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儒家建汉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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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儒家建汉学
改良儒家建汉学
——汉学学术体系之宗旨架构及诠释
千年儒家之彻底改造，儒家千年之执中持道
汉学宗旨
宗仲尼之圣，继荀卿之贤。
纳百家之长，秉道术之正。
定圣贤之尊等，制为学之次第。
正孟轲辩佞迂腐，去朱熹愚鄙利禄。
删义疏之烦苛，革理学之异说。
复两汉经术，兴华夏文明。
可安上治民，宜移风易俗。
可荐之执政，宜化之兆民。
汉学知仁勇理念
好学近知，力行近仁，知耻近勇；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知者怀忠，仁者怀恕，勇者怀义；知者立言，仁者立德，勇者立功；用知去人之诈，用仁去人之贪，用勇去人之怒；无知不识其理，无仁不安其事，无勇不果其行。
一、中国传统文明之弘扬必本于改造创新
1.数百年儒家丧失志节
二千多年以来，中国传统文明的主流是儒学。
任何谈论传统文明的弘扬，都绕不开儒家思想。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家思想在国内大体上来说是迂腐、无能、愚蠢的代名词。
而自南宋始数百年来，实乃如此。
一门学术是否得之中道，能否行之于世，当审其是否可以培养出人物。
如果能得之中道，一位思想家可以培养出两至三代人物。
比如孔子，门徒三千，称贤者七十二子。
仲由、颜路之属，与孔子相差数年，是为同辈，为一代人物；颜渊、子贡之属，与孔子相差三十来岁，是为子辈，为第二代人物；曾子、子张之属，与孔子相差将近五十岁，是为孙辈，为第三代人物。
又比如荀子门人，从韩非、李斯至毛亨、张苍，亦有两代人物。
而另有一位儒家近数百年来颇具影响的人物孟子，门下则不见任何人物，此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若言自中唐以来中国历史进入渐次衰退期，自南宋以来则进入耻辱书写期！
若言造成历史渐次衰退乃唐之科举制艺取士，使历史进入耻辱书写则为宋明“理学”之风行！
以史为鉴，足以说明其时汉民族人物之匮乏，科举制艺、宋明“理学”之培养不出人物来。
但凡人物：
一为时势所造，一为教化所造。
时势所造者多为重武少文治乱而非治平之人物。
教化所造在得明师，而明师难得。
观古往历史，几乎每一政权自建国之初产生大量时势所造之人物后，至承平时期则因人物匮乏而使国家动荡、危亡，此明师难得故也。
子曰：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
”若制定教育规则者、为人师者仅为无上等资质未掌握上等学问之中人、常人，则中等资质以上者不可使之成为上人，而有上等资质者将致使遗漏于民间。
此则为若待时势之起，则人物辈出之原因；此明师难得，不能培养人物罗致人物因人物匮乏而使国家陷于动荡、危亡之原因。
以儒术论，孔子之儒术有君子儒、小人儒；荀子之儒术有大儒、雅儒、俗儒、贱儒。
而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博大之文明——儒家文明成为迂腐、无能、愚蠢之术。
致由外蒙等少数民族治理中国数百年之久，是皆由小人儒、俗儒、贱儒用事之直接结果！
语云：
“千载一圣，犹如旦暮，五百年一贤，犹如比膊”。
以五百年、一千年皆难见之圣贤人物，于先秦时期短短二百余年间，于今竟有“五圣”并存。
何其多也？
实则滥用名爵。
何谓圣人？
《家语》云：
“德合天地，变通无方。
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
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
明并日月，化行若神。
”是谓圣人。
若仲尼，固圣人也。
颜、曾、思、孟并配仲尼享祀文庙，始于南宋。
众所周知，南宋之朝廷乃是偏安、无能、愚蠢之朝廷。
既言偏安、无能、愚蠢，其政教曷足继之？
元代至顺年间，以颜、曾、思、孟封之为“复圣”、“宗圣”、“述圣”、“亚圣”配祭享祀孔庙。
非惟继之，且大为尊之崇之。
其所以继之者？
盖彼之时：
“国内已始至于混乱，汉人势力逐渐抬头，其政权有土崩瓦解之危，欲惑于汉人保其政权；乃少数民族治理大民族汉族，当权者其欲见汉家之人懦弱愚蠢且低能少智以便于治理，非欲继偏安、无能、愚蠢亡国之政教；欲割儒人之势，使之恭顺，非欲思致汉家圣明豪杰智能之人物并起。
”
若彼思使汉人圣明豪杰智能人物之并起，则其位危，必至逐之而北出。
