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孙中山晚年政体思想的飞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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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孙中山晚年政体思想的飞跃
评孙中山晚年政体思想的飞跃
孙中山晚年的政体思想与同盟会时期相比较有了重大的转折与飞跃，从狂热地追求美式民主共和制转而推崇德国俾斯麦式开明专制政体，从激进的飞跃论转而主张渐进论。
这种转折与飞跃，是从他坦诚地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得出来的，是对中国国情认识深化的结果，非常难能可贵。
本文试就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总结与反思中，从他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中，从他寻找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道路中，讨论孙中山政体思想的转折、飞跃及其巨大意义。
一、急进与失败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以后，掀起了反对封建专制政体建立民主政体的高潮，以拯救民族危亡和实现政治经济的现代化。
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时代赋予的紧迫任务，但是，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即通过何种道路及何种速度实现现代化，人们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经验，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张，有人提出以二元制君主立宪政体或以开明专制为过渡，有人主张立即实行议会制君主立宪政体，更有人主张立即实行美式民主共和政体。
有主张渐进也有人主张急进。
孙中山是坚决主张立即实行美式民主共和的急进派首领，坚决反对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循序渐进的原则。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说，中国革命要学习西方，总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将中国“造起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来”。
为什么要采取当时最先进的民主制度呢？
他举例说，正如火车头，“始极粗恶继渐改良”，今已采用蒸汽车头，今“中国而修铁路也，将用其最初粗恶之汽车乎？
抑用最近改良之汽车乎”？
他还指出，有人说中国人民的程度不高，“此时不能共和。
殊不知又不然，我们人民程度比各国还要高些”。
他又认为，民主政体的建设与普通人民的民主知识和能力没有多大关系，关键在先知先觉“志士的经营。
百姓无所知，要在志士的提倡，志士思想高，则百姓的程度高”。
今日学习西方民主政体，其指导思想应“取法乎上”，否则，“不过徒救一时，是万不能永久太平的”[1]（p280-281）。
这是典型的国家政体机械论和社会民主进程飞跃论。
孙中山的这些理论，正符合一部分知识青年急欲拯救民族危亡和狂热羡慕美国民主、自由、平等及富强的愿望，从而掀起了革命共和的高潮。
这种高潮与反满高潮、国会请愿高潮相呼应，共同对准清政府专制统治。
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全国响应，推翻了长期统治中国的封建专制政体，成立了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从而取得划时代的伟大胜利。
但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面临内政外交一系列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困难重重。
新政权无法巩固，孙中山不得不将新成立的政权拱手让与封建专制政体的代表袁世凯。
从此以后，共和国的成果一一被扼杀在摇篮里，“共和”名存实亡。
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又失败了。
二、坦诚的反思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学术界及教科书里一致认为是由于封建势力的阻挠和帝国主义的破坏，强调辛亥革命失败的外部原因，对其内部的深层次的原因很少论及。
孙中山晚年从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入手，对革命失败的内部原因进行了深层的多角度的剖析和坦诚的反思。
