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的思维模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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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的思维模式
“低碳经济”的思维模式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0.02.005
如果说2008年年底召开的华盛顿峰会是在为国际金融危机收拾残局,为一个旧时代画上句号,那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G20匹兹堡峰会及哥本哈根会议无疑是为“低碳经济”新时代开启了大门。
有鉴于《京都议定书》即将到期,2009年10月下旬,来自全球八大工业国和中国、印度等五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哥本哈根举行会议,探讨了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问题。
尽管哥本哈根会议最终并没有达成对全球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制度协议,但其对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绿色浪潮,最主要的体现在思维模式的变革上。
一、问题的分歧
未来的竞争很可能是低碳经济的竞争,谁能超前做出部署,谁就将在未来经济竞争中赢得先机。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框架和行动必将对未来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当前,低碳经济正在成为新一轮国际经济的增长点和竞争焦点,成为新的国家安全指标。
一方面,这是由于国际油价的不断上涨,工业产品成本的提高;另一方面,这是由于作为不可再生资源的油气资源逐渐枯竭,以往的能源出口国转变成能源进口国,促使各国重视能源供应安全的战略问题。
2007年底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3次缔约方会议达成了《巴厘行动计划》,在公约下启动了促进长期合作行动的谈判进程,目标是到2009年底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第15次缔约方会议上,就2012年后的国际气候制度达成新的协议。
但是,在全球气候谈判的最核心问题――减排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拿出的方案却一直分歧严重[1]。
总体来说,对于以制造业见长的新兴经济体来说,既要顺应“低碳经济”的潮流,又要继续面对外部需求停滞的挤压,短期内压力是不小的。
2006年全球在二氧化碳排放量居前十位的国家,中国排第一位,美国排第二位,俄罗斯第三位,印度居第四位[2]。
对美、英等发达经济体来说,则试图成为“低碳经济”的新龙头,调整与富资源型经济体之间的关系,遏制出口加工型经济体,以平衡其内在经济结构。
美国的制度策略试图通过市场化手段,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减排目标,减少对海外石油的依赖,促进美国经济的经济转型,摆脱经济困境,继续充当世界经济的“领头羊”。
众议院2009年6月28日通过了美国第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揽子方案《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3],美国的《时代》周刊中一篇文章这样描述这种方案的好处:
“节能不需要进口,而且已经被证明划算可行;不用考虑煤和石油的污染;不像太阳能和风能需要取决于天气状况;不像乙醇那样需要以砍伐森林和食品价格上涨作为代价;也不同于核能,可能受到恐怖主义威胁并要考虑放射性核废料存储,并且需要耗费近10年建设。
”[4]另外,美国能源新政还有个“不便公开的秘密”,即抑制传统能源价格上涨,直接打击委内瑞拉、俄罗斯和伊朗等国的利益。
欧盟则一方面制定能源技术战略计划,公共和私营部门统一协调资源,另一方面增加对发展低碳技术的科研资金资助。
未来10年内欧盟将增加500亿欧元发展低碳技术[5],以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供应安全方面的挑战,保持欧盟的经济竞争力,把低碳经济作为欧盟未来的重要战略选择,重新获得世界经济的领导权。
从全球来看,世界对能源的需求日益加大,2007年能源白皮书出台,正式将能源供应的可靠性提高到了英国重要的战略位置。
英国要积极响应八国集团会议,配合京都协议后的工作。
从欧洲范围来看,有鉴于国际油价的波动,英国正在与欧盟谈判,努力建立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作为履行《京都议定书》目标的重要战略,限制高碳工业排放量的增加。
全球公共资源研究所提出“紧缩趋同”方案。
方案设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人均排放量为标准,逐步实现人均排放量趋同,最终在未来某个时点实现全球人均排放量相等。
这种方案虽然符合发达国家占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容量完成工业化进程后向低碳经济回归的发展规律,但对仍处于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排放空间构成严重制约。
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学者提出的温室发展权框架认为,只有富人才有责任和能力减排,通过设置发展阈值,保障低于发展阈值的穷人的发展需求。
该方法采用超过发展阈值的人口的总能力（经购买力平价调整的GDP）和总责任（累积历史排放）两个指标,对实现全球升温不超过2℃目标所需要的全球减排量进行减排义务分担[6]。
但是,该方法只考虑各国排放的历史责任,不考虑未来排放需求。
而且,发展阈值的假设,累积历史排放的计算,以及所需统计数据的来源等问题也存在争议。
除了环保理念的支撑,在节能减排的背后,实际上是巨大的经济得失和国际地位的更迭,这才是驱动大国在低碳经济中博弈的动力。
南北两大阵营矛盾的核心是对发展经济空间的争夺,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贯彻公平性原则,围绕碳排放权和经济发展权问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博弈的焦点,强调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历史责任。
全球化背景下,巨大的经济发展要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发达国家高碳产业的承接,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量正处在倒“U”曲线的上升趋势之中。
所谓的“巴厘岛路线图”目标直指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伴随着碳排放量的快速上升,成为世界化石能源和资源消费的新增量。
目前发展中国家仍然在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发展权利而努力,并要求富国在制定全球减排目标前做出更大努力,以减少排放。
随着印度正式宣布2020年减排标准,以中、印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对垒正式形成,同时,双方的矛盾也进一步激化。
