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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史记的的悲世情怀
浅析《史记》的悲世情怀
刚帮伟
摘要：
《史记》是司马迁用尽一生的心血完成的伟大著作，他用自己独到的眼光和价值观记载历史事实。
在这样一个充满悲剧人物的画廊里，司马迁对这一系列的悲剧人物有着密切的情感，他们之间有着相同而又特殊的命运，司马迁对他们充满深切同情的同时，更客观的揭露他们悲惨命运背后的原因。
关键词：
司马迁；悲世情怀；史记；悲悯
清代学者刘熙载曾说：
“太史公文，悲世之意多，愤世之意少”[1]，提出了“悲世”一说。
“悲世”按照袁津琥的解释是“悲悯世人的情怀。
”[2]就是上为国家敬忠职守，下为黎民百姓悲惨命运感到同情这样一种情怀。
正是司马迁立足于国家和社会这样的高度，才使他的文章有“河汉之言”[3]，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末世争利，维彼争义”的观点。
从《史记》中看，他的这种悲世情怀主要有两方面的立足点：
一是悲国，悲叹国家的兴亡；二是悲人，这其中有一国之君，有功不可没的大臣。
司马迁笔下悲剧人物的塑造与他自身命运有着很大的关系，对于这些失败的英雄，司马迁对他们的功勋怀着崇高的敬佩，对他们的悲惨结局饱含着深切同情。
司马迁把自己心灵深处的一腔情感倾注于这些悲剧人物身上，寻找他们与自身命运的契合点，在《史记》中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
一、悲世情怀产生的原因
司马迁的一生和汉武帝有着密切的关系，司马迁出生在汉景帝晚年，与汉武帝生活在同一时期。
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因素以及它本生所特有的一些因素，由此产生了这样一种“悲世之意多，愤世之意少”的悲世情怀。
其悲世情怀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
儒、道二重思想的影响。
司马迁很小就投在当时很有名望的儒家学者董仲舒门下学习，深深受到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影响。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司马迁一方面身受来自董仲舒的影响，具备反暴政，主张“有道伐无道”的思想；另一方面，汉武帝这一时期政治环境“独尊儒术”局面的形成。
这两个方面同时影响着司马迁，使他形成了对国家和人民的悲悯。
其道家思想主要来源于汉武帝前期盛行的黄老学说和其父司马谈的影响。
特别是在其父《论六家要旨》表现得很明显。
这种“儒家治世，道家修身”的思想在司马迁心灵的深处形成了独特的人格力量和敏锐的洞察力。
少年游历形成的独特人格。
司马迁在游历的过程中不仅考证了古代圣贤的生活遗址，也饱览祖国河山的大好风光，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与大自然纯情的浩然之气。
这对于年轻的司马迁来说他学到了书本上没有的一种知识，一种情怀。
对下层人民生活的见闻，对自然的认知，使得司马迁后来在《史记》中的讽刺艺术更显得入骨三分，也形成了他对人生的看法，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悲悯世人的情怀。
接受宫刑后的改变。
司马迁因为“李陵事件”得罪汉武，最终以“诬上”的罪名要被处斩。
根据汉朝的法律，司马迁有三条路可以选择：
第一，罚钱赎死。
据《汉书·武帝纪》记载：
“募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
”[4]第二，受腐刑而生。
据《汉书卷五·景帝纪》记载在汉景帝时已经有了“死罪欲腐者”[5]的制度。
第三，坦然接受死刑。
司马迁并没有接受死刑，而是接受残忍阉割。
司马迁接受腐刑，忍辱活着背后有着很多原因，这也是他后来著作《史记》时思想情感的转折。
首先，司马迁只是一个小小的清官，家里没有钱。
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
