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田野工作方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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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田野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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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视窗

所谓的田野工作（fieldwork）方法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直接观察、访谈、住居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的核心，也是人类学学科的明确特征，既是一种实地获得文化理解的方法及其研究技术与工具的手段，也包含着一种文化实践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基本方法，始于美国的摩尔根而成型于英国的马林诺夫斯基.摩尔根是19世纪与所研究的对象直接接触过的少数人类学家之一.他曾多次访问北美印第安人居留地，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不过，19世纪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大多都不从事田野调查.他们不是从土著民族中直接收集资料，而主要是依靠传教士、探险家、政府官员和旅行家撰写的关于各地土著民族的资料，致力于重建人类文化的历史，解释各地文化差异的原因.

19世纪末是现代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萌芽时期.第一位到原始民族中从事田野调查并以此为基础撰写民族志的学者是英国人类学家B·斯潘塞，他曾与F·吉林合作调查研究澳大利亚中部的土著民族.1898—1899年，由英国人类学家A·C·哈登率领的考察队，到托雷斯海峡一带的土著民族中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其成员有里弗斯、塞利格曼、威尔金等人类学研究者.他们在当地的土著民族中调查了五个多月，通过翻译较为系统地收集了土著民族的社会和文化资料.

与此同时，在美国人类学界，也产生了相似的方法，被誉为美国现代人类学之父的博厄斯是这一方法的创始人和推行者.博厄斯原籍德国，他于1883—1884年曾作为德国的地理学家参加了加拿大巴芬岛考察团，并在爱斯基摩人中生活了几个月，从而认识到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并转向人类学研究.1886年，他又到美国西北沿海地区考察印第安人，并于1887年定居美国.在他的指导下，一大批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从事关于印第安人的调查研究.20世纪初，更多的人类学家开始直接到土著民族地区进行调查活动.这种情况在英国尤为突出.里弗斯于1901—1902年考察了印度南部的托达人，1908年到西所罗门诸岛调查，1914年又到美拉尼西亚考察.塞利格曼于1904年到美拉尼西亚调查，1907—1908年又携同妻子考察了维达人.里弗斯的学生拉德克利夫-布朗于1906—1908年到孟加拉湾的安达曼群岛调查岛上居民，又于1910—1912年调查了澳大利亚的土著民族.在田野调查方面，马林诺夫斯基是英国学者中最为典型的一个.他原籍波兰，1910年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就读，师从塞利格曼和韦斯特马克学习人类学.1914年，他在马雷特、塞利格曼的大力支持下，参加罗伯蒙特人类学考察团，到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进行实地考察.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他属于敌对国奥匈帝国（当时的波兰属奥匈帝国）的公民，被当地政府拘留，后由于他的同行和在伦敦的朋友出面担保而获得自由.地方当局还准许他进行人类学考察，使他有较长时间在新几内亚及其邻近岛屿对异文化做详细研究.他曾三次到新几内亚土著民族中做实地调查：

第一次是在1914年9月至次年3月.地点是在新几内亚东南海岸外的小岛--一一梅鲁岛；第二次是在1915年6月至次年5月，地点是在新几内亚东北的特罗布里恩德群；第三次是在1917年10月到次年10月.重返特罗布里恩德群岛考察.他学习当地土著民族的语言，直接观察土著民族每天的生活，获得了很多第一手的资料.这样长时间的田野调查，是西方人类学界从未有过的.马林诺夫斯基由此创立了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撰写民族志的科学方法，并从理论上和技术上归纳出一套科学的田野调查原则.

马林诺夫斯基的调查方法，后来成为西方人类学社区田野作业的范式.根据这种方法，人类学家通常要长期居住在被调查民族的一个小社区中，通过“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这两种方法了解当地居民的生活和行为方式，熟悉当地居民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及心理特征等，研究其文化全貌.

