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2018热点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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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战略研究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

长江经济带是指沿江附近的经济圈。

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省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1%，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

主要优势

一是交通便捷，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

长江经济带横贯我国腹心地带，经济腹地广阔，不仅把东、中、西三大地带连接起来，而且还与京沪、京九、京广、皖赣、焦柳等南北铁路干线交汇，承东启西，接南济北，通江达海。

二是资源优势。

首先是具有极其丰沛的淡水资源，其次是拥有储量大、种类多的矿产资源，此外还拥有闻名遐迩的众多旅游资源和丰富的农业生物资源，开发潜力巨大。

三是产业优势。

这里历来就是我国最重要的工业走廊之一，我国钢铁、汽车、电子、石化等现代工业的精华大部分汇集于此，集中了一大批高耗能、大运量、高科技的工业行业和特大型企业。

此外，大农业的基础地位也居全国首位，沿江九省市的粮棉油产量占全国40%以上。

四是人力资源优势。

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之一，人才荟萃，科教事业发达，技术与管理先进。

五是城市密集，市场广阔。

而且这一地区人口密集，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各种消费需求也十分可观，对于国内外投资者有很强的吸引力。

由此可见，长江流域孕育了发达的长江经济带。

长江经济带是整个长江流域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全国除沿海开放地区以外，经济密度最大的经济地带，它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是其它经济带所无可比拟的。

与沿海和其它经济带相比，长江经济带拥有我国最广阔的腹地和发展空间，是我国今后15年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地区，应该成为世界上可开发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内河经济带。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具有独特优势和巨大发展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已发展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区域之一。

长江经济带战略作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转型实施新区域开放开发战略，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

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确立了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新格局：

“一轴”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发挥上海、武汉、重庆的核心作用，“两翼”分别指沪瑞和沪蓉南北两大运输通道，“三极”指的是长江三角洲、长江中游和成渝三个城市群，“多点”是指发挥三大城市群以外地级城市的支撑作用。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创新驱动带和协调发展带，对于实现长江全流域生态修复、推动经济要素有序流动，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沿江11个省市尤其是上中游省市经济增长迅猛，要素流动活跃，创新驱动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渐显，正成为承载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带、衔接“一带一路”战略和双向开放战略的重要纽带。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有利于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真正使黄金水道产生黄金效益；有利于挖掘中上游广阔腹地蕴含的巨大内需潜力，促进经济增长空间从沿海向沿江内陆拓展，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作互动格局，缩小东中西部发展差距；有利于打破行政分割和市场壁垒，推动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统一融合，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有利于优化沿江产业结构和城镇化布局，建设陆海双向对外开放新走廊，培育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第一个一百年，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一百年，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生态地位重要、综合实力较强、发展潜力巨大。

目前，长江经济带发展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生态环境状况形势严峻、长江水道存在瓶颈制约、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产业转型升级任务艰巨、区域合作机制尚不健全等。

京津冀

京津冀是中国的“首都经济圈”，包括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的保定、唐山等11个地级市。

其中北京、天津、保定、廊坊为中部核心功能区，京津保地区将率先联动。

京津冀位于东北亚中国地区环渤海心脏地带，是中国北方经济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地区，越来越引起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瞩目。

2016年，京津冀三地地区生产总值合计74612.6亿元，占全国的10%。

发展模式：

发挥北京的辐射带动作用，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全方位对接支持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建立便捷高效的交通联系，支持中关村科技创新资源有序转移、共享聚集，推动部分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合作。

与河北共同筹办好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促进区域整体发展水平提升。

聚焦重点领域，优化区域交通体系，推进交通互联互通，疏解过境交通；建设好北京新机场，打造区域世界级机场群；深化联防联控机制，加大区域环境治理力度；加强产业协作和转移，构建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