”[6]其次，受先父遗命，《史记》已经开始写了，如果选择死，那么《史记》无法完成。
接受宫刑对司马迁一生来说是奇耻大辱，“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7]在当时，很多人犯了罪，宁愿一死，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耻辱。
由此可看出，宫刑改变了司马迁的一生，也使得《史记》更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
从受到的思想、家传师学以及受奇耻大辱，使司马迁内心异于常人，对人、对社会、对国家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悲世但不愤世的情怀就这样产生了。
二、《史记》悲世情怀所独有的审美趣味
《史记》有着独特的叙事特色，史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的纪实性，但是《史记》这一部伟大史书还融入司马迁鲜明的爱恨情感。
鲁迅曾把《史记》和《离骚》放在一起作了很高的评价。
也就是说，《史记》深受《离骚》的影响，融入作者浓烈的思想感情，这种强烈的思想感情在塑造人物传记中增强了人物的形象。
吴汝玉在他的《史记论稿》说，“《项羽本纪》是一首充满着悲壮叹惋之情的英雄史诗，《伯夷列传》是一首喷发出愤激不平之情的怨刺诗，《魏公子列传》是充满一首满怀崇敬之情的赞美诗，《滑稽列传》是一首洋溢轻松愉快之情的幽默诗，《司马相如列传》略去所附录的大赋，便是一首包藏着炽热感情和富于浪漫的抒情诗。
”[8]就是这种强烈的思想感情，悲世情怀才得以在这部伟大史学著作中得以展现。
使得《史记》不仅是一部纯粹的史书，而且还具有很大的文学性。
悲世情怀，就是司马迁把个人思想融入在悲剧人物身上，悲悯历史人物。
司马迁以自己独特的审美眼光，寻求客观历史事实与自身悲惨命运命运的契合，从而表现出《史记》特有的审美趣味。
英雄穷途末路、时运不济、难逃生死时表现出的天命观和相信自我力量。
这种类型在项羽的传记中表现得很突出。
项羽年少时就很有抱负，在志向上也表现得和常人不一样，目光也比常人高，站的起点也比别人高，他在会稽看见秦始皇时说“彼可取而代也。
”表现得很有志向。
兵败垓下，自己作诗“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表现得很无奈。
带领八百骑兵出逃，逃到乌江。
当他听了乌江亭长的那一席话，这些话却深深的打击这位大英雄的自尊心。
他无奈地笑着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
”垓下之战后在汉王重兵追击下项羽是奋力逃命，到这里可以逃过追杀，但是他放弃了。
李清照有一首《夏日绝句》悲叹项羽的不明智选择，“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他临死时说了一句“天之亡我”他认为自己的失败是老天不帮助自己，但是客观的历史事件告诉我们，项羽的失败和他自己的性格因素有很大的关系。
在鸿门宴，他可以杀掉刘邦，但是这样一位霸主居然妇人之仁，没有主见的放走了刘邦，导致了最后被刘邦打败。
司马迁给项羽的评价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
”“天王我，非用兵之罪也”他没有认识到自身性格与自己功业失败的关系，没有认识到自己鸿门宴上遗失了杀掉对手的时机，到最后自刎时都不知道自己败于何处，这是司马迁悲悯他的最大原因。
像项羽这样的人物还有很多，比如李广、周亚夫以及邓通等。
李广应该封侯而没有封侯，就去问东方朔是怎么回事，东方朔就说“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
”他认为是自己在陇西当太守时，羌人时常造反，而自己诱降羌人，不守信诺把他们杀了，自己最大的过错就在这里。
认为自己是杀了八百人，上天惩罚自己，所以一直没有受封，把天命看成自己成败的决定因素，缺乏敢于同天命相争的精神。
周亚夫在河内时，有一个老妪给他说“君后三岁而侯。
侯八岁而将相。
持国秉，贵重矣，与与人臣无两。
其后九岁而君饿死。
”最后周亚夫真的是饿死的。
邓通是孝文帝的宠臣，他因梦受宠，也因为“天命”而死。
在今天看来，这仅仅是一个巧合。
