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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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
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渊源及演变
Ⅰ“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
Ⅱ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辨析
Ⅰ
社会民主主义者或社会民主党一词最早出现于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主要是指德、法等国激进民主派中一些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集团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和共产主义同盟成员曾经作为激进的一翼参加德国的革命，设想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且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创造条件，因此他们有时也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
但是1848年革命的经过证明上述那些社会民主主义者至多只是对工人阶级怀有模糊的同情，甚至是欺骗工人，因此恩格斯说，他和马克思后来有一段时期不愿用社会民主主义这个“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自己的观点，而宁可自称为共产主义者。
19世纪60年代以后，欧洲各国陆续成立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
最早的一个是1869年由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
该党纲领规定：
“政治自由是各劳动阶级经济解放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因此社会问题是与政治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受到政治问题的制约，而且只有在民主国家内才能实现。
”由此可见，它是把争取民主理解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并且根据这一理解来命名的。
这个党后来改称“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最后在1890年定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沿用至今。
这一时期其他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通常也命名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工党（也有命名为工党或工人党的）。
1889年各国社会主义政党联合成立第二国际，曾经考虑过采用“国际社会（主义）党”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党”作为这个集合体的名称，在有的决议中也曾用过“社会民主党的国际组织”、“国际的革命社会民主党”等提法，虽然最后并未取得一致，但是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些名称可以交替使用，在意义上是没有差别的。
为了表述方便，学术界一般用“社会党”一词来代表所有这类政党。
这一时期各国社会党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集中表现在各党的纲领中，而第二国际确定的参加国际的组织所应具备的条件可以说是这一理解的概括。
第二国际1889年成立大会上悬挂的横幅标语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剥夺资本家阶级的所有权，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化”。
需要指出的是，第二国际的原则当中，均未提到革命或暴力革命，更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强调合法斗争的策略。
这种状况是由当时各党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合法地位决定的。
正因如此，恩格斯在晚年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纲领和理论作了肯定的评价。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论述中一方面从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这一角度解释社会民主主义，另一方面也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党的学说是与科学社会主义一致的。
第二国际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可以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但是，肯定社会民主主义的这一正确内涵，并不等于说第二国际各党的指导思想是纯正的科学社会主义。
实际上社会民主党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观点分歧，特别是在革命手段问题上。
自从巴黎公社失败以后，由少数人发动突然袭击夺取政权的策略已经过时，而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已不同程度地实行普选权，陆续颁布福利法案，社会党人开始进入议会，获得了通过议会斗争和其他合法途径逐步改善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可能。
因此各党的日常工作主要是议会选举和议会内的斗争以及工会斗争。
从理论上讲，这些合法斗争是可以而且应当为最后发动革命积蓄力量、创造条件的。
一八六六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
危机过后，资本集中有了惊人的发展。
大规模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
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
吸收社会的资金办企业，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了。
在欧洲大陆，首先是钢铁工业，接着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变成了股份企业。
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一变化，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第二版，第504页）
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
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
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
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
马克思1883年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12年之久。
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意义：
“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273页）
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
历史做的还要更多：
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
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
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旧式的起义，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
”
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
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
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
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595、597、603、607页）
