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历史化的必要与空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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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学历史化的必要与空间

民国文学历史化的必要与空间

　　在行进过程中，人们从变动不居或迟滞沉重的生活中感受最为明显的是新鲜、疲惫与焦灼等现实感，而当走过一段行程之后，回首过往，才会渐增历史感。

周群玉著《白话文学史大纲》1928年由上海群学社推出时，距离民国诞生只有短短十七年，与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成为南北统一的中央政权时处同年，所以，此书的第四编“中华民国文学”相对于前三编“上古文学”“中古文学”“近古文学”来说，仅仅是“现在进行时”的一个提示，很难说有多少历史感。

199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葛留青、张占国著《中国民国文学史》也只是把民国作为一个时段的名称。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民国文学的认识，除了以历史时段命名文学史之外，更有了意义层面的探索。

民国文学问题愈来愈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不止一所高校建立民国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四川、云南、新疆、南京等地相继举办关于民国文学的专题学术研讨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举办的年会与理事会议也把民国文学列入讨论范畴。

多家学术刊物为民国文学方面的论文提供发表园地，有的还以专栏形式推出成组论文。

民国文学研究也得到政策的支持，如李怡主持的“民国社会历史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框架”，2012年获准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其成果“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10部，2015年6月起由山东文艺出版社陆续推出。

李怡、张中良主编的“民国文学史论”6卷本被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与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由花城出版社于2014年10月出版。

书名冠以民国或民国文学的著作不断涌现，这表明民国文学概念在学术界的认同度正处于上升的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在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互动中，台湾学术界也在历史还原的框架内展开了民国文学研究，政治大学成立了民国历史与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举办数次学术研讨活动，出刊《民国文学与文化研究》半年刊。

　　民国文学研究在探索中也不时听到质疑与批评的声音，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意见：

一是认为现代文学研究经过六十余年的耕耘，已是比较成熟的学科，概念与体系基本成型，何必另起炉灶？

二是怀疑倡导与从事民国文学研究，似有为民国“评功摆好”的意味，难避“政治不正确”之嫌。

三是担心民国文学研究可能导致好不容易从过度的政治依赖中解脱出来的文学史研究重新回到政治框架里去，那样的话，岂不是学术上的倒退？

四是担心把文学史研究简化为主题与题材研究，失却文学的审美本质。

　　质疑与批评的出现，正说明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的确对板结化的现代文学研究框架形成了挑战；质疑与批评也的确给方兴未艾的民国文学研究以及时的提醒，有助于少走弯路、慎避雷区。

对此，自然应该表示感激；同时，也应给予积极的回应，因为只有通过对话才能消除误解，也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将学术探索向前推进。

　　一、“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乃实事求是之必然

　　近年来有所谓“民国热”，诸如民国旗袍走俏，等等，于是有人认为民国文学研究不过是赶时髦而已，很快就会像服装流行色一样为下一轮时髦所取代。

其实，一旦打开思想禁忌，正视1912年至1949年，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现民国时期不尽是破衣烂衫，也有古今融汇的旗袍与华洋交织的中山装，这些服装款式各呈其美，价值犹存，那么，它们再度亮相甚至走红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与服装界的“民国热”有相同的文化背景，但时间较晚，且意义更为深刻。

现代文学界提出民国文学概念，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赶时髦，而是历史意识复苏的表征。

学术作为深层次的精神文化，很难像日常生活的流行色那样“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而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也正是因为经过步履维艰的探寻，才不会如流云一样飘逝无痕，而是将带来深刻的变革，从文学史观念到文学史框架再到文学史风貌，民国文学史都将呈现出不同于现代文学史的样态。

　　对于早已认同了现代文学史框架的几代学者来说，接受民国文学观念并非易事。

笔者就曾经有过漠然、疑惑，而后才逐渐接受、参与探索。

1997年，学术界同人刚提出学科的名称应该变更为“民国时期文学史”时，我并未意识到这一提法的价值。

有一次，我负责编订学术会议议程时，就武断地把一位同人主张现代文学史应改称中华民国文学史的发言排除在大会发言之外，而只是安排为小组发言。

但是，渐渐地我也意识到文学研究的民国背景问题。

2005年，我当时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由我遴选本专业与会学者。

查阅了若干种学术刊物之后，发现研究抗战文学的论文少得可怜，而且选题多有重复。

于是，我给自己确定的发言选题是分析为何抗战文学研究如此薄弱。

但是，快到提交论文或发言提纲的时间了，我的稿子还写不出来。

我猛然醒悟，自己其实是做不好这一选题的，因为步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24年，从未写过一篇抗战文学方面的论文，那么有什么资格做这样的分析呢？