加强与天津、河北交界地区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管控，严控人口规模和城镇开发强度，防止城镇贴边连片发展。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一个重大国家战略，对于打造新型首都经济圈、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国家形象和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助于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根治“大城市病”（首都的“虹吸效应”包括产业的“虹吸效应”和人口领域的“虹吸效应”）。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助于优化城市群结构、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助于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经济增长减速，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增长方式转变，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经济发展结构转变，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

在经济发展换挡期，转变增长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同时以此为基础打造新增长极对中国经济综合竞争力跃升也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四、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助于大气环境治理，改进区域生态环境

五、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助于建立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新体制、建成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区域协同发展一般是指区域内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开放、共同发展，并不断缩小差距的过程，其目标是推动区域内空间结构、产业结构合理布局，实现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区域协同发展还应按照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以提升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质量。

建立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新体制，把京津冀都市圈建成科学持续、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

一是要着力加强顶层设计，二是要着力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三是要着力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四是要着力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五是要着力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六是要着力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七是要着力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

雄安新区

雄安新区（XionganNewArea）位于中国河北省保定市境内，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规划范围涵盖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等3个小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对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区域实行托管。

雄安新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重大战略的延伸和载体，是尊重城市建设规律、解决“大城市病”问题的关键一招，是创新区域发展路径、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的点睛之笔，必将焕发出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

将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升到一个新的平台，“北京—天津—雄安”三角形的形成，会使得三个城市高效互动，雄安新区会与京津城市轴另外一侧的“通州区+北三县”构成京津冀城市群核心区域的两翼。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此设立的国家级新区。

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一是重点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可以有效缓解北京大城市病，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形成北京新的两翼。

　　二是有利于加快补齐区域发展短板，提升河北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水平，培育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也可以与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推进张北地区建设共同形成河北新的两翼。

　　三是有利于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打造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加快构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

以一带一路形成区域开放新格局把西部特色转为经济优势

“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

“一带一路”主要联通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能够有效的加强与沿路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

“一带一路”的战略的实施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增加进出口贸易。

“一带一路”战略中涉及西部地区的10多个省市区，这也意味着我国西部大部分城市群会搭上“一带一路”战略的快车，促进自身发展。

新疆煤炭资源、天然气储量居于全国首位，石油资源、太阳能、风力能源等也非常丰富；青海有着丰富的矿产、能源、旅游等资源；陕西矿产、煤炭资源也是相当丰富；内蒙古则是矿产、土地、森林资源尤其丰富。

在“一带一路”的战略中完全可以促进这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而陕西、新疆、重庆、广西等这些省市可以发挥其重要的纽带作用，发挥沿带优势，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同时促进资源合理配置。

二、当前西部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区域经济增长相对差距缩小，但绝对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呈现高度化趋势，但内部结构不合理

（三）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较低，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

（四）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较快，但仍相对薄弱

（五）生态环境脆弱、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生态风险

三、“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西部经济发展策略

（一）改造传统产业，鼓励优势产能走出去

（二）实施产业“反梯度转移”战略，走绿色化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包括建设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电子商务等信息基础设施、高效物流配送网络、保税区、内陆无水港、自贸园区建设等）

　　（四）发挥旅游和文化优势，推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

　　（五）以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创新西部地区对外开放体制机制（西部地区应以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支持和鼓励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创新开放型经济的体制机制建设。

西部地区应主动对接国际新规则，借鉴自贸区在负面清单、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金融创新和现代服务发展等方面的创新实践，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立开放透明的投资管理制度、推进更加便利的贸易监管制度、推进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创新，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构建社会信用体系，保护知识产权，规范市场秩序。

创新政府治理方式，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等，不断推进自生制度创新、提高经济对外开放水平，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

）

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的对接，同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沿边开发开放的结合，带动形成全方位开放、东中西部联动发展的局面。

　　对外开放水平滞后、开放度不高是西部地区及东北地区转型升级缓慢、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将使我国西部地区、沿边地区正由开放的末梢变为开放的前沿。

　　抓住“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西部、东北及沿边地区的比较优势，实施更加主动的开放政策，加强东中西部的互动合作，可以有效促进国内各地区开放型经济协同发展，以此获得经济增长新动力。

