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诉讼文书格式初探以吐鲁番文书为中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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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诉讼文书格式初探以吐鲁番文书为中心

唐代诉讼文书格式初探——以吐鲁番文书为中心

发布日期：

2015-06-30原文刊于

唐代诉讼文书格式初探

——以吐鲁番文书为中心

黄正建

一、问题的提出

唐代诉讼文书采用什么格式，在史籍上很少记载，即使不多的一点记载，也因语焉不详，多有矛盾，而一直为我们所不明。

正因如此，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者也不多，似乎还没有专门的论着出现。

最近，有陈玺《唐代诉讼制度研究》[1]问世（以下简称为《诉讼制度》），书中在第一章第二节《起诉的程序要件》中，列有《唐代律令关于起诉程序之一般规定》与《出土文书所见唐代诉牒之格式规范》二小节。

在前一小节中，作者指出：

“唐代诉讼实行‘书状主义’原则，当事人诉请启动诉讼程序，均需向官司递交书面诉状”[2]。

这里称唐代诉讼文书为“诉状”。

又引复原唐《狱官令》35条及唐律，认为“唐律严惩代书辞牒诬告他人之行为……若于他人雇请代书诉状文牒之际，加状不如所告，但未增重其罪者，依律科笞五十”[3]。

这里称诉讼文书为“辞牒”或“诉状文牒”。

作者还说：

“刑事、民事案件诉事者在向官府告诉前，均需制作诉牒，作为推动诉讼程序的基本法律文书。

法律对于诉牒的格式与内容均有较为严格的要求”[4]。

这里称诉讼文书为“诉牒”。

作者举了几个例子，说“其中皆有辞状文书作为有司论断之基本依据”[5]。

这里称诉讼文书为“辞状文书”。

这样，我们在该书不到3页的篇幅上，就看到作者对诉讼文书有以下几种不同称呼：

诉状、辞牒、诉状文牒、诉牒、辞状文书。

甚至在同一句话中，可以前面称“诉牒”后面称“诉状”[6]。

此外还有“辞状文牒”[7]、“诉牒辞状”[8]等说法。

其中如“诉牒辞状”并列，作者写为“诉事人递交的诉牒辞状”，则不知二者是一种文书，还是两种不同的文书。

这种混乱，实际也说明了诉讼文书在唐代称呼的不确定性，以及使用时的混淆。

那么，到底唐代诉讼文书[9]在当时如何称呼？

它在实际使用时有无变化？

其格式究竟如何？

就成了本文希望解决的问题。

                      二、唐代法典中的称呼

首先我们要看看唐代法典中对诉讼文书有怎样的称呼。

《诉讼制度》引用了唐代法典中的一些条文[10]，但论述的重点不在诉讼文书的称呼上，即没有明确指出法典对诉讼文书的具体称呼。

现在让我们再重新梳理一下唐代法典的相关条文。

1、复原唐《狱官令》35条前半：

诸告言人罪，非谋叛以上者，皆令三审。

应受辞牒官司并具晓示虚得反坐之状。

每审皆别日受辞。

（若使人在路，不得留待别日受辞者，听当日三审。

）官人于审后判记，审讫，然后付司。

按：

此条唐令是根据《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员外郎》条、《通典》卷一六五《刑法》三《刑制》下，以及《天圣令》宋29条等复原而成[11]。