刚刚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东道主丹麦提出了一份气候草案,要求2050年减少全球一半的温室气体排放,并把2020年作为碳排放的顶峰年。
草案遭到了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强烈质疑。
新兴国家的底线是,全球在2020年达到碳排放顶峰,并在1990年的基础上削减50%排放量。
此外发展中国家还指出,发达国家应该为他们两百年的工业化时期和大量使用矿物燃料负责。
毕竟发达国家发展的时代曾走过的是一段“无限制排放”的时代。
中国、印度、南非、巴西这四个主要发展中国家于2009年11月28日在北京就哥本哈根宣言草案就已达成共识。
有外媒评论说,这意味着四国将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形成“攻守同盟”。
12月2日,由中国、印度、南非、巴西制定的草案已正式提交给联合国。
在新兴经济体内部,作为“金砖四国”之一的巴西制定方案的侧重点在于历史责任的减排义务进行分担。
对国家的排放总量中强调污染者要为历史排放付费。
南非首席气候问题谈判代表阿尔夫•威尔斯表示:
“我们不能同意在2050年将排放量减少一半,因为这意味着剩下的份额将由发展中国家来完成。
”[7]印度在哥本哈根的谈判目的则是建立一个有效合作、平等的全球机制,考虑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国当前及未来的发展需求,应遵循共同而有区分的责任原则。
目前看来,尽管影响各国执行减排承诺的因素很多,但概括起来说,最为主要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各国的国内外政治形势。
这取决于风云变化的国际格局形势,也取决于复杂的国内政治斗争的形势。
二是国家利益。
在美国利益高于全球利益的前提下,当年美国退出了《京都议定书》,理由就是议定书对美国经济发展带来过重的成本负担。
三是不确定性。
这主要指的是科学和经济上的不确定性。
它既可以成为推动减排的动力,也可以成为抑制减排和鼓吹贸易保护主义的动力。
四是合作的机制。
一个责任区分、灵活而有效的合作机制,不仅有助于调动各缔约方减排的积极性,更能够管控各缔约方真正执行的力度。
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气候和贸易挂钩的趋势也愈加明显。
因此,全球主要国家在以下三个方面还是达成了有限共识:
一是二氧化碳排放积累到大气当中会提高气温。
我们能达到的最好的目标,是到2050年时,气温仅比工业化以前提高2摄氏度。
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现在开始采取行动。
二是大气中所积累的二氧化碳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工业化以后的排放。
三是气候变暖后,异常天气的频率会提高,而应对能力最低,准备最不足的,所受伤害最大的是发展中国家。
二、中国低碳走向
中国作为工业化程度已经较高的国家,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排放量还将进一步提高,未来的“碳预算”也将出现赤字。
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资源能源使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也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情况下增强国内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的需要,还是缓解在全球排放等问题上面临的国际压力的需要。
多数发达国家历史上的赤字必然引起巨额的预算透支。
例如,美国历史实际累积碳排放量已经是其总预算的2.6倍,英国为2.9倍。
发展中国家未来的预算使用也将出现较大的分化。
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和新加坡,2006年人均碳排放量均已超过9吨。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我国人口数量众多,经济增长快速,能源消耗巨大,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来自于能源、环境的压力十分巨大。
中国出台能效标准,限制污染,投资绿色新技术。
当前,大多数国家最优先考虑应对失业及经济崩溃带来的其他影响时,中国政府和产业界却没有停止绿色改革。
中国通过自身更多努力,加上来自其他国家帮助,最终可能成为清洁技术革命的领头羊。
气候谈判归根结底是一场政治谈判。
在当今世界还未就减排责任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碳关税很可能只是一个“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借口。
2009年10月10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已确认,研究所的课题组日前发布了《中国开征碳税问题研究》报告,建议5年之内开征碳税,并提出碳税制度的实施框架。
财科所课题组的研究报告建议,2009年进行燃油税费改革后,可择机进行资源税改革,在资源税改革后的1~3年期间择机开征碳税,预计在2012年-2013年开征。
预期在2014年之后开征环境税。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短期内不适宜开征碳税[8]。
如果长期不承担温室气体控制义务,中国在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活动中遭受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如果处置不当,有可能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
虽然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国并不需要承担具体减排义务,但由于二氧化碳排放数量的快速增长,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参与温室气体减排或限排承诺的压力与日俱增。
在2009年9月2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宣布,中国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
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已正式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9]。
中国政府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承诺,等于是我们单方面的承诺。
这意味着达到减排目标,只能靠中国自己的努力。
中国的减排指标是一种相对减排承诺,减少的是碳排放强度的相对量。
能源战略专家、《科学时报》首席经济学家武建东教授认为,中国提出减排目标,表明中美两国达成了以2005年为减排基准年的共识,而欧盟的方案则以1990年为基准年,“这相当于在基准年的确认上帮了美国一把,同时也意味着,这一基准年很可能成为哥本哈根大会的重要基准年”。
长期作为中国气候谈判代表的吕学都强调指出,和发达国家美国做出的绝对碳减排承诺是不一样的[9]。
中国提出的绿色方案呈现出一个重要问题:
在完成减排任务的同时,根据各国实际国情,如何建立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不影响本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方案,需要处理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环境和气候问题上的分歧?
