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务社会工作的困惑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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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之下，其家人找我帮忙。
张某的症状是典型的产后抑郁。
接案后，我全面评估了张某的情况，采用认知心理治疗法，并配合医院的辅助药物治．疗。
两周后，张某的情况明显好转，脸上又出现了笑容，往日自信、开朗的她“复活”了。
送走张某之后，我却陷入了思考：
一方面，产后抑郁的高发率投射出对产妇关怀缺失的现实问题；
另一方面，产后抑郁的认知疗法是否会在家庭关怀不充分或缺失的情况下失效?
有没有更持久、更彻底的方法避免产妇们产生心理负担?
医院、家庭、社会和医务社工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如何行动?
协调社会资源的困难
一天，医院保安发现医院门口有个纸箱。
打开纸箱一看，一个瘦小的女婴躺在里面，全身长满了皮癣，身边的一张纸条上写明女婴已6个月大。
女婴被医院收治，经医生诊断，女婴患有遗传性皮疹、先天性皮肤病。
像这种患病弃婴，医院也经常会遇到。
弃婴的治疗费用一般都是医院先行垫付，这是医院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
但涉及转院治疗时，就存在不少困难。
比如，弃婴转院治疗需要收治医院与有关专科医院协调，但很多医院包括福利医院都不愿意接受患病的弃婴，导致弃婴的救治陷入了困境。
我虽然见证了这种惨剧的发生，但是如何争取资源，改变弃婴的困难处境，医务社工的具体责任又是什么，都是令我感到困惑的问题。
此外，很多来医院就诊的患者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本来就不富裕，一旦患有严重疾病，往往就陷入生活困境。
虽然社工可以帮助困难患者申请一些救助基金，但对于大多数困难患者及其家属来说，这些也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而且，很多服务对象对社工的期望和要求过高，他们提出的一些申诉求助往往是社工在能力范围内无法满足的。
工作条件的限制
医院虽然成立了社工部，也配备了基本的办公设备，但工作条件仍有诸多限制，如办公场所不足、社工与医务工作者的工作关系缺乏协调性等，这些都影响着医务社工开展实务工作。
就拿办公场所来说，社工缺少独立的办公环境，就无法给服务对象提供一个保护隐私的谈话空间。
很多服务对象有难言之隐，很想对社工诉说，但碍于办公室人很多而不便表达，社工则只能对其进行简单的疏导、安慰，不能挖掘服务对象内心深处的困惑与需求，也就无法制订符合服务对象需求的服务计划，从而无法很好地解决服务对象的问题。
另外，对于一些面临着共性问题的患者或家属，如产后抑郁患者、长期病患者、PICU患者家属、早刊L患者家属等，可以用小组活动的形式开展工作，但是由于缺少活动场地，小组活动的开展就受到了限制。
此外，开展社区宣传活动也受场地、工作员、物资等条件的限制。
任何一种新生事物的成长历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医务社工也不例外。
走在医务社工这条道路上，难免遇到这样那样的困惑和挫折。
但我相信，只要坚持走下去，让更多的人加入医务社工的队伍，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社工是什么，社工干什么的？
在不少街坊眼中，他们是聆听唠叨的好听众，解决烦心事的最佳跑腿。
不过，社工们的烦心事又有谁知？
11月2日，在海珠区新港街南片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广州市恒福社会工作服务社发起“社工嘉年华”活动，近10个社工机构的新旧社工们一起“大吐苦水”。
尴尬：
常吃“闭门羹”被当成“小姐”
一线社工们主要服务对象是社区里的“老弱病残”。
为了融入社区，社工经常会“洗楼”，上门进行陌生拜访。
金沙街社工国良说，被拒绝是常有的事，有些中年人还以为他们是搞传销的。
“看到我们就喊传销仔又来了。
”加入社工行业近一年的梁寓菲已经被“喊”过多次。
“有时候明明家里有人，但是敲门没有人应门。
”即使有人应门，社工热情地递上宣传单介绍后，有时候得来的答复只是冷冷的一句：
“哦，社工啊。
我不需要，你们走吧。
”就此拒之门外。
半年前加入社工队伍的小静，觉得社工给她的感觉是“求别人来让自己帮忙”。
去探望老人家时可能被当成“卖药党”，要提供免费服务别人也不相信。