令文中称诉讼文书为“辞牒”；称接受诉讼文书为“受辞”或“受辞牒”。

2、唐《斗讼律》“告人罪须明注年月”条（总第355条）：

诸告人罪，皆须明注年月，指陈实事，不得称疑。

违者，笞五十。

官司受而为理者，减所告罪一等。

即被杀、被盗及水火损败者，亦不得称疑，虽虚，皆不反坐。

其军府之官，不得輙受告事辞牒。

疏议曰：

告人罪，皆注前人犯罪年月，指陈所犯实状，不得称疑。

“违者，笞五十”，但违一事，即笞五十，谓牒未入司，即得此罪。

官司若受疑辞为推，并准所告之状，减罪一等，即以受辞者为首，若告死罪，流三千里；告流，处徒三年之类。

……“其军府之官”，亦谓诸卫及折冲府等，不得輙受告事辞牒[12]。

按：

此条律文称诉讼文书为“辞牒”或“告事辞牒”。

接受诉讼文书者为“受辞者”。

诉讼文书不实，为“疑辞”。

又称呈递“入司”的文书为“牒”。

另外要注意：

律文中所谓“准所告之状”中的“状”，指“实状”即情况、事状，而非文书形式之“书状”之义。

3、唐《斗讼律》“为人作辞牒加状”条（总356条）：

诸为人作辞牒，加増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

疏议曰：

为人雇倩作辞牒，加增告状者，笞五十。

若加増其状，得罪重于笞五十者，“减诬告罪一等”，假有前人合徒一年，为人作辞牒增状至徒一年半，便是剰诬半年，减诬告一等，合杖九十之类[13]。

按：

此条律文亦称诉讼文书为“辞牒”，可以雇人书写。

如果在辞牒中增加所告罪状，要笞五十。

律文中的“状”是“情状”“罪状”之意，也不是文书形式之“状”。

以上是法典中关于诉讼文书最基本的条文，从中可知，在唐代法典中，对诉讼文书最正规最严谨的称呼，应该是“辞牒”。

从其中“受辞”、“受疑辞”看，又以“辞”为诉讼文书的大宗，其次为“牒”。

法典中也有“状”，例如“辞状”[14]、“告状”[15]等，但正如前面所说，这里的“状”都是情状、罪状，即文书内容，还不是一种文书形式的意思[16]。

            三、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唐代诉讼文书中的《辞》

《诉讼制度》重视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保存的诉讼资料，在《出土文书所见唐代诉牒之格式规范》一小节中收录了诉讼文书（书中称“诉牒”）23件，为我们研究诉讼文书提供了一定的帮助[17]。

但是作者没有区分“辞”和“牒”，使用了一些“状”，未能讲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复原出“辞”和“牒”的格式。

凡此种种，都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关于“辞”和“牒”的区别，是研究唐代文书制度者的常识。

