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概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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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概况
∙世界著名冷兵器--日本刀
日本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别具一格的日本文化。
樱花、和服、俳句与武士、清酒、神道教构成了传统日本的两个方面——菊与刀。
在日本有著名的"三道"，即日本民间的茶道、花道、书道。
日本对汉文化的保留
在文化上,清朝时第一个也是最後一个能够完全改变汉文化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例如外国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是:
唐装、旗袍等旗人服装（原来是由满族的骑马褂演变而来）,而清朝男子留辫子（和剃头令的颁布和严格实施有关）;中国的乐器音律由原来的风雅清幽转变为喜庆热闹,之前多使用古筝,琵琶等民族管弦乐器,到了清朝则大肆使用唢呐、锣鼓等音色响亮的吹奏、打击乐器,;同样建筑风格也发生巨大变化,原来的飞檐变得更加翘高,屋檐更加朝里,曲折度增加,笔直度缩短,由原来自然写意的风格转变为富丽堂皇;装饰物比较多用自然纹理和植物,而更加倾向於碉龙碉凤,或者历史典故.故清朝造成传统汉服饰、音乐、建筑文化的极大改变,并且影响至今.而汉文化反而在日本有较多保留,如和服是根据汉服仿制;日本刀是由唐刀演化而来,日本的音乐、建筑保留了大量汉文化（特别是唐代）的精髓,而这些在中国本土却很少能再看到.
日本文化史
日本文化由来：
考古研究发现，在数十万年前来自中国东北的原始人类进入朝鲜半岛上居住，一些又迁徙到日本列岛。
考古学和人类学观点认为日本民族是主要由古代中国汉族、长江下游的吴越人、古代中国南方沿海人和少量的西伯利亚通古斯人、少量南洋群岛的马来人以及中南半岛的印支人融合而来，逐渐迁移到日本融合衍变而来。
从1996年开始中日两国考古学、人类学和医学专家联合组成的中日人骨共同调查团多次证实了以上的结论。
战国时秦国灭燕国、齐国和越国时，大量燕国人、齐国人和越国人逃到朝鲜半岛和日本。
中国的西周灭商之后，商朝遗臣箕子到朝鲜半岛与当地土著建立了“箕氏侯国”。
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朝鲜半岛北部属中国领土，在此期间和以后到清朝时当中国北方出现战乱和灾害时，陆续有大量中国人移民朝鲜半岛,后来又从这里向东向南到了日本。
还有一条移民路线是从中国东部直接跨海到日本列岛。
日本原来是没有文字的，所以一直使用中国的汉字，现在日本语言口音中80%左右是汉语的变音，日本的语言语音主要来源于商周时期到清朝的多时间段多层次的中国汉语方言口音和通古斯人口音、吴越人口音、少量南洋群岛的马来人口音以及中南半岛的印支人口音融合而来，因此日本文化受到了中国的深刻影响。
日本列岛上出土的最早的古人类化石只有几万年的历史。
日本列岛上在4世纪后才出现国家，之前只有部落，日本列岛原来并不叫日本。
古代日本文化主要得益于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融合。
日本吸收中国文化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几千年的历史过程。
汉字和汉文、儒学、律令制度和佛教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
正是在中国文明的巨大影响下，到公元4至5世纪日本列岛就渡过了野蛮阶段，进入了文明阶段。
[1] 3世纪末，百济博士王仁把中国儒家典籍《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传至日本。
5世纪，日本贵族已经能够较好的运用汉字了。
继体天皇7年（513年），建立五经（易、诗、书、礼、春秋）博士交待制度，要求百济定期向日本派遣谙熟儒家典籍的汉学家，以后又增加医博士、历博士、天文、地理和阴阳五行等各方面的专门人才。
到圣德太子时代（593－621年），直接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全面摄取中国文明制度，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日本文化之例
从中国传入日本的格斗运动——空手道不使用任何武器、仅使用拳和脚，与其它格斗运动相比，是一种相当具有实战意义的运动形式。
合气道原来只是一种用于练习“形式”的运动，其基本理念是对于力量不采用力量进行对抗。
与柔道和空手道等运动相比，没有粗野感的合气道作为一种精神锻炼和健身运动，很受老年人和女性的欢迎。
书道，提起书法，相信不少人会认为它是中国独有的一门艺术。
其实，书法在日本不仅盛行，更是人们修行养性的方式之一。
古代日本人称书法叫「入木道」或「笔道」，直到江户时代（十七世纪），才出现「书道」这个名词。
在日本，用毛笔写汉字而盛行书法，应当是在佛教传入之后。
僧侣和佛教徒模仿中国，用毛笔抄录经书 能剧是日本的传统戏剧，也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戏剧之一。
