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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制造业回流的原因影响及对策

美国国制造业回流的原因、影响及对策

现今社会,衡量一国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制造业水平。

美国作为世界经济霸主在经历“去工业化”过程后,由于制造业转移和金融投机过度,导致产业日趋空心化,大量工厂倒闭,国内经济衰退,贸易赤字急剧上升。

为应对市场萧条、失业率攀升等问题,近年来美国大力推进“再工业化”战略,部分海外制造业迁回本土发展。

一般而言,制造业回流是指跨国公司将过去在海外投资及生产的制造业转移回国的现象,主要包括海外工厂搬迁回国内以及通过本土建厂取代海外生产等情况。

2011年,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了一份关于《美国制造回归——为何制造业将返回美国》的报告,指出危机后美国正在向“低成本生产制造国家”转变,且处于产业链上游的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行业也将逐步回流美国。

据其推测,截至2020年,从中国返回美国的制造业岗位将会高达60多万个。

201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供应链管理专家大卫·辛奇—利维对108家总部在美国的跨国公司调查显示,约有33%的受访企业考虑回国发展,其中14%的企业明确表示会将部分制造业转移回国内[1]。

2011年起,美国耳机生产商SleekAudio、ATM制造商安迅公司(NCR)、佳顿公司、福特公司等已纷纷将生产制造业务迁回美国。

与此同时,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也表示会在2012年将Mac生产线全部迁回美国本土。

这些都预示着“美国制造”将再度崛起。

1  美国制造业回流原因

1.1  政策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后,为重振美国制造业,美国政府推出再工业化战略,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制造业发展、回归。

2009年,奥巴马政府颁布《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描绘了重振制造业的构想蓝图。

2010年,又出台《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创造美国就业及结束外移法案》等政策,为促进制造业回归作足准备,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政策支持,采取税收减免方式降低制造业税收负担。

如暂时取消或削减制造业原材料的进口关税,对回流企业给予20%的税收抵扣,为从海外回迁就业职位的企业提供两年工资税减免,出台土地使用优惠政策等。

二是严格把控政府采购,推行本土生产。

美国的政府采购规模位居世界第一,拥有较完善的制度和程序流程。

早在1993年,美国国会就颁布了“购买美国货”的条款,从制度上确定了美国产品优先的地位。

危机后,奥巴马政府为刺激本国经济,再次强调购买美国货,并在条款上增加了美国产品6%的权重优势。

此外,美国政府还积极为中小企业提供支持,如10万美元以下的政府采购合同要优先考虑中小企业,并给予适当价格优惠等[2]。

1.2  政治压力

正如彭银[3]所言,尽管制造业转移到中国是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的选择,但美国制造业回流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影响。

2012年,美国总统竞选中,奥巴马大打中国牌,其竞争对手罗姆尼因在从商期间将业务外包给中国而最终落败。

可以说,在此次竞选中,奥巴马推行的以再工业化振兴美国制造业的政策为其赢得了众多民众支持。

“再工业化”推行后,民众对制造业回归的呼声越来越高,不少美国大型企业都面临着为本国创造就业机会以降低失业率的政治压力。

以苹果公司为例,2011年,奥巴马在硅谷宴请各大科技公司CEO时就暗示乔布斯要其回国生产。

2012年11月,刚刚继任的奥巴马又在白宫举行“内包美国就业机会”的圆桌会议,强调在外美企应回国发展。

此外,《创造美国就业及结束外移法案》、《就业回国法案》等政策的出台也给海外企业产生了颇大压力。

如终止为向海外转移工厂的生产企业提供补贴,禁止为企业因迁移营业机构出国而产生的成本减税等,这些举措均刺激了海外企业回流。

2012年,据《华尔街日报》透露,政坛和市场两方面要求企业回国生产的情绪强烈,辛奇—利维在调查中也发现约有1/5的美国企业把“要求增加美国就业的压力”作为他们回岸的因素之一[4]。

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9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苹果公司无限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部件等发起了“337调查”。

这是否为美国政府释放的一种不满信号?

而苹果公司决定在2013年将Mac生产线迁回美国又是否是一种为了缓解政治压力而采取的暂时性措施?

