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医务社会工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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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医务社会工作

医

务社会工作最早产生于1905年的美国麻省综合医院。

从医务社工产生发展的历史来看，至少有两个要素至关重要：

一是人们对健康和社会环境关系的认知，二是对人的服务的专业化。

民国时期，这一新生事物伴随着教会医院在国内的开设得以引入，从此拉开了本土医务社会工作的序幕。

医务社会工作引入的背景

跟社会工作引入一样，医务社会工作在本土并不是一个医疗服务自发反应的过程，而是外来知识技术“嵌入”的过程。

因此，在引入初期，存在一个“试探”的过程。

以当时北平协和医院为例，蒲爱德写道：

“自1921年起，北平协和医学院就有了医疗社会服务。

刚开始时只有两位工作人员。

当时个案工作在中国还没有被人使用过。

人们的头脑中还存有一些疑问，这些疑问包括：

一方面中国的家庭是否欢迎家访，另一方面是否有足够的社会福利机构以便可能对病人进行社会治疗。

”然而事实证明，当时中国本土民众对“舶来品”的接纳程度比想象的要好，“我们调查发现，一般的病人都非常高兴有人对他感兴趣，也很乐意有人与他一起为他的照顾计划出谋划策。

”并且还发现本上可整合的资源,那就是“社区",“我们还发现，社区能够为个案工作提供足够的帮助。

尽管中国正式的福利机构比西方国家社区少得多，但也有一定的数量可以利用，而且非正式的或者说自发组织起来的福利机构比较多。

从家庭到远房的亲戚都在分担着大大小小的责任。

家庭朋友，中年男子，村子或街道中年龄较大的人，雇主，每个人都具有他们所意识到的责任，只是有的大一些，有的小一些而已。

”

实际上，从两个角度来讲，医务社会工作较之其他专业社会服务似乎更容易接受：

首先，当时在医生和患者之间确实需要有这么一个中间环节，来辅助对病人的医学治疗。

李槐春在《医院社会服务之功用》一文中写道：

“近代医术可算发达已极，然在很多情形之下，医院仍感到医生和护士之不足，因有许多病人之病因，一方面是属于生理的,一方面是属于社会环境的，如果医生和护士只注意病人生理上之疾病,而忽略其疾病之社会因素，病因之一部分仍然存在，治疗自然难奏功效。

”因此，医院社会服务对患者的帮扶当然会受到欢迎。

其次，当时本土社会对于来自外界的新生事物已经由原来的好奇变成了一种类似于“实用主义”的接纳。

在医学领域，相当多国人对于西医以及西医附属的医疗制度已经有了高度认可，作为这一医疗体制的附属品，社会工作被接纳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即使受助者根本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来自更“科学”和

“专业”的、经常为社会上层服务的“外国医生”来为穷病人服务，这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

医务社会工作的对象、内容和手法

即使在西方，社会工作发展初期也主要集中在社会诊断和个案工作方面，体现在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上，就是带有传统社会工作“济贫.的特征和色彩。

在协和医院的病案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对“贫困者”的支持，包括免挂号费、住院费,甚至提供一些生活用度。

工作的手法主要是针对曾来院就医的贫困病人进行“家访”，协助医生确定其生活环境，促成两者有效沟通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北平协和医学院医院社会服务的一份“病案”来呈现。

案主赵某某，1929年10月26日再次住院。

家庭状况：

案主父亲现在没工作,他自己也病着不能工作。

因此他请求社会工作者为他父亲找份工作。

出院记录：

1929年12月6日案主出院回家,1930年1月25日回医院换药。

医生的声明：

张医生说，案主应该每天回医院换药。

案主的声明：

案主说他住得离医院太远，而且也没钱坐人力车。

他父亲没工作，他请求社会服务部帮助他。

社会服务部的计划：

1.送他去招待所；2,给他父亲找一份工作。

行动介入：

I月25日送案主去招待所，以便每天换药。

2月8日，社工告诉案主让他父亲来医院，医院有一个岗位。

2月10日,案主的父亲来了,可该职位已经有人抢先了，社工告诉案主的父亲，等再有岗位给他安排

备注：

3月1日，社工带案主做检查，再次住院。

出院记录：

3月210,案主出院，社会服务部帮助支付人力车费用。

8月13日和8月25日又两次帮助案主支付人力车费用。

案主父亲靠卖茶水谋生,案主请求社会服务部帮他做打算。

行动介入：

推荐案主去向关先生的办公室求助，并让案主明天来体检。

9月1日，社工查看了案主的病历，发现他身体非常健康。

备注：

关先生让案主等等，有空缺的话会通知他。

10月20日，案主来到社会服务部,说他现在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工作，但每天回家太远，请求让他住在招待所。