能剧源于古代舞蹈戏剧形式和12世纪或13世纪在日本的神社和寺院举行的各种节庆戏剧。
“能”具有才能或技能的意义。
演员通过面部表情和形体动作暗示故事的本质，而不是把它表现出来。
现在这一剧种在日本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寿司是以生鱼片【刺身（さしみ）】、生虾、生鱼粉等为原料，配以精白米饭、醋、海鲜、辣根等，捏成饭团后食用的一种食物。
寿司的种类很多，不下数百种，各地区的寿司也有不同的特点。
大多数是先用米饭加醋调制，再包卷鱼、肉、蛋类，加以紫菜或豆皮。
吃生鱼寿司时，饮日本绿茶或清酒，别有一番风味。
日本文化发展史
日本文化有无自己的根？
回答是肯定的。
尽管日本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中，始终以到如得的外来文化为媒介，但它毕竟尽有自己的根。
日本文化如同一棵树，它的根深扎于日本国的风土上。
若究其缘起，则可上溯到公元前数千年的绳纹时代。
“绳纹文化与后来的弥生文化、古坟文化，是日本原出文化的三个时期。
” 日本历史始于石器的出现，绳纹时代即是日本的石器时代。
考古发掘出的那个时期的陶器表面带有丰富多彩的草绳模样，史称绳纹陶器。
绳纹陶器历史久远，外观渐趋复杂，花纹日益丰富多彩，说明其时陶器工艺的成熟以及石器加工的发达。
尽管当时日本已经处于新石器时代，但因岛国的地理位置，致使当时欧亚大陆的先进文化未能进入日本。
绳纹人群居坚穴，仍以捕鱼、狩猎、采集为生，不知农耕。
生产力的滞后，亦使其当时社会滞留在母系氏族公社阶段。
巫术支配人们的原始社会生活，也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
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日本历史进入弥生时代。
考古学家在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发掘出不同绳纹陶器的新式陶器，史称弥生陶器，史称弥生文化。
弥生陶器器形简单，花纹也不繁杂，与绳纹陶器迥然不同，反映出一种新的审美情趣。
一般认为，弥生陶器是从海外输入的，即可能是从大陆迁入的民族带去了新的弥生文化。
新的文化虽然战胜原有的绳纹文化而成为日本文化的主流，但外来人终被原住居民所同化，日本民族并未因之而断续。
弥生时代的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因为先进的大陆文明经由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促经日本很快进入以稻作农耕经济为主的农耕社会，石器时代进入了铁器时代。
弥生人从事农耕，种植粮食，共同劳动逐渐形成大的村落，父系社会制度取代了母系制度，阶级差别、政治支配关系也逐渐形成。
当时，自然崇拜和巫术迷信依然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特别是农耕祭祀活动盛行，成为弥生文化的一大特征。
从公元三四世纪到六七世纪，以畿内为中心，全国各地建造了许多以前方后圆坟为代表的高冢古坟，标志着日本由弥生文化进入古坟文化的时代。
古坟的建筑需要征集大批劳动力，坟内陪葬有镜、剑、勾玉等精致工艺品，象征着死者生前拥有强大权力。
这与一般民众死后的简易安葬形成鲜明对照，说明强大的专制集权已经形成，即以畿内为中心的大和国终于在5世纪初统一了日本。
这个时期，日本从大陆不仅源源不断地输入物质文明，而且开始导入大陆的精神文明。
一方面，移居日本的汉人和朝鲜人即所谓“归化人”开始使用汉字记事，一方面，中国的阴阳、天文等知识传入日本。
到6世纪，儒家经典、佛教等亦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揭开了日本精神文化的序章。
有上述可知，日本原初文化的萌发和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
从迄今关于绳纹、弥生和古坟文化的研究来看，日本原初文化是原始社会的日本人在与外部自然的斗争中、在寻求和丰富自身物质生活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且一旦岛国日本与外界取得联系，外来先进文化便立即被导入，成为日本文化的生长激素。
其次，在精神文化上，巫术和祭祀支配着原始社会日本人的社会生活，这种原始信仰为日本民族宗教－神道教的形成提供了基矗第三日本原初文化的形成与日本民族、国家的形成几乎同步，二者关系密切，不可分离。
即以大和地区为中心，融合诸民族而形成为“大和民族”；“大和国”也终于统一了“百余国”，建立起天皇制国家。
大和国统一日本后，不仅吸取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开始吸取中国的政治制度，特别在推古朝改革进程中（554－628），以圣德太子（574－662）为首的改革派精心研究中国经典，博采从中国和朝鲜传入的各种先进思想和文化，尤其是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更是兼取中国法、儒、墨及佛家等思想，结合日本具体情况制定的。
在大化革新中（646），孝德天皇（587－654）则仿照唐代官制，全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而把日本社会推进到法制完备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