这些需要未来进一步证明。

1.3  海外制造成本上升

企业制造外包的海外成本主要包括加工生产成本、劳动力成本、交通运输成本、原材料成本等,其中劳动力成本占较大比重。

过去美国将产业大量转移至中国,主要是看重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这一优势。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劳动力工资呈现持续上涨趋势,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2013年5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8752元,与2011年的24556元相比,增加了4196元,同比增长17.1%,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4.0%。

其中,东部增长17.8%、西部增长17.7%、中部增长14.9%、东北增长14.3%[5]。

金融危机后,美国由于其高失业率,工资上涨幅度一直较低,而中国则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递增。

根据美国波士顿公司的研究报告,由于中国的生产率增长幅度低于工资增长速度,预计到2015年,北美市场的大部分商品在美国部分地区生产也将具有更高的效益。

此外,土地、原料、能源等价格不断攀升也进一步弱化了中国对美国企业来华建厂的吸引力,成为美企回流的原因之一。

1.4  本土比较优势渐显

尽管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于美国,但其劳动生产率水平却只相当于美国的1/12。

这意味着将部分产业从中国迁回美国,不但可以减少运输成本、库存损失等支出,在本国更高生产率的情况下,其毛利率还能得到提高。

以美国耳机生产商SleekAudio为例。

2009年,由于SleekAudio东莞工厂生产的货品中有一万件产品出现焊接不牢固问题,导致其亏损数百万元。

随后,2011年SleekAudio迁回美国佛罗里达州。

为保持售价不变,美企通过重新设计,使得所需零部件倍减,通过提高生产质量,使得残次品大幅下降,人工成本增量随之抵消[6]。

杨明强[7]在分析美资制造业回流时也指出,美国充裕的人力资本为其企业回国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

此外,随着市场发展趋势的变化,消费需求更趋细化,回归本土生产有利于提高企业市场敏感性,更能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并根据客户反馈及时调整生产。

另据美国埃森哲咨询公司调查,约有3/5的受访企业表示正在考虑回国生产,以便更好地匹配供应地和需求地。

1.5  生产方式变革

2012年4月21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文章,指出继机器化代替手工纺织和大规模生产两次工业革命后,第三次工业革命正朝着数字化方向发展。

主要表现为以机器人代替劳动者,改变现有的人工生产方式,向机器数控制造方向发展,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呈下降趋势。

尽管近20年间美国采取了“去工业化”措施,但并不影响其在科技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

现今,制造业的整体发展趋势从传统常规技术向数控、低耗、清洁生产等先进制造技术转变,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渐被机器操作、人工控制取代。

美国拥有诸多世界先进技术知识产权,在自动化生产普及、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3D打印技术等迅速发展时期,将企业从国外迁回本土有利于制造技术的有效使用和提高。

另外,这种新型的生产方式也使企业摆脱了劳动力资源不足带来的困扰。

将先进生产技术引入制造环节,会大大降低企业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

以苹果公司为例,其自动化技术已被运用于部分MacBook的制造中,所以未来苹果将生产业务迁回美国后,生产制造环节不需要太多人力资本。

2  美国制造业回流对中国的影响

当前,从中国回流的企业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成本导向型中小型零部件制造企业,另一类则是高端制造业。

回流的行业涉及家电、机械、金属制品、电脑、电子设备、塑料、橡胶制品、电器设备和汽车制造业等。

自2011年以来,已有多家企业搬回美国,如英特尔、福特等世界500强公司均在回流名单中。

这些美企的撤离给中国造成颇多影响。

2.1  分流外商直接投资

从2012年1月开始,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连续13个月增幅都处于负值状态,其中2013年1月更是同比下降了7.27%。

根据商务部外资司的资料,自2009年起,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开始走下坡路。

2011年,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497家,同比下降5.01%,实际投入外资金额29.95亿美元,同比下降26.07%,降幅较大。

从2013年上半年数据来看,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541家,同比下降22.49%[8]。

从时间上看,2009年美国首次提出重振制造业,而2011年美国在华企业开始逐渐退出中国市场。

2011年,回迁美国的企业包括耳机生产商SleekAudio、重型工业设备制造商卡特比勒、ATM机器生产商NCR、玩具生产商Wham-O、发光二极体生产商SeesmartLED等。

这些产业的回迁不仅将就业岗位带回了美国,也将原本的对华投资转向了美国。

如福特汽车公司计划在2015年投资1600亿美元用于本土制造,增创12000个就业岗位。

再如英特尔、IBM等5家半导体制造巨头,准备在未来5年斥资44亿美元在美国纽约州开发先进芯片技术。

2.2  阻碍产业转型升级

美国自动化生产的普及为重振制造业和产业升级创造了条件。

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国回流的美国制造业不是简单的产业回归,而是升级后的产业回归。

以新一轮工业革命为契机,美国大力推行“再工业化”,致力于发展高端、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并积极向新能源、新兴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这一举措使其在技术领域占据了优势地位。

而中国的代工企业有90%属于贴牌生产,自身缺乏技术含量,多依附于海外企业的技术支持,往往通过对国外技术的吸收和创新进行产业升级。

美国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的回流,使中国代工企业失去了这种技术依托,原来的代工升级模式遭到破坏,凭借承接国外产业获取先进技术的可能性随之降低。

另外,美国制造业回流使中国大量劳动力剩余,为了降低失业率,这些剩余劳动力不得不被分转到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其它行业。