中国绿色方案的原则体现出中国处理关于权利与义务具体实践的高度灵活性。
第一,发达国家应率先大幅减排,进行双轨制谈判。
“丹麦提案”的草案要求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进一步加大减排力度,以达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半的目标;欧盟方面甚至要求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减排,试图以此来推动另一排放大国美国的减排承诺,这是极为不科学和不合理的。
这些都是发达国家单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做出的要求,却没有规定发达国家2012年至2020年的中期减排目标是多少。
第二,需要建立跟踪机制或者依靠现有的机制,确认发达经济体是否确实履行了他们各自的承诺。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未来减排工作的执行是和发达国家能够提供多少资金、技术支持紧密相关的。
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问题上,发达国家不能再开“空头支票”。
按照《公约》和《议定书》的要求,发达国家应当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的充足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后者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
但到现在为止,这些相应的资金和技术仍旧没有得到落实。
第三,处理好援助资金如何分配的问题。
不同的利益诉求,使得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利益界限,也变得更加模糊和错综复杂。
发达国家在这一点上迟迟不履行已有的承诺,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甚至明确拒绝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这引起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77国集团的强烈抗议和不满。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并不是做慈善,而是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对全球环境污染所应承担的补偿和责任。
三、低碳经济思维模式
尽管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应对气候危机的新条约缔结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推迟,但是共建一个绿色未来的共识已经清晰。
作为一场涉及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生产方式的全球性革命,“低碳”不仅与产业、技术、城市相关,碳排放总量的刚性约束还改变了各国的国内外政策的思考模式方向。
一个未来的规则隐约可见:
碳排放量的价格将会更高。
这也就预示着,在此前提下,绿色经济很可能将推动下一轮商业模式和战略的创造,并且提供另外一种思维模式。
本文在此基础上,依据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理念,从全球化和低碳经济时代人类的生存状态出发,提出未来思考模式的变革思路。
第一,转变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解。
企业的社会责任由于运营成本能得到补贴,使企业可以覆盖到收入最底层的消费者。
在“低碳经济时代”,社会投资会将目标对准小规模发展项目,这将对扶贫产生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全球一半以上的40亿人,每天的生活开支低于2美元,实际上组成了世界经济金字塔的底座。
在《金字塔底部的财富》中有评论就说,如果全球公司以这40亿人为目标客户,他们就既能够扶贫又能够盈利。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民营或私营部门在面临如能源匮乏之类的发展挑战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包容”及“共享价值”的商业形式开始成倍地出现。
在IIED英国环境发展国际研究中心报告关于气候变化带来的商机成功案例中,尼日利亚是个典型个案。
尼日利亚有60%的地区没有电力供应,没有电力供应的地区中,农村地区占到90%。
尼日利亚蕴含丰富的天然气资源,还拥有客观的太阳能之类的可再生能源。
按理它理所应当地能自给自足,但是苦于缺乏利用这些能源的基础设施,尼日利亚每天白白浪费掉7千多万立方米的天然气。
太阳能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甚至在其他可替代能源方案的投资上也微乎其微。
世界资源研究所和国际金融公司在《下个40亿》这份报告中预计,尼日利亚民用能源的潜在市场价值是51亿美元。
英国的索拉爱德机构却通过商业化手段,为肯尼亚、马拉维和坦桑尼亚提供家庭太阳能服务。
SolarAid最初生产将煤油灯转为LED灯的小产品,现在他们与中国厂商合作,面向非洲市场大量提供太阳能产品,重中之重是让穷人更好地使用太阳能[10],从而实现了既盈利又扶贫的良好示范效应。
第二,转变对“现代化生活方式”含义的片面理解。
人们一直以来理解的“现代化”生活方式,离不开越盖越高的摩天大楼,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越来越高能耗的能源消费,误以为这就是现代而文明的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的直接后果是人们越来越依赖于与自然隔绝的人工环境系统,依赖于大量消耗能源,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的动力技术系统。