但相关资料其实有些差异。

常引的是《旧唐书·职官志》所云：

“凡下之所以达上，其制亦有六，曰表、状、笺、启、辞、牒（表上于天子。

其近臣亦为状。

笺、启上皇太子，然于其长亦为之。

非公文所施，有品已上公文，皆曰牒。

庶人言曰辞也。

）”[18]。

这其中的“有品已上”，《唐六典》作“九品已上”[19]，是史料的差异之一。

此外，引文的注中说“非公文所施，有品已上公文，皆曰牒”，文气不顺：

既有“皆”字，当言“公文及非公文所施，皆曰牒”才对，否则“皆”字没有着落。

《唐会要》没有“非公文所施”字样，作“下之达上有六（上天子曰表，其近臣亦为状。

上皇太子曰笺、启。

于其长上公文，皆曰牒。

庶人之言曰辞”[20]。

到底哪种说法正确，现已无法判明，就“辞”“牒”的区别而言，起码有两点可以肯定：

一、有品的官吏所上公文曰牒。

二、庶人之言曰辞。

至于是“有品”还是“九品”，从实际使用的例子看，似应以“有品”为是。

如果上文推测的“皆”字与公文和非公文的联系有道理，则有品官吏所上公文及非公文皆曰牒。

简单说，在上行文书的使用上，品官（含职官、散官、勋官、卫官等）用“牒”、庶人用“辞”。

这一区别也适用于诉讼文书场合。

关于吐鲁番文书中的“辞”，中村裕一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有过研究。

他在《唐代公文书研究》第五章《吐鲁番出土の公式令规定文书》第二节《上行文书》第四小节《辞》中指出：

辞式文书是庶民向官府申请时用的文书，实例只存在于吐鲁番文书中，应该为《公式令》所规定。

《辞》在北朝已经存在，传到高昌成了高昌国的《辞》，也为唐代所继承。

唐代《辞》与高昌国《辞》的区别是后者没有写明受辞的机构。

《辞》的文书样式是：

开头写“年月日姓名  辞”，结尾写“谨辞”。

书中列举了六件唐代《辞》的录文[21]。

中村裕一的研究已经涉及唐代《辞》的主要方面。

本文要补充的，其一，是将《辞》的格式更完备地表示出来。

其二，补充一些《辞》的文书，并作简单分析。

最后，总结一下《辞》的特点，以便与作为诉讼文书的《牒》进行比较。

完整的诉讼文书的《辞》，应该具备以下格式：

年月日（籍贯身份）姓名  辞

标的（即所诉人或物）

受诉机构（一般为：

县司、州司、府司、营司等）：

所诉内容。

结尾——谨以辞（或咨、状）陈，请裁（或请……勘当；请……）。

谨辞。

（实用诉讼文书，后面附有判词）

吐鲁番文书中的《辞》，仅就《吐鲁番出土文书》一至十册[22]统计，有近30件，若包括案卷中所引的《辞》，约有40件之多。

以下举几个相对比较完整的例子。

例一、唐贞观廿二年（648）庭州人米巡职辞为请给公验事[23]

1贞观廿 二［        ］庭州人米巡职辞：

2  米巡职年叁拾  奴哥多弥施年拾伍

3  婢娑匐年拾贰  驼壹头黄铁勤敦捌岁

4  羊拾伍口

5州司：

巡职今将上件奴婢、驼等，望于西

6州市易。

恐所在烽塞，不练来由，请乞

7公验。

请裁。

谨辞。

8    巡职庭州根民，任往

9    西州市易，所在烽

10   塞勘放。

  怀信白。

11             廿一日

此件《辞》严格说不是诉讼文书，而是申请书。

是米巡职向庭州提出的申请，目的是希望发给他公验，好去西州贸易。

处理此件《辞》即写判词的“怀信”，应该是庭州的户曹参军事[24]。

此件《辞》的申请人，应该是一般的庭州百姓。

例二、唐永徽三年（652）士海辞为所给田被里正杜琴护独自耕种事[25]

1口徽三年［                 ］海辞

2       口分常［

3县司：

士海蒙给田，已［    ］贰 载未得田地。

4今始闻田共同城人里正杜琴护连风（封）。

其地，琴护

5独自耕种将去，不与士海一步。

谨以谘陈讫。

6谨请勘当，谨辞。

此件《辞》是某士海上诉至县里，说本应给自己的田地被里正耕种，请县里核查处理。

“某士海”应该是一般百姓。

例三、唐麟德二年（665）牛定相辞为请勘不还地子事[26]

1麟德二年十二月  日，武城乡牛定相辞：

2    宁昌乡樊粪？

塠父死退田一亩

3县司：

定相给得前件人口分部一亩，径（经）今五年

4有余，从嗦（索）地子，延引不还。

请付宁昌乡本

5里追身，勘当不还地子所由。

谨辞。

6        付坊追粪？

塠过县

7        对当。

果  示

8                     十九日

此件《辞》是牛定相上诉县里，要求调查樊粪？

塠五年不还他地子的原因。

县里接到《辞》并审理后，县令或县丞某“果”[27]下判词，命令坊正带樊粪？

塠到县里接受询问并与牛定相对质[28]。

以此件《辞》来上诉的牛定相，应是一般百姓。

例四、唐总章元年（668）西州高昌县左憧憙辞为租佃葡萄园事[29]

1总章元年七月  日高昌县左憧憙辞

2    张渠蒲桃一所（旧主赵回口）

3县司：

憧憙先租佃上口桃，今［   

4恐屯桃人并比邻不委，谨以辞陈，［   

5公验，谨辞。

此件《辞》是左憧憙上诉县司，就一所葡萄园的租佃纠纷，请县里出示公证（公验）。

上诉者应是一般百姓。

例五、唐仪凤二年（677）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卜老师辞为诉男及男妻不养赡事[30]

