煌，对莫高窟进行了详细测量并绘制了实测图，拍摄了大量的照片。
但由于一直没有公布、出版（近期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学者引用不多。
这些照片由于拍摄时间早，保存了一些当时的资料，显得很宝贵。
美国的华尔纳于1924年来敦煌，在其所著的《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ThelongoldRoadinchina）和《万佛峡——一所九世纪石窟佛教壁画研究》（B.uddhistWall-paintings:
A.StudyofaNinthcenturyGrottoatWanfoHsia，1938年出版）中，记载了他在莫高窟剥取壁画和盗取菩萨像的经过，并刊登了一些拍摄的壁画照片，公布了榆林窟考察的文字记录和第五窟（今第25窟）的壁画，对该窟主室《观无量寿佛经变》和《弥勒经变》壁画作了探讨。
这是第一部对一个洞窟壁画进行研究的著作。
日本学者的研究特别令人瞩目。
早期日本学者泷精一、小野玄妙等人就对公布的敦煌绘画和佛像作过探讨，并对敦煌石窟的创建时代进行过排年。
1937年，日本学者松本荣一出版了两大册《敦煌画研究》，刊载了大量流散各地的藏经洞出土绢画、帛画、纸画和石窟壁画照片，并进行了分类研究。
《敦煌画的研究》是第一本根据佛经对敦煌的绘画品和壁画内容进行系统考证研究的著作，其对壁画内容、年代和艺术特征研究考证等所建立的基本规范和方法，对以后的研究影响很大，在今天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我国学者王国维、董康、郑干昌、陈之佛、贺昌群等，一开始即将目光投向探寻敦煌壁画艺术产生的源头和洞窟开凿的年代上。
他们根据国外公布的一些壁画资料，撰写文章，开国内对敦煌石窟艺术研究之先。
由于中国学者所据材料均为国外刊布的绘画和照片，在追溯敦煌艺术的源头时，过多地强调了印度、罗马及西亚的影响，而忽视了中国本土文化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陈万里《西行日记》是我国学者对敦煌石窟的第一次科学考察记录，书中附有敦煌官厅对莫高窟、安西万佛峡（榆林窟）、安西东千佛洞三处石窟的编号，抄录的二十多个洞窟的供养人题记和对一些洞窟的时代等的考证，都是重要的原始资料，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37年，画家李丁陇第一个在莫高窟临摹壁画。
1941年，张大千来敦煌，历时近三年，临摹敦煌壁画近百幅，并对敦煌石窟重新编号。
李丁陇和张大千的临摹，在敦煌石窟研究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943年重庆出版的《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敦煌特辑专号》，可以说是对这一时期中国敦煌学研究的一次总结。
其中何正璜《敦煌莫高窟现存洞窟调查》为最早的莫高窟内容总录。
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出版的大千先生的《漠高窟记》。
这是大千先生1941年至1943年在莫高窟临摹壁画时对各个洞窟内容的记录、编号和对壁画时代风格的记述。
谢稚柳先生1949年出版的《敦煌石室记》和1957年出版的《敦煌艺术叙录》多有参考。
二书按照张大千先生的洞窟编号，对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水峡口石窟的洞窟形制、塑像、供养人题记等作了详细记录，并系统分析了自北魏至宋、西夏敦煌石窟壁画的演变，以及各个时期的艺术特色和历史沿革。
以后敦煌研究院所出《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和《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也对其有所参考。
纵观这一时期的敦煌石窟研究，主要是以资料刊布为主。
研究者对石窟艺术关注的方向已经涉及到壁画内容、艺术风格等诸多方面。
有些成果具有开创性和方法上的指导意义。
2、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的全面展开阶段
1944年，经过向达等学者的呼吁，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从事敦煌艺术研究和石窟文物保护机构。
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既是对敦煌石窟艺术价值认识的加深，也是敦煌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敦煌石窟研究中新的里程碑。
这一时期，我国学者陆续来敦煌参观、考察、临摹，并多次举办敦煌艺术展览，扩大了敦煌的知名度，国内研究敦煌艺术蔚然成风，常书鸿、向达、劳干、关山月、李浴、宗白华、郑振铎、史岩等学者，在敦煌艺术源流、价值、意义、题材演变、艺术风格、绘画技法和临摹复制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开始由以西方和日本学者为主转向以中国学者为主。
研究所在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首先是清理洞窟的流沙，然后在窟区周围设置护栏和围墙，对重要的洞窟进行清理。
保护工作是研究的基础，有些甚至是抢救性的，它为今后研究工作提供和保存了直观的第一手资料。
在保护的同时，还作了以下几项工作：
A、对石窟内容和壁画题识进行了调查和记录。
先后完成了《千佛洞初步踏查记略》（史岩）、《莫高窟各洞内容之调查》（上、下）、《各窟壁画初步调查》（上、下）、《榆林窟佛教艺术内容调查》等调查报告，有些经过反复调查，数移其稿，最后整理而成。
这些调查报告是第一次系统、科学、全面地对敦煌石窟内容进行的调查记录，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翔实可信的资料。
