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动荡的真相与启示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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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世界动荡的真相与启示上
阿拉伯世界动荡的真相与启示（上）
田文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政治民族宗教问题专家
课程前言
主持人：
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
2010年12月，突尼斯一名失业大学生在绝望中引火焚身，不治而亡，他以反叛教义的极端方式自戕抗争，随即犹如蝴蝶效应般在突尼斯、埃及、北非、西亚乃至整个中东地区诱发了翻天覆地的社会与政治海啸，这场风暴来势之猛，持续之久，烈度之强，超乎整个世界的预料，中东正经历着几十年未有之大变化，那么如何认识阿拉伯世界惊天的大变化，怎样透析历史现实与文化原因？
今天《世纪大讲堂》直面阿拉伯世界，透析《阿拉伯世界动荡的真相与启示》。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今天的主讲嘉宾，坐在我右边的就是供职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中东政治民族宗教问题的田文林先生。
欢迎您。
田文林：
大家好。
主持人：
在我的左手边还坐了三位特约嘉宾，女士优先，首先向大家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姚惠娜女士，欢迎您。
姚惠娜：
大家好。
主持人：
这一位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和阿拉伯人打交道，还曾经在伊拉克常驻七年，在新华社的开罗大马士革分社工作十余年，他就是被称为“中东通”的新华社高级记者顾正龙先生，欢迎您。
那一位是北京大学阿拉伯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林丰民先生，欢迎您。
林丰民：
主持人好。
主持人：
首先我们看一下大屏幕，我们回顾一下这段时间，阿拉伯世界发生的一些大事件，请看大屏幕。
VCR：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一名失业大学生引火焚身，不治而亡。
随即引发阿拉伯世界的社会与政治海啸：
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弃国出逃；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被迫辞职；也门总统萨利赫在示威者和兵变部队夹击下几近下台；巴林、沙特、约旦、阿曼陆续出现抗议风潮；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面对拼死抗争，不得不相继取消了延续48年之久的《紧急状态法》。
同时，这场政治海啸进而催生了利比亚空前内乱和西方主导的又一场地区局部战争！
阿拉伯世界再次陷入大动荡。
主持人：
一个大学生的自焚，竟然引发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大变动，这确实超乎了整个世界的预料，那么刚才小片结尾的时候说到了，阿拉伯世界再次陷入了一个大的动荡。
那么我想请问田先生，就在这几十年中间，我们说阿拉伯世界有几十年的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历史时期，那么在这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阿拉伯世界是不是发生过这种规模小一点的类似的事件。
田文林：
其实规模一点也不小，从二战结束到现在呢，阿拉伯世界呢，大体应该说一共发生过三波政权更替的大潮。
第一次是差不多是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是在埃及，1952年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法鲁克王朝。
然后呢1958年，在伊拉克，卡塞姆领导的民族主义力量推翻了费萨尔王朝。
然后呢是1969年，在利比亚，卡扎菲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这是第一波政权更替大潮。
然后到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东又出现了第二波政权更替潮，这个最典型的就是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
然后还有一些国家，像苏丹、阿富汗，也曾经就是伊斯兰势力上台，那么这一次应该算是政权更替的第三波。
主持人：
也就说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话呢，都发生过这种像波浪式的，这种政权更替的这样一种，可以说是政治运动。