2.3  影响中国长期对美出口

美企回迁美国,短期内对中国的出口影响尚不明显,但从长期来看,随着其促进制造业发展和扶持中小企业政策的逐步完善与落实,美国制造商与中国同行业的竞争将会加大,届时,中国对美出口难度也会进一步加大。

其一,美国制造业回流提高了本土的产品产量,某些部分可能会从进口变成出口,减少对外需求。

其二,相比中国企业而言,美国制造商更加贴近本国市场,更能了解美国民众的消费需求。

美国制造产品的增加会对中国产品产生挤出效应。

其三,危机后,美国政府大力倡导低碳消费和购买美国货。

随着这些理念的推行和美国人消费观念的改变,中国制造产品打入美国市场的阻碍也会越来越大。

其四,美国利用其在WTO等国际组织中的优势地位对中国产业进行控制,加大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难度。

出口倍增计划的实施使美国制造产品强势回归国际市场,这不仅减少了中国的出口额,还动摇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地位。

2.4  可能强化对美依附性

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调整及生产外包模式的发展,过去一段时间全球价值链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重振制造业,致使原有产业分工格局发生改变。

美国在再工业化过程中积极鼓励制造业回国,使部分原本在中国生产的企业撤资回迁。

由于美国企业不会在所有制造环节都具备优势,因而跨国公司搬回美国本土的产业必然是最具竞争优势的部分,通常是高端、精密、具有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

这些产业的回迁有利于美国在产品生产最核心环节上具有垄断优势,形成“美国领导,中国依附”模式。

中国制造业本身缺乏高新技术,对外依存度较大。

在此情况下,一旦美国占据全球价值链的制高点并形成垄断,其对全球价值链纵向控制的能力就会变得更强,对中国配套产业的危害也会更大。

一方面,美国会因此具有更强的控制和定价能力;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要想取得发展就必须依靠美国技术支持,这会使中国对美国的依赖性越来越强,长此以往,必将损害中国经济发展。

3  应对措施

当前,中国仍处于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初级阶段,加工贸易占出口总额近半数,制造业整体水平不高,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

而美国制造业回流加大了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阻碍,长此以往会使中国面临“上端压迫,下部追击”的双重阻碍,即高端制造业受制于欧美国家,低端制造业遭受东南亚、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威胁。

为此,中国应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应对。

3.1  提升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是吸引外商来华投资的基础,主要表现在生产要素成本、投资环境、市场的地理分布、运输成本及政府政策等方面。

正如杨明强[9]所言,当前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落后于生产成本的上涨。

为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增强中国区位优势的关键。

(1)不断加强软环境建设。

软环境建设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良好的软环境有利于降低商务成本、聚集生产要素并提高经济效益。

当前,中国软环境建设明显不足,行政效率低下、官员腐败、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十分突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外商对华投资。

软环境建设不到位,经济发展将举步维艰。

因此,中国应首先着力加强法制环境、服务环境及信用环境等的建设和维护。

重点把握如下3个方面:

一是加快体制改革,精简机构,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办事效率,提升服务质量;二是优化政策制度,建立健全各类招商引资制度,切实落实优惠政策,维持市场秩序;三是强化监督制约,加大政府行政透明度,提高社会舆论监督力。

(2)继续提升硬环境建设。

良好的硬环境是吸引外商来华投资的物质要求。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交通、物流等较为发达,过去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

随着沿海地区劳动力工资的快速增长,中西部地区低成本优势逐渐显露。

然而,中国中西部地区偏远落后,缺乏健全的物流服务体系,并不受国外投资商的亲睐。

为此,中国应加快协调区域发展,重点改善中西部投资环境,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如提高公路、水路、网络覆盖面,完善供应链,推动供应链本地化,建设先进的物流体系,提升产业配套能力等。

中西部区域政府还应积极开辟新开发试验区,引导产业集群化发展,构建开放、有序的市场体系。

(3)优化人才队伍建设。

现今国际竞争的实质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流水线上的蓝领工人,也离不开研发环节的高素质白领。

在中国制造产业中农民工占据大多数,该群体知识匮乏,素质偏低,难以胜任精细化生产工作且劳动生产率不高。

与此相比,美国则具有大量专业性人力资本,在带动生产率方面占据了先天优势。

要促进制造业发展升级,中国必须注重人力资源的培养和获取。

如鼓励发展职业教育,加大职工技能培训,提高职工专业素质,鼓励留学人才回国,吸引海外技术人才来华发展等。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贸易竞争日趋激烈,中国深受贸易摩擦影响。

为此,中国应积极开发、培养专门从事国际贸易的高级专业性人才,提高应对贸易壁垒、贸易摩擦的能力,维护中国的国际贸易利益。

3.2  提高创新能力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振兴中国经济的助推剂。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新工业革命,中国应顺应发展趋势,加快自主创新步伐。