1982年出版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和1986年出版的《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就是在此基础上整理而成。
B、临摹
临摹是对壁画忠实、客观的现状描摹。
它的意义至少有三点：
第一、临摹忠实、客观地记录壁画，可以防止壁画因年代久远而发生的变色或脱落后无法弥补的损失，起到永久保存壁画的作用。
第二、通过临摹，逐渐掌握一些古人作画的技巧，进而为探索各个时期不同的绘画风格提供第一手的资料和感性认识。
因此临摹是对壁画绘制技术的认识、探讨和研究的开始。
敦煌研究院的许多老专家一开始均是搞临摹的，正是通过临摹，积累了丰富的感性认识，掌握了各个不同时代的绘画技法，从临摹走向理论研究，成了研究敦煌学的大家。
如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等。
第三、展览临摹品，起到了宣传敦煌石窟艺术、扩大敦煌知名度、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作用。
一些专家经过几十年的临摹，临摹技术的纯熟与完美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他们的临品已成为传播敦煌艺术的重要手段，许多研究石窟的专家因种种原因来不了敦煌，他们的正是通过参观临品才了解敦煌艺术的。
即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有先进的照相、扫描和电脑储存技术，临摹也不能少，它是仔细体会中国古代绘画技术的必要手段。
不亲自临摹，就无法体会古代画师的匠心独运，也难得中国画之“三昧”。
C早期研究的意义
1948年的展览和几年的研究，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成果：
如傅振伦的《敦煌艺术略论》、李子清（李浴）的《莫高窟艺术志》、向达的《敦煌佛教艺术之渊源及其在中国艺术史上之地位》、宗白华《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与价值》等。
我国研究人员利用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在敦煌壁画和雕塑在各个不同时期的风格、敦煌壁画与希腊艺术的比较、藏经洞遗画与壁画间的关系、莫高窟建成之历史背景、莫高窟营建史、壁画内容的考订、内容之取材及配列方式、敦煌乐舞、莫高窟之建筑等方面的探讨，无论其范围的广泛性，还是研究的深度上，都比前期有明显的开掘。
这时期中国学者的研究，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活跃的研究气氛、众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的发表和研究题材的多样化表明，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以及成果的数量上都较前期有所突破，敦煌石窟研究方面中国学者已赶了上来。
第二，虽然仍以敦煌壁画研究（艺术源流、时代风格、艺术特色等）为主，或者说仍从美术史的角度研究为主，但已初步涉及到了石窟研究的其他方面，如石窟建筑、窟型样式、营建史、历史背景、塑像风格等，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第三，对敦煌石窟内容、题识的调查、记录、测绘等，开创了中国学者对石窟进行全面调查之先，加上四十年代初期西北考察团对新疆、敦煌等地石窟的考察和日本等国外学者对石窟的调查、摄影和测绘等，从方法上奠定了以后整个中国石窟大规模考古和研究的基础，也为新中国的石窟考古研究培养、准备了队伍。
第四，对敦煌壁画源流的探讨，尚未摆脱“西来说”的影响，对中国本土文化对敦煌艺术的影响关注不多。
3、敦煌石窟研究的全面发展时期
此时期又分为两个较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9年到1979年；第二阶段从1980年至今。
第一阶段可以说是敦煌石窟研究全面展开的时期。
1944年国立敦煌研究所成立之初，即确立了“寓保护与研究”的方针。
1951年，文化部派古建筑专家来敦煌考察，国家拨专款、落架修复唐宋窟檐；1956年、1963年又相继对早期洞窟和部分窟区崖体进行了加固，利用化学方法抢修壁画1000多平方米，并给重要洞窟安装了门。
此阶段，石窟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了各个领域：
——夏鼐发表了《漫谈敦煌千佛洞与考古学》（《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5期），从考古学的观点，提出要以全面、联系、比较、分析的科学方法，从事敦煌石窟研究，确立了敦煌石窟研究的方法，虽针对敦煌石窟，但意义却不止于此。
后来对248窟进行的测绘、照相、文字记录、内容考证和撰写详细的考古报告，是对这种研究方法的实践，并拟以此为试点，对整个敦煌石窟做类似的考古调查。
这种石窟研究方针的确立，对以后其他石窟的研究有着指导性的示范作用。
1962年，宿白先生在敦煌为敦煌研究所专业人员讲课，（即《敦煌七讲》，油印稿）强调敦煌石窟研究必须运用田野考古与石窟考古结合的方法，与美术史研究、与敦煌文书、与历史研究相结合。
这种研究方法的提出，不仅对敦煌石窟研究有着指导意义，而且对其他石窟研究有极大的参考作用。
——1951年4月在北京举办了建国后的第一次敦煌文物展览，《文物参考资料》2卷4期和5期为此开辟了《敦煌文物展览特刊》，专辑既是这次展览后敦煌石窟研究成果的一次展示，也是我国学者对敦煌石窟研究的一次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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