马克思谈革命“暴力是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这就是说，革命的产生是有条件的，正如十月怀胎，新社会这个胎儿必须在母腹中发育成熟或基本成熟时，旧社会的母腹不能再容纳新生胎儿时，分娩、阵痛、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
革命就成为新社会诞生的助产婆。
辛亥革命迎来的“共和国”这个胎儿，从理论上讲她应具有如下几个条件：
其一，人民群众应有地方自治的基本能力；其二，各级行政长官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其三，有比较健全的政党、强有力的领袖和军队。
如果这些条件基本具备，则共和国新社会的胎儿在旧社会的母腹中可称发育成熟，只有在这个时候，革命暴力才成为“共和国”诞生的助产婆。
很显然，孙中山在倡导共和革命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以为只要先知先觉的经营、提倡就行了。
在痛苦的实践检验中，他的一切设想都落空了，沉重的经验教训和反思，从中、美国情对比中逐渐悟出辛亥革命失败的内部原因。
第一，辛亥革命的思潮来源于欧美。
革命发生的内因应该是变化的基础，应该是生产力的发展突破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发展突破上层建筑，这是革命发生的深刻的社会根源。
只有植根于国内深刻社会根源的革命，才有成功的可能。
否则，根基不稳，革命定将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孙中山晚年承认，自己发动革命的思潮来源于欧美。
他说：
甲午战争后，“当时革命党外面见到外国富强，中国衰弱，被人凌辱；内面又受满清专制，做人奴隶，几几乎乎有亡国灭种之忧，一时发于天良，要想救国保种，只知道非革命不可”[2]（p316）。
他又说，义和团运动后，“中国人便知道从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够和外国的洋枪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欧美的新文明的确比中国的旧文明好得多”[2]（p316），处处学习外国，革命思潮日益高涨。
总之，“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2]（p293），因为看到欧美的文明，“比中国进步，我们羡慕他们的新文明，才主张革命”[2]（p345）。
第二，没有坚强的党和明确的革命目的。
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特别是共和革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和符合社会大多数人拥护的纲领。
可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国民党的状况又如何呢？
当时中国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专制主义和人民大众民主自由的矛盾，封闭的自然经济和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矛盾。
但是，孙中山同盟会时期的三民主义强调反对满人皇帝，不提反对封建专制，不主张发展资本而强调“节制资本”，这是与时代要求相违背的，也是造成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孙中山经过沉痛反思后认识到“曾几何时，已为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
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第一次革命失败之根源”[2]（p114）。
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在同盟会时期即没有反应时代所提出的主要矛盾，强调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反对满人皇帝，以为只有推翻满人皇帝才是革命成功。
因此，推倒满清皇帝以后，“人人皆以为辛亥推翻满清便是革命成功”，从此革命党人的热心消灭、革命事业不肯继续做去，此其最大原因也[4]（p432-433）。
孙中山沉痛反思，指出他的革命党人，“只知道非革命不可，但不知道革命何时可以成功，并不想到成功以后究竟用一个什么通盘计划去建设国家”，“各自为战，没有集合，没有纪律”，革命党没有巩固团结“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破坏自己”。
“这十三年来，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故多数反革命派即以此为口实，而攻击革命党，谓只有破坏能力，而无建设能力。
”这种话我们虽不肯承认，然而事实上却是如此，我们“革命党不能不负责任”[2]（p96-100）。
第三，缺乏共和政治的社会基础。
孙中山晚年颇为深刻地认识到，共和政治首要的条件应植根于人民群众地方自治的基础上，但是中国则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