开放程度差异，是导致区域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

由于多种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率先推进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形成了东部快速发展的动力。

在新的开放时代，以“一带一路”加快中西部、东北地区开放，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国家战略的统筹推进，将有助于形成内外统筹、南北互动、东中西协调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1．提升区域开放型经济水平

通过“一带一路”，打开面向西北的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开放大门，使我国西北、西南、东北等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末梢变为前沿，加快形成区域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2．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发展

　　从区域层面看，某些地区经济严重下滑的根源在于经济转型升级滞后

3．打造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依托良好的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增长极。

在“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下，重庆、新疆、陕西、福建等“一带一路”重点省份经济增长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潜力巨大。

未来10-20年，抓住“一带一路”向西开放以及沿边开放的新机遇，完全有条件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4．实现区域发展战略对接

　　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重点的“一带一路”建设，依托国际大通道积极打造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有力地支撑了区域间互动连接和区域发展战略对接。

把西部地区特色转化为经济优势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使我国西部从开放“末梢”变身开放前沿。

把握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历史性机遇，把西部地区特色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以西部大开放带动西部大开发。

1．西部大开发重在抓住开放前沿机遇

从资源禀赋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资源禀赋的丰富程度和种类差异较大，比较优势明显，与我国西部地区具有极大的互补性。

从区位看，我国西部地区向西、向南、向北都具有开放优势：

向西，通过亚欧大陆桥到中亚，到达欧洲；向南，可以加强与巴基斯坦、印度以及南亚和东南亚的合作；向北，则可以延伸至俄罗斯。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将打通我国边境通道、东中西部间的物流通道和保障东部与南部资源供应的战略资源通道，加强东中西之间的联系，降低西部物流成本，发挥西部战略资源优势，密切与东部的经济联系，进而实现双向互动。

2．以产能合作为重点，形成西部地区开放新格局

（1）加强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

加强能源资源深加工技术、装备与工程服务合作，加大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合作，积极推动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合作，推进能源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合作，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

（2）推进能源矿产资源项下自由贸易区建设。

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和深加工是西北地区的比较优势。

中亚国家具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矿产等自然资源，但开发能力有限，更需要加强与我国合作开发和深加工。

（3）推进西部区域经济一体化。

以能源矿产资源项下的自由贸易为起点，连接陕西、新疆、青海、宁夏，促进大西北跨区域经济协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强化大西北地区与中亚五国能源矿产资源领域的合作与交流，通过3-5年的努力，逐步扩大与中亚各国多方面的经贸合作领域，奠定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的重要基础。

　（4）鼓励西部企业“走出去”。

鼓励西部地区有竞争力的企业积极“走出去”，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投资，在沿线国家主要交通节点城市和港口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在园区内实行多种形式的自由贸易政策，力争率先打造成产业示范区和特色产业园，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形成区域产业协同融合、资源互补共享的良好发展格局。

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西部区域互联互通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国内产业布局新思路

国内产业布局的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产业布局的现状与特征看，大部分工业产业仍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而西南、西北地区资源密集型行业较为集中。

中部内陆地区工业体系较为齐全，已经出现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趋势。

东北是发展最早的工业基地，石油和黑色金属开采及加工冶炼等重化工业、设备制造业是其优势产业。

主要问题：

一是不同区域规划和产业政策之间缺乏有效协调。

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区域发展规划，从大的区域看包括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京津冀一体化等国家战略;从小的区域看包括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等规划。

这些既有区域性国家战略或规划往往着眼于某一区域或地区自身，没有针对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协同和融合，容易导致不同地区之间出现重复建设。

二是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

由于财政体制不健全、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考核机制，地区之间的竞争逐渐强化，各地区都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结构，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工业结构相似率较高。

三是工业布局过度集中于东部地区。

虽然中西部省份工业不断发展，但我国工业布局仍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更多是资源输出，大量的资本、劳动和和自然资源仍不断从中西部地区流向沿海地区。