那么每一次这种群众的政治浪潮过来以后，你会发现它的政体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在这个中间我想问的就是，50年代和60年代以至70年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种，就是改变政体甚至或者说，从政教合一政权向政教相对有点分离的世俗化政权转移的这样一个运动呢？
田文林：
回顾这三轮政治更替潮，它确实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其实就是说呢，这些当权者，就是原来的当权者，他的既有统治其实已经很难维系，他的国内的各种矛盾，已经激化到了一个非爆发不可的程度。
另外一个特点，其实就是当时的国际背景。
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50年代的那次，所谓的政权更替潮，是和当时那个时代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是直接相关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呢，类似于纳赛尔也好，类似于我们说卡塞姆也好，或者说卡扎菲也好，他们取代的就是那些与西方关系非常紧密，依附于西方的那个政权，封建性的政权，所以说它和这个时代完全是合拍的，然后到7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中东当时也是两个大事，一个是1967年战争以后，阿拉伯民族主义走向衰落，然后伊斯兰主义开始复兴，而刚才说像伊朗也好，苏丹也好，阿尔及利亚也好，包括阿富汗也好，其实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所谓伊斯兰势力的上升。
那么这次其实我觉得呢，同样也有一个国际背景在起作用，一个呢就是说，从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确切地说从2007年就开始了，这个金融危机的冲击，在超过了经济的层面之外，它对政权的影响呢，正在逐步显现。
另外一个呢就是近两年，美国因为两场战争的失败，所以说它在中东整体是一个收缩的态势，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地区背景。
主持人：
那姚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从50年代开始，整个阿拉伯世界发生一系列的政权更迭的这样一种群众运动，那么您从法学的角度认为这种政权更迭，真的带来了政权的实质性的变化了吗？
姚惠娜：
如果从政体上来讲，可能就是从神权国家或者就是君主制国家转变成了共和制国家，但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的政体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是共和制国家和君主制国家的区别，但是它这个国家的历史，这个政权存在一些历史的继承性。
主持人：
都是家族式的吗？
姚惠娜：
刚开始的时候，统治者可能就是能够依靠民众，但是他经过长期的个人统治以后，他的家族势力就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就形成了一种新王室，你比如说利比亚，由于卡扎菲的长期统治，卡扎菲的家族以及卡扎菲的子女基本上就控制了利比亚的各行各业，这也是这个国家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说它的政权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它这个社会的性质变化不太大。
主持人：
这么大的一个政治浪潮啊，它到底是偶然呢，还是必然，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追溯它的原因，有请田先生。
VCR：
青年自焚引发阿拉伯世界动荡，历史渊源、文化心理如何解读与观察，阿拉伯世界的困境与抉择又该何去何从，《世纪大讲堂》，《阿拉伯世界动荡的真相与启示》。
一、当权者阶级属性的转变
田文林：
那么这次中东动荡以后呢，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有三个大的方面，第一点呢是，就是这个当权者阶级属性的转变是导致政权根基动摇的最根本的一点，其实我们考察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它在实行什么样的政体呢，它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这个政权，它是主要依托和服务于哪个阶层。
怎么讲呢，如果说它服务和依托的阶层，这个面越宽，那么这个政权的稳定性也就越强。