通过以上所述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并没有从原则上排除工人阶级和平取得这一政权的可能性。
在合法斗争日益取得成就的条件下，社会党内当然有人热衷于这种可能性，认为通过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的改良措施就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这就是党内的右派，也就是改良主义派或修正主义派（尤其以伯恩施坦主义为代表）。
左派则坚持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并且努力探索新形势下的新的革命策略。
中派口头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动摇不定。
左中右三派斗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战争危险的问题上表现得最为尖锐。
第二国际各党虽然曾共同制定了在万一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时要坚决加以反对并且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发动群众推翻本国政府的革命策略，但1914年8月帝国主义战争真正爆发时大多数欧洲社会党领导人却支持本国政府，带领党和工人群众参加了战争，同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分裂。
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社会民主主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列宁仍旧从正面意义使用社会民主主义一词，认为那些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社会民主党领袖是背叛了社会民主主义，但是后来考虑到许多党已经被这些人把持，整个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已遭到玷污，因此列宁在1919年4月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应该摒弃社会民主主义，改称共产党，并且在同年9月发起成立了由各党左派组成的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
共产国际1920年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条件规定，申请加入的党不仅要改称共产党，而且要修改“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还必须使每一个劳动者都清楚了解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区别。
从此以后，在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的文献中，社会民主主义成为一个贬称，成为社会改良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同义语，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被指责为与法西斯主义在本质上一致，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另一方面，各社会党内的中派和右派仍旧维持原来的组织和名称，仍旧把自己的理论和政策概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来同共产党所主张的布尔什维主义对立，而且也以自己的国际组织即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与共产国际对抗。
这一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概念的内涵与第二国际时期相比已有很大的变化。
它突出以下两点：
明确主张用和平的、渐进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提倡一般民主，推崇议会制民主共和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正是在这两点上它是与布尔什维主义针锋相对的。
而布尔什维克本身即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的产物。
在党务活动上以俄国激进主义党派民意党为榜样，党的领袖是绝不允许背叛的绝对权威，精英党要高度集中、严守纪律，限制党内争论。
这就是1903年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党建问题上争论的核心。
受第二国际影响的孟什维克认为，德国社民党为自己树立了榜样，民主建党、政教分离、允许党内争论、有派。
列宁则对俄国民粹主义激进思想的组织模式情有独钟，认为那种集中、秘密、纪律、限制争论的组织是党必须坚持的，他的解释是，由真正的革命家组成的党组织越坚强，党内的不坚定性和动摇性就越少。
这一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也带有一些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痕迹。
例如仍旧表示信奉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同时向资产阶级思想开放）；仍旧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并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实质上主要是争取分配制度方面的改良，推行社会福利政策。
社会民主党坚决反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专政，但也有部分领导人肯定苏联的建设成就，主张在帝国主义国家进攻面前捍卫苏俄。
他们反对法西斯主义，但对其危险严重估计不足，有时甚至也把苏联的制度称为法西斯主义。
在共产国际1937年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纠正过去的左倾错误，提出与社会民主党（主要是其左派）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时，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只有部分领导表示欢迎，因此双方并未达成协议。
但是双方在法西斯主义统治的国家和地区都遭到迫害，实际上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是不同程度地合作的。
三、民主社会主义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社会民主党有时也把民主社会主义当作社会民主主义的同义词使用，这主要是为了突出它们的主张的民主主义性质，突出它与布尔什维主义专政的对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社会党的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1951年法兰克福成立大会通过的《原则声明》采用“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为标题，从此以后，在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献里，“社会民主主义”一词逐渐被民主社会主义取代，但各国社会民主党却并没有因此改变名称。
这一概念的转换除了突出民主、表示坚决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意义之外，还意味着社会党的理论和政策的变化和发展。
法兰克福“原则声明”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为所属各党提供了制定纲领的基本准则。
各党也从不同的方面进一步阐述民主社会主义思想。
社会党强调民主社会主义的开放性，所以对它的解释也不企求一致，但是以下几点可以说是普遍得到承认的：
第一，实现非马克思主义化和世界观多元化。
如前所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公开否认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但是已经向资产阶级思想开放。
二战结束以后，各国社会党在筹备建立国际组织的过程中曾围绕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进行争论，结果表明没有一个党想明确宣布摒弃马克思主义，但是它们也不再愿意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指导自己的政策和行动的理论。
法兰克福声明序言第11条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性的转折：