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调查方法和撰写民族志的方法，主要是在调查原始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比较适用于无文字的、尚未分化的简单社会，对于历史悠久的复杂社会则不完全适用.80多年来，西方许多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吸收了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调查方法，发展了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调查方法，使之逐步完善.而在结构功能主义创立之后，田野工作方法也经历了发展和变化，其基本内容可概述如下.

一、研究对象：

从异文化向本土文化的转变

早期的人类学为了服务于西方列强在世界范围内殖民统治的需要，一直以“野蛮民族”、“异文化”等为研究对象，故田野工作总是在异邦展开.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急变，人类学家已不能方便地出入“异文化”的国度了，而且随着全球化浪潮的高涨，异邦与本土之间的差异正在缩小，西方国家自身内部的各种矛盾日趋明显，这一切促使着欧美人类学研究开始了本土化的进程.

传统人类学均以“异文化”为研究对象，所以相对于被研究者而言，田野工作者的身份不同于当地人.二战以后由于形势所迫，西方学者将眼光从原来的异文化转向本土文化，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局内人与局外人之分.一种倾向认为，局内人不适合进行人类学研究.在以与近代文明隔绝的人们为科学的研究对象时，能产生一种舍弃自己所处社会的社会常识和价值观，彻底地对研究对象的区位进行观察的方法.另一种倾向认为，局外人和局内人一样，各有自己的缺陷，因此主张二者兼容.费孝通认为，局外人有“进不去”的问题，而局内人有“出不来”的弊端.因此，无论是局外人还是局内人，都受自身文化背景的限制，他们都不可能判断得那么客观.蒋力蕴认为，田野工作者首先应具备局内人的身份，具备文化心理的相同和理解，但最好具有较长一段时间的局外人的体验，以培养足够的敏感性和客观性.而美国人类学家林顿则主张培养本土学者掌握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鼓励其从事本土文化的研究.

二、研究视角：

社区研究

志在“以小见大”的社区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视角.然而，人类学家在由简单而封闭的小型社会研究转向复杂大型社会的研究过程中，很多人一直在置疑着小型社区研究的代表性.如果是同质型的小型社会，一个村落的研究对于社会整体结构的把握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在如此大规模的复杂社会中，社区研究理论确有不完善之处.小社区仅仅是更大复杂社会中的一部分，社区本身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来自各个层次网络的影响.因此在进行社区研究时，许多人类学家总是把田野材料置于更广阔的视野之中，这样才产生了具有很高理论水准和富有解释力的佳作.事实上，人类学者通过扎实的田野工作，研究一个个具体的文化，然后从这些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探索人类文化的普适性特征.尽管有人质疑小社区的田野调查所得资料的代表性，但作为人类学独特的“以小见大”式的研究，还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在可信度和研究的深度上与之相比.

三、研究假设：

悬置与预设

人类学者进入田野前需不需要研究假设，这一直是人类学界争议的问题.有学者认为，田野调查的基本逻辑结构是研究者在确定了所要研究的问题或现象后，不带任何假设进入到现场或对象所生活的背景中，通过参与观察，收集各种定性资料，在对资料进行初步分析和归纳后，又开始进一步观察和进一步归纳，通过多次循环，逐步达到对现象和过程的理论概括、归纳和解释.但也有学者认为，人类学观察的前设性条件是观察的形式和结构问题，而问题的提出，往往是从理论预设开始的.事实上，人们对事物的观察总是有目的性的，也总是带着一定问题意识的.否则，人类学田野调查就像是一直没有触角的蚂蚁，到处乱撞.然而，研究预设并不是研究结论，也绝不可能演变成为了论证预设而有选择性地在田野中搜集材料.研究预设在田野中或被证实，或被证伪，或进一步具体化、清晰化.

四、研究途径

传统的人类学田野工作将西方与非西方、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习俗与理性等截然分开，并认为凡是传统的就是乡村的和习俗的，凡是现代的就是理性的和城市的.这种二分观念决定了田野工作采用一种自上而下的“文明”与“野蛮”的研究途径，将西方社会置于中心地位.然而，当今世界的跨国文化交流与合作、科技的发展、人口的流动，已经大大缩短了田野工作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这些事实推翻了来自西方的传统与变迁对立、习俗与理性对立的观念.事实上，在田野工作中，人类学家和研究对象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是文化的表述者.