那么在阿拉伯世界呢，我们说，即使说那些政治上，政治制度最优越、最先进的国家，比方说我们前面谈到的像埃及、叙利亚、过去的伊拉克，包括像利比亚，这样的国家呢，它事实上我们说的也是一种，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当政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些开国元勋，比方说像纳赛尔、卡塞姆、阿萨德，包括萨达姆这样的人，他们的出身都是比较苦的，就决定了他们在当政以后，他对于中下层民众他有一种天然的同情，所以体现了他政府的施政政策上，他也基本是倾向于照顾这批人的利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当然像埃及这样的国家在建立以后进行土改，进行医疗改革，然后进行全民教育，就所有这些措施，最终的主要受益者还是中下层民众。
那么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民众是支持这个时期的政府的，而这个政府呢在国际上，它的地位也是比较稳定和强大的，但是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这些政治制度最先进的国家，它的统治基础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它有个先天的特点，就是易变性和不稳定性，就是这批人一方面他对于有钱人呢，他们是又嫉妒，但是同时也是很仇恨这个阶层，但同时呢，他们对穷人，他们又同情有时候也有点瞧不起，所以这个阶层，其实它实际是侧重于呢，最终它是要变的。
VCR：
对金钱的羡慕与仇恨，对贫穷的同情与蔑视，小资产阶级将引导阿拉伯国家走向何方，中东国家的严重腐败又如何观察与分析？
《世纪大讲堂》之《阿拉伯国家动荡的真相与启示》正在播出。
田文林：
那么向哪个方向变呢，一个呢就是说继续向下看，就是这个政权更好或更多地和民众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它的所有政治纲领包括经济纲领都是继续服务于更宽的民众，那这样的话，政权可能会变得更加稳固，还有一条路径呢，实际就是向上看，过去的政权主要是服务中下层，那么我们以后就转向重点是服务少数人、少数精英。
那么从实践来看呢，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就像刚才您所谈到的，最后都转向了，就是由过去的一个被压迫者变成了一个压迫者，由过去的一个被剥夺者变成了一个剥夺者，这个事情其实也容易理解，这个阶层，它没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坚定性，就是它的理论不是确定的，另外它这个阶级属性，本身也是在不停地进行转移。
但这种转变呢，我们作为个人来说呢，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转变呢，它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最明显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说，他们过去都是威权统治，这个威权统治的优势就日益转成劣势，当这个政权如果说打算要服务于少数人的时候，这个国家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第一点变化就是说这个统治者呢，我觉得是权力观发生了变化。
首先这个贪恋权利，就不愿意走了，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权力用来谋私利，比方说在突尼斯，本•阿里家族它的家族资产是35亿英镑，折合人民币是366亿人民币。
那么像在埃及，这个状况其实更加严重，据估计穆巴拉克家族，它的家族资产是400到700亿美元，这是相当高的一个数额。
所以说我们发现不仅仅是他们个人贪婪，而且在他的周围，他的亲信，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呢，他也在这么做，所以说他周围是这样一个小圈子。
因为这个阶层呢，它最关注的问题是重新分配国家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所以说这个阶层的存在，对国家的发展它不会有正面作用，而只有反面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就说是，有一些数据表明，包括像埃及、像黎巴嫩、伊拉克包括叙利亚这样的国家，他们的腐败程度排名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几位的。
就说包括在埃及，可能林老师比较熟悉，你要跟公职人员打交道，哪怕是领取一张护照，或者租一个房子，都得行贿，所以腐败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那么这个腐败呢，其实对国家的损害也是非常大的，我看了一个统计呢，阿拉伯世界有三分之一的GDP被腐败所吞噬，它衍发出一个问题，就说本来如果一个健康的社会，它的社会财富呢，应该是不断地向下流动，就说让穷人这个阶层越来越少，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会的发展，但是说这种权贵统治，它财富是向上在流动，把穷人的钱集中到富人手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阿拉伯世界呢，贫富悬殊的现象是越来越严重。