社会服务部的计划：

社工告知案主，他不能住在招待所，但他可以跟王季（门诊的一个苦力）商量能否合住，这样可以少付房租，而且也离家近。

10月21日，案主过来说他跟王季商量好合住在离医院不远的东帅府胡同。

这样一份“病案”表明，当时的社会工作者主要还是以个案辅导为主，但主要的工作集中在改善案主的生存处境、协助案主安排就医和协助案主与医生沟通三个方面。

必须注意的是，这种改善案主生存处境的过程中，除了必要的资助外,工作者显然在鼓励和帮助案主自立。

另一方面，在社会服务部后期更为详尽的个案中，介入流程是非常标准的，尤其是对案主的评估，涵盖疾病、个体个性和性格、经济状况和家庭状况，在工作手法上体现了相当专业化的特征。

在一位李姓案主的服务中，接案记录就详细记载了案主职业，家庭成员信息，家庭经济状况，家族史以及案主的简历、行为和个性、病情等，并按照面谈情况作了详细的介入计划并实施。

吴桢在回忆文章《我在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里写道：

“任何一个医院如果只是设备精良、管理先进、医疗水平高，而没有社会服务部的设置，就不能称为第一流医院。

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是1921年建立的，有了它，协和医院的组织结构算是完备了。

这是因为现代医学认为任何一种疾病，特别是慢性病,如心脏病、肺病、胃病、精神病等的发生，显而易见地受心理的、情感的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就是皮肤病也与心理状态、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对于疾病的治疗不能'头痛医头、脚痛治脚'，也不能'见病不见人'，而要对疾病进行综合治理。

社会治疗是综合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种认知，实际上已经把握到了医务社会工作的精髓所在。

遗憾的是，后期可查阅的历史文献并没有特别多的证据表明这些医务社会工作的内容和手法在官方机构和本土医院得到很好的推广

对当前医务社会工作的启示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医院并没有类似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那样的旨在沟通医患之间信息的中介和帮扶困难病人的组织机构，我们的健康照顾体系中也没有类似的设置。

尽管20世纪末就有个别社工进入到医疗和卫生领域，但还谈不上组织和规模，也谈不上制度性设置。

最近几年，深圳、上海、广州、北京等地的社会工作机构纷纷“试水”医务工作，但目前来看，仍然难以形成职业化发展的趋势。

总结民国时期医务社会工作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原因，对照当前我国医务社会工作发展的困局，主要有三点值得深入思考：

第一，当时医务社会工作的设置从医院的角度是自发的，不是外部“植入尽管作为舶来品，医务社会工作是引自国外，但教会医院开设“社会服务部”均来自于医院的内部设置。

受美国医疗制度影响，教会医院认为医务社会工作是医疗卫生服务的固有组成部分，不可分割，因此开设动力是自发的。

而目前本土的医院制度,很多年一直都没有这种传统，社工介入缺乏来自医疗系统的内部呼应。

第二，民国时期社会工作服务是与西方先进的医学技术“捆绑”进入的，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迅速为服务对象所接受，因而能够发挥正常的社会功能。

但现在服务对象对医务社会工作服务缺乏认知和主动需求，社工往往以外来者的身份介入医患之间，遭受来自两方面的冷淡，难以有效沟通双方。

北京协和医院于2007年重设社会工作部并进行了有益的初步实践，但效果及反应并不如预期的好，也是这个原因。

第三，当时的医务社会工作瞄准了服务对象最需要“经济困难”和“医疗知识不足”的问题，并且主要由中国人担当服务提供者，因而能够顺利推展。

当前我国的医疗卫生领域主要的问题在于医疗体制改革的不彻底以及由此引发的系列医患关系矛盾，这些往往是社工无能为力的。

因此，仍然需要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推动医疗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为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同时也需要本土社工界进一步增能,能够就医务社工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形成系统的发展思路，并且切实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和能力，为整体介入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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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河北播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时期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进展研完"（HB13SH040）的成果之一。

作者盂亚男为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张娜为河北大学大学外语教研部讲师；吕静为河北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