孙中山说建立共和，“民权何由而发达？
则从团结人心，纠合群力始”[3]（p413）。
可是，“十年以前，非特一般人不知共和为何物，即知识阶级亦鲜解共和真理”[3]（p531），中国革命后“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鸟合之众而已”[3]（p413）。
更有甚者，许多人“不但不知共和的好处，反而希望真命天子出现，或者满清复辟，把民国再变成帝国的心理”，“如果四万万人都抱这种旧思想，那么，共和的基础，怎么能够巩固呢？
”[3]（p1-2）
三、不能照搬美式共和
武昌起义后建立的共和政体，只是少数几个人从美国照搬进来的，广大的人民群众和知识阶层不知共和为何物，革命党人也无能将共和政治推行下去，封建军阀乘机破坏，共和国名存实亡。
孙中山历经痛苦的教训，冷静地反思，从中外国情特点与政体的关系作深入考察，从而使他的政体思想有了巨大转折。
1924年当国民党与共产党第一次合作期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的长篇政治论文中对国情特点与政体关系的理论作了深入的研究。
他说：
“中国革命以后，要仿效欧美实行民权，欧美的民权现在发展到了代议政体，已经历一、二百年历史，中国要跟上外国实行民权，所以也有代议政体。
但是欧美代议政体的好处，中国一点也没有学到；所学的坏处却是多百十倍，弄到国会议员变成猪仔议员，污秽腐败，是世界各国自古以来所没有的”，“所以中国学外国的民权政治，不但是学不好，反且学坏了”[2]（p319）。
为什么反而学坏了呢？
孙中山深刻认识到，这是由于中美政治基础不同，民情风土习惯不同。
孙中山清楚地看到共和政体的基础源于地方自治，他说，美国建立共和政体，“其未独立以前，十三洲已各自为政，而地方自治已极发达；故立国之后，政治蒸蒸而上，以其政治之基础全恃地方自治之发达也”。
其余中美、南美之各地拉丁人种之殖民地，百十年来亦先后仿美国，而脱离母国以改建共和。
然其政治进步之不如美国，而变乱常见者，则全系乎其地方自治之基础不巩固也。
法国“虽为欧洲先进文化之邦，人民聪明奋厉，且于革命之前曾受百十年哲理民权之鼓吹，又模范美国之先例，犹不能由革命一跃而几于共和宪政之治者，其故何也？
以彼国政体向为君主专制，而政治向为中央集权，无新天地之地盘，无自治之基础也。
”“我中国缺憾之点悉与法同，而吾人民之知识、政治之能力更远不如法国，而予犹欲由革命一跃而几于共和宪政之治者，其道何由？
”[3]（p207-208）
孙中山在他1917-1919年写的《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里，一方面深知美国的共和政体植根于地方自治，法国、中南美诸国由于没有地方自治的传统，故共和革命无不失败，又承认中国人民之知识、政治能力更远不如法国，从而否定了他同盟会时期认为“我国人民程度比各国还要高些”的论点，这不能不说是他政治思想的一大转折，一大进步，逐渐趋于接近实际。
但是，他又认为，只要在中国通过“革命方略之三时期”，通过训政大力宣传共和之好处，领袖带头宣誓拥护共和，希望“有志之士”各于本县组织一地方自治会，发启者互相照式宣誓，表示“拥护中华民国，实行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国基就会永远巩固下来。
通过这种道路，人人宣誓拥护共和，“急起直追，万众一心”，先奠国基于方寸之地，只要人人心理上拥护共和，共和国也就能巩固下来了[3]（p210-215）。
以上是孙中山在反对袁世凯称帝胜利后发表的论文，立足于拥护共和、巩固共和，其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他引用的论据和结论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他对比美国与法国共和政体成败之原因基于有无地方自治，美国共和政体建设成功的原因在美国人民有地方自治的“习惯和能力”，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仅仅是一种拥护共和的“心理”，由心理发展到行为，还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孙中山以为只要人人从心理上宣誓拥护共和，人人急起直追，共和国基就能巩固，这种想法仍是不切实际的。
如何学习外国呢？
孙中山晚年深刻认识到，不能不考虑国情特点。
他说：
“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照样去做，像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
欧美的机器，我们只要是学到了，随时随地都可以使用。
”“至于欧美的风土人情和中国不同的地方是很多的，如果不管自己的风土人情是怎么样，便像学外国的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
”他进一步认识到“一味盲从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
”我们必须按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社会潮流去做，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