在埃及是20%的富人占据了55%的财富。
那么这个贫富悬殊的差距呢，其实这个对于当权者的统治也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当权者的统治，事实上它是面临着一个两重性的压力，一方面因为阶级基础变了，它不是服务于多数人，所以用政治学的话说呢，它就丧失了所谓的实质合法性。
那与此同时呢，这些当权者又要搞终身统治，要子承父业，它又不符合所谓的西方自由民主派眼中的那个程序合法。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说这个阿拉伯统治者所面临的处境，就和当年伊朗巴列维国王垮台之前的处境非常相似，穷人是仇恨富人的骄奢淫逸；贫民是痛恨权贵的巧取豪夺；教士阶层是痛恨世俗化带来的声色犬马，而民主派觉得你这是专制独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统治者的周围啊，就是除了它少数的既得利益者，剩下的全是反对派。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阿拉伯的统治者事实上它就一直是坐在一个火山口上，只要有一个小的风吹草动，就可能引发一个全面的爆炸，所以我们这次像突尼斯，像埃及这个事端呢，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矛盾长期累积的一个结果。
主持人：
好，那个顾先生，您长期在那边生活，您在那个地方的切身感受，这种情况怎么样？
顾正龙：
我在埃及呆了5年吧，因为我工作关系，在前几年几乎每年都要到开罗去一次。
在埃及这个地方，很特殊的一个地方开罗，开罗是一个国际性的大城市，可以说在80年代初我去的时候，西方的所谓的最奢侈的，最现代化的一些东西它都有，什么立交桥，各种各样的立体马路，北京那时没有。
同时也看到在埃及开罗这个地方，也有世界上最穷的东西同样存在，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开罗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叫“死人城”。
主持人：
“死人城”？
顾正龙：
“死人城”，实际上是一个宗教的墓地，规模很大。
那么当时的伊斯兰教的一些人，如果到那，能够死在开罗，能够埋在伊斯兰教墓地里头的话，感到是非常荣幸的，所以那个地方这个墓地成立的规模很大，而且墓地的建筑很漂亮，可以说比城里头老百姓住房还漂亮。
于是这块地方呢，随着开罗城市的发展，住房越来越紧张，好多从其他地区迁到开罗来的一些穷人呢，就把这一块墓地变成了他们的住宅，所以那个地方，在这个墓地里头盖起了好多破破烂烂的房子，成了一个城，叫“死人城”。
主持人：
都是违章建筑？
顾正龙：
都是违章建筑，而且都是穷人住的地方，礼拜天我去菜市场买菜的话，这个菜市场的苍蝇像芝麻一样看着，头皮都发痒，所以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可以说在阿拉伯世界，开罗是最现代化的一个城市，都能看到世界上最贫穷的一面。
当然了我在叙利亚、伊拉克、约旦我都看到类似的情况很多。
主持人：
它有没有提过反腐败这样的事情，在阿拉伯世界？
姚惠娜：
反腐败这是整个世界甚至每个国家都积极，政府都是积极倡导的。
首先你从立法方面来讲吧，埃及有反腐立法，而且在2002年它还出台了《反洗钱法》；在2004年，埃及加入了《联合国反腐公约》，这是从立法方面。
从反腐机构方面，它也有专门的反腐机构，埃及有埃及监察委员会，就是埃及监察局吧。
它是在1958年成立的，但是后来到1980年就被撤销了。
到穆巴拉克上台以后，在1982年又重新建立，它就是埃及全国性的一个监督机构，对埃及各个地区，还有各个行业进行监督。
直接对总理负责，而且在有些情况下，它还可以越过总理，直接向总统汇报工作，而且就是埃及的舆论对反腐的监督力度也比较大，比如说在埃及报纸上要是对一些腐败的事件或者腐败的官员发表评论，就不用承担一些诬陷的罪名，就是说舆论监督它也很到位。
主持人：
但是为什么没有阻止穆巴拉克家族聚敛财富到700亿美元这种事实的发生呢？
姚惠娜：
这个我想有几个原因吧。
首先它这个立法还是不是太完善。
第二个就是，它这个反腐，还有这个监督，从实质上讲，它是自己监督自己，这样效果就微乎其微。
第三个来说，就是它的法律的执行力度大打折扣，实际上很多反腐立法，反腐措施，监督，它都执行得很不到位。
第四个可能就是腐败已经成为它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了，根深蒂固了。
反腐可能会牵涉到每一个人的利益，这样就影响到它的反腐效果。
主持人：
林教授，我们知道伊斯兰世界，包括伊斯兰的宗教，它其实是一个贫民宗教，非常讲究穆斯林兄弟之间的平等、互爱、互助，包括任何人发了一点财，大财也好，小财也好，一定中间一个百分比要拿出来分给穷兄弟们，对不对。
按照这样一个文化，这样一种信仰的话，它其实应该可以有效的在道德和宗教教义上头遏制这种腐败，但是为什么反而这个地区的腐败是那么厉害呢？
林丰民：
应该两方面来讲，一方面跟它传统文化没有关系；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它已经形成了一种腐败文化。
跟传统文化里头没有关系，实际上阿拉伯人在传统上很慷慨的。