一些城中村的外来工对“社工”一词更不了解，甚至把女社工当成了“小姐”。
海珠区某街道“外来工组”的社工阿德便有过这样的经历。
小组成员常在外来工下班后，跟路边的外来工搭讪，介绍中心提供的免费服务，却遭到几个外来工调戏：
“那你是不是免费的啊？
”
无奈：
常被当万能成免费义工
除了拒绝，社工们经常会遇到另一个极端：
街坊以为社工是万能的。
在恒福社金沙中心的个案室里，一位家长找到了社工曹姑娘。
家长希望中心的社工能给他的家庭一些物质资助，并想社工出面帮他申请低保。
“如果家庭情况确实困难，我们可以帮助联系像狮子会等慈善机构。
低保申请有专门政府部门负责，社工机构也没有这样的能力。
”曹姑娘只能这样解释。
“有些街坊把我们当成政府部门。
也有一些街坊把社工当成了长期的免费义工。
阿友就遇到相似的案例。
一位独居老人致电希望社工能帮她买饭，背她下楼看医生。
虽然社工在跟进，但也要花一天的时间联络和协调。
“不是帮人解决困难吗，为什么不能立刻派人上门？
社工不是来解决一件又一件具体问题的，“助人自助”才是社工们的最高理念。
阿友无奈地说，“社工达不到街坊的要求，街坊往往就会失望，以为他们是在做秀。
委屈：
常成出气筒成发泄对象
除了上门探访，不定期举办的小组聚会、社区活动等也是社区服务的重点工作。
华南农业大学社会学毕业生李梅（音）在负责一个美食小组活动时，就受过不少委屈。
由于小组每次参加的人员比较固定，有些街坊便以为社工“大细超”，把资源都留给了某些内定的居民使用。
尽管李梅向她们解释了无数次，材料工具是街坊自己负责，中心只是提供场地作为交流平台，但是部分街坊依然不相信。
同样是女性社工的阿华说，街坊的不理解有时候会带来过激言辞，一些新入职的女社工常委屈得要哭，甚至有的连班也不想上。
为了维持社区和谐，社工们很多时候需要进行矛盾调解、心理疏导，在社区内散发正能量。
2011年5月，金沙洲芳和花园一妇女突然纵身从18楼跳下。
国良接到消息到现场协助安稳家属，对家属进行心理疏导。
“当时死者就躺在一边，家属在另外一边大喊大哭。
我一直劝他们说，‘不要再看了’。
”身为基督教徒的国良并不忌讳死亡，但直面生死离别的场景，他说“心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往往有调解需求的街坊都带着情绪，而社工们常常是“躺着中枪”，成为了街坊发泄情绪的对象。
一次“洗楼”期间，一位上夜班的阿姨一见曹姑娘上门连忙大吐苦水，投诉周围的噪音问题。
说着说着阿姨的婆婆也加入进来，两个人情绪激动地你一句我一句，缠着曹姑娘足足聊了一个下午。
“她们投诉无门，心里面有怨气。
我们社工所做的就是赶走负能量，发出正能量。
专家说法
社工服务如中药花时间才能见成效
“社工往往会说‘我们提供专业服务’。
问题是对方还不熟悉你，也不明白专业服务是什么。
”广州市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郭伟信指出，社工频频碰壁的原因是双方还未建立信任感就急于开展服务。
他还指出了现在社工在服务社区时存在的一个常见问题：
想当然。
社工常常会自己在心里想：
“我想他应该有这样的问题，我需要去帮助他。
”而没有从实际上去发现对方的真正需求。
他“教路”各位社工，首先要全面熟悉社区，包括社区的文化、历史、人口构成等等。
然后要根据街坊的实际需要给予帮助，从而建立信任感，而这个过程最少要花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对于社工变义工的现象，他提醒，首先要充分认识社工是提供专业服务，要清晰知道自己应该为服务对象做什么，而更重要的是要学会连接资源。
他指出，广州现在绝大多数社工机构还未能建立完善的社工心理疏导机制。
他建议，社工自身应多向同事、督导倾诉，学会心理调节，而机构也适当安排减少其工作时间或者先暂停工作。
资深教路
厚脸皮薄嘴皮先评估后行动
2009年开始从事社工工作的国良在金沙街采取的方式是：
不管认识不认识，见面都要打招呼。
“早晨阿姨，我是这里的社工阿良。
这么早去买菜啦？
”虽然很多人对于国良的热情不理不睬，甚至觉得他“脑子有问题”。
但是从进驻金沙街的第一天开始，这已经成为国良每天坚持对街坊说的话。
“第一次不认识，第二次可能也不记得。
但是不停主动地打招呼，总有一天会记住我这个人，记住社工这个名词。
国良告诉记者，为了建立良好关系，在进驻社区初期，对于街坊的要求，即使不在职责范围内，社工都会尽量满足。
但他同时提醒，对于一些超出职责或能力范围的要求，要学会巧妙处理。
“比如说，老人家要求社工帮忙打扫卫生、搬搬家私。
初期的时候可以帮忙，但同时要向其解释清楚社工的概念。
”后期再遇上这样的情况，可以帮忙联系义工，与老人商量时间上门进行服务。
遇上求助个案，社工应该按照“非紧急、非重要”原则先进行评估，优先处理紧急的求助或协助对方找相应的部门单位寻求协助。
（南方都市报）
【
内容提要
】
上海出现了中国大陆首批的专业社工，