1  仪凤二年四月  日宁昌乡人卜老师辞

2      男石德妻汉姜

3  

[38]。

张智礼应是普通百姓。

例九、唐开元三年（715）交河县安乐城万寿果母姜辞[39]

1  开元三年八月日交河县安乐

2  城百姓万寿果母姜 辞：

县司：

3  阿姜女尼普敬，

秃双  龙定□  赵

镇押官行赤亭镇将杨嘉麟职田地七十六亩亩别粟六斗，计卌五石六斗，草                一百五十二围。

2  

2牒：

忠敏身是残疾，复年老，今被乡司不委，差充子弟，

3渠水

坊

2  麹仲行家婢僧香

3    右奉判付坊正赵艺专为勘当

4    者，准状就僧香家内捡，比邻全无

5    盗物踪迹。

又问僧香口云：

其铜钱、

6    耳当（珰）等在厨下， 

（帔）子在一无门房内

7    坎上，并不觉被人盗将，亦不敢

8    加诬比邻。

请给公验，更自访觅

9    者。

今以状言。

10 □状如前。

谨牒。

11       永淳元年八月  日坊正赵思艺牒      

第10行所缺的字应是“牒”。

由于此《牒》只是一件事，所以不必说“牒，件状如前”而只要说“牒，状如前”即可。

《牒》的内容是某坊正赵思艺接到上级要求（奉判）并按照其中内容（准状）核查僧香家被盗事，最后将调查后的事状言上，再写套话“牒，状如前，谨牒”。

此例当属官文书。

从其他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出现“牒，件状如前，谨牒”（包括“牒，件检如前”等）字样的文书中，最后署名的必定是处理此案卷的官吏如府、史、典、录事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同意卢向前的意见，即这种类型的文书在唐前期是判案中的一个环节，虽与原始的《牒》不同，但还应该算是《牒》，而不是状（只有到了唐后期，这种《牒》才具有了《状》的性质，详下）。

前述吴丽娱文（2010）认为前期存在一个用“牒”将“状”中转的过程，但是这件文书是坊正赵思艺自己上的牒，不存在中转问题，但仍使用了“状如前”的词句，可见这里的“状”当为动词。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附有“牒，件状如前，谨牒”字样的《牒》，由于大多与处理案卷有关，属于公文书，因此实际并不在我们探讨的诉讼文书的范围内。

不过，由于“状”除了“事状”“情状”“罪状”的含义外，它本身也是一种文书形式，因此出现在文书中的“状”，渐渐与《辞》和《牒》有了某种程度的混淆[83]。

《辞》和《牒》有时也被称为状。

于是出现了“辞状”（“右得上件口等辞状”）[84]、“牒状”（“右得上件牒状”）[85]等称呼。

到《宝应元年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中，如前所述，两个被撞伤的百姓，起诉书一个用的是《辞》一个用的是《牒》，但到官府询问当事人时，变成“问：

得史拂郍等状称：

上件儿女并在门前坐，乃被靳嗔奴扶车人辗损”云云[86]，《辞》和《牒》都成了《状》。

可见这时，“状”的用法已经泛化，可以代指《辞》和《牒》了。

不仅如此，在一些“牒，件状如前”类《牒》文书中，逐渐在结尾出现了“请处分”、“请裁”等申请处分字样，甚至出现了“谨状”“状上”。

这就使这类《牒》超出了转述事状、汇报检案结果等事务的功能，标志着《状》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诉讼文书开始出现。

于是《牒》和《状》开始混淆。

一件《天宝年间事目历》有如下记载：

“兵李惟贵状为患请口茣茱萸等药”、“兵袁昌运牒为患请药［    ”[87]。

同样是兵，同样是因患病请药，一个用《牒》，一个用《状》，可见二者已经混淆不清了。

到唐晚期，随着这种个人使用的、写有“状上”、“请处分（请裁）”之类字样的《牒》文出现，《状》作为一种诉讼文书正式出现了。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此类《状》的实例，主要出现在敦煌。