于是，我从查阅抗战时期的原始刊物做起。

　　战时出版的刊物不少是用粗糙的纸张印刷的，有的页面稻壳嵌在纸上，凸凹不平，色调晦暗昏黄，影响阅读。

战时刊物印刷质量差、数量少，半个多世纪过去，留存有限，资料难觅，这大概是抗战文学研究匮乏的原因之一。

我从那些刊物上读到了以往文学史著述未曾提及的大量作品，其中不乏感人肺腑之作。

现代文学界多年来流行一种说法，认为抗战文学别看量大，但文学价值不高。

随着阅读面的扩大与已知作品的重读，我对这种流行的说法产生了怀疑。

艾青的新诗《他死在第二次》，写出了战士初到伤兵医院时对战友的思念与对前线的牵挂，也呈现出伤愈之后的思乡之情与和平渴望以及看到伤残士兵乞讨的怜悯与痛楚，更表现出军人服从命令重返前线的果决、最后牺牲在沙场的悲壮与被战友草草掩埋而未留下姓名的悲凉，诗中既有对战士牺牲精神的讴歌与心灵世界的开掘，也有对战争残酷的控诉与对当局政务弊端的抨击，社会内容与心理蕴涵交会激荡、张力十足，抒情与叙事水乳交融、起伏有致，这一诗篇不仅是艾青的成功之作，也是抗战文学的代表作。

这样内蕴深厚、艺术精美的作品并非绝无仅有，再如酝酿于抗战期间、光复后不久面世的穆旦戏剧体诗《森林之魅》，等等，只是在忽略正面战场文学的背景下，这样的现代文学经典被埋没了。

若从作家个体来看，臧克家抗战时期作品多达十六部，其中有长篇报告文学《津浦北线血战记》，诗集《从军行》《泥淖集》《呜咽的云烟》《向祖国》《国旗飘在鸦雀尖》等，长诗《走向火线》《淮上吟》《感情的野马》《古树的花朵》等。

臧克家的抗战作品不仅表现出抗日战场的悲壮与惨烈、光明与暗影，具有不可忽略的历史价值与精神内涵，而且也显示出走向成熟的创作个性与色彩斑斓的艺术创新。

这怎么能说“抗战文学，有抗战而少文学”呢？

过去之所以忽略抗战文学，主要是因为抗战文学大部分表现了正面战场抗战，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主导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观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观，以单一化、绝对化的眼光看来，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大规模溃退，甚至无耻投降，抗战无功，摩擦有术。

这种认识框架遮蔽了正面战场文学，如此一来，整个抗战文学版图岂不大为缩小！

而一旦换成民国史视角来看，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是中国对日本侵略者的抵抗，国民革命军作为国家的军队，虽有个别部队投降事伪，但整体上支撑着正面防线，国共之间虽有冲突，但合作抗日是主流，既然如此，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就应与表现敌后战场的文学一并纳入抗战文学史。

视角转换了，视野便开阔起来，这样，就提出了正面战场文学概念，拓展了抗战文学的广度与深度。

　　国民是民国的主体，鲁迅是民国的文化斗士，那么，究竟谁是民国的敌人？

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姑且不论其动机如何，由革命的敌人转变为革命的同路人，事实上对民国的立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后来称帝则走向民国的对立面；张勋复辟，与袁世凯成为一丘之貉；汪精卫，曾经的民国功臣，晚节不保，堕落为卖国求荣的汉奸……逆历史潮流而动、破坏民国基础的袁世凯、张勋、汪精卫之流，才是民国的敌人。

顺应、推动历史潮流的文学，自然属于民国文学；即使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文学，也应视为民国文学，只不过是逆流而已。

民国文学研究对象的判定原则，是历史性而非政治性。

政治反动，或者政治错误，如袁世凯称帝前后的劝进文、沦陷区为日本侵略者及伪政府涂脂抹粉的汉奸文学之类，尽可以质疑、批评、抨击，但不能以政治之高下代替历史之有无，这样才能不至于因为准确的政治定性或可能的政治误判而遮蔽甚至歪曲历史，也才能全面地认识与准确地把握历史。