”“如果不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社会潮流去做，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
我们中国要进步，民族的前途没有危险，自己来实行民权，自己在根本上便不能不想出一种办法。
”[2]（p318-320）
孙中山在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中，从辛亥革命前后照搬美国共和模式，到他晚年认识到必须从国情特点出发，认为“美法共和国皆旧式的”，不适合中国国情，必须放弃美式方案。
从盲目学习外国到从实际出发有选择的、有步骤的学习外国，表明他政治哲学思想的一大飞跃。
四、崇尚俾斯麦万能政府
孙中山晚年，极力寻找和构想一种适合社会潮流并符合中国国情特点的新式政体。
他曾说：
“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
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共和国，新式者何？
即化国为家也。
”所谓化国为家，就是一切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不是从个人的民权、自由出发[2]（p56）。
他又说：
“近来俄国发生一种新政体，这种政体不是代议政体，是‘人民独裁的政体’。
”这种“人民独裁政体”“当然比代议政体改良得多”，更符合俄国的特点，但它究竟怎么样呢？
“我们得到的材料很少，不能断其究竟”[2]（p314）。
孙中山最感兴趣的是德国俾斯麦政府。
他设想在中国建立的新式政府就是俾斯麦式的“万能的政府”。
孙中山曾多次讲到“近几十年来欧洲最有能的政府，就是德国俾斯麦当权的政府。
在那个时候的德国政府，的确是万能政府。
”俾斯麦在担任德意志帝国宰相不到20年期间，完成德国的统一，成立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实行有限的民主，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及军事。
孙中山说：
“把很弱的德国变成很强的国家”，并且曾经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德国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地位，全由俾斯麦一手缔造而成”[2]（p310）。
美国的民主共和政体，极力鼓吹民权自由，法国及中南美洲国家在仿效美国共和政体中，也大力提倡民权，结果动乱不已，国家无法实行真正的民主和富强。
孙中山在总结世界性的这一历史经验教训中指出，“在民权发达的国家，多数的政府都是弄到无能的；民权不发达的国家，政府多是有能的”[2]（p321）。
他说，俾斯麦的民权政治为世界上“最新的民权思想”，“德国的民权虽然很发达，但是没有力量去反抗政府。
在俾斯麦的时代，他的能力不但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种种方面战胜全世界，就是对于民权风潮，也有很大的手段战胜一般民众”[2]（p310）。
使国家避免动乱，有效地保持稳定的发展，使德国迅速地发展为世界强国。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权主义》长篇演讲的结论中提出，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内，建设一个极强有力的政府”，“无敌于天下的政府”，人民有权选举并罢免政府，而政府能充分施展职能“为人民谋幸福”。
这个国家就可以“驾乎各国之上”[2]（p346）。
孙中山崇尚的俾斯麦政体，实际上是他训政思想的高度发展，虽然他一再解释“开明专制者，即以专制为目的；而训政者，乃以共和为目的”[3]（p210-211），二者是完全不同的，通过训政“以造就地方自治为基础”。
在梁启超看来，“开明专制”只是一种过渡政体，其最终目的也是逐步建设现代民主政治，他在《开明专制论》里亦将俾斯麦政府列入开明专制。
可见，孙中山的训政时期实际上也是开明专制政体。
孙中山说，“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3]（p211）。
梁启超曾说，“开明专制，实立宪之过渡也”。
“国家久经野蛮专制”和“不完全的专制向立宪政治过渡，最适合用开明专制”。
又说，“克伦威尔、拿破仑第一、彼得大帝、俾斯麦等都是开明专制统治者。
俾期麦时代已有宪法，但其精神全属开明专制”[5]（p27-37）。
孙、梁提出的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必经“训政时期”或“开明专制”时期，其论据都是相同的，都是由于中国人民长久处于专制政体之下，“奴性已深”，根本没有民主政治的习惯与能力，为了建设民主政体，必须以训政时期或开明专制为过渡，这都是由中国历史和国情特点决定的。
中国近代任何高明的杰出领袖，不管他在野之时如何高举争民主、争自由的旗帜，而一旦当他执政以后，都不可能将历经千百年封建专制统治的落后的多民族的大国一跃而进入民主政体；而必须以开明专制或变相开明专制为之过渡，这是历史和国情特点所决定的。