从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是日本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历经飞鸟（593－710）、奈良（710－794）、平安（794－1192）、镰仓（1192－1333）、室町（1333－1573，含南北朝、战国）、安室桃山（1573－1603）、江户（1603－1868）等时代。
早期的封建社会（飞鸟、奈良、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化，集中体现为白凤、天平文化和平安文化。
所谓白凤文化是指大化革至奈良时期的文化，天平文化泛指整个奈良时期的文化。
此间，日本主动与隋唐建立密切关系，积极摄取隋唐、特别是唐代文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
佛教传来后便为朝廷所利用，受到朝廷保护以至成为国教。
以奈良药师寺为代表的佛教艺术，成为当时日本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观。
另外，在使用汉字记事的基础上，日本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标记日语的音和声，创造了“万叶假名”，并用之创造了和歌集《万叶集》。
至此，日本结束了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历史，这是日本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
随着假名的出现，日本文学逐渐占据主流地位。
建筑与雕刻、绘画与音乐、书道与茶道等，也都各展“和风”，显示日本文化的独自特色。
中期封建社会（镰仓、室町时代）的日本文化，以武士文化为特色。
武士，本意为学习武艺，执掌军权者。
它在日本作为新兴阶层出现是9世纪中期以后的事。
那时，随着庄园实力的强大，为镇压农民，对抗国司，保卫庄园利益便组建私人武装力量，谓之武士团。
镰仓幕府的建立，标志着以武士为统治阶级的武家政权已经成为支配日本的实际力量。
镰仓幕府衰败时朝廷试图夺回政权未果，室町幕府执政。
与以朝廷为中心的贵族文化比较，武士文化则倾向于大众，包含许多新的大众文化因素。
就武士阶层自身而言，在以主仆契约为人际关系原则中形成的人伦道德，既有践踏生灵的非人性的一面，又有忠诚于主人的新的道义活力的一面；武士的道德也因时代而异，必须对之加以具体分析。
以武士的军旅生活为题材的武士文学，与武士心境相吻合的禅宗的流行，以及各类理论著作的出现，都是这一时期日本文化史上的新特点。
后期封建社会（安室桃山、江户时代）的日本文化，亦即江户时代（又称德川时代）的文化。
江户时代历时260余年，时日本封建社会成熟期也是崩溃期。
由于长期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加之一度锁国，致使前近代的日本文化异常繁荣，臻于成熟。
概言之，江户文化的主潮流不外是：
其一，中国的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取得独尊的地位，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推动日本精神文化的发展。
其二，具有日本独特的思想文化的创出与繁盛。
其三，西方文化的受容与研究。
开国与明治文化
德川末期（1845－1867），日本同时迎来了民族危机和封建制的危机。
从18世纪中叶起，欧美列强开始窥视日本。
1854年佩里率美国舰队第二次叩关，迫使日本签订《日美亲善条约》，日本的大门被打开；继之签订的“安政五国条约”，结束了200余年的锁国政治，把日本置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加深了全面沦为殖民地的民族危机。
与此同时，开港后国内各种阶级矛盾激化，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发对幕府专制的斗争高涨。
尽管幕府作了一些改革，试图摆脱内外危机，终因封建的幕藩体制病入膏肓而于1868年崩溃，明治政府成立。
从此，日本揭开了近代史的新篇章。
明治时代（1868－1912）是日本资本主义形成、发展并走向帝国主义的时代，也是日本从19世纪迈入20世纪的世纪之交的时代。
从文化史上看，明治文化一方面要为明治初期新政府建立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体制提供依据，又要为其后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建设服务；另一方面日本文化还要完成自身的转型，展开文化本身的发展。
从总体上看，明治文化大体经历了启蒙与西化、批评与反思、折衷与创造这样三个阶段。
明治初期，刚刚从封建体制中脱胎出来的新政府，为实现向资本主义的彻底转变，提出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
文明开化意味着从前近代社会的解放、意味着资本主义近代化。
当时日本已经认识到既要汲取西方的物质文明，更要汲取其精神文明。
被誉为国名教师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说：