“一带一路”战略为平衡国内区域发展提出新思路

首先，覆盖面广，强调区域间协同发展。

其次，促进对西开放，为产业的发展提供市场基础。

第三，打开路上通道，为东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提供通道基础。

第四，加快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为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创造空间。

国内产业布局的新思路

（一）加强区域间的通道建设一是加强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民用航空航线、高速铁路、公路等;二是加强各区域内部设施联通，以各区域内重点城市为支点，加强区域内其他城市与支点城市的道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区域道路网络和信息化网络一体化水平;三是加强各区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陆上通道建设。

（二）加强各地区经济平台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技术经济开发区、高新区、工业园区等经济平台已成为各地产业发展主要载体。

（三）立足本地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一带一路”战略下交通运输类、基建相关产业、装备制造业、能源建设、文化旅游、信息产业、出口竞争力较强的消费类产业将面临较大发展机遇。

（四）引导产业链中下端的加工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中西部就近城镇化

三个“1亿人”，即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以人为本）、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共享文明）、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区域均衡）中国城镇化存在诸多不协调：

大城市很大，而小城市、郊区及周边农村很小；大城市人满为患，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而小城市、郊区及周边农村由于缺乏优质的公共资源，又无法分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

地域上，呈现明显的“东密西疏”阶梯状分布，大中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中西部地区城市相对稀少。

城市规模和布局一直是各国城镇化战略的核心。

中国的主要问题在于城市数量总体不足，尤其是中小城市缺位严重。

1997年以来，城镇化率提高了20个百分点，城市数量却由666个下降至当前的657个，这与国外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城市数量同步大幅增长形成较大反差。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未来的城镇发展需要走出大中小城市和东中西部的协调发展之路。

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既可分散大城市人口过多的压力，也有助于西部大开发等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战略，可谓一举多得。

必要性和重要性

1、中西部就近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需要

2、就近城镇化有利于降低城镇化成本。

3、就近城镇化有利于巩固国防与国土安全。

就近城镇化战略选择

1、发展就近城镇化，关键是规划支撑。

2、发挥自然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产业。

3、发挥潜在旅游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城市与城镇。

几点措施建议

1、改变地方政府的政绩观，加大就近城镇化考核力度。

2、加大政府对中西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3、建立多元投融资体制，为就近城镇化提供资金支持。

4、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简称：

长三角城市群）位于长江入海之前的冲积平原，根据2016年5月国务院批准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长三角城市群包括：

上海，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26市，国土面积21.17万平方公里，2014年地区生产总值12.67万亿元，总人口1.5亿人，分别约占全国的2.2%、18.5%、11.0%。

长三角城市群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带，在中国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平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是长江经济带的引领发展区，是中国城镇化基础最好的地区之一。

长三角城市群经济腹地广阔，拥有现代化江海港口群和机场群，高速公路网比较健全，公铁交通干线密度全国领先，立体综合交通网络基本形成。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指明了，长三角城市群要建设面向全球、辐射亚太、引领全国的世界级城市群。

建成最具经济活力的资源配置中心、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排头兵、美丽中国建设示范区。

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一般以1个以上特大城市为核心，由至少3个以上大城市为构成单元，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并最终实现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

城市群是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若干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集聚而成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城市集团，是大都市区的联合体。

截至2018年3月5日，国务院共先后批复了9个国家级城市群，分别是：

长江中游城市群、哈长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兰州—西宁城市群。

城市群是指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布局不同数量和规模的城市而形成的空间布局形态和城市化载体；都市区（圈）则是指依托和围绕特大城市与周边不同数量和规模的城市而形成的空间布局形态和城市化载体。

两者主要区别在于，都市区（圈）内部特大城市保持多方面的绝对垄断地位，周边其他城市具有更强的依赖性和附属性；而一般的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具有各自的功能分工，保持相互间影响和联系，呈现出各自相对的独立性。

都市区（圈）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