我想《一千零一夜》大家可能都读过，《一千零一夜》里头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慷慨的故事，就是说一个人听说啊，另外有一个人他养了一只鹰，阿拉伯人，特别是阿拉伯半岛的人，玩鹰是一种传统，他就专门到他家去拜访，说想看看那只鹰，结果玩鹰的这个人呢，家徒四壁，想要招待客人说都拿不出肉食来，所以他感到很对不起对方，所以呢到后面吩咐他太太，说你把那只鹰宰了，家里唯一的可以做成肉的，结果呢，等吃完饭以后，客人就说，听说你的那只鹰特别好，我也特别热爱鹰，能不能让我看一看，我欣赏欣赏，他说你怎么不早说啊。
主持人：
被你吃了。
林丰民：
都进肚子了，对，就是说特别一个典型的讲阿拉伯人的慷慨。
当然历史上还有，包括诗歌上都有很多慷慨的典型，所以我想的就说，跟它传统文化，它没有一种必然的联系，但是现代社会里头，的确已经形成了这种腐败的文化，这个让我感觉到，就是说最大的腐败不是一个权贵的腐败，而是人民的腐败，这个人民的腐败是人民思想观念的腐败，就整个一个社会，它已经能接受这种腐败现象了。
主持人：
就是对腐败是？
林丰民：
深恶痛绝，另一方面。
主持人：
又完全包容？
林丰民：
对，另外一个就是埃及后来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当然在纳赛尔时代他也是讲社会主义的，后来萨达特上台以后开始了私有化，穆巴拉克又进一步推动了这个私有化，所以这个社会的经济体制上，在经济体制上更多地是跟欧美的体制靠近，那么他们的这种劳动分配的机制就变了，特别是服务行业的，那么它不是靠正常的收入，而是灰色收入，非正常的收入超过它的正常收入，所以你到埃及去，到处都跟你要小费。
我们就很纳闷，你也没替我服务，我为什么要给你小费，但是老百姓就形成了这种观念，就是觉得反正你有钱，我拿点也没有什么，这个也可能要说跟传统文化扯上点关系，可能也有，就是伊斯兰教里头，它有一条就是说要济贫，就是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他的收入里头要拿出2.5%作为叫做天课，就是课税，这部分钱要拿来周济穷人，但是可能有另一方面，又让他们产生对这种其他人财产或者是对公家财产这种，不是一种很严肃的态度，就分不清。
VCR：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摇摆，个人财富与他人财富的混淆，巨大的石油财富面前如何从经济角度窥探阿拉伯社会？
《世纪大讲堂》之《阿拉伯国家动荡的真相与启示》正在播出。
二、从经济角度看阿拉伯世界动荡
主持人：
刚才我们从政权阶级基础的角度，看到了阿拉伯世界动荡的一个原因，那么又如何从经济角度来衡量这个问题呢？
还是先请大家看一下大屏幕，一个背景短片。
VCR：
据统计，自1980年到2004年间，阿拉伯世界实际人均GDP增长6.4%，平均每年不足0.5%。
2004年中东国家的实际工资和生产率水平与1970年时相同。
目前阿拉伯世界1/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如埃及近一半人口、约旦约1/4的人口都处于贫困线以下；也门230万人口中近半数每天的生活费不超过2美元，1/3的人长期挨饿。
主持人：
人口出生率高，工业发展严重不足，那么究竟造成这些问题的背后原因该如何分析呢，我们还是先请田先生给我们进行一下阐述。
田文林：
导致这次中东动荡的一个经济原因，是发展模式的弊端，使得阿拉伯国家陷入了一个全球化陷阱。
其实呢我们说国家之间角逐富强，说到底实际是各个国家产业水平在世界产业链中位置的竞争，毫无疑问就是那些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工业化的国家，能够生产出高附加值产品的国家。
那么在世界产业交换中，它能够真正地走向富强，那些只能是出售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国家，也许它在一个短时期内，这个国家能过上一阵子好日子，但是长远来看呢，这些国家始终可能是处在一个落后、贫困，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当年不管是英国也好，美国也好，德国也好，包括日本也好，他们在崛起过程中呢，其实都注意到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对于实现富强的重要性，所以说他们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往往是所谓的先保护后开放。
也就是说，等本国的民族工业壮大到相当程度，足以在与国外的民族工业进行竞争时，能够获胜的时候它再推动对外开放。
保护主义呢事实上是西方崛起的一个秘诀，但是它告诉发展中国家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不要保护，只要开放就可以。
那么如果发展中国家听了这个道理，按照这个规则去做的话，就是用自己的低附加值产品与人家的高附加值产品进行交换，那么你这个国家只会越来越穷。
在这方面呢，其实中东国家过去就吃过很大的亏的，奥斯曼帝国是我们说现在中东的一个前身。