“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文明外形易取，而文明精神难求。
”因此，他提出一个“首先改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物质”，在日本实现现代文明的模式。
于是，以“明六社”为中心，一批有为的知识分子掀起了思想启蒙运动，西化大潮冲击着日本列岛，荡漾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震撼着日本人的心。
但是，潮水有涨必有落。
在西化热潮稍事冷却后，国粹主义者复出，试图否定启蒙成果，复活传统。
在批评复古逆流肯定文明开化大方向的同时，有识者也对前期思想文化界的混乱进行反思，根据日本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探索以导入的西方文化为媒介，创造日本现代文化的道路。
可以说，明治后期文化已经完成落现代转型，并且在与西方文化共流、撞击与相融中，探索出现代日本文化发展的独自道路。
短命的大正文化
大正时代（1912－1926）是短暂而相对稳定的时期。
该时代的根本特征，事大正民主主义风潮席卷文化的各个领域。
自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垄断资本迅速发展过程中，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逐渐形成落一个新的中间阶层机中产阶级。
这一阶层在政治上反对当时的军阀官僚专制，要求实现政党政治，实施普选，从而形成大正民主主义运动。
在此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大正文化带有鲜明的现代性，机主张确立近代自我，宣扬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成为大正文化的基调。
大正民主主义思想的核心是民主主义，倡导民主主义的理论代表吉野作造认为，政权运作的终极基础在于民众，起最终决策也应符合民众意向。
以民为本是吉野政治思想的根基。
他虽然承认天皇制，但主张实现名副其实的君主立宪制，即限制军阀、官僚专制，扩大议会的权力。
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吉野的思想无疑有着积极的进步意义。
在民主主义的时代风潮下，大正时期的哲学社会科学也一展新貌。
新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哲学领域，而波及整个知识界。
作为新康德学派之日本版的文化主义、人格主义、教养主义，一时风靡思想界。
文化主义在肯定文化价值的同时，还强调人的主体性，由之而泛起人格主义思潮，即把人格价值视为唯一的伦理价值。
为大正文化推波助澜的岩波书店刊出许多新书，并于1915年到1917年推出哲学丛书，宣传理想主义哲学，被称为“岩波文化”。
此外史学家津田左右吉对日本古代史的合理主义解释，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对前人尚未涉足的庶民生活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大正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
在大正时期，如果说政治思想以民本主义为代表，哲学以新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为代表的话，那么，文学领域则以“白桦”派为代表。
以武者小路实笃为首的一批年轻作家于1910年4月创刊文学杂志白桦，形成很有影响的文学派别“白桦”派。
至1923年（大正12年）停刊的13年间，该派高举新理想主义旗帜，展开活跃的文学活动，居大正文坛主流地位。
他们不满于日趋衰落的自然主义文学，提倡“通过个人或个性发挥人类意志的作用”，把“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类的意志，探索个人应该怎样生活”作为该派文学的目标。
以此思想为指导，他们创作出许多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作品，哺育了不少知名作家。
白桦派运动还超出文坛，在教育界乃至社会上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此间，戏剧、美术、音乐等文化领域，都展现出异于明治文化的新貌。
大正文化清新而繁荣，然而，大正时代未及展开便匆匆消逝，短命的大正文化亦随之落下帷幕。
昭和前期文化的浮沉
昭和时代（1926－1989）始于本世纪初期，终于本世纪末期，历时63年，可以说是日本现代史上唯一能够代表20世纪风云变幻及其特质的重要历史时期。
无疑，这种变幻与特质在昭和文化史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昭和前期，伴随日本社会的激荡与变幻，日本文化也造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退的较量中谱写自身的历史。