“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或其他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还是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共同的目标，即为一个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
”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基本原则纲领更加明确地说：
“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植根于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它不想宣布什么最终真理……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党。
它是由来自不同信仰和思想派别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
”
这表明，民主社会主义已实现了非马克思主义化，亦即世界观的多元化。
但是各党仍在不同程度上肯定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历史作用，有时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之一。
第二，民主社会主义不是根据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矛盾的发展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而是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些伦理价值的实现，法兰克福声明说：
“社会党人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不仅因为它造成经济上的浪费，也不仅因为它使群众不能享受物质权利。
最主要是因为它违背了社会党人的正义感。
社会党人反对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因为它侵犯人的尊严”。
又说：
“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必然的，它要求所有信仰者作出个人的贡献。
”
1953年，社会党国际本特维尔德特别会议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宗教的声明》的伦理色彩就更加明显了。
这一声明虽然在第2条中声称要根据平等、自由等原则“通过改变财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但接着就说，“社会主义政策是一种伦理的具体体现，这种伦理的渊源可以是宗教的，也可以是非宗教的”，“社会主义理想和政策所依据的伦理原则是同创造性文化的最优良传统相结合的”；“在欧洲，基督教福音是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源泉和伦理源泉之一。
”
最早把伦理社会主义观点引入社会主义运动的是德国的新康德主义者。
在1877年写成的《康德对伦理的论证》中，德国马堡学派新康德主义代表人物柯亨（1842—1918）发表了他对伦理在人和社会改造中的重要作用的看法。
1886年，柯亨明确、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新康德主义的伦理社会主义思想。
柯亨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当它是以伦理的唯心主义为基础时才是合理的。
唯物主义在根本上是与真正的社会主义原则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的。
因此，“政治的社会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必须彻底放弃唯物主义。
康德在阐述第三条绝对命令（即“在任何情况下把人当做目的，决不只当做工具”时已经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原则思想。
据此，“人本身作为目的就产生并且规定了人格的概念，这也就是伦理的基本概念……因此永远不能把工人仅仅当做商品，哪怕是为了所谓国民财富这一崇高目的也不行。
他必须‘在任何时候都同时也是目的’”。
因此柯亨认为，康德是德国社会主义“真正的、确实的创始人”。
当然，这是在逻辑意义上，而不是从历史发展的意义上讲的。
到20世纪初，柯亨一步论证了社会主义的“纯粹唯心主义”基础，开始超越对康德学说的解释而建立自己的体系。
另一方面，他认为唯物主义理论的内部是有“道德精神在搏动着的”。
只有当唯物主义历史观能通过“自我纠正”而解决自己在逻辑上的矛盾，只有当关于社会的纯粹经济概念上升为道德的概念时，人才能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品和结果”，而且是这个发展本身的一个“因素”。
在政治方面，柯亨认为康德的绝对命令就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它包含了“新时代和世界历史的全部未来的道德纲领”。
当前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国家支配原则是不符合这一道德准则的。
柯亨主张通过联合即合作的所有制来解决问题。
柯亨的弟子福尔伦德尔认为，一种持久的社会主义哲学必须包含两个方面：
首先，它一定不能满足于仅仅在头脑中虚构出来的乌托邦梦想，而是必须依据一种力图认识社会事物的经济和历史过程现实状况的可靠方法。
“对此，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已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不应当再排除的。
”
其次，随着这种认识方面的社会主义而来的应当是一种行动方面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已经包含了这种行动的社会主义，并且在世界上为它开辟了道路，但是还没有在科学上为它做出论证。
“这种行动的社会主义不能停留在单纯的历史和经济理论上，而是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社会主义应当和必须努力实现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只有一种关于‘应在’的哲学，即伦理学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康德的伦理学正是这种伦理学。
它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结合就构成完整的社会主义哲学。
福尔伦德尔还就最终目的的内容论证了康德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他反对某些新康德主义者把康德说成是社会主义者。
他认为，由于时代条件，康德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者，至多只能成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但他恰恰也不是。
但是康德关于每一个有理性的人本身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原则如果能彻底实现，就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相近了。
在这个最终目的的范围内，尽管有严格的共同体制度，仍旧存在着自由发展每个人的道德个性的可能性。
“正确理解的社会主义和真正的个人主义并不矛盾，相反，它们互为条件，甚至相互促进。
”
福尔伦德尔认为，康德和新康德主义者关于理想国家的提法是“有自由意愿的人们的共同体”，这与《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提法几乎是一致的。
康德的理想国家固然只是“自由主义的法制和经济国家”，但也已包含着未来的社会国家的萌芽，“按照字面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的道路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在逻辑上也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是从康德通向马克思的。
”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埃希勒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并不在于其科学性，而是在于“对人的解放在道德上的必然性的不可摧毁的理想、对善的胜利、对人的共同性的不可摧毁的信念，对人的一种共同生活方式的幻想，而这种幻想总的来说可以说是一切有理性的人的幻想。
正是这一信念使社会主义运动始终具有生气和活力”。
但是他认为，人们对这种必然性做了危险的解释，以致于摧毁了人“对自己不仅在塑造自己的生活而且在塑造社会生活方面的责任感”。
埃希勒认为，认识到这一点，就会使人感到自己对社会主义的实现是负有责任的，“这种责任的历史意义是很重大的。
实际上社会主义是否有前途，或者世界是否会沦入野蛮状态，取决于人们是否认识到这一责任并使之产生实效。
”