尚使彼时以伊尹、周公、太公、荀卿为“复圣”、“宗圣”、“述圣”、“亚圣”配祭享祀文庙，其政权将朝不保于夕，顷间逐彼北出矣。
道理可谓已致浅显，数百年儒家不审于此。
以鞑虏皇帝所加封之“圣人”，儒门徒众承之而不疑，甚为可悲！
既已承鞑虏皇帝所加封之“圣”，则已嘉许异族之统治，嘉许被征服，是甘心为奴。
是故自彼时起，儒门徒众甘心为奴数百年之久。
盖亦始于宋元，汉家每于异族之凌辱，皆逆来顺受，温良有加故也。
俨然割势成矣！
南宋政权以大民族，小朝廷偏安江南存续一百五十余年，时间不可谓不长，而不能重整山河，民族发源地不能光复，宋赵氏祖先墓庐不能祭扫，此足以说明其朝廷、其教化、其文武百官乃如何无能、愚蠢。
从而开启汉人亡国之先例自不足为怪。
其教化称之为亡国教化、奴才教化，不足为过。
自南宋政权灭亡至民国建立632年，其间汉民族有356年被小民族统治历史，而此间所施行之教化一律师承宋代之贱儒，史鉴不远，不可不审。
贱儒误国误民族，一目了然。
颜曾思孟封圣，从历史上来说不成立，皆为殁后一千七、八百年，其圣名皆不得见于经典大传；从法理上来说，此乃鞑虏皇帝所封，不具约束力；从学术上来说，四者无一人能致人物，前三者几无学术，后者辩佞之术，不足以为依凭。
亡国教化、奴才教化，非贱儒、奴才不敢承其衣钵。
重建中国传统文明，唯彻底改造，撤四配，去宋、明以来之教化，复两汉经术，是为执中之道。
任何谈论中国传统文明之复兴而不提改造创新，皆是开历史倒车；任何谈论儒家文明重建，而循于宋、明以来之教化者是皆可谓之不负责任、不可以向历史交代、不可以面向未来，愚蠢、奴才本质之贱儒亡国之术。
2.孟轲之“王道”，实乃亡国之道
《礼记·经解》云：
“疏通知远，《书》教也。
《书》失之诬。
”以《书》政事之纪，广知久远，若不知节制，则失在于诬。
昔孟轲曾答滕文公小国事大国云：
“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
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
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
‘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
吾闻之也：
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
二三子何患乎无君？
我将去之。
’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邠人曰：
‘仁人也，不可失也。
’从之者如归市。
”
孟轲出此言者，何诬之甚也！
亡国之言也！
夫土地，民赖之以为生，国赖之以为存。
无土地则国恒亡，民恒散矣。
是故凡有国者，寸土必争，寸土不让。
上古之时，地广民稀，所谓之国者，方三五十里亦为立国，凡家丁稍众者皆得立国。
《书》云疏通知远失之诬者，以上古之政必不能皆合于当世之政。
而孟轲所处之时，乃霸者相继而起，强者并弱，众者暴寡，战乱绵延数百年之久。
而欲弃土地以成其“王道”，诬莫甚于此。
以彼时尚不可行之诬道，至宋朱熹氏尊孟轲，乃大行焉。
辽、夏、金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事之以犬马，不得免；事之以珠玉，不得免，乃弃土地，至于国亡。
迄于明，汉贼吴三桂行弃土地之术，引满兵入关，至国亡。
迨至清，又效之，夷人倭人侵之，弃朝鲜琉球宗藩，割台湾，开华夏民族百年屈辱且亡其国。
至中华民国，倭人再侵之，以东北数十万国军而不与敌区区数千倭兵，遂弃东三省，再至华北、华东、华南大部。
非国共合作，恐再至于亡矣。
蒋氏政权既行弃土地之术，其亡于共产党，数之必然也。
自宋以来汉人之国数亡之者，乃事之以皮币、犬马、珠玉不得免而皆弃土地故也。
是谓孟轲之“王道”，实乃亡国之道！
观孟轲七篇之书，开篇即以帝王师自居而训梁惠王，而其门下则尽皆凡庸之属。
何其狂佞也若是？
何其虚浮不切也若是？
马迁论孟轲：
“其见似迂远实则阔于事情”之言，信矣！
真帝王师者，荀卿也，门下李斯、韩非、张苍皆为王者师，以荀卿之贤智，其修书亦犹以“劝学”为之第一。
又以仲尼之圣者，《论语》云：
“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
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
”
夫仲尼尚且如此，孟轲何其狂佞也若甚？
是以知七十子之徒撰《论语》，犹取“学”而为之第一者，得乎中庸也。
凡书之首篇，乃开宗明义之篇，张本显理之篇，古之哲人修书莫不基于此。
观书之首篇烛见其道。
从大处着眼，孟轲之书，宗已乱，本已失。