20年代，无产阶级文化诞生，结成各种文艺团体如“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1928年12月新组“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团体协议会”，1931年该协会又扩建为“全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创刊《无产阶极文化》杂志，指导无产阶级文化运动。
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船工》、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是描写无产者生活的优秀作品。
左翼剧团上演进步剧《目依旧是奴隶》、《暴风雨》、《怒涛》等，直到“七七事变”后，仍坚持演出揭露社会黑暗的戏剧如《赤裸裸的街》、《永远向前》等。
美术同盟在在举办群众性画展的同时，还把作品送到群众手中。
思想家结成“唯物论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哲学上展开反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斗争，涌现出如河上肇，户阪润、永田广志等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如上所述，昭和前期正是日本加速帝国主义法西斯化并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直至失败的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则是国家主义、超国家主义思潮和日本主义思潮逐渐泛起进而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作为“国策”于1932年成立了“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1934年军部在《国防的真实意义和加强国防的主张》中，叫嚣”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1935年众议院通过“国体明征”决议，1940年大搞“建国二千六百年事业纪念”活动，强调“日本精神”，宣扬“皇道主义”意识形态。
在政府推动下，文化界组织各种法西斯文艺团体，大搞“战争文学”、“报国文化”；思想界也蜂拥而上，鼓吹日本精神论，提倡回归日本。
从1933年到1935年新潮社推出十二卷本的日本精神讲座，以期在皇道意识下重建日本学，并试图通过重新吟味和认识久被冷落的日本精神与日本文化，根治国家的癌症。
京都学派的右翼哲学家则提倡“世界史的哲学”“战争哲学”来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作哲学家论证；更有甚者如大川周明、北一辉等公然炮制日本型法西斯理论，直接为政府推行法西斯军国主义提供理论根据。
政府在提倡和推行法西斯文化的同时，还不断强化思想统治，镇压一切进步文化，迫害一切进步的文化人士。
至于马克思主义则完全被禁，1939年“唯物论研究会”被取缔。
河上肇，户阪润、永田广志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先后被捕入狱，有的在狱中被迫害之死。
面对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强权统治，少数知识分子在挫折中发生动摇妥协乃至变节。
至此，战前日本文化完全失去生机，而被血腥的侵略战争所吞没。
战后日本文化的繁荣和困惑
战后日本社会安定、经济持续发展、为文化的全面繁荣创造了条件。
其特色最重要的是生活文化、物质文化的发达及其大众化现象。
这是因为战后扩大了思想言论的自由度，且从制度上得到保证；战后劳动者权力的扩大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成为大众文化昌盛的契机。
战后日本文化的大众化特征，主要表现：
⒈在劳动者的各类文化团体、文化俱乐部相继出现并展开活跃的活动；⒉旧文化形态的复活；⒊海外文化的流入；⒋大众文化合高级文化的融合。
文化的大众化所产生的社会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提高了作为社会主人的大众的主体素质，使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得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导致文化商品化，使人片面追求文化的消费价值，从而导致创作热情锐减，以至颓废文化泛滥，也就是说，战后日本文化繁荣的同时，却出现了一种不可忽视的负面现象即文化的颓废与停滞。
平成文化
1989年裕仁天皇逝世，皇太子明仁即位，年号平成。
上世纪的最后十年是世界格局发生急剧变化的十年，在冷战结束，世界正向多极化发展，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
新的国际环境也给日本文化带来影响。
素有吸纳多元文化之长的日本文化在把自身融入世界文化的过程中，将更繁荣。
∙日本文化与中日文化交流
古代日本文化主要得益于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融合。
日本吸收中国文化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