通过这样的论证，埃希勒实际上把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客观必然性解释成“道义上的必然性”，又把道理上的必然性与人的责任感和行动联系起来，为社会主义确定了伦理思想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各国社会党普遍接受了伦理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和政策的主要论证。
各国的纲领结构基本上可以归纳为：
社会主义的伦理论证+时代分析+具体政策要求。
随着社会党正式、公开地承认伦理社会主义观点及其价值观念，这些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基本上从制度范式转为价值范式，也就是说，不再以将资本主义制度改造为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努力目标和社会主义事实的标志，而是把社会主义价值的逐步实现作为努力方向和衡量自己政策性质的尺度。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伦理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等同起来。
从伦理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伦理社会主义从来未能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社会主义理论。
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伦理社会主义者是哲学家，他们关心的是社会主义的哲学论证，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方面只是偶尔涉及。
也就是说，他们想要解决的是社会主义的“为什么”，而不是“怎样做”。
实际上，从柯亨开始的重要的伦理社会主义者在考虑到社会主义实践时都寄希望于某种现存的政治力量。
不是反对和推翻现存国家，而是通过利用和改造现存国家来实现社会主义，这是伦理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经济思想方面，伦理社会主义者虽然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承认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但并不主张彻底废除私有制，而只是要求加以限制。
与此同时，他们对合作制经济很感兴趣。
至于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更是他们十分关心的。
由此可见，伦理社会主义是“天然地”趋向于改良主义的。
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伦理社会主义从新康德主义者中产生时，社会民主党的实践已经日益具有改良主义性质，因此不少伦理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接近或假如社会民主党并企图使党接受他们的思想，也不是偶然的。
在社会民主党方面来说，由于一部分政治活动家、工会工作者和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分析和预言产生怀疑，企图为自己的实践寻找其他依据，也就很自然会趋向伦理社会主义。
伦理社会主义为社会改良主义提供恰当的理论依据，社会改良主义为伦理社会主义付诸实践提供具体政策和组织机构，这一密切的相互关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终于使伦理社会主义成为社会党的理论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说，社会民主主义是以伦理社会主义为论证的社会改良主义。
第三，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一样，民主社会主义继续主张在议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框架内通过改良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它对现存国家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发展。
一些西欧国家如法国的社会党参加反法西斯主义抵抗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参加重建共和国的工作，因此明确地认为这个国家是“自己的”国家。
大多数西欧国家的社会党获得长期或阶段性的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的机会，在野时也是主要的或最重要的反对党，因此已成为这些国家的“现存权力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完全承认了这一制度的政治游戏规则。
与此相应，在国家理论方面，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多元论，否定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性质。
第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初期，大多数社会党仍旧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化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一些执政的社会党还曾努力推行国有化。
后来它们逐渐改变看法，不再坚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主要标志。
1997年英国工党决定修改党章第四条，取消其中关于公有制的主张，这突出地说明了民主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观念方面的这一根本性变化。
目前各国社会党普遍主张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但是以私有制为主的混合经济并在这一框架内由国家对生产和市场实行宏观调控，主张工会和工薪劳动者参与企业的经济决策和生产管理（即所谓的“经济民主”），同时维护福利国家（即所谓的“社会民主”）。
社会主义的实现既不能以国家性质的改变为标志，也不能以所有制的变革为标志，它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界限也就很难划清了。
另一方面，既然主张用伦理动机和伦理目标来论证社会主义，也就不一定需要制度变革方面的论证。
因此，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持久的任务，对此一些重要的纲领性文件都作了明确的论断。
1989年社会党国际的斯德哥尔摩“原则声明”说：
“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与经济民主化和不断提高社会公正的持续过程。
”德国社会民主党1959年哥德斯堡基本原则纲领说：
“社会主义是一个持久任务——为实现自由和公正而斗争，保卫自由和公正，而且自身也要经受自由和公正的考验。
”1989年的柏林基本原则纲领又说：
“实现这些基本价值和完善民主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持久性任务。
”这些论述为后来各社会党放弃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替代奠定了基础。
回到社会民主主义
1992年9月，社会党国际在柏林举行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以“变化中的世界上的社会民主主义”为主要论题并就此发表了声明。
这一主要文件和大会上的一些重要讲话都不同程度地交替使用“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二词。
这一情况不是偶然的。
它表明，苏东剧变后一些社会党内对于是否应当继续使用“民主社会主义”一词来表达社会党的理论和政策已经产生疑问。
苏东剧变以后，欧美各国右翼政治家、理论家和传媒竭力宣扬资本主义已取得最后胜利、社会主义已彻底失败的论调。
这一攻击不仅针对共产党，也是针对社会党的。
社会党方面尽管过去和现在都强调民主社会主义和苏联、东欧国家的“现实社会主义”有根本区别，但是在这一形势下也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此外，由于东欧国家的共产党纷纷改称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特别是东德的统一社会党起初加上“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副称，从1990年2月起又正式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这就更加使社会党人感到存在概念上的混乱。
最初对此作出反应的是两德合并前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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