五、研究方法

1、时间的“长”与“短”

一般认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周期以一年为标准.如果调查的时间短于一年，就不大可能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度的了解.但是，“几上几下”式的短期调查，由于使田野与书斋密切结合，避免了单纯的行为主义调研，同时又节约经费，因而日渐受到研究者的青睐和推崇.

2、地点的“生”与“熟”

人类学田野调查多半是研究异文化的，即大多以“生”地作为调查点.一般而言，如果从一开始就研究自己经常看到的文化，要发现其中深层次文化的运行规则，往往是不容易的，也容易犯熟视无睹的错误，“想当然”地忽略一些重要的东西.但以“生”地为调查点，也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如需较长时间才能进入田野，存在着语言、文化上的沟通障碍等等.而“熟”地也未必不是好的调查点，也有许多人类学者回家乡做田野调查，这样不但可以节约经费，还可以迅速进入“田野”这种有特殊关系的社区.

3、观察的“入”与“出”

有学者认为，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主要有四种程度不同的观察：

局外的观察，这是比较客观的，其分离度也高，但卷入田野的程度最低；观察者的参与，观察者参与到田野中，但参与其中的程度适中，仅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参与，同时保持了客观的立场，这种参与观察最难做到；参与者的观察，观察者已经深深地参与进去了，但还能够有一些观察，有一点客观；完全参与者，很多的是完全的主观参与，只能形成主观价值判断.在调查过程中，能否参与、参与到什么程度、观察到什么程度都是参与观察中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传统民族志，亦即现实主义民族志作者在对“异文化”的描述中非常强调写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为了表现其“科学性”，在其著述中往往采用“当地人”的观点，尽可能使用主位研究法.当他们看见某人做某事时，他们不说“我看见某人做某事”，而是说“某人做了某事”.这样就产生了两种互相矛盾的效果：

一方面作者让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使读者不知道在田野工作中人类学者的知识与他们获得知识的方法之间的联系.从20世纪60年代起，人类学理论发生重大转变，尤其是在民族志的撰写上对由马氏所确立的传统民族志提出反思，于是人类学界出现一股对民族志做出新实验的潮流.这一潮流的基本特点有三：

一是把人类学者和他们的田野作业经历当作民族志实验的焦点和阐述的中心；二是对文本有意识的组织和艺术性的研究；三是把研究者当成文化的翻译者，对文化事象进行阐释.

4、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的有机结合

人类学田野调查除了参与观察以外，另一重要方面就是深度访谈.有一些问题是难以直接观察出来的，只有通过深层次访谈才能把这些问题“聊”出来.这种深度访问方法在效度上是很高的，即针对所问问题得到了真正需要的满意程度很高的材料.但是，其信度却不一定高，即每次所问的结果未必相同，不一定能重复.与人类学深度访谈相比照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问卷调查.问卷调查的信度很高，具有可重复性，其最大困境就是有时效度很可疑，即得到的结果不一定令人满意.

六、研究目标：

科学性与人文性

一般而言，科学追求通则，人文追求个例.人类学是研究文化通则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学是一门科学.但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对象是人，研究者也是人，研究对象有各种的感情因素，在对文化的解释上也会因研究者而异.因此，除了追求文化通则即追求科学性之外，人类学田野调查也应从个体的立场出发来理解具有丰富感情的研究对象即强调人文性.早期的人类学，是以科学性为目标的.之后，人们开始对田野调查的科学性表示了怀疑.以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为代表的意在追求人文性的阐释人类学应运而生.