只有主流与支流，而看不见逆流，不能说是完整的文学史。

　　三、民国文学历史化的广阔空间

　　既然民国文学的政治性是其题中应有之意，学术研究就应该直面政治性问题，诸如：

政党、政府的文艺政策对文学发展的作用，作家的生存状态与政治的关系，文学折射出来的民国政治，政治对文学风格的影响，等等。

然而，民国作为一个国家，在政党、政府之外，还有军队、司法机关、民间社团等社会组织，除了政治之外，还有新闻出版、学校教育、宗教信仰、民族传统、地域文化、文学思潮、百姓生活等等，民国文学是在多种因素交织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发生、发展起来的，因而其历史化研究的空间无比广阔。

　　国民革命期间，郭沫若、王任叔、谢冰莹等一批作家投身于北伐战争；九一八事变之后，舒群、张新生等参加东北义勇军抗日作战，丘东平等参加淞沪抗战；卢沟桥事变之后，更有大批作家到军中任职，甚至走上前线，如臧克家等先后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及三十一军一七三师，沙汀、何其芳等到八路军一二?

师，阿垅等参加淞沪会战，丘东平等参加新四军，穆旦、黄仁宇等参加远征军赴缅作战，作家在前线与将士共生死，这种经历对抗战文学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正是由于有了战场体验，才写下了实感浓郁、感情饱满的作品。

张新生在辽宁义勇军中出生入死，以立川笔名发表火线报告文学《血战归来》，后从事抗日情报工作而被捕，从容就义；金剑啸从上海左翼美术阵地回到东北抗日前线，创作抗联题材的长篇叙事诗《兴安岭的风雪》，后不幸被捕，遭受酷刑，宁死不屈；高泳随八路军总部活动，在日军“大扫荡”中英勇牺牲，留下了未完的《漳河牧歌传》；新四军文艺工作者李增援，在战地医院治病期间遭遇日军突袭，为掩护战友撤退，主动迎战，壮烈殉国……作家勇于投身于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时代大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然而，迄今尚无一份完整的民国作家从军表，在通行的现代文学史著述中，张新生、金剑啸、高泳、李增援等抗日烈士连英名都未见提及，更何谈对其创作做出细致的梳理与充分的评价。

历史还原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于此可见一斑。

　　历史还原是要回到历史现场，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民国各个时期都有舆论统制，但是，也有相对自由的舆论空间。

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鲁迅几篇笔锋犀利的杂文，如《无花的蔷薇之二》的4-9节，《“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等，都发表在当时还尚属北洋政府地盘的北京。

1931年2月7日，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李伟森遇害，两年后，鲁迅作《为了忘却的记念》，刊于1933年4月1日《现代》第2卷第6期。

某校训育主任兼省党部政治情报员为了镇压全体学生的不满，串通关系指认青年木刻家所刻肖像的苏联文学家卢那却尔斯基为红军军官，以此为罪名将三个木刻研究会会员打入牢房。

鲁迅把三个冤狱者之一的曹白揭露迫害之内幕的信巧妙地化入自己的杂文《写于深夜里》，刊发出来，达到了抨击当局者的目的。

正是这种有限的舆论空间，形成了鲁迅杂文含蓄与犀利交织的风格，也成就了现代杂文。

以往学术界常常抨击1930年代舆论空间荆天棘地，并非没有来由，但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在这“荆天棘地”之中，左翼文学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不止地处左翼文学中心的上海左翼文学生机勃勃，而且故都北平市民小报与校园刊物也活跃着一批左翼倾向的文学青年。

在所谓高压统治下，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现代》杂志屡屡为左翼文学提供阵地，1933年5月，第3卷第1期刊出郁达夫的《为小林的被害檄日本警视厅》、适夷的《肖和巴比塞》、丁玲的《奔》、张天翼的《洋泾浜奇侠――给大孩子们

（一）》、艾青《芦笛》、郁达夫《光慈的晚年》等。

1933年5月14日，丁玲被特务绑架，宋庆龄、蔡元培等社会名流展开营救，1933年7月，《现代》杂志第3卷第3期刊出《话题中之丁玲女士》，表示声援。

同期还有洪深《五奎桥》剧照。

1933年10月，第3卷第6期刊出森堡译苏联华希里可夫斯基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论》等。

不仅中间色彩的《现代》等刊物如此，即便是官方刊物，有时也以各种名目推出左翼作品。

最典型的莫过于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其部分内容最早发表于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第12卷第六、七、八期（1935年8月、9月出版，选载《历史的误会》《文人》《告别》三节）；1937年3月5日至4月5日上海《逸经》半月刊第25、26、27期全文刊载，无论刊出的动机怎样，事实上传播出一位共产党人天鹅之死般的绝唱。