五、“自由”和“民权”的限制与发展
所谓开明者，即统治者的政策适合世界之潮流，一切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而不是倒行逆施，从私利出发。
所谓专制者，即统治者以强有力的手段管理国家，保持社会稳定，逐步推行合乎世界潮流和群众需要的各项政策，使国家逐步走向富强与民主。
因此，开明专制的特点之一是对国内人民的个人“自由”和“民权”加以适当限制。
在这方面，孙中山讲得十分清楚，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高唱“自由”和“民权”，对国家民族都是有害的。
西方革命以自由平等相号召，孙中山领导革命不打争“自由平等”的旗号。
他说，“外国革命是争自由而起，奋斗了两三百年，生出了大风潮，才得到自由，才发生民权”。
可见，争自由，争民权，亦不是一蹴而就的。
他说：
“从前法国革命的口号是用自由、平等、博爱。
我们革命的口号是用民族、民权、民生。
”“究竟我们三民主义的口号，和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口号有什么关系呢？
照我讲起来，我们的民族可以说和他们的自由一样，因为我们实行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争自由。
但欧洲当时是为个人争自由，到了今天自由的用法便不同。
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么应用呢？
”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以分散的自然经济为主体，人民老死不相往来，习惯于自由散漫，如果将“自由”二字用到个人，“便成一片散沙。
万不可太自由，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
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
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
”[2]（p278-281）
孙中山指出，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便要大家牺牲”个人自由，“当学生的能够牺牲自由，便可以天天用功，在学问上做功夫，学问成了，知识发达，能力丰富，便可以替国家做事。
当军人的能够牺性自由，就能够服从命令，忠心报国，使国家有自由”。
这里所说的军人、学生的自由，不是指的政治上的人身自由，而是“放任、放荡”。
如果军人、学生不顾军纪、校规，放任、放荡，“在学校内没有校规，在军队内便没有军纪，那还能成为学校、号称军队吗？
”“中国学生得到自由思想”，“故常常生出闹学风潮”。
工人不懂平等自由，由好义之士所唤醒叫他们去“罢工”乃至“走入平等的迷途”。
党内及地方自由太多，“各省各自为政，四分五裂”，号令不能统一，“没有纪律”[2]（p288.296）。
如果人人从个人利益出发，去争所谓“自由”，中国“便更是一盘散沙，不能成大团，我们的革命目的，便永远不能成功”。
因此，党人不主张自由、平等，主张三民主义[2]（p321-322）。
关于民权，孙中山认为中国人素无地方自治的习惯，从不知民权为何物。
他指出“中国人知道民权的意思，是从书本和报纸上得到的”。
许多人以为民权发达是“世界潮流”，当然中国也需提倡民权，以为“中国民权能够像欧美一样的发达，便是我们争取民权已达到目的了；以为民权能够发达到那个地步，国家便是很文明，便算是进步”[2]（p299）。
孙中山针对那些盲目追求民权的分子指出，其实，“欧美革命争民权，革命一百多年了，只争到有限制的选举权”。
法国革命以卢梭的“天赋人权”相号召，“实行民权，结果，讲充分民权，不要领袖，甚至把许多有知识、有本领的领袖杀死了，只剩得一班暴徒”，弄成“暴民专制，弄到无政府，社会上极为恐慌，人人朝不保夕”。
“所以后来人民都觉悟起来，便不敢再主张民权。
”[2]（p306-307）孙中山严肃指出，中国人革命不知欧美革命历史，也学欧美争自由、平等、民权等等，“都一样是盲从，都是一样的莫名其妙”[2]（p303）。
现在许多中国人“主张实行民权，要仿效外国，便要仿效外国的办法”。
但是，民权问题在外国政治上至今没有根本办法，“所以外国的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足为我们师导”[2]（p317）。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反对封建专制实行民主、民权，然而在中国这个素无民权政治的国家，如一盘散沙之国民，是不是不必实行民主与民权呢？
不是的。
孙中山认为，必须在中国建成民有、民治、民享之民国，使国民享有选举官吏、罢免官吏、创制法案、复决法案之权，建成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
孙中山认为，西方民权政治的发生，始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始于集会结社，始于选举代议士。