对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起
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在实际的社会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尤其是“社工——
案主”社会网络关系的构建问题，仅仅用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是无法解决的。
本文用社会网络这套经济社会学的解释范式来分析社会工作所遇到的具体问题，
明确了社会网络对社会工作具有的重要意义，
并对我国社会工作中社会网络的现
状进行了分析，尝试地提出一些社会网络建构的对策。
关
键
词
社会工作
社会网络
本土化
十六大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
“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造就一支
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
要。
”而中国的社工队伍如何建设？
社工本土化的问题就成为重要的讨论议题。
国内有很多文章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问题进行探讨，
但一般从社工的理念、
方法
出发，
从宏观的角度进行分析，
很少从“社工——案主”这个微观的视角进行分
析。
在社会工作实践中运用社会网络理论一般是试图设计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网的
基本工作模式。
本文认为在社工的工作关系中，
“社工——案主”的关系是最根
本的关系，
其关系的良性发展是社工成功本土化的重要方面。
那么，
上海专业社
工存在哪些实际问题？
如何实现社工的本土化？
怎样构建社工及案主的社会网
络？
正是基于以上思考，
本文希望通过社会网络理论来对这些问题进行相关的分
析并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可行路径。
一、社会网络对社会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网络分析——经济社会学的一种解释范式，
正作为一种理论分析的工具被越
来越多的学者所运用。
社会网络这套分析方法和技术，
在实际的社会工作中的作
用是不容忽视的。
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是密不可分的，
有的学者甚至将两者等同。
要明确社会网络，
首先要清楚社会资本的概念。
林南认为，
社会资本是从嵌入于社会网络的资源中
获得的，
它植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
地位获得中的社会资本分为两类，
一
是“摄取的社会资本”，
即嵌入于社会网络中，
能为个体所获取的社会资本，
亦
称为社会网络资源，
二是“动员的社会资本”，
即地位获得过程中实际利用的社
会资本，
亦称为社会关系资源。
因此，
“社会资本可被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
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涉取或动员的资源”。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社
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
这些资源与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
久网络有关，
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
可以看出社会资本更多强调的
是一种可利用的资源，
而这种可以名之为社会资本的社会关系，
我们称之为社会
网络。
这种社会网络，是一种社会信任的关系，由互惠规范而生。
达沃指出社会
网络这一概念应包括四个纬度：
结构纬度（
structure
）、资源
（resource）
、规
范
（normative）
与动态过程
（dynamics）
。
结构纬度反映行为主体间的关系形式、
强度及网络大小。
资源纬度指人们可从关系中获得满足其需要的东西，
通常区分
为情感性支持与工具性支持。
规范则由规定网络内或网络之间行动的行为规则、
要求与禁忌等，如责任、义务、互惠。
动态过程涉及社会网络如何在一定脉络下