奥斯曼帝国领土是地跨欧亚非三大州，当时奥斯曼统治者就是在和欧洲工业国家进行贸易交换的时候呢，就是很自然地就接受了这个比较优势的理论，他说你们生产工业品，我们生产原材料，这个可以啊，正好就是我们是各取所需，所以当时它没有意识到，这个看上去公平的自由贸易背后暗含的残酷性和不平等性，所以说经过几百年的所谓的贸易互惠，最后奥斯曼帝国是越来越穷，穷到最后呢，它的帝国财政就是完全被西方控制。
那么阿拉伯国家其实是从奥斯曼帝国这个母体中重生出来的国家，但是说这些国家中的相当一批，它没有汲取奥斯曼帝国解体的经济上的原因，基本上还是按照西方的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来进行参与国际分工。
尤其中东地区石油非常多，所以大家我们就很简单，就什么都不用想，卖石油就可以。
但是当时有一批国家，我们说20世纪50年代，像埃及、像阿尔及利亚、像叙利亚、像伊拉克，这样的国家，当时领导人有一定的抱负，他们的工业搞了一个进口替代战略，就是要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但是这个战略它没有坚持到最后，埃及从萨达特开始进行开放，然后到穆巴拉克的时候进一步开放。
那么它这开放呢，就等于是让外资，外国的工业品可以进入到埃及国内。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埃及的本土民族工业，和这个具有技术、品牌和规则优势的西方工业品竞争，他们完全就不在一个量级上，这个结果是埃及的民族工业是纷纷解体。
那么像埃及这样的国家，它现在就是，它的主要收入来源，比方外汇来源，靠侨汇，靠旅游，靠苏伊士运河的通行费，然后靠出卖石油，还有一个靠美国援助。
所有这些收入来源都是非生产性的，没有一项是真正是来源于工业生产，那么这种呢，这是一个阿拉伯世界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说他们没有自己的民族工业，它引发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国家财富的缓慢地向外流失，其实阿拉伯世界发展工业，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资金优势，就是有石油，有石油美元，所以是有的是钱，可以满足工业化发展这个资金需要，但是因为它在国内没有适合的工业项目，所以说好不容易从地上挖出石油赚了点钱，最后又去支援了西方的经济建设，要么就是用来购买奢侈品，但与此同时呢，它的很多很多产品都是需要进口，我们说哪怕像农副产品，我们说日用品，汽车、电子产品这就更不用说了，就说你去阿拉伯市场，他们说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国外进口。
那年我去了一趟埃及，就是买了一个很小的一个钥匙链，就是纪念品，印着埃及金字塔，回来以后发现这是中国制造，我也很意外。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说它这个国家没有自己的民族工业，就说这个所有的东西都要花钱买，它这个赚钱能力、造钱能力又不足，所以这就是一个财富外流过程。
用一个比喻来说，其实这就像一个缓慢下沉的泰坦尼克一样，它沉得非常慢，但是它是一层一层地在往下走。
VCR：
经济有如下沉的泰坦尼克，社会文化却充满神秘，一夫四妻的家庭关系，掀起巨大波澜的基地组织，阿拉伯人生活的真实状况又该怎样观察，《世纪大讲堂》之《阿拉伯国家动荡的真相与启示》正在播出。
三、阿拉伯国家的社会文化
主持人：
顾先生，您在阿拉伯世界工作的时候，你感觉到他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状态怎么样？
顾正龙：
情况也不完全一样。
比方说叙利亚，可以说在阿拉伯国家里头，叙利亚是个穷国，它没什么石油，它主要靠的还是旅游啊，靠的侨汇啊，靠这些，也有点轻工业、农业，所以整个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很低，我在叙利亚的时候可以说，我什么都买不着，而我买东西要到哪去买呢，我每个礼拜可以到黎巴嫩去跑一趟，每个礼拜去买，包括矿泉水。
那么它的经济糟糕到什么程度，我举个例子你就觉得很不可思议的。
我在海湾战争的时候，就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海湾战争的时候，我有两年没跟我们总社要钱，也就是我分社要开销的，两年没要钱我们总社感到很奇怪，你怎么不要钱呢，你倒是为国家省钱了，为什么呢？
因为叙利亚的经济太糟，货币我在我们分社收到的钱是美元，我用美元在大马士革我要花的话，按官价比那是很少，我现在比价我忘了，比方1美元可以换100个里拉吧，我到黎巴嫩可以换2万个里拉，所以我呢，我干嘛我把这个钱在叙利亚换呢。
我到扎哈拉，就到黎巴嫩边境去换的话，那就是一笔很大的财富，所以我两年不要钱，这说明叙利亚的经济糟糕到什么程度，而且老百姓失业的很多，像埃及可以说要比叙利亚还不如，那么多年我第一次到埃及到我最后一次去埃及，没什么变化。
主持人：
我们知道整个过去的阿拉伯地区，或者就现在包括像北非这些地区、西亚这些地区，在传统的经济结构就是游牧经济，是吧。
其实它的农业也是很不发达的，历史上从来自己不能解决自己的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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