因此，他专门写了《民权初步》一书，就如何集会、动议、讨论、表决等基本知识写了20章157节，他强调一切民主议程务必须从秩序，顺次而行。
他说，如“人之初生，不能一日而举步，而国之初造，岂能一时而突飞？
”，第一步之工夫万不可忽略也。
要求人民“按部就班，以渐而进”，“行远自迩，登高自卑”，“逐步前进，民权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3]（p412-414）。
开明专制政体，是由封建专制政体向现代民主政体过渡的一种暂时的也是必须的政体，建立这种政体和“训政时期”一样，都是为了培养人民群众的民主能力与习惯，最终过渡到民主政体。
在过渡时期，为了使国家民族得到健康的发展，必须保持稳定，只有保持稳定才能求得顺利发展。
在中国这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人民如一盘散沙，也习惯于禁锢，如果说一旦解除禁锢，就像决堤的洪水泛滥成灾。
在中国这个地域辽阔、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多民族的落后大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对一般民众来说，害怕动乱，需要稳定和发展，比起自由、民权来说，更为重要。
为了防止动乱保证稳定、发展富裕和逐步推行民主，适当地限制个人自由和民权，也是必要的。
孙中山提出的限制个人自由主义的膨胀，防止少数人滥用民权，以防止动乱，也是符合整个国家民族利益的，也符合落后国家推行民主政治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
但是，他丝毫没有停止在限制人民自由和限制民权上，他具体制定在中国逐步的实行民权的方案，也是非常开明的主张。
这就比较正确地解决了中国近代化中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六、转折与飞跃
从以上各节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晚年的政体思想与同盟会时期比较，有了巨大的转折和飞跃，这表明在从力持民主进程飞跃论转变为渐进论；从“取法乎上”转变为“按部就班”从第一步做起；从照搬美式共和转变为按照自己的国情特点去做；从断定中国人民程度高明论转为乌合之众论；从盲目迷信美式共和论转变为称颂开明专制式的俾斯麦政体。
孙中山政体思想的巨大转折，首先是由于他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内部原因及教训进行了极其痛苦的坦诚的深刻的多方位的反思。
从他检讨革命党人没有计划没有团结、自己破坏自己等等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十分痛苦的心情；他勇敢地承认革命党“无建设能力”，实属责无旁贷，也是十分坦诚的深刻的；他在检讨及批判飞跃论、照搬论等不顾国情特点的错误主张中也是毫不留情的，而且许多论点都是往日梁启超在与同盟会论战时期所详细指出过的。
他在检讨革命党存在的种种问题时，不论是敌人攻击的语言，还是政敌的论述，他丝毫不文过饰非，更不诿过于人，只要符合实际情况，他都虚怀若谷，服从真理，勇于承担责任，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光明磊落的领袖品格。
有人认为，揭示辛亥革命失败的种种内部原因，是对辛亥革命的否定和抹黑，然而孙中山却不为自己革命中存在的种种缺点讳。
相反，孙中山认为，只有全面地揭示和认识革命失败的种种内部原因，才能如实地总结经验教训，从而找到新的方向和通往民主富强的真正起点。
他从飞跃论转变为渐进论，从“照搬”论转变为从国情特点出发，充分反映了他求实的科学精神。
他从迷信美式民主共和到崇尚俾斯麦的开明专制，这是从总结国际革命经验教训，从研究政体与国情的关系中得出的科学结论。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任务和方向是要在中国建设成民主、富强的国家，但是，在历经封建专制摧压的、政治经济文化都非常落后的多民族大国，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坚守起跑线，一步步地前进，才能有效地达到目的地。
在历经革命暴力以后，必须以“训政”或开明专制的方式加以过渡，这是英、俄、法、日等国的经验，中国也不能例外。
民主革命以后的新政权，不论叫什么名字，也不论哪个党执政和采取什么形式来管理国家，都避免不了“训政”或“开明专制”式的途径。
但是“训政”或“开明专制”的任务在养成人民的民主和法制精神，逐步向民主政治过渡。
过渡的时间，孙中山定为6年，梁启超曾认为应有30-50年。
6年太短，30-50年也不长，但都认为有一个时限，这就为“训政”或“开明专制”指明了任务、方向和出路。
近代世界先进国家的民主化过程，都经历过开明专制，美国的民主政治来源于英国，英国革命后，克伦威尔曾于1649年成立共和国，为了保持国家稳定于1653年即改共和政体为护国主政体、建立军事独裁统治，至1688年光荣革命确立二元制君主立宪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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