他成为孝文帝的宠臣是因为一个梦，孝文帝梦见自己想要上天怎么也上不去“有一黄头郎从后推之上天”，而邓通恰好碰巧符合孝文帝的梦境。
邓通的发家是源自一个梦，由此而飞黄腾达。
那么邓通的死也是因为这个梦，没有这个梦，也许他平平淡淡就过完一生。
司马迁记录这四个人中的细节，悲叹他们因天命而导致自身的悲惨结局。
可见，不是因为命运给了他们的一生，而是他们自身固有的性格缺陷造成他们的悲剧色彩。
他们太相信上天安排的命运，而司马迁在史书把笔端倾向于这方面的描写：
一方面悲悯他们，他们缺乏一种敢于抗争的精神；另一方面也感叹自身命的不幸。
司马迁同样是受到悲惨的命运，但是，司马迁忍辱活下来了，就是因为他有一种顽强的敢于和命运相斗争的精神，他知道自己受的罪是人为的，不是上天给的。
从小接受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使司马迁身心受到迫害时让他明白了自己需要以怎样的方式活下来，以怎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些历史悲剧人物。
由精忠为国，功高遭忌的悲惨结局悲叹祸从天降。
以韩信为典型。
韩信开始就深受刘邦的信任，刘邦听从萧何的意见筑坛封将。
对韩信的失败，是因为他居功自傲，不识时务造成的，在自己的主帅被围困的时候居然居功主动请封，这是相当的不识时务。
当时刘邦被项羽围在荥阳，见到韩信的使者，刘邦是大怒，非常生气“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
”其实在这之前，刘邦就已经有控制韩信的兵权的举动，韩信打败魏王豹后，准备破代时，刘邦就把韩信的精兵收为己用。
还有一次是张耳、韩信救赵时，刘邦乘着张耳、韩信未起床，诈称使者跑到卧室把他的兵符夺了。
后来，楚汉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项羽派了一个人去游说韩信，韩信拒绝了。
蒯通也劝韩信自立为王三分天下，韩信也没有应允。
始终相信刘邦会重用自己，后来因为钟离眜而被诬谋反，虽然没有十足的证据，但是深受猜忌。
他开始相信“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他也开始知道刘邦真正的想法，后来被吕太后斩于长乐钟室。
最后只能感叹“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韩信的悲哀在于太相信刘邦，太信任萧何，这里也表现韩信对“天命”的信任。
手里握住兵权的时候对刘邦很忠心，深感知遇之恩，但是当兵权被夺，却想着谋反，不明之举，也有上面所论天命所归的方面。
《史记》中像韩信这样的人也不少，比如彭越、黥布、商鞅、晁错、吴起等。
他们都是因为功劳太大，不能像张良、萧何那样获得信任，功成身退，导致悲惨的结局。
司马迁的身心受创是敢于为李陵而直言触怒汉武帝，对于一个忠臣来说，特别是在“独尊儒术”局面下对于司马迁来说，从小就接受儒家思想的司马迁为了尽忠只能是默默接受君主的惩罚，他在历史人物中看到自己命运的必然。
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他始终逃不出君权给自己带来的无形的灾难，就算你立下盖世功勋，也敌不过皇帝的冲冠一怒。
从文臣尽忠、怀才不遇和知名说客的命运悟人情世态。
这类以屈原、贾谊、苏秦、郦食其等为代表。
屈原一生对楚王忠心耿耿，尽忠直谏“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最终以自己一人之力还是斗不过奸臣，襄王也疏远他，“于是怀石遂自（投）〔沈〕汨罗以死。
”贾谊，很有才华“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
”后因为被进谗言，贬为长沙王太傅。
后来又被孝文帝半夜三更招进宫里，但是孝文帝并没有问他治理国家的方略，而是问他鬼神之事。
一方面是对孝文帝不重用贤能的讽刺；另一方面对贾谊不遇明主的悲悯。
苏秦，当他一事无成时，他的兄弟嫂妹妻妾皆笑他，因为当时都希望他“置产业”，但是他们不知道苏秦有更高的目标。
后来佩六国相印，他的昆弟妻嫂侧目不敢看他“俯伏势取食”，苏秦就问他的嫂子“何前倨而后恭也？
”他的嫂子是伏在地上，说出了因为他现在钱多的原因。
苏秦深深地感受到，就算是亲情，如果自己一事无成，也显得苍白无力。