(1)加大科研投入。

自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的研发投入一直占GDP总额的2.5%左右,即使受金融危机影响,在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研发投入也未曾减少。

虽然中国R&D经费投入与GDP之比已从2006年的1.39%升高到2011年的1.84%,但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美国的研发投入金额约占全球1/3,是中国的2.5倍,足见中国研发投入的不足。

加大研发投入,不仅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和提高经济效益,也有利于实现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提升抢占全球产业链制高点的可能性。

(2)加快改革,创新环境。

当前,中国创新环境存在诸多不足,制度、市场、政策等的不健全致使很多企业不愿开展自主创新。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年中国有研发投入的企业仅占11.5%,R&D经费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为0.71:

1。

此外,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率都较低。

有专家指出,尽管最近几年中国科技经费投入量以每年近20%的速度增长,且国家专利和科技成果项目逐年增多,但其中只有20%左右的成果被转化并运用于生产,真正实现产业化的只有6%,与发达国家80%的转化率相比差距还很大[10]。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科研成果供需双方缺乏有效对接及相关政策体系不够完善。

在中国众多科技成果当中,企业所占比例很少,约80%科技成果源于政府科技计划。

而高校科研多重研究、轻应用,致使科研成果缺乏市场价值,难以被企业利用。

要想提高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必须加快改革当前的创新环境,建立起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研发模式,完善研发成果的社会化评价体系,并做好相应的科技成果保护工作。

(3)加强相互协作。

单纯依靠个体企业加大研发、追求创新难以真正有效提高国家科技水平。

总结过去的经验,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经历最初依靠跨国公司技术投入,再到参与研发过程,最后升级为自主研发这3个阶段。

只有最终实现自主研发和自主创新,才能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转移。

要想取得技术进步,中国企业应加强与跨国公司的研发合作,在学习过程中通过消化吸收逐步提升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只是局部的、低水平的技术,但相较于封闭体系下的自主研发,仍有不少益处。

此外,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高校间也应增进合作,利用协作创新降低投资风险、提高研发效率。

更深层次的,还可以采取国际间合作方式,通过研发实践、研发交流、承接研发外包等方式进一步加快研发能力提升。

(4)多样化创新方式。

欧美的“再工业化”是一种制造业高层次的螺旋式回归,制造业朝着先进、清洁、节能方向发展,其中包括对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当前,由于设备、技术和人才的限制,中国在新能源开发、先进技术研发等方面仍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彼此差距较大。

创新不应局限于技术,更应向多样化发展,比如领域创新、企业创新等。

为此,中国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鼓励制造商通过多方创新促进自主研发,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诸如企业可以创新营销方式,扩大销售量,抢占市场份额;创新企业文化,营造优良环境,培育新一代人才;创新管理方式,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体系,提高管理效率;创新生产工艺,将艺术和科技有机结合,推动产品升级;创新产业结构,合理布局,提高产品效能等。

通过创新文化、艺术、商业等反向推动科技创新,从而实现自主创新。

3.3  保持国际市场,激发国内需求

2010年波士顿咨询集团曾预计,未来5年内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中30%左右将重新回到美国生产,包括电子产品、金属制品、机械制造、家电等[11]。

如果未来这些市场萎缩,那么势必会给中国经济造成重大损失。

所以,当务之急是采取措施弱化美国制造业回流对中国产品市场的影响。

一方面,应强化品质管理,建立系统化的品质管理体系。

面对高生产率、高附加值、高质量的美国制造产业,中国企业应加大产品品质管理力度,建立从原材料、生产到储存、售后等全方位的系统化品质管理流程,塑造高品质的产品口碑,增强消费者的购买信心。

政府应建立相应品质管理服务平台,扶持企业群体合作。

此外,还要加强对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营销渠道等的开发与维护,提升中国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要适当调整产业政策。

中国的制造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不高,产品附加值较低,这些都成为无法与美国制造业相比的劣势。

现今市场上有相当一部分消费群体,他们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但对类似产品又十分渴望,这就为中国制造企业提供了商业契机。

只要企业能够生产出功能相近、质量有一定保障且价格实惠的产品,那么其市场前景会相当可观。

为此,中国应适当调整产业政策,在加大新兴产业支持力度、鼓励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推动传统产业向精细化发展,通过做精做细、保质保量来吸引顾客眼球。

除了以上方面,中国政府还应在扩大内需上付出更多努力,如拓展农村消费市场。

农村人口占据中国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但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仅占城镇居民的1/3。

这意味着中国农村市场潜力巨大。

这块市场的开发有利于促进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降低美国制造业回流带来的影响。

因此,政府应积极扩大国内市场,具体可以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城乡流通体系建设以及优化消费环境、转变消费结构等方式加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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