而宗本，致君子之要道，宗本既失，习其术而不可以致君子则已明矣。
此即仲尼、荀卿门下智能道德豪杰人物辈出，孟轲门下尽为凡庸之所由。
孟轲之书，其雄辩之辞，世俗之人难以明辩。
其书以至大之事比于至小之事比比皆是。
譬如：
“挟泰山以越北海”（北海当为今之勃海）与“为老人折树枝”之类。
不明察，则以为至理名言。
明察之，则知“挟泰山以越北海”何况于人不可为，以自然之力亦不可为。
夫泰山者，二十级地动不可使之越北海，五十级狂风不可使之越北海，决天下之江河而注之不可使之越北海。
此事之大莫至于此。
而为老人折枝之事则莫能小，以至从未有老人因无人折枝以为杖而难以下地行走。
而二十级地动，五十级狂风，决天下江河之壮观景象人类尚未之见，是自然之力量亦不可为则明矣。
孟轲之书，此等辩辞，不可胜数，足以惑人矣，而无益于知能。
是以自唐韩愈氏论正统，孟昶氏以孟轲七篇设之为“经”，朱熹氏编书录其七篇，再至元代大漠之鞑虏皇帝加封而成之“亚圣”。
世俗之陋儒生奉之且若神明。
故自彼千余年以来，是儒门乃尽出凡庸之所由，是汉家一而再、再而三亡国之所由。
孔子云：
“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
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
”是夫子之道，治人情，修人义也！
曾子曰：
“夫子之道，忠恕已矣。
”
曾子门人子思则以孔子之道为：
“仁义礼智信，”且谓之为“五常。
”至孟轲附和，再至朱熹氏尊孟，数百年来，孔子之道俨然皆以为所谓之“仁义礼智信”“五常”矣。
“五常”之论，初始见于《尚书·舜典》：
“慎徽五典，五典克从。
”典，常，常行之道也。
五典：
五种常道之教也。
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
夫义慈友恭孝五者，是之谓常行之道。
人人可行，且人人必行，乃可谓之“常。
”
若子思、孟轲之“仁义礼智信”“五常，”果得为可常行之事乎？
人人可行，人人必能行之者乎？
若夫仁智，唯仁者为能明仁，唯智者为能识智，世俗之人不足明仁智也。
且何者为仁？
以仲尼之圣尚未予以明示之，是固不可为常行之事则明矣。
又若夫智，其难以名言。
且使用则在于深谋远虑、临机决断。
若寻常之时，智无所用，亦无所见。
世间俗子，又如之何得以识何者为智？
亦不可为常行之事亦明矣。
又若夫礼，识其大者治其国安其邦，是又不可为常行之事。
如此“仁义礼智信”“五常”者，《荀子》论孟轲云：
“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
”是也。
三、汉学诠释
1.正名之学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因有各种流派，并未形成一固定之总称。
两千多年来传统文化之正统是为儒学，而儒学亦各种学术流派之一种。
西学东渐以来，儒学改称“国学”，成为“一国之故学”。
是“国学”之名，盖因中国本位文化之沦丧得之而来，至近年来又有新解，以“国学”即为中国各种传统文化之学。
而“国学”长此以往皆将之以为“国故”则可，欲使得以传承之、发展，而以“国学”名之，则名不正而言不顺。
子曰：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传承、发展传统文化，必也先正名乎？
以国人习民族文化，天经地义，而民族文化又何故以“国学”名之？
中国之语言于国内国外皆称之为汉语，且于世界各地推广，语言乃汉文化之具体体现，若以推广汉语而言传授“国学”，则必使人困惑。
且推广“国学”于境外，以境外之人也，安能以中国之学为“国学”？
则必又使人困惑。
此是之谓名不正而言不顺。
故境外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学习机构一律将中国传统文化称之为“汉学”。
既儒学及各种流派之学皆为汉民族传统文化之一部分，以“汉学”名之，则名正而言顺。
2.汉民族传统文化之学
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盖因有其独特之文化传统。
汉民族之文化传统肇始于尧舜禹汤文王，传之春秋战国而终成儒、道、墨、法、兵、纵横、阴阳等百家之博大辉煌。
至于汉独尊儒术而罢黜百家之学，虽有儒家文化创始人仲尼上承二千五百年之道统，下启二千五百年之文明而集大成。
百家之学无疑以儒家为至尊，然儒家亦百家之一家，终不能代表汉民族传统文化之全部内涵。
儒家总六经不外乎礼，而礼有不能通行之时，则兵、道、墨、法、纵横、阴阳诸家智慧为之用。
是故儒家虽为至尊，百家亦不可废。
汉民族传统文化之学所包含之内容当为诸子百家之学，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之总成。