郦食其更是悲惨，因为韩信听了范阳辩士蒯通的一句话“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
”陷郦食其于无信，被齐王田广烹了。
屈原、贾谊他们只能悲叹“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
”[9]而苏秦只能怨世界太无情，亲人也无法至始至终支持自己。
郦食其哀叹同扶一主，何故这样无情。
屈原尽忠但不遇明主，而司马迁尽忠直谏反遭获罪，说明他们的共同点。
汉宣帝对于贾谊才华的漠视，正如汉武帝对于司马迁忠言的漠视。
司马迁从贾谊身上看到统治者的愚昧，他把贾谊载进史册，让我们看到了司马迁本人和贾谊有着相同的命运。
苏秦对于亲人对自己得势前后态度悟出人世的无情，而司马迁从自己受宫刑前后别人看待自己的眼光中体会到苏秦当时的心境。
在郦食其身上，从客观史事的角度，他并没有错，他的死是统治集团争功好胜的结果，不惜人才的结果，司马迁看到了人世的无情，看到李陵、郦食其和自己悲惨的人生，统治者的残暴。
统治者的命运和后宫争权女人的悲惨结局。
这类代表以秦始皇、汉武帝、夏桀、周幽王、秦二世、戚夫人、吕后等为代表。
统治者中，一类是以秦始皇、汉武帝为代表的欲要长生不死，寻求长生不死的灵药，而被方士所骗的皇帝。
另一类是残暴虐民而最终身死国灭。
这些以夏桀、周幽王、秦二世等暴君的形象。
后宫女人争权以戚夫人最为悲惨，吕太后砍去她的手足，挖掉眼睛，熏聋耳朵，毒哑，放在厕所里。
还给她取名“人彘”。
就连吕后自己的儿子孝惠帝看了也说“此非人所为。
”这一方面说明戚夫人悲惨之至；另一方面也说明吕后的残暴，就连自己的儿子也不屑与她为伍。
司马迁的亲身经历使得他对统治者的批判更加尖锐，这也源于他写作《史记》的实录精神，自从他从一个士大夫阶层变为一个阉人的史官，把一腔的爱国之情付诸于笔端，深深表达对父亲遵从以及对君王的忠心。
总的来说，司马迁在《史记》中融入了自己对历史事件的看法，以自觉和不自觉的意识表达出对历史人物的悲叹，这就是他的悲世情怀。
如果说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悲叹是对自身命运的呐喊，那么《史记》这样一部巨作就是自己悲惨命运的浅吟。
同样的悲，然而《报任安书》司马迁是把心中的苦楚直接迸发出来，因为这是给自己的好朋友写的一封信，可以尽情倾诉一肚子的苦水。
但《史记》相对于《报任安书》的悲，却表现得相当的隐蔽，因为这是一部史书，要真实的表达历史的事实。
但司马迁的悲惨命运无意中在《史记》中留下自己的“伤痕”。
三、《史记》悲世情怀对后世的影响
司马迁这种悲悯世人的情怀对后世历朝历代文学作品影响相当深远。
在几千年的古代文学中，我们去审视古代的文学作品会发现，很多文人都会把自身的命运放到自己的文学作品中。
但是在先秦文学作品中，能把自身的悲世思想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却很少见到，直到《史记》的出现才打开这样的局面。
这在于司马迁的贡献，“通过自身的缺陷去发现更为普遍的失缺，从而使一己之情愫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体验。
”[10]这样的现象在司马迁之后形成了一种文学现象。
首先，对诗的影响。
这方面主要从魏晋、唐、宋诗歌题材方面看，诗中直接取材于《史记》中悲剧性人物就有很多，比如屈原、项羽、荆轲、贾谊等。
诗人从这些悲剧人物身上找到了和司马迁一样的悲世情怀。
抒发对国家、对人民、自身命运的悲悯。
同时还将悲世人物的题材扩展，比如说杜甫、白居易等诗人悲悯国家及人民的咏史诗，他们不仅仅局限在《史记》的悲剧人物身上，还把其他悲悯国家命运的人和自己的身世结合在一起，深切表达出了自己深切的同情心。
又如陆游的诗表达出深切的爱国家之情。
范仲淹的“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情怀。
其次，对唐宋散文及元曲的影响。
这方面主要从情感来看，对唐宋散文和元曲情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下层人民的悲悯，如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通过描写蒋家三代人为了避免交租税而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去捕捉毒蛇，道出“苛政猛于虎”的社会环境，表达出作者对人民的悲悯，这在《史记》中到处可见的。