七、研究目的：

学术与应用

学术与应用之争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长期存在的实际情况.利奇和费孝通在学术与应用之争上执不同的观点.利奇注重理论建设，他反对学术与应用的结合，认为人类学的使命就在于揭示或探求族群（种族/民族）优越感.他认为通过深入而细致的地方性研究获得的知识，对于任何人类社会的调查都是适用的.而费孝通则主张二者相结合，并倡导立足于实践的人类学类型，对利奇的纯学术研究执批评态度.

作为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田野工作对于人类学研究的意义重大.

首先，人类学是对不同社会的比较研究，其中田野工作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最理想的调查地是与研究者成长的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为研究对象.例如，对于日本的研究者来说，至少主要的田野要在日本以外的地方进行.关于这一点在后面还要涉及到，不过这里要说明的是人类学的研究者和民俗学以及社会学的学者有着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人类学者以掌握调查对象的社会的语言为必须的条件（通过翻译的调查在调查中不能获得好的材料）.所以，即使在调查前已花了很长时间来学习那种语言，但在调查地若能自由地使用，至少还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另外，为了了解人们生活的全部节奏，至少以一年为周期是非常必要的.开始的时候，对于那个社会背景的了解还不充分，容易把很多的东西搞错，即使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再次重复这个调查周期也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对于社区的人们来说，研究者成为非常自然的社区中的一员，社区的人们已非常习惯研究者要得到的资料，要达到这一目的，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

因此，人类学的调查，像在社会学中经常使用的问卷法、在民俗学中经常采用的那种听取一般称为知识渊博的人（这种人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都有）的口述的话语的方法，并不是主要的方法.不用说要避开这样的方法.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人类学是根据把握研究对象的整体生活，对于特定的问题进行深入考察为目的的，尽可能地避免单一的直接提问，由于把具体的事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所以，这一方法对于调查者非常迫切想了解的事情，是非常理想的方法.也就是对方不用虚构，而是自然地表露出的过程中，这是获得非常好的资料的方法.

另外一个长期呆在调查地（或者经过数年多次呆在调查地）非常有必要的理由是，对于有关集中调查社区的更大的社会（地域全体甚而像国家这样的大的单位）的状况和知识，一定要有基本的认识和了解.微观研究以宏观为背景，能更明确地把握问题的性质.比起马林诺夫斯基所调查的特罗布里特岛那样的被大海所包围的小社会来，对于在大陆的微观研究，特别是今天开发非常快速的国家，以及有着长久的历史，文献又很丰富的社会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此外，如果没有特定村落的研究，但对于在相邻地域、已经有的人类学的调查以及其他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历史学者的研究等的文献的阅读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像在下文中将要谈到的那样，田野工作所具有的位置，在今天可以说和马林诺夫斯基时代的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由马林诺夫斯基所确立的微观社会的调查方法本身，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因此，今天关于和我们的观点相关的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的意义进行一些基本的思考是非常有必要的.

人类学与其他的社会科学相比较，确立其自身非常强的独立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能够保持距离.即社会学者和经济学者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在自己的社会中，而人类学在创立初期，其研究对象可以说是未开化民族，研究者所探求的是在地理上、文化上与西方社会相距最远的人们和社会.因此，可以说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能够比较容易具有客观性的立场.在以与近代文明隔绝的人们为科学的研究对象时，由此也就产生了舍弃自己所处社会的社会常识和价值观，彻底地对研究对象的区位进行观察的方法.这种方法与其说与社会学者接近还不如说与生物学者、动物学者这样的科学研究者的方法更为接近.在这个意义上，马林诺夫斯基的特罗布特岛民、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努埃尔族、雷蒙德•弗思的蒂科皮亚岛民等，与我们的东亚研究者、对于东南亚村落的人们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的感触和条件.在田野工作过程中，他们个人与调查对象如果过于亲近，那就绝不会找到客观的观察的感觉.其实，正是由于这种文化距离的（detachment）（对象和自己分离），才是产生优秀科学研究的条件.