这是因为敦煌文书主要是唐后期五代的文书，而吐鲁番文书主要是唐代前期的文书。

所以一般来说，吐鲁番文书中有《辞》而《状》少见，敦煌文书中无《辞》而有《状》。

这种主要出自敦煌的诉讼文书的《状》，其格式大致如下：

身份姓名   状

右（直接写所诉内容）。

结尾——伏请处分（或伏请判命处分、伏请公凭裁下处分）

牒，件状如前，谨牒。

年月日身份姓名  牒

举一个例子：

唐景福二年（893）九月卢忠达状[88]

1百姓卢忠达    状

2    右忠达本户于城东小第一渠地一段

3    廿亩，今被押衙高再晟侵

4    劫将，不放取近，伏望

5    常侍仁恩照察，乞赐公慿。

伏请

6    处分。

7牒，件状如前，谨牒。

8    景福二年九月  日押衙兼侍御史卢忠达  牒[89]

此件《状》的内容是诉田亩纠纷。

申诉者是押衙兼侍御史。

要注意，其身份虽是押衙，但仍自称“百姓”。

这或可解释我们在《牒》一节中困惑的现象，即为何有的百姓使用了“有品”者才能使用的《牒》。

现在看来，一些低级胥吏（估计是前任胥吏）自称为“百姓”的现象十分普遍。

因此称“百姓”者中，有些实际是或曾经是官吏。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中还收有多件此类诉讼文书的《状》，可参看。

从这类《状》的格式，可知有这样几个显着特点：

1、身份姓名既置于首行，又置于末行，即既同于《辞》又同于《牒》，是混合了辞牒格式的格式。

2、没有专门的“标的”，而是直接叙述所诉事项，这实际是吸收了官文书处理案卷的《牒》的格式的结果。

“牒，件状如前，谨牒”也说明了这一点。

以上两点可证明诉讼文书的《状》是从《辞》《牒》发展而来的。

3、《敦煌社会经济文献释录》中所录的几件诉讼文书的《状》，都不是向某机构申诉，而是请求官员个人处分，如本件的“常侍”，以及其他各件的“大夫阿郎”、“殿下”、“司空”、“仆射阿郎”、“司徒阿郎”等[90]。

因此颇怀疑这类《状》的格式是敦煌地区特有的[91]。

总之，唐末诉讼文书中的这种《状》，因带有“牒，件状如前，谨牒”字样，应该说属于诉讼文书的《状》的初步形成阶段，带有《辞》《牒》的浓厚色彩。

而且，正像中村裕一所说，虽然这种文书因有“状”或“状上”等字样，因此我们称其为“状”，但这是我们现在的称呼，也许当时人仍然称其为《牒》呢。

到宋代特别是南宋，诉讼文书的“状式”就没有了“牒，件状如前，谨牒”字样，但仍然前列告状人，后以“谨状”（或“具状上告某官，伏乞……”）结束，年月日后复有告状人姓名并“状”字[92]。