在元曲方面，如关汉卿的《西蜀梦》通过描写关、张二位英雄被害，发出谁来解救苍生的呐喊，表达出作者对英雄人物的悲叹，和《史记》中的屈原等一样，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国家需要这样的人，然而这样的人却惨遭迫害，这是社会的悲哀，作者怎么不会投以悲悯的情感。
以上所举都没有《窦娥冤》剧本中情感强烈，窦娥对现实已经没有了寄托，把希望寄托于上天，发三桩誓愿得以实现，老天还窦娥公道。
现实需要唤起更多人的良知，更需要社会有公平正义，这是作家和读者都共同期盼的，这和司马迁的批判精神是一致的。
再次，对明清小说审美趣味偏向的影响。
《红楼梦》的悲剧意识。
曹雪芹的悲惨命运和司马迁差不多，他在《红楼梦》开篇就写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就表现出很强的悲剧意识，这部巨作的悲剧不仅表现在宝黛的婚姻上，也不仅仅是爱情悲剧，是贾、王、史、薛家四大家族的衰败悲剧，更是当时整个社会政治的悲剧。
《儒林外史》中儒生的悲剧。
如果说《史记》以哭的形式表现出人物的悲，而《儒林外史》则是以笑的方式表现出儒生门的悲哀，周进、范进等都是被科举制毒害的形象，作者以其独特的方式表现出他们在当时社会制度下的悲。
作者本人以极度讽刺方式揭露封建给自己个读书人带来的悲剧。
这源自作者本身就是被迫害之一。
《水浒传》低层小吏的由官到贼寇的悲剧。
宋江、鲁智深、林冲等，在没有上梁山之前都是作为中央政府下的公务员，但是残酷的现实把他们一步一步往绝路上逼，在封建正统思想面前他们是官吏中的叛逆者，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是人民心中劫富济贫，杀贪官，除强暴的好汉、英雄，但是他们依然逃不出封建思想的束缚，最后落得悲惨的结局。
最后，对现代历史通俗演义小说批判意识的影响。
典型代表是蔡东藩。
蔡东藩（1877—1945），名郕，字椿寿，号东藩，清山阴县临浦（今属萧山）人。
他著有系列作品合称《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这部著作以历史为线索，以章回小说的形式，延续了《史记》独特的批判方法，而有所不同的是《史记》较为隐晦，而蔡东藩的历史演义小说更加直接，对历史事件中的褒贬直接陈述在旁，供读者取舍，这其中的悲世情怀，更是随处可见。
综合可见，他们和司马迁一样有着以下相同的原因。
首先，本身才华很高，但才华和自己身份相去甚远，不被国家重用。
司马迁从小就受家学以及当时的名人的熏陶，少年游历更是丰富他的才学，但是却受到极其严酷的宫刑，使得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相去甚远。
杜甫、白居易、陆游、范仲淹以及曹雪芹、施耐庵、吴敬梓他们都是饱学之士，但是他们做官的不被重用，没做官的被封建科举制压在底层更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
其次，对下层人民都很同情。
他们站在社会的底层，他们对国家忠心，对人民的疾苦深感同情，但是统治者并没有给他们施展的机会，他们只能用笔付诸于对国家和人民的同情。
结语
从司马迁《史记》中的悲剧人物身上，以及司马迁对这些悲剧人物的批判上，这样的审美趣味几千年一直延续发展。
总的来说，悲世情怀从司马迁的时代发展到今天，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时代特色并影响着不同阶层的作家，其影响力还将继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我们应该以今天的价值观和审美意向去探究《史记》的悲世情怀，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文学特有的规律，让这样一种思想更好的指导的文学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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