　　有学者对“民国机制”是否存在表示质疑，也有学者将“民国机制”等同于“民国制度”，实际上，民国制度本身已有一定的包容性，民国机制又大于民国制度，是社会文化多种力量交织、互动形成的一种功能。

这种功能存在于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左翼文学的生存与发展、左翼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民主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等的微妙关系均体现出这种民国机制。

上文提到罗执廷博士曾经那样激烈地批评“民国文学”“民国史视角”“民国机制”等概念，可是，当他稍后认真考察现代文学的出版问题时，则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民国机制”观点。

　　民国机制并非今人的凭空臆造，而是民国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无须乎怎样去刻意夸大，只需拂去历史尘埃，还原其本来面目。

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教育、新闻出版等社会文化诸业的发展，不仅给文学提供了一定的保障、舞台与受众，而且在文学的前行路径、发展模式与审美风格等方面都赋予了民国的色彩。

民主共和制度奠定了整体性的政治基础，政治管控的多元化带来了文学的多样化，没有铁板一块的主题、题材要求，没有必须奉为圭臬的创作方法、审美风格。

五四时期，表现人性解放、个性解放是多数作家不约而同的选择，与此同时，也有白屋诗人吴芳吉《婉容词》那样的作品，表现觉醒者追求婚姻自由却给旧式婚姻留下的原配带来了难耐的孤凄与悲哀，《婉容词》以幽咽的泣声参与了时代交响曲的复调建构。

1927年至1937年，文学史叙述流行“左翼十年”的说法，其实，在这十年间，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民主主义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百舸争流，各显身手，并非后来自诩为“主潮”之左翼文学的一统天下。

诸种文学，各有千秋，其来龙去脉，起伏跌宕，不同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既有矛盾冲突，又有交织相融。

即使左翼文学阵营内部，有执着表现阶级斗争的叶紫，也有擅长描写西南边地人与自然的艾芜；同一个作家，如丁玲，既有反映现实革命的短篇速写，也有追溯历史长河的长篇小说。

抗战时期，抗日救亡固然成为文学主潮，但实际上，抗战时期的文学并非清一色的抗日救亡题材，人性与个性启蒙仍占相当大的比重。

1942年延安整风之后，边区与根据地文学相对整齐划一，而国统区依旧自成格局，哪怕是左翼作家，对延安派人到重庆传达的《讲话》精神也可以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

1940年代末，共产党的胜利指日可待，香港左翼文坛对自由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发动了凌厉的攻势，但在故都北平，仍有一批自由主义作家固守自身文化立场，希冀在动荡之时能够保留一块精神文化的桃花源。

文学的确无法与政治剥离重重叠叠的关联，但文学终归是文学，它不像绝对忠诚的军队一样严格听从统一的号令，也不像政权那样在新的政治力量致命打击之下顷刻间土崩瓦解，自由是文学的天性，民国的体制与复杂的情势又恰恰给民国文学提供了自由飞翔的天空，于是，有了气象万千的民国文学。

不止精神旨趣如此，而且艺术形式亦然。

新文学自五四时期在文学殿堂挂帅出征一路凯歌的同时，文言与传统文体并未如数百种现代文学史著作所说那样一蹶不振、一去不返，而是仍然葆有顽强的生命力。

专门的文言刊物与文白参半的刊物，不乏读者，通俗小说的读者更是不可数计。

报纸社评、官方文告、民间祭祀等等，文言仍有用武之地。

旧体诗词作者队伍庞大，涵盖社会各界，政界、军界、金融界、企业界、教育界、新闻出版界等等，其中包括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田汉、老舍、俞平伯等著名新文学作家。

文言是怎样保持自己独立姿态的，又是怎样参与新文学和现代汉语构建的，新旧文学的多种路向、不同阶段，是怎样演进、交织的，等等，都应该予以深入的探究。

这样才能确认中华文学传统并未断裂，也才能把这一传统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发扬光大。

　　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历史也绝不会原封不动地重现。

我们应该做的是通过历史还原来建构中国现代文化转型期的传统，汲取经验教训，推动当下文化沿着宽广的道路阔步前行。

民国文学研究起步之初，对文学与社会之关系的关注可能会多一些；随着研究的深入，会越来越注意审美的建构。

审美选择的多元化，固然基于作家的创造性，但也是源于民国提供了一个可以展现创造性的舞台。

关于民国文学审美世界的民国属性，且留待将来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