因时而变以及个人如何操控其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强调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
互惠关系的建立。
在这一方面，
专门与人打
交道的社会工作发挥了充分的优势。
社会工作是一种专业的助人活动，
它以科学
专业的助人技巧为手段，以受助人的需要为中心，通过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
区工作的工作方法来达到助人的目的。
它不同于一般的普通性的助人活动，
它需
要很多专业理念和技巧，如同感、尊重、真诚等等。
社会网络与社会工作通过人
这个主体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社会网络对社会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认为上海社工社会认可度低以及社工本
身没有职业认同感、
荣誉感，
归根结底是因为专业社工的社会网络、
案主的社会
网络不健全。
上海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工及案主的社会资本的缺乏
（社
会网络不健全），因此，构建社会网络对于解决案主问题，提高社工的地位具有
重要意义，
也是实现社工本土化的重要方面。
专业社工如果拥有强大的社会网络，
就可以利用更多的社会资源，
更好地解决案主的问题；
案主如果能拥有强大的社
会网络，就可以嵌入到社会当中，实现自助，避免再社会化的发生。
二、我国社会工作中社会网络现状分析
（一）案主的社会网络小而窄，同质性大，与社工的关系是弱关系
上海青少年社工服务的对象是
16-25
周岁三失（失业、失学、失管）的青少年。
这些青少年都是需要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的，
其自己形成的网络是小而窄的，
作用
是微乎其微的。
这种网络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个体并没有真正嵌入到社会
网络中，
而是游离在社会网络之外。
社工所服务的对象本质上是弱势群体，
他们
处于社会的底层，
无力改变自己的现状。
他们的社会网络同质性大，
不利于社会
资源的交换、
借用和摄取。
而且案主本身的社会网络是不健全的，
社会网络微小
的变化就可以改变案主社会资源的占有量。
一个人所得到的来自非政府的帮助受
他所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源的影响。
一个人的社会网络受两个因素制约：
第一，
他
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及数量；
第二，
与他有某种关系的社会成员拥有的他所
需要的东西的多少及其向他支付的可能性。
不同的人对社会资源的在乎程度是不
同的，
主要看其拥有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
而社工所服务的案主在这两方面都
处于劣势。
整体来看，
社工与案主的关系是弱关系，
这也验证了格拉诺维特指出
的“强关系是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身份、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相
似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
而弱关系则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起
来的。
因为群体内部相似性高的个体所了解的事物、
事件经常是相同的，
由于弱
关系的分布范围较广，
它比强关系更能充当跨越其社会界限去获得信息和其他资
源的桥梁的作用，可以将其他群体的重要信息带给不属于这些群体的某个个
体。
”社工就充当这种桥梁的作用，将案主与信息、资源联系起来。
当然，我们
也应看到，
社工与案主间仅是业缘关系，
案主通过弱关系获取资源的多与少还取
决于社工人员的业务素质。
（二）社工存在的理论诉求不合理，与案主关系的建立带有“强制性”
就上海社会工作产生的原因来看，
上海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
流动人口很大。
其
发展过程中，
暴露出一些社会问题，
尤其是犯罪低龄化的问题，
这些问题阻碍了
上海快速稳定的发展。
面对这些社会问题，
上海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社会工
作是解决这些问题众多尝试中最有效的一种。
上海专业的青少年社工的出现是基
于“预防和减少犯罪”这一目的，
其工作也是基于这一目的而展开的。