汉字和汉文、儒学、律令制度和佛教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
正是在“中国文明的巨大影响下，到公元4至5世纪就渡过了野蛮阶段，进入了文明阶段”（井上清：
<日本历史>上册，第1页）。
汉朝在朝鲜半岛设置四郡，大批汉人从朝鲜移民（包括岛津家的第一代祖弓月君）日本，雄略天皇（457－479年）时期，在日本的大陆移民达18000人之多。
他们是大陆文化的传播者。
3世纪末，百济博士王仁把中国儒家典籍《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传至日本。
5世纪，日本贵族已经能够较好的运用汉字了。
继体天皇7年（513年），建立五经（易、诗、书、礼、春秋）博士交待制度，要求百济定期向日本派遣谙熟儒家典籍的汉学家，以后又增加医博士、历博士、天文、地理和阴阳五行等各方面的专门人才。
到圣德太子时代（593－621年），直接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全面摄取中国文明制度，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大化改新以后，日本进一步大力汲取中国文化。
自630年到894年间，日本向唐朝派遣了十几次遣唐使船，随行的有许多留学生和求法其中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是日本留学生最杰出的代表。
吉备真备在唐留学17年，回国后在太学教授中国律令、典章制度，官至右大臣。
阿倍仲麻吕19岁入唐留学，改名晁衡，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73岁殁于中国。
他精通汉学，尤其擅长诗文，与大诗人李白、王维、储光羲等交往甚密。
753年，阿倍仲麻吕回国，讹传他在途中遇难。
李白闻之，悲痛不已，作诗哭悼：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诗中李白将阿倍仲麻吕比作明月，明月沉大海，人间顿失光明，天地无辉，人哭天愁，风恸云哀。
可见阿倍仲麻吕在李白心目中的地位了。
与日本大批留学生来中国的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学者、高僧到日本去传播中国文化，为中日文化交流作了贡献。
8世纪中叶，年逾花甲、双目失明的中国高僧鉴真和他的弟子，经过许多周折，历尽艰辛，东渡日本。
他不仅带去了佛教各宗经典和汉学文化知识，还创立律宗佛教，为日本文化和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日本人民对鉴真的贡献给与极高的评价：
“禅光耀百倍，戒月照千乡”。
古代日本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利用汉字作音符来书写日本语言，著名的《万叶集》就是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因而成为“万叶假名”。
用汉字作音符，书写很不方便。
8世纪，留学生吉备真备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表音文字－－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
后来，留唐求法僧空海（弘法）又利用汉字行书体创造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
奈良时代（710－789年），日本仿造唐朝教育体制创立了一套教育制度，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教授、助教，教授中国律令、经学、音韵、文学、书法和算术等科目。
由于有了文字和学校，为文化的普及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因而出现了天平（729－748年）文化的高潮。
8世纪初，日本先后编成两部历史巨著，一为《古事记》，一为《日本书纪》。
前者共三卷，上起神代，下至推古朝，以日本文体为主，杂有汉文，其中歌谣和专有名词是用万叶假名写成的；后者三十卷，上自神代，下至持统天皇，采用中国正史体裁，用汉文写成，这是日本最古的两部史书。
到平安时代（794－1185年），又先后编成《续日本书籍》、《日本后记》、《文德实录》和《三代实录》等史书，合称《六国史》。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志，如《出云风土记》、《播磨风土记》等。
文学作品著名的有《怀风藻》和《万叶集》，前者为汉诗集，是贵族的文学作品，受六朝风格影响较强；后者是日本诗歌（和歌）全书20卷。
8世纪中叶，由著名大诗人大伴家持（718？
－785年）编修。
知道11世纪才形成现在的体裁。
《万叶集》的作者包括各阶层的人，有贵族、僧侣、农民、士兵和妇女。
反映了各阶层人民的思想和生活。
平安时代（794－1185年），日本文化逐渐摆脱对中国文化的简单模仿，由所谓“唐风文化”转化为具有日本特点的所谓“国风文化”。
这个时代的文化作品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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