3.汉民族主义价值之学
民族主义文化价值乃是民族之根本，民族乃国家之根本。
民族失根本则国家失根本。
鉴于史，吴三桂失民族之根本而有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满人入关，汉人去籫留辫二百多年；满清失民族之根本而有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袁世凯失民族之根本而有丧权辱国二十一条；汪精卫失民族之根本而产生数十万汉奸伪军。
盖因自满清始汉人去籫留辫二百多年，汉民族根本之丧失。
至近百余年来，中国全面施洋教，习洋文。
然虽使中国全面施洋教，习洋文，而食洋不能化。
西方对中国之高端技术封锁数十百年来无任何改变，对中国之敌视遏制打压内政干涉数十百年来毫无收敛之迹象。
所产生之直接效应则是民族主义根本价值进一步丧失，从高层政学界、社会主流媒体，再至小知识分子，所习之洋学无所用之则乱汉学，以洋文置之于汉语之中以示其“学术之广”；人才流失、贪官外逃、富豪移民。
据网络资料，数以万计贪而外逃者，卷走国家财产万千亿计；约七成富豪有移民倾向，已有三成富而移民者。
此是谓民族主义之根本价值已至危殆之时刻！
民族主义之根本价值重建已至紧急之时刻！
4.重建本位文化之学
中华民族之所以称之为伟大民族是因之有伟大之传统文明，源远流长、灿烂辉煌之历史。
自古以来，中国有繁多之礼仪，亦有繁多之服饰。
今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除汉族外，每一个少数民族皆有民族服饰，而自三百多年前始，人类唯一一个文明礼仪之民族则已无正装、无礼服。
二百多年服满服，百余载服洋服。
满服早已进入历史，今人无不以戴斗笠、挂佛珠、着马褂长袍、拖辫子之装扮为丑陋。
然在当时则非如此，其时之国人、士子皆莫不以此为美为荣。
今人着洋装，安又能禁得起历史之考验？
曰：
必然不能！
开前襟，脖子上系花花绿绿带子之服饰，对须眉男子而言，甚为别扭；尤其夏热之时，脖子上系花花绿绿带子密不透风，而袖子却空出一截以纳凉，则甚为滑稽！
服饰所折射者非仅仅为服饰，乃是民族文化之传承、保存完好与否之最直接之体现。
多年前中央政府即已提出民族复兴号召，然多年来中国之民族复兴内涵究竟为何者？
是军事？
经济？
政治？
文化？
尚无定论。
是军事？
中国不实行霸权，不推销战争，无需在全球驻军。
所需者，仅乃一大国所匹配之军事实力。
是民族复兴非军事复兴！
是经济？
当中国人均国民生产值增长到美国人均国民生产值四分之一时，则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增长到二分之一时则比美国强大一半以上，更何况还有增长到美国相同水平或超越美国之空间与机会。
基于此，经济之复兴无需世界一流经济人才，假以时日，有二流之经济人士管理国家经济发展，中国就完全可以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是民族复兴非经济复兴！
是政治？
中国无意于领导世界，向世界推广一党政治、中国式民主，亦从不干涉别国内政。
是民族复兴非政治复兴！
剩下就只有文化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之复兴乃文化之复兴，也只有中国之礼义和谐文化才可以正确地引导人类历史进程。
民族之复兴而无本位文化之重建是畸形之发展、暴发户之思维。
任何谈论民族复兴而不言本位文化之重建，皆为肤浅、片面、海市蜃楼。
此犹日本不务于彻底反省历史以成为正常国家而谋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
是民族复兴之思维当本之于现代科学技术之发展中国与世界接轨；人类和谐文明之传承与仁德政治之发展，世界当与中国接轨。
是故，谋求民族复兴，首先必须重建本位文化。
5.治人情修人义，礼乐教化、社会和谐之学
《礼》云：
“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
”儒家文明首重为习礼仪、修道德。
治人七情：
“喜、怒、哀、惧、爱、恶、欲，”修人十义：
“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上仁下忠。
”若七情美善，十义流行，则举动无不合礼。
若七情违辟，十义亏损，动作皆失其法，则必有“人患。
”而欲解决“人患”问题，解决社会行为之规范问题、以礼义制度确立国人之生活轨则，必得兴儒术、必得治人情修人义而后乃能正，修身之要莫过于儒家之礼教。
礼主异，异则相敬，别尊卑；乐主同，同则相亲，和人声。
礼与乐分而为二，合则为一；行礼则必有乐，行乐即为节礼。
《乐记》云：
“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