在条件这个问题上，早期的人类学者和现在的人类学者不同.早期的文化人类学者在调查现场之外，同调查对象之间是游离的，很容易从所研究的对象中出来.除了调查之外，没有任何具体的关联，不受任何制约.调查对象和研究者之间，在文化上、历史上都相差很远.被调查者几乎没有可能来读研究者写的论文.当然，对于像这样的科学研究者而言，他们具有优越的条件--这也是当时西欧人类学者的特权，在今天这些大洋孤岛的社会确实已成为了过去.但是，这个时期的研究对于人类学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我甚至在思考，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就不可能形成人类学这一学术的（科学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调查，只以我们实际生活中的人们为对象，就不会有这些冷静的观察，而且也不能从这一研究中发现获得独特的知识的运作方法.在这里也不能把他们单纯归结为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产儿.不言而喻，他们还不能说完全自由地从当时西欧人对于原住民的人种偏见和优越感中脱离出来.但是，其研究越是科学（或者具有丰富的知识），就越能反映自身，而把有碍研究价值的危险可以降到最低限度.这种危险与其说存在于早期的优秀的人类学者中，还不如说最近由于人口的增加，大多出现在二三流的人类学者中.偏见和优越感，不用说与轻而易举的共鸣和过度的同情一样，把自己置于优越的位置，而对研究对象看得过于简单，这就不符合刚才所指出的detachment.初期的优秀的人类学者，由于对于对象具有这一detachment，出现了非常多的重视力足于经验主义分析的科学的观点，确立了人类学的基础.

田野工作的典型，特别要提到的是，其奠基人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特岛所从事的调查和其弟子雷蒙德•弗思的蒂科皮亚岛所做的调查.后者是把前者的方法进一步发展的继承者中的第一人（实际上，也是大学里职务上的后来的继承者），他把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更有系统地予以发展，1953年又再次对先前的调查地进行了调查.他们俩人的田野，都是西太平洋的孤岛社会，人口又少（例如，蒂科皮亚岛岛民1929年时为1300人），把握整体社会并不那么困难，是微观研究能取得最好研究成果的田野.即使是今天，尽管有很多的人类学者在各个地方进行过田野工作，但在细腻和精致方面，还没有人超过他.两人都具有作为人类学者最合适的天赋，而且，前者论述充满了魅力，后者文章又独具匠心，所以，他们的研究已成为经典之作.

这些先前的田野工作，作为人类学的必要条件而被继承下来.这一方法，对于大陆诸社会的研究，当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即使在大陆，还存在着比较孤立的小社会，这种微观研究的方法是可行的.实际上，就像在下面的章节所叙述的那样，人类学的理论分析，由于在非洲诸社会进行田野工作的人类学者的努力，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一方法，当把历史悠久的亚洲诸社会作为研究对象时，不管怎么说还有一定的限度.在早期，即使对于这些亚洲诸社会的研究，也主要以边境的各民族社会为研究对象.如印度称为部族的各民族、中国云南省山岳地带的少数民族、越南的山地民族、缅甸的克钦族、印度尼西亚的米娜恩卡巴族等.

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洲、非洲诸地域，新兴国家逐个诞生，由于各自国内的形势、对外政策的变化、以及人口的增加，民族问题等开始凸显出来.越来越多的地方，对于外国人类学者来说获得调查的许可非常困难，未开化民族的调查受到很多限制.同时，从人类学的研究立场来看，曾经是统一的部族的未开化社会被新的国家组织所整合而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为了流动的开放的社会，因此，对于这些社会进行把握的方法也显得不很容易.

在这种世界形势下，人类学者的关心点逐渐地从对于未开化社会的研究，开始转向有历史的复杂社会的研究.这些社会不用说，是历来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以微观研究为惟一长处的人类学者，在扩大其研究对象之前，以特定的村落（或村落的一部分）进行田野工作，是一普遍的方法.但是，对于具有从数百万到上亿的人口、地域广阔、地方之间的差异性又大、阶层差别又大的社会的理解，以对于从数百人到2000人左右的社区规模的社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怎么能有可能理解整体社会呢?