元代黑水城文书中的诉讼文书，也是前写“告状人某某”，后写“伏乞……”，年月日后再写告状人姓名并“状”字[93]。

它们与唐代诉讼文书中《状》的继承关系是很明显的。

               六、唐代史籍中关于诉讼文书的称呼

如上所述，从法典用语及出土文书的实例看，诉讼文书在唐代的称呼、形式、格式有多种，且互有交叉，复有演变。

大致说来，正规的称呼应该是《辞》和《牒》，同时，其内容常被称为“状”并与实体的《状》逐渐混同，出现了“辞状”、“牒状”等称呼。

到唐后半期，作为诉讼文书的《状》开始出现。

此时的《状》带有鲜明的《辞》《牒》特点。

与以上状况相适应，在唐代史籍（法典之外）中，对诉讼文书的称呼也很不固定，大致说来，有以下称呼[94]。

1、辞牒

“辞牒”在史籍中使用不多，主要即出现在南北朝至唐代的史籍中。

例如有：

《文苑英华》卷三六一引杨夔《公狱辨》云：

“缙绅先生牧于东郡，䋲属吏有公于狱者。

某适次于座，承间咨其所以为公之道。

先生曰：

吾毎窥辞牒，意其曲直，指而付之，彼能立具牍，无不了吾意，亦可谓尽其公矣。

”[95]杨夔不同意缙绅先生的说法，此当别论，其中提到的“辞牒”，显然是诉讼文书。

《白居易集笺校》卷二二《和三月三十日四十韵》回忆他在苏杭当刺史时事说：

“杭土丽且康，苏民富而庶。

善恶有惩劝，刚柔无吐茹。

两衙少辞牒，四境稀书疏。

俗以劳俫安，政因闲暇着”[96]。

看来苏杭地区诉讼较少，这里的“辞牒”也指诉讼文书。

2、辞状（附词状）

“辞状”似最早出现在《后汉书》，以后直至《大清会典则例》都有使用，但最集中的，出现在唐五代史籍中。

例如有：

《旧唐书》卷八八《韦嗣立传》，引韦嗣立反对刑法滥酷所上的《疏》，在说到酷吏锻炼冤狱时说“虽陛下仁慈哀念，恤狱缓死，及览辞状，便已周密，皆谓勘鞫得情，是其实犯，虽欲寛舍，其如法何？

于是小乃身诛，大则族灭，相缘共坐者，不可胜言”[97]。

其中的“辞状”应指诉讼文书或案卷。

《旧唐书》卷一八五下《裴怀古传》言裴怀古为监察御史，“时恒州鹿泉寺僧净满为弟子所谋，宻画女人居高楼，仍作净满引弓而射之，藏于经笥。

已而诣阙上言僧咒诅，大逆不道。

则天命怀古按问诛之。

怀古究其辞状，释浄满以闻，则天大怒”[98]。

这其中的“辞状”显然指诉讼文书。

《资治通鉴》卷二百高宗显庆四年（659）四月条言许敬宗等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颇有疑惑，向许敬宗询问。

许敬宗在回答了长孙无忌谋反的原因后说“臣参验辞状，咸相符合，请收捕准法”[99]。

这里的“辞状”指诉讼文书。

《册府元龟》卷三三九《宰辅部·忌害》记此句为“臣参验辞伏，并相符合，请即收捕，凖法破家”[100]。

其中的“辞伏”或当为“辞状”之误[101]。

《册府元龟》卷六一七《刑法部·正直》记“王正雅，文宗时为大理卿。

㑹宋申赐事起，狱自内出，无支证可验。

当是时，王守澄之威权，郑注之势在庭，虽宰相已下，无能以显言辨其事者。

惟正雅与京兆尹崔管上疏，言宜得告事者，考验其辞状以闻。

由是狱稍辩，以管与正雅挺然申理也”[102]。

这里的“辞状”与“告事者”相连，也指诉讼文书。

《通典》卷二四《职官六·御史台》言：

“旧例，御史台不受诉讼。

有通辞状者，立于台门，候御史，御史竟往门外收采。

知可弹者，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103]。

这里的“辞状”与“诉讼”相连，显然指诉讼文书。

“辞状”又有写作“词状”者。

即以上条关于御史风闻的例子而言，《唐会要》卷六十《御史台》作：

“故事，御史台无受词讼之例。

有词状在门，御史采有可弹者，即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104]，将《通典》中的“辞状”写作“词状”。

《唐律疏议》卷三十《断狱》“官司出入人罪”条（总487条）云：

“疏议曰：

‘官司入人罪者’，谓或虚立证据，或妄构异端，舍法用情，鍜炼成罪。

故注云，谓故増减情状足以动事者，若闻知国家将有恩赦，而故论决囚罪及示导教令，而使词状乖异。

称‘之类’者，或虽非恩赦，而有格式改动；或非示导，而恐喝改词。

情状既多，故云‘之类’”[105]。

《旧唐书》卷百九十中《李邕传》记李邕天宝年间为北海太守，“尝与左骁卫兵曹柳绩马一匹，及绩下狱，吉温令绩引邕议及休咎，厚相赂遗，词状连引，敕刑部员外郎祁顺之、监察御史罗希奭驰往就郡决杀之”[106]。