由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的原因,人们的膳食越来越多地消费以多耗能源,多排温室气体为代价生产的畜禽肉类、油脂等高热量食物,肥胖发病率也随之升高。
人类的精神活动也感受着前所未有的空虚和被异化的孤独感。
物质的极大丰富,没有带来精神家园的满足和充实。
哥本哈根大会直接向我们提出了未来现代而文明的生活方式转型的责任。
让这场运动从自己家中发起,从换个灯泡,打开窗户调温,到走路去车站坐车,或者骑车去邮局。
仅仅一个月,你就会感觉到低碳生活在渐渐变成一种习惯,它令人类活动与社会生活的互动更为艺术、环保、节约与和谐。
第三,转变传统消费观念。
在新的消费观念下培养更为文明的消费需求方式,引导个人文明消费,诉求消费正义。
这一方面增加了社会人员的闲暇时间,促进休闲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促进消费的可能性增加,扩大潜在消费需求;另外一方面,失业的人群要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培训谋求再就业,他们也促成了整体社会的消费需求增加。
与此同时,高技术含量的消费品也有利于提升人们的消费文明程度。
消费观念的变革依赖于消费结构的改变。
这就需要一方面消费的重点将由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向环保型产业转移;另一方面,消费者的偏好也将随生产的布局变化而发生变化,更加青睐于低能耗的产品。
然而,面对“低碳经济”时代,我们的准备并不充分。
尽管我们已经在为气候导致的环境问题付出沉重代价,但是在认识上我们仍旧存在着许多误区,需要我们去纠正。
第一,低碳经济不是要我们退回到原始社会,而是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低碳不等于贫困,贫困不是低碳经济,低碳经济的目标是低碳高增长。
发展低碳经济,从中长期看,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实实在在国家博弈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二,低碳经济不是高成本经济,“零碳”经济,而是节约型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
低碳经济不一定成本很高,低碳经济的核心是新能源技术,而新能源技术成本是较高的。
但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太阳能发电成本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温室气体减排甚至会节省成本,并且不需要很高的技术,但需要克服一些政策上的障碍。
发展低碳经济不会限制传统产业中高能耗等产业的引进和发展,只要这些产业的技术水平领先,就符合低碳经济发展需求。
第三,低碳经济不只是政府的事,它更是普通百姓的文明生活方式。
发展低碳经济是关乎每个人的事情,应对全球变暖,关乎地球上每个国家和地区,关乎每一个人。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国情,但从原则上讲,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着力点应当放在产业经济部门,使产业经济低碳化;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着力点应当放在削减居民生活消费中的碳排放,使社会生活低碳化。
第四,低碳经济不是掩盖贸易保护主义,而是会推动全球经济发展。
全球化的今天,气候和贸易挂钩的趋势也愈加明显。
很多国家担心,如果本国工业面临比其他国家更为严格的碳排放限制,那么它们将会丧失竞争力。
因此,纷纷打着环境保护的旗号,制定各种各样的贸易保护政策。
在低碳经济时代,从短期小范围内来看,如果某一个国家对别国进行碳关税的征收,那对其国内自身也会有重大的损害,因此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不会出现大规模的爆发。
总体来说,影响低碳经济思维模式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有三个:
一是拥有绿色消费意识的消费群,这是绿色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体;二是量化绿色信息,信息将会促使绿色消费成为一个能够被量化的概念;三是网络的力量。
我们基于五大因素来设定低碳经济时代生活状态的基本目标:
第一是科技发展,提高使用生物燃料的比例,促进高效环保;第二是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城市对农业的环境影响,特别要加强农村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第三是通过建立节约计划来节省能源,引导绿色生活理念和艺术环保的文明生活方式;第四是使用经济手段,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绿色盈利,减少气候贫困人口;第五是对弱势群体的培训教育和终身教育,提高全社会环保质量。
从许多方面来说,过渡时期举行的会议通常最具建设性。
哥本哈根会议尽管看起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但现在进行的一切将为充满机会的全新世界打下良好的基础。
正如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所说,这次危机留下的不应只是共克时艰的一段记忆,更应留下对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入思考,留下对未来发展路径的创新设想,以更好地推动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发展。
只要我们以合作的精神共谋发展,以包容的态度共创未来,世界经济就能走出一条健康复苏和持续发展的道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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