约翰·
肯
尼迪总统曾说：
“公共福利一定不能像海滩救援工作一样，
仅仅打捞起遇难者的
尸骸。
它的重点一定要逐渐指向预防和康复。
”但这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
而不
是案主的立场。
社会工作的理念强调一切以案主的需要为出发点，
从这一点上来
说，
上海专业社工存在的理论诉求就是不合理的。
“预防和减少犯罪”已经将案
主贴上了标签，
也确定了专业社工的工作对象。
基于这种目的产生的行为，
以及
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网络也就不可能一切以案主的需要为中心，
这是与社会工作理
念相矛盾的，
这种社会网络也是不稳定的。
一方面，
案主对“政府角色”的社工
存有戒心，
没有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
社工以救助者的身份甚至政府慰问员的
角色出现，
这样的关系很难产生信任，
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也不利于工作关系的
维持。
而且中国人遇到困难时，一般先自己想办法，“求人不如求己”，实在解
决不了的，再救助于亲人、朋友，很少求助于外人。
这一点，费孝通的差序格局
就是最好的诠释。
另一方面，
帮助案主只是社工“例行公事”，
没有互惠的效果。
社工与案主的互惠交换很少，
案主通过社工获得很多资源，
如就业信息、
技能培
训、
信心等，
但社工从案主那里得到的或许是感激与成就感。
缺少了信任和互惠，
“社工——案主”的社会网络是很脆弱的，会随着个案或团体工作的结束而瓦
解。
对于青少年社工和案主而言，
互动的次数很少，
一般半年举行一次团体活动
（包括八小节）
，
社工与案主感情力量的维持主要基于工作的需要，
社工工作的
原则也不允许社工人员对案主加入太多的私人感情。
社工与案主之间是工作关
系，
一旦个案或团体工作结束，
他们之间已形成的网络关系也就结束，
除非“社
工——案主”的关系再一次建立。
（三）社工机构管理复杂，社工的网络不健全
上海现在有六所专有的社工机构：
潍坊街道社会工作站、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
东方医院医务社工部、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
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
站、上海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
社工的机构比较复杂，政府介入太多，导致职责
不分明，
如徐汇区社区青少年工作站，
是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的下属
组织，
但同时受徐汇区团区委的指导监督。
当遇到事情时，
就不知向哪个单位汇
报解决，
影响工作的效率和实际效果，
应该加强社会工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
建设。
另一方面，中国社工机构有半行政性和半专业性的特征。
像民政、妇联、
共青团等部门，
基本上从事着实际的社会工作，
他们是我国当前社会工作的主体，
专业的社工所从事的工作与这些部门的职能与交叉甚至重叠的地方。
资源纬度方面，
社工利用社会资源方面还不充分。
或许社工得到社会的认可还需
很长的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
社工要与很多组织、
单位接触以利用社会资源
帮助案主解决困难。
但就目前来看，
上海社工利用社会资源的能力是很弱的，
主
要原因是社工的地位还未达到应有的高度，
其他同级部门对社工的工作并没有足
够重视，
社工只能通过政府或原有的社会网络来开展工作。
社工点设在各个街道，
社工日常工作的开展需要街道居委会的支持与帮助。
对于居委会来说，
这是额外
的工作，往往以一种勉强的态度应付。
社工若没有政府的支持，很难开展工作。
如徐汇区对全区青少年进行摸底排查的工作中，
社工就要借助社工点所在的街道
部门的力量，
工作的开展主要以政府文件命令的形式传达到各居委会的，
这种实
际关系的维持靠的就是政府的行政力量，
社工若非依靠政府作后盾，
仅靠“职业
雷锋”的热心，是无法建立起应有的社会网络的。
三、我国社会工作中社会网络机制建构对策
（一）扩大案主社会网络的异质性，重视社工的“桥梁”作用
若要真正改变案主的生存状态，
就要提高他们社会网络的质量，
扩大社会网络的
异质性。
对于青少年案主这个群体，
一方面其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