唐代以后，“辞状”多写作“词状”。

宋代政书《宋会要辑稿·刑法》就有多处“词状”，例如《禁约门》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中书省言“乡村陈过词状，未论所诉事理如何”、“或因对证，勾追人户到县，与词状分日引受”[107]。

元代政书《元典章》在《刑部》卷十五《书状》“籍记吏书状”、“词状不许口传言语”、“站官不得接受词状”等条中也都明确使用了“词状”[108]。

不知上述三例唐代史籍中的“词状”是唐代史籍的原文呢还是后代刊本的改写[109]，从宋元时代固定使用了“词状”看，改写的可能还是很大的。

3、牒状

“牒状”的使用极少，检索《四库全书》，只有17处：

最早出自《魏书》，最晚到宋金时期。

唐代史籍中的两处，均与诉讼文书关系不大。

其中一处出自《少林寺准敕改正赐田牒》，是少林寺方面回答有关机构对他们“翻城归国”的质疑，说他们曾发牒给当时“翻城”带头者的刘翁重、李昌运，结果李昌运的回答“与（刘）翁重牒状扶同”[110]。

这里的“牒状”实际指刘翁重的答辞，与诉讼文书关系不大，但仍然是诉讼过程中的一种证词文书。

4、诉状

“诉状”的使用少于“辞状”而多于“牒状”，有66卷、74处。

始于《宋书》，使用直至明清，而以宋朝最多。

唐代史籍大约只有二、三处。

例如：

《册府元龟》卷四五七《台省部·总序》言知匦使始末云：

“唐太后垂拱元年置，以逹寃滞。

天寳九载改为献纳，干元元年复名知匦。

尝以谏议大夫及补阙拾遗一人充使，受纳诉状。

每日暮进内，向晨出之”[111]。

这里的“诉状”显然指诉讼文书，不过《册府元龟》此处的《总序》是宋人所作，不能确证这是唐人的称呼。

《册府元龟》卷四九一《邦计部·蠲复》记元和六年十月关于放免租税制曰：

“又属霖雨所损转多，有妨农收，虑致劳扰，其诸县勘覆有未毕处，宜令所司据元诉状，便与破损，不必更令捡覆；其未经申诉者，亦宜与类例处分”[112]。

这里的“诉状”与下列“申诉者”相关，指诉讼文书无疑。

《续玄怪录》卷二《张质》讲亳州临涣县尉张质被追到阴间，“入城郭，直北有大府门，，门额题曰‘地府’。

入府，经西有门，题曰‘推院’。

吏士甚众，门人曰：

‘临涣尉张质。

’遂入。

见一美须髯衣绯人，据案而坐，责曰：

‘为官本合理人，因何曲推事，遣人枉死？

’质被捽抢地，叫曰：

‘质本任解褐到官月余，未尝推事’。

又曰：

‘案牍分明，诉人不远，府命追勘，仍敢诋欺’。

取枷枷之。

质又曰：

‘诉人既近，请与相见’。

曰：

‘召寃人来’。

有一老人眇目，自西房出，疾视质曰：

‘此人年少，非推某者’。

仍敕録库检猗氏张质，贞元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上临涣尉。

又检诉状被屈抑事。

又牒阴道亳州，其年三月临涣见任尉年名，如已受替，替人年名，并受上月日。

得牒，其年三月见任尉江陵张质，年五十一，贞元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上任，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受替。

替人猗氏张质，年四十七。

检状过，判官曰：

‘名姓偶同，遂不审勘。

错行文牒，追扰平人，闻于上司，岂斯容易。

本典决于下：

改追正身，其张尉任归’”[113]。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