这一疑问一直存在着.如果是同质性的小型社会，一个村落的研究对于社会整体结构的把握，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在如此大的规模的复杂的社会中，这一理论就显得不很完善了.村落层次的微观社会的研究怎样同整体社会的结构联系起来呢?

不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理论上，这是继承未开化社会的研究中取得成果的第一代人类学者之后的下一代人类学者不得不直接面对的课题.

尽管如此，现在人类学的研究不只是在欧美即使在亚洲各国也很兴盛，研究者的人数也不断增多，大多数的研究，还是花费相当的精力，完成落套的村落调查的研究报告.这种研究不用说积累了非常多的社会的有关村落层次的信息和资料.但不论这些专题论文和研究如何详尽地进行细致地描述，与原来的（经典的研究：

译者注）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论述相比较的话，还是缺乏那种生动、活泼、明快的手法，不用说是一般读者，就连同行的研究者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第一，这一社区仅仅是更大的复杂社会中的一小部分，其社区本身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来自各个层次的网络的影响.即使比起都市来稳定性较强的农村，中央的行政、政策、产业、商业等国家层次或多或少都会对其发生影响，使得农村社会成为一个有联系的开放性社会，然而，在对这一农村社会进行论述时，却仅仅以封闭社会研究的模式进行研究，其结果导致这种研究报告或论文缺乏那种生动、活泼、明快的特点.因此，在田野工作中所看到的各种现象必须要从不同的维度把这一社区纳入到更广阔的视野中进行解释，才会具有生命力.在此前提下，以田野工作为契机，把所遇到的问题从理论上进行分析，这样才能出现新颖的、有影响的研究.其实出现上述的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在田野，田野仅仅是探索问题做准备活动的场所.其关键是所调查的田野以何种形式而存在?

如果仅仅以特定的村落为田野的对象，不考虑其他的背景，即使研究报告做得非常精细（当然这些是进行研究的基础），但在此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所写成的论文，其价值不一定很高.所以，要使田野材料真正具有科学的意义，应该把这些田野材料置于更广阔的视野之中，这样才能产生出具有一定理论水准和富有解释力的佳作.

如果从这方面来看的话，人类学的研究，研究者对于所进行田野工作的社会，具有广而深的知识、修养等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这也并非限于具有复杂历史的社会.以非洲的部族社会为田野，做出了非常优秀的经典研究的福特斯（MeyerFortes）和格鲁克曼（MaxGluckman）等，都出身于非洲，另外进行蒂科皮亚调查的弗思是新西兰出身，这些对于他们的研究，无疑间接地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当我和这些英国的人类学者们谈到关于他们的田野以及其社会时，他们就好像在谈论自己的庭院一样.与此相并列的研究为斯瑞尼瓦斯（M.N.Srinivas）的南印度村落的调查和费孝通的江苏省的村落的调查.

有一种看法认为，在地理上远离研究者出身的社会、在文化上和历史上没有任何关系的田野研究，并不能赶得上本国的研究者的水平.但如果回到人类学的研究来看的话，绝不能如是而云.尽管不是出身、生活在那个社会，如果是优秀的人类学者，一定会拿出超出这一社会出身的人类学者的研究.

与这类问题相关联的一个看法，就是接下来要谈的问题.在欧美的人类学者中，历来就反对亚洲和非洲的人类学者以欧美的社会作为田野来进行研究.但现实并非那样，这些看法看起来有些过于单纯.不用说，人类学就像其自身建立、发展过程中所清楚地呈现出来的那样，就是对"不同社会"的比较研究，对于非西方的人类学而言，把西方社会作为田野选择的候补对象，是很自然的，但这绝不代表整体发展方向.过去，西欧人类学者之所以着眼于未开化社会的调查，其主要原因是他们想了解、探究那个时期对于他们来说最不清楚的社会和文化.另外，对于今天的非西欧的人类学者来说，西欧比起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