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
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治道备矣！
”是礼乐与政相通。
音乐中正和平，民众则会和平相处而不放荡；音乐严肃庄敬，民众则能同心同德而不惑乱。
大凡轻慢、鄙俗之音作感动人心，则会造成社会上之歪风邪气，歪风邪气一旦成为气候，社会就会动荡不安。
稳健正派之音作感动人心，则可以造成社会生活秩序井然。
《孝经》云：
“移风易俗莫大于乐。
”现实社会礼既崩，乐亦坏，而正礼必先正乐。
自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接轨，商贾推波助澜，致戏子文化横行。
轻慢、鄙俗、下贱、妖艳、邪辟、流散、淫乱之音作大行于道，而此等音作之盛行历来乃是民风不正之根，吏治腐败之源。
孔子云：
“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是师旷审声而知郑将亡。
乐之感人也深，化人也速。
传统礼乐教化《雅》、《颂》之乐不兴不足以救此乱，音乐自古以来就被谨慎地将之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一种治国手段。
6.仁政德政，治国安民之学
大凡为政，不外乎循于礼、依于法、行仁政、行德政；大凡治世，不外乎举贤良、清吏治、安百姓、正民风。
国无礼则不安，民无礼则不宁；国无礼则失常，民无礼则失守。
《孝经》云：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尚书》云：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
”
《论语》云：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行己也恭，事上也敬，养民也惠，使民也义。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修几以敬，修几以安人，修几以安百姓。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
”“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至期谓之贼”。
此是皆为行礼治，施仁政、德政，治国安民之学。
几十年来中国之政治一直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
然“共产主义”并无迹可循，且无成功之先例。
至近年来“共产主义”一词逐渐淡出视线。
作为政治改革时期，“共产主义”既已逐渐淡出视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之仁政、德政，则可为政治改革之方向而成为指导思想之选项，且数千年来仁政、德政多有先例，多有迹可循。
7.乐道安位贱鄙争，君子之学
自宋朱熹氏取《礼记·大学》篇为始教，凡入学者必皆首习《大学》。
而《大学》乃记其博学可以为政之篇。
由是凡为读书人，莫不以能得之一官半职为终极目的，其甚者须发皆白而进考场以求出仕。
朱熹氏学说废止百余年来，此一思想仍深入于中国社会、中国学人之心。
儒家有“不仕无义”之说，此非谓使学者必以出仕为己任。
儒学创始人孔子亦仅有极短出仕经历，门下弟子多有不出仕者。
《礼》曰“难进而易退，则位有序；易进而难退，则乱也。
故君子三揖而进，一辞而退，所以远乱也。
”《论语》曰：
“‘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邦有道，榖，邦无道，榖，耻也。
’‘鄙夫之可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等等言论可见，儒家之出仕，必有选择；能进则进，不能进则止；顺则兼治天下，逆则独善其身。
《儒行》曰：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儒有道途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
”“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
“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
”此之谓乐道安位贱鄙争，君子之行者也。
8.天人合一，顺应自然之学
任何文化之形成必始于文字之形成。
中国之象形文字完全异于其他民族之文字，乃始于自然之法则演进而来，是故中国之文字非独文字而已矣，亦乃一门学问。
既文字之形成本于自然法则，中国之传统哲学更无疑乃本于自然之法则。
人生于天地之间，难识者唯天、地与人也。
能识天、地、人者，知焉！
智焉！
天有日月星辰，地有阴阳寒暑，人有善恶智愚贤不肖。
天之日月星辰运行不有差贰，地之阴阳寒暑运行不有差贰，人之善恶智愚贤不肖运行亦不有差贰。
能本于天地，人亦可知，况人之于天地乃渺小者也。
能知人，则能知造化之法则。
能知造化之法则，则能顺应自然，使万事不有凝滞，与天地合之而为一。
《易》云：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此则易道阐明天道地道与人道合一之论，宇宙类物之动静祸福吉凶知行相互之关连。
《老子》云：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此则阐明万物之生本于道，道本于自然。
人法地之静重，地法天之不言，天法道之无为，道法自然而然，无为而无不为。
清静无为，循乎自然，此天地与人之正。
9.刚健有为、经世致用之学
从历史上看，儒家之人大多柔弱。
然亦是相对而言，凡真儒家则必刚健有为。
据史料，孔子为鲁司寇，始七日，诛少正卯。
又：
“齐鲁会盟，孔子摄相事，曰：
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备者必有文事，具左右司马。
至，有俳优侏儒戏于前，孔子趋进，曰：
匹夫荧侮诸侯，罪当诛，使左右司马速刑，于是斩侏儒，齐侯惧”。
此之谓刚健有为、经世致用之学。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齐攻鲁，鲁危，孔子使子贡出使，子贡不费一兵一卒，凭三寸之舌游说诸侯，终存鲁、乱齐、灭吴、强晋、霸越，十年之内改变五国之命运”！
此之谓刚健有为、经世致用之学。
秦始皇焚书坑儒筑长城，汉孝武独尊儒术定疆域！
此之谓刚健有为、经世致用之学。
汉末之儒生诸葛孔明一介布衣，躬耕于野，于草庐之中作《隆中对》“一言而分三国”！
此之谓刚健有为、经世致用之学。
晚清儒者左宗棠以近古稀之年，远征万里，收复新疆。
其虽为文人，然古今名将廉颇、卫青、霍去病、彭德怀、刘伯承、贺龙亦不过如此！
此之谓刚健有为、经世致用之学。
凡此者，真儒术也，非真儒家不能用，世俗之儒生鲜能传之耳！
10.纵横奇正谋略之学
中国传统文化非止有礼仪道德忠孝仁义之书。
亦有纵横奇正谋略之术，记述古人之大气魄、古战场上之嚎叫、尸横遍野血染万里河山之悲壮之学。
其兵家有孙吴，纵横捭阖有鬼谷子，奇正谋略有六韬三略三十六计。
此术不习则已，习通此术则可惊天动地。
古往今来，多有风流人物由此而起。
书读纵横，则思天下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云之会。
纵横奇正谋略之书古来被称之为乱术，后为儒家之所贱，以恐致倾覆之士乱国。
故此后以儒道教人止有正而无奇，此则儒术之短。
两千多年来独尊儒术，考于历史，每至天下有变，风云际会之时，则国无奇谋之士可用。
然非谓止有奇谋，正亦有谋。
子曰：
“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即戎矣！
”以普通民众得善人七年之政教，即可以同兵戎冲锋陷阵，征战于疆场。
能行此等儒术，国将安如磐石，固若金汤。
盖无人行之耳！
孟轲辩佞迂腐与朱熹愚鄙利禄
孟轲之学，辩也、佞也、迂也、腐也。
以至大比至小，至重比至轻，不恤是非然不然而乱视听，是其辩也。
门下皆庸俗，俨然帝王师，是其佞也。
舍义慈友恭孝而以仁义礼智信为常，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为之端建性善说，是其迂也。
废武功而言王道，是其腐也。
朱熹之术，愚也、鄙也、利也、禄也。
本于儒家造理学，改先贤《大学》使文理不通，是其愚也。
自“理学”风行，贱儒群起，汉家一而再、再而三亡国者，是其鄙也。
身既加民而政不通，唯出入风议，是其利也。
编《书》以入政为首，是其禄也。
论子思孟轲之“五常”
子曰：
“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
”是夫子之道，治人情，修人义也。
曾子曰：
“夫子之道，忠恕已矣。
”
曾子门人子思则以夫子之道为：
“仁义礼智信，”且谓之为“五常。
”至孟轲附和，再至朱熹氏尊孟，数百年来，夫子之道俨然皆以为所谓之“仁义礼智信”“五常”矣。
“五常”之论，初始见于《尚书·舜典》：
“慎徽五典，五典克从。
”典，常，常